马孟龙 | 重谈汉初豫章郡地望及沿革

马孟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马孟龙，男，1981年生，辽宁沈阳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历史地理、出土文献研究。

《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豫章郡自注“高帝置”，地域范围为赣江流域，与今江西省境大致相合。[1]传统观点以为汉高帝初置豫章郡即有《汉志》规模。[2]不过，清人姚鼐、杨守敬指出汉初庐江郡在江南，或在赣江流域。[3]今人周振鹤以上述看法为基础，认为汉初豫章、庐江二郡分列赣江流域南北，豫章郡辖赣南之南昌、新淦、庐陵、南城、赣、南野、雩都七县之地。[4]目前学界对汉初豫章郡辖域的认识，基本信从周氏看法。

笔者最近阅读史料，发现以往对汉初豫章郡辖域的认识存在缺陷，不能与《史记》纪事对应。故重新解读汉初史料，对豫章郡方位及所属王国等问题提出新看法，希望能为长江中下游秦汉政区地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欲出兵征讨闽越国，淮南王刘安上书进谏，提到一件旧事：

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5]

“陛下先臣”即第一代刘氏淮南王刘长。文帝六年（前174），汉臣张苍等人也提及此事：

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6]

又《汉书·五行志》载，“是岁（文帝二年）南越反，攻淮南边，淮南王长破之”[7]。此事显然就是刘安、张苍提到淮南王刘长破南海越国之事。这里的“南越”当脱漏“海”字，而非赵佗之南越国。将三条史料相互对照，不难复原此事经过：文帝二年（前178），南海越人攻淮南国，淮南王刘长派将军间忌击破之，将归降越人安置于庐江郡上淦。不久，上淦越人复反，刘长再次出兵镇压。这里的“上淦”对于理解汉初庐江郡辖域至关重要，周振鹤曾详考其方位：

“余”字是越语发语词，无实意，“余干”就是“干”。……“淦”即“干”，上淦即“干”地（余干）之一部分。……清人沈钦韩以为上淦即上干溪。《汉志》豫章郡：“余干，余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汉至清余水之名不变，上干溪（即上淦）乃余水上游，余水于汉在余干县，是上淦地在余干县明矣。[8]

清人沈钦韩以为“上淦”或即《太平寰宇记》信州玉山县之“上干溪”。[9]上干溪乃今信江（古称余干水、余汗水、余水）上游支流，故周氏称“淦”即“干”，即余干水，“上淦”在今信江流域。仔细分析，这些论证很有问题。首先，“上干溪”乃宋代水名，将其与汉代水名对应，存在很大风险。又上干溪在今玉山县，汉初不在庐江郡境内。淮南王刘安曰：“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10]元鼎六年（前111），闽越王余善“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11]。唐宋地志载白沙、武林皆在余干县附近。[12]武帝时期汉朝仅能控制信江下游的余干县，信江中上游乃闽越国势力范围（图1），所以“上淦”不可能与“上干溪”有关。其次，从读音来看，“淦”古音属唇音韵尾的侵部，“干”则是鼻音韵尾的元部，两者上古音距离较远，不可能相通。[13]无论从地理还是读音来看，都无法建立“余干水”与“淦水”的对应关系。

梳理《史记》汉初豫章郡的记载，多与江东吴地相关。现将相关史料胪列如下：

（1） （灌婴）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史记·灌婴列传》[27]）

（2） 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陈婴条[28]）

（3）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4） （景帝三年冬）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

（5）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第3—5条出自《史记·吴王濞列传》[29]）

史料1记载灌婴破项羽后，渡江定吴郡，随后平定豫章、会稽二郡。史料2之陈婴在项羽死后属汉，平定豫章、浙江。[30]史料1、2将豫章郡与会稽郡（浙江郡）排列在一起，同在江东地域范围。史料3—5则明确提到刘濞之吴国辖豫章郡。若按照旧说汉初豫章郡在赣南，灌婴、陈婴平定江东不可能涉及豫章郡，而吴国更不可能跨越淮南国去管辖豫章郡。旧说与《史记》记述明显不合，值得反思。

基于《史记》，汉初豫章郡应在江东，而《汉志》豫章郡在赣江流域。面对两者的矛盾，前人多以为《史记·吴王濞列传》“豫章郡”为“鄣郡”之讹。[31]但仔细思考，《吴王濞列传》三处“豫章郡”同时错讹，还是令人心怀疑惑。再将其扩展到《灌婴列传》《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是否妥当，也值得商榷。总之，将《史记》五处“豫章郡”全都视为错讹，未免过于草率。

“鄣郡”大约是三国时期才出现的概念（详见后文），用晚出的“鄣郡”去校改《史记》，并不合适。后人之所以把《史记》“豫章郡”改为“鄣郡”，显然认为豫章郡在赣江流域，不可能在吴地。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汉志》豫章郡乃西汉末年政区建制，不能与汉初豫章郡等同。若排除《汉志》带来的“思维定式”，立足于《史记》，应当首先考虑汉初豫章郡在吴地的可能。那么，豫章郡究竟在何处？

《史记·吴王濞列传》“豫章郡铜山”是判断汉初豫章郡地望的重要地理坐标。这座铜山汉初位于吴国豫章郡，西汉中期至东汉位于丹阳郡。唐人张守节注“豫章郡铜山”曰：“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并属章也。”[32]后人受其影响，谈及吴国、丹阳郡铜山，或定于宣城县[33]，或定于当涂县[34]。20世纪70年代，魏嵩山综合传世史籍关于江南铜山的记载，称“西汉丹阳铜得名于丹阳郡，既不仅限产于今宣城县，也不仅限产于当涂，而是遍产于该郡所属今苏浙皖交错的茅山、天目及九华山区”[35]，主张铜山乃丹阳郡一系列铜山的泛称。

分析汉代史籍，铜山应只在一处。前人无法确指，乃至提出“泛称说”，其实暴露了利用传世文献解决这一问题的局限——皖南、浙西历代铜山记载甚多，何以确认哪一座是汉代豫章郡、丹阳郡铜山？面对这一困局，应摆脱传世文献的束缚，寻找其他解决途径。20世纪80年代，安徽省考古工作者在今皖南繁昌、南陵、铜陵三县交界的顺安河、新桥河、黄浒河上游之工山、凤凰山、狮子山、铜官山发现大量汉代铜矿冶遗址。[36]它们规模巨大，数量众多，产业链完整，发现伊始即有学者思考其与吴国、丹阳郡铜山之间的关系。如杨立新、张国茂等学者提出江南唯有铜陵地区丰富的汉代铜矿开采、冶炼考古遗址可以与吴国、丹阳郡铜山对应。[37]铜陵地区考古调查的深入，又为上述看法提供了新证据。如铜陵地区陆续发现战国晚期蚁鼻钱范、汉初半两钱范[38]，可与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相对应，进一步验证铜陵古铜矿即吴国铜山。[39]时至今日，铜陵地区古铜矿即汉代吴国、丹阳郡铜山已经成为考古学界共识，堪称20世纪安徽考古事业取得的重要收获。[40]

吴国豫章郡铜山方位的确定，对汉初长江下游政区地理研究意义重大。历史地理学界传统观点以为今青弋江即古庐江，青弋江流域在汉初属淮南国庐江郡。现已知铜陵地区为吴国铜山所在，则皖南地区汉初不属庐江郡，青弋江更不可能是古庐江（图1）。[41]而对于汉初豫章郡研究而言，铜山方位的落实，表明汉初豫章郡位于铜山所在的今皖南地区，是重新思考汉初长江中下游郡级政区分布格局的重要基础。

根据学界传统认识，今皖南地区秦至汉初属鄣郡。不过，“鄣郡”的命名仍有疑问。《汉志》丹阳郡自注“故鄣郡”。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故“鄣郡”，一种是“故鄣”郡。历代学者大多持第一种理解。而辛德勇通过史料辨析，坚持第二种理解，并指出“故鄣郡”得名于郡治“故鄣县”。[42]笔者赞成辛氏看法，并作一些补充。

“鄣郡”之名不见于《史记》，首见于《汉书》，共三处，两处在《汉志》。除前面提到尚有争议的班固注丹阳郡“故鄣郡”之外，还有一条见于广陵国广陵县自注“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吴”[43]。仔细思考，此条注文存在问题。班固注汉初王国属郡，皆在各郡目之下。这条谈及汉初鄣郡、会稽郡归属的文字却在“广陵”县下，与《汉志》体例不合。且注文“（江都国）不得吴”与《汉志》会稽郡自注“景帝四年属江都”矛盾。笔者怀疑，“并得鄣郡，而不得吴”的文字并非出自班固，而出自后世注家，因脱漏注家之名，误窜为班固自注。[44]从三国士人文颖、韦昭皆称“鄣郡”来看[45]，江都王刘非、广陵王刘胥并得鄣郡的说法，或出自魏晋注家，并非班固原笔。

若将《汉志》广陵县自注“鄣郡”排除，再排除尚有争议的《汉志》丹阳郡自注“故鄣郡”，则《汉书》“鄣郡”仅有一处，见于《高帝纪》：

（六年）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46]

此条虽然明确提及“鄣郡”，但“故东阳郡、鄣郡、吴郡”的表述颇为费解。查《史记》《汉书》刘邦封置王国记录，从不称以“故某郡”置国，而是列举当时的郡名。此处记载对刘交封地的描述，便不言“以故砀郡、薛郡、郯郡”。况且东阳郡是当时存在的郡名，何以称“故”？所以笔者怀疑，这段记载本作“以东阳郡、故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后人不知“故鄣”为郡名，将《高帝纪》“故鄣”之“故”提前到“东阳郡”之前，以对应“鄣郡”的理解。[47]若上述推论成立，则《汉书》不存在“鄣郡”的说法，《高帝纪》《地理志》皆为“故鄣郡”。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亦作“故鄣郡”[48]，也可作为辅证。辛氏结论可以信从。

《汉志》记载丹阳郡前身为故鄣郡。而前面考证，丹阳郡铜山汉初属豫章郡。豫章郡、故鄣郡同在皖南，两者是什么关系？梳理史籍，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史记》从未出现“故鄣郡”，似乎表明汉初无“故鄣郡”。或许存在这样的可能：今皖南地区汉初称豫章郡，后更名故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再次更名为丹阳郡。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史记》仅称“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49]，“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50]，并未言及刘贾受封郡名。班固能详细列出荆王受封之东阳、故鄣、吴三郡，必有可靠之资料来源。考虑到这段记载明确言及受封时间，再加上班固编撰《汉书》大量利用汉初诏书，《高帝纪》荆王、楚王受封之史料来源应该是诏书。诏书出现“故鄣郡”，说明汉初已有“故鄣郡”，与“豫章郡”不存在时代差异。

进一步思考，诏书对荆王、楚王受封郡名的表述值得深思。荆王受封之东阳郡，乃以郡治东阳县得名[51]；吴郡，即会稽郡，因郡治吴县得名。楚王受封之砀郡、薛郡境内有砀县、薛县，应为两郡治所。[52]郯郡即东海郡，因郡治郯县故名。不难发现，这份诏书存在“以郡治称郡”的规律。辛德勇指出，“故鄣郡”因郡治“故鄣县”得名。由此看来，“故鄣郡”并非正式郡名，应与吴郡、郯郡一样，都是“以郡治称郡”，正式郡名应该是豫章郡。

汉初“以郡治称郡”现象的出现，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江西省遂川县曾出土“廿二年临汾守”秦戈。[53]铜戈发布者和杨宽认为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河东郡治临汾县，故临汾守即河东守。[54]陕西省宝鸡市出土“廿六年临相守”秦戈。[55]郭永秉、广濑薰雄指出“临相”即“临湘”，乃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长沙郡治所，临湘守即长沙郡守。[56]再看传世文献中的例证。秦末陈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57]，以往有学者据此认为秦代置陈郡[58]。出土文献表明所谓“陈郡”应为“淮阳郡”，《史记》“陈守”应是以“郡守治地”代称淮阳郡守。[59]刘邦“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乃以宛守为殷侯”[60]。这里的“宛守”也是以郡治称呼南阳郡守。秦王政时期，又出现以郡治命名郡名。如秦代九原、云中、代、琅邪、临菑等郡名皆得自郡治。[61]由于秦代很多郡名得自郡治，那些不以郡治为名的秦郡可以用郡治代称郡守，至汉初开始出现直接以郡治替代正式郡名的现象。如司马迁描述高帝末年直辖十五汉郡中的“江陵”[62]，乃以郡治代称南郡。高帝六年（前201）正月丙午封置荆王、楚王诏书列举郡名似乎存在统一“以郡治称郡”的规律。因此，所谓“故鄣郡”应与诏书中的吴郡、郯郡一样，分别为豫章郡、会稽郡、东海郡的替代称法。

如果故鄣郡就是豫章郡，传世文献关于汉初豫章郡、故鄣郡同在皖南的矛盾即可化解。不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尚有一些淮南国、长沙国、庐江国辖豫章郡的证据，尚需进一步辨析。

《史记·黥布列传》载“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63]。这条史料被视为豫章郡属淮南国的“铁证”。但此为英布初封淮南王之事，《黥布列传》《秦楚之际月表》载英布受封淮南王在汉王四年（前203）七月[64]，此时四郡皆为项羽掌控，刘邦乃遥划淮南国封域。次年正月刘邦封置长沙王吴芮，其诏书曰：“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65]据《史记》之《高祖本纪》《卢绾列传》，高帝封置长沙王时，临江王共尉尚存，且与汉军激战于南郡[66]，江南诸郡非汉所有。至于岭南之桂林、南海、象郡更是为赵佗掌控。刘邦初封长沙王所举郡名亦属遥封，不能认为长沙国领有豫章、桂林、南海、象郡。且豫章郡本已划属英布，此时又封予吴芮，更将其“虚封”性质显露无遗。只有刘邦诛灭项羽，完全占有楚地，才能对江南诸郡进行分配。高帝六年（前201）十二月刘邦废楚王韩信，分其封地为荆、楚二国，荆国领有豫章郡，说明刘邦平定楚地后，乃是把豫章郡划归楚王韩信，并未封予淮南王、长沙王。汉初淮南国、长沙国不辖豫章郡。

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以淮南王刘长故地封其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由于以往认为汉初豫章郡在赣南，周振鹤称庐江王辖庐江、豫章二郡。[67]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有“庐江豫守”封泥（图2），他结合《水经·赣水注》南昌县“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秦以为庐江南部”[68]之记载，考订“庐江豫守”为秦代庐江郡南部长官之印[69]。清朝末年对秦汉印制了解不深，以今日研究水准检视，该封泥无界格，文字风格也与秦代印章文字特征不符，应属西汉封泥。孙慰祖注意到周振鹤对汉初庐江国辖域的考证结论，称：

豫守，“豫”即豫章之省。豫章郡乃高祖自庐江郡分置。文帝十六年分淮南故地（衡山、淮南、庐江、豫章）为三国……豫章地在庐江南，时当属庐江国之支郡。至景帝四年庐江国除，庐江、豫章地属汉郡，则郡守印文中不得合两郡之名。故此封泥时代应在景帝四年前，豫章为庐江支郡时。豫守前冠以“庐江”，明其为属郡之故。[70]

传世汉代封泥还有“楚东海守”，孙慰祖考证为楚国东海郡守之印。[71]“庐江豫守”“楚东海守”封泥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汉初王国辖支郡之文物证据。据“庐江豫守”封泥，文、景之际的庐江国辖豫章郡，验证了周氏判断。

然而正如前面所论，《史记》明确记载豫章郡属吴国，直至景帝三年（前154）汉廷还下诏削吴国豫章郡。庐江国存续时间为文帝十六年至景帝三年，与吴国存续年代重合。这样一来，便出现豫章郡分属吴国、庐江国两种相互矛盾的证据。

笔者认为，庐江国之豫章郡守并非“庐江豫守”唯一理解方式。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被孙慰祖首先排除掉的“郡守印文中不得合两郡之名”。从情理而言，郡守确实不应冠两郡之名。不过，新近公布的一类秦封泥，颠覆了旧有认知。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巫黔右工”“巫黔□邸”。“右工”“邸”为郡官，秦代应置有“巫黔郡”。传世文献无巫黔郡，却有巫郡、黔中郡。周晓陆分析“巫郡、黔中郡为楚故郡，秦先下楚黔中、再下楚巫郡，合称巫黔郡在情理之中”[72]。新近公布的一批相家巷秦封泥又出现“巫黔中守”“巫黔大府”。[73]“巫黔中守”封泥表明“巫黔□邸”应为“巫黔中邸”，而“巫黔右工”“巫黔大府”中的“巫黔”皆为“巫黔中”之省称。[74]“巫黔中郡”的出现，验证了周晓陆“巫、黔中二郡并为一郡”的判断。无独有偶，岳麓秦简所见秦令出现“蜀巴郡”。[75]关于“蜀巴郡”建置沿革，目前仍缺乏足够史料加以解释。[76]但把“蜀巴郡”理解为某一时段内将蜀、巴二郡合并，更郡名为“蜀巴”应无疑义。秦代“巫黔中郡”“蜀巴郡”表明，孙慰祖所谓“郡守印文中不得合两郡之名”并不准确。

巫黔中郡、蜀巴郡都是秦代的例证，而且学界认为这种郡名的出现，是统一战争中的权宜之举。目前汉代确实不见合两郡之名的确证，但却有合两县之名的情况。西汉河南郡有雒阳、缑氏二县，地域相连。居延汉简511·38载戍卒籍贯为“河南郡雒阳缑氏西槐里”[77]，籍贯书写方式特殊。学者或以为抄手不清楚戍卒籍贯，兼写二县之名[78]；或以为雒阳县另有缑氏乡，此简脱漏“乡”字[79]。然而，后续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73EJT9∶40又出现“河南郡雒阳缑氏东宛里公乘赵强”[80]，表明所谓“抄手不清戍卒籍贯”“漏写乡字”等推测皆不可信。相较而言，周振鹤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缑氏与洛阳关系比较特殊，北魏并入洛阳，东魏复置，但县治仍在洛阳城中，后来又曾几度置废，然与洛阳都脱不了干系，此简是否表明汉时缑氏与洛阳已有特殊关系？”[81]此说很有启发，汉简“雒阳缑氏”应是西汉某一时期将雒阳、缑氏二县合并，更县名为“雒阳缑氏”县。

又传世东汉铜器常见题铭“朱提造”或“堂狼造”者，为朱提县和堂狼县所铸造，泛称“朱提堂狼器”。在这些器物中，偶见联署两县名的“朱提堂狼造”。对于这一题铭，历来争议很大。孙太初首先指出“如将两地均作县名解，似无一器之上铸两县名的道理”。后世学者受其影响，将署名在后的“堂狼”或解读为山名，或解读为铜官名[82]，但都与汉代铜器题铭制度不符。今按，《续汉书·郡国志》犍为属国有朱提县，无堂狼县。刘昭注引《南中志》称朱提县有堂狼山[83]，可知堂狼县一度并入朱提县。朱提、堂狼二县地域相连，东汉时期几度分分合合[84]，“朱提堂狼”题铭可能正是两县合并，更县名为“朱提堂狼”时铸造之物。[85]

由巫黔中郡、蜀巴郡，以及雒阳缑氏县、朱提堂狼县的命名，可知秦汉时代存在合并两政区名称为新政区名称的做法。这样一来，“庐江豫守”“楚东海守”便存在另外一种解读可能，即汉代曾将庐江郡、豫章郡合并；将楚郡、东海郡合并，更名为庐江豫章郡、楚东海郡。“庐江豫”乃“庐江豫章郡”之省称。

《汉志》豫章郡自注“高帝置”。20世纪以来，学者指出《汉志》“高帝置”问题尤多，不可遽信。[86]最近，笔者对《汉志》注记“高帝置”之20郡逐一辨析，发现19郡非高帝所置，仅有豫章郡情况不明。笔者结合楚汉之际陈婴“属汉，定豫章、浙江”之记载，推测豫章郡是秦郡。[87]前人早已考证故鄣郡为秦郡[88]，既然故鄣郡即豫章郡，则豫章郡亦为秦郡。豫章郡的置年可以上溯至秦代，《汉志》20条“高帝置”注文无一可信。

《汉志》丹阳郡自注“故鄣郡”，可见豫章郡、丹阳郡辖域大致相合。由于学界以往认为青弋江为古庐江，青弋江流域属庐江郡，所以考证汉初故鄣郡不包括青弋江流域。[89]本文第二节考证今青弋江流域汉初属豫章郡，则汉初豫章郡、汉末丹阳郡辖域相当。元封二年汉武帝复置丹阳郡，乃是恢复汉初豫章郡的旧貌。

豫章郡后与庐江郡合并，组成庐江豫章郡。由于汉初庐江郡属淮南国（后置为庐江国），豫章郡属吴国，故庐江郡与豫章郡的合并，必在景帝三年吴国、庐江国废除之后。周振鹤考证两郡合并在元狩二年。但昌武则定在景帝三年。[90]“庐江豫守”性质的确定，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汉初郡长官称谓沿袭秦末制度，称“郡守”，至景帝中二年（前148）更名“郡太守”。[91]“庐江豫守”封泥称“守”，必早于景帝中二年。景帝中二年以前，庐江郡已与豫章郡合并，这无疑是但昌武观点的有力证据。

由于以往学界认为豫章郡、故鄣郡是两郡，这就影响到对汉初长江中下游政区格局的理解。如周振鹤认为元狩二年江南庐江郡并入豫章郡，故鄣郡更名丹阳郡。但昌武认为景帝三年江南庐江郡并入豫章郡，故鄣郡并入会稽郡。现已知豫章郡即故鄣郡，则要重新分析景帝以后之庐江郡、豫章郡、会稽郡政区变动。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庐江郡与豫章郡合并，改置庐江豫章郡。不过，豫章郡并未全部并入庐江郡。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封丹阳、胡孰、秣陵三江都王子侯国，皆位于汉初豫章郡北部，说明江都国辖有原豫章郡北部数县。[92由此可见，景帝三年乃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则与庐江郡合并，置庐江豫章郡。由于江都国辖有部分豫章郡（故鄣郡）之地，故班固注丹阳郡“故鄣郡，属江都”。学者以往据此注文证明江都国辖故鄣郡，并不合适。

又《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载：“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钱唐。”[93]但昌武认为故鄣郡、会稽郡合并在景帝三年，《越绝书》“熟知西汉前期会稽、鄣郡曾有合并的历史，但混淆了具体时间，将景帝时期两郡合并之事误系于文帝之时”。现已知汉初豫章郡即故鄣郡，景帝三年将豫章郡拆分，分别并入庐江郡、江都国，则景帝时期无合并故鄣郡、会稽郡之事。《越绝书》系年并非有误，故鄣郡（豫章郡）、会稽郡合并乃吴王濞对江南政区的调整。到了文帝十六年，会稽太守治吴县（《越绝书》“吴郡”当为“吴县”之误），会稽都尉治钱唐县。《汉志》吴县为会稽郡首县，即郡治；钱唐县为西部都尉治。可见仅仅过了七年，吴王濞又恢复豫章郡、会稽郡。这种诸侯王国内部政区调整应该较为普遍。《史记·吴王濞列传》称刘濞“王三郡五十三城”[94]，此三郡当即东阳郡、豫章郡、会稽郡。而伍被追述吴王濞封域为“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95]。《汉书·五行志》曰：“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96]前人对吴王濞辖“四郡”疑惑不解。《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推测：“疑刘濞曾分会稽郡北部为吴郡，然详情已不可得。”[97]此说有一定合理性。楚汉之际，曾并立吴郡、会稽郡，《史记·灌婴列传》有“遂定吴、豫章、会稽郡”[98]可为证。高帝十二年刘邦封置吴国，史称“上患吴、会稽轻悍”⑦，似乎当时又是吴、会稽二郡并立。所以吴王濞初封时，可能辖东阳、豫章、吴、会稽四郡，后对政区进行调整，将吴郡、会稽郡并为一郡，辖三郡，故景帝三年削吴国支郡，仅有豫章、会稽二郡。史籍中吴王濞辖三郡、四郡皆有合理性。总而言之，景帝三年长江中下游政区调整只涉及庐江、豫章、江都三郡国，会稽郡辖域未有变化。景帝三年以后，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仅有会稽、庐江豫章二郡（图3）。

但昌武认为景帝三年江南庐江郡并入豫章郡，在江淮之间新立庐江郡。而庐江豫章郡的存在，表明这种看法存在问题。因为当时不可能既有庐江郡，又有庐江豫章郡。正如但昌武所论证，建元年间的豫章郡已经涵盖了江南庐江郡旧地，而江淮之间存在庐江郡。笔者认为，庐江豫章郡后来更名为豫章郡，与江淮之间新立庐江郡有关，即江淮之间新庐江郡的设置，使江南之“庐江豫章郡”不能沿用“庐江”之名，故更名豫章郡。这表明江淮之间庐江郡的设置，应在景帝中后期。

若将以上论述加以汇总，可以概括秦汉之际豫章郡建置沿革及辖域变迁。秦代置豫章郡，辖域范围等同《汉志》丹阳郡。汉初豫章郡先后隶属韩信楚国、刘贾荆国、刘濞吴国。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并入庐江郡，拓展郡域后的庐江郡改称庐江豫章郡。大约景帝中后期，又于江淮之间新立庐江郡，更江南“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析豫章郡、江都郡置丹阳郡，豫章郡仅剩赣江流域，即汉初庐江郡辖域，自此形成《汉志》豫章郡之规模。

不同于秦代缺乏体系性地志资料，《汉志》提供了完整、全面的西汉全国政区建制，是两汉政区地理研究的基础。[99]但在利用《汉志》进行研究时，学者应对其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即《汉志》所载乃西汉后期政区，不仅不是西汉二百余年之“定制”，更与西汉初年政区存在巨大差异。王国维《汉郡考》首次突破《汉志》政区框架，利用《史记》《汉书》系统分析西汉不同时期郡级政区辖域及建置沿革，为西汉政区地理研究打开全新局面。此后周振鹤更进一步揭示出西汉一代王国辖域变迁的剧烈过程。与王国情况类似，某些汉郡辖域变化也很剧烈。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汉初之郡历经析分、整合，演变成为西汉后期数郡，更体现在辖域的转移。例如历经清代以来学者不懈努力，揭示出汉初庐江郡在长江以南，改变了以往根据《汉志》将汉初庐江郡限定在江淮之间的旧有认识。

从汉初庐江郡研究可见，《汉志》虽然是汉初政区地理研究的参照系，但不可因《汉志》局限研究思维，将汉末郡国辖域与汉初等同。故在面对《汉志》与《史记》记述之矛盾时，更应重视《史记》之史料价值。王国维曾提出秦郡研究运用史料的基本原则：

以《汉书》证《史记》，不若以《史记》证《史记》。夫以班氏较裴氏，则班氏古矣。以司马氏较班氏，则司马氏又古矣。细绎《史记》之文，无一与《汉志》相合，始知持班、裴二说者，皆未尝深探其本也。[100]

王氏主张秦郡研究首重《史记》，次为《汉志》，裴骃秦郡之说为末，强调历史研究的史源学意识，以及依据史料成书时代排列史料层次的基本原则。这种看法至今对古史研究仍具指导意义。具体到汉初豫章郡辖域，《史记》《汉志》明显不同，然而前人立足《汉志》，轻易否定《史记》，从而丧失探寻汉初豫章郡方位的机遇。对照王国维提出的古史研究原则，怎能不令人感慨!在未来的研究中，若能摆脱《汉志》带来的“思维定式”，立足《史记》《贾谊书》等西汉史料重新思考，或许能为西汉政区地理研究开创全新局面。

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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