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1期，第62—71页
魏旭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 225002
摘
要
唐宋时期,扬州水路交通发达,但陆路交通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根据相关文献中的驿站、递铺位置,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复原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陆路的交通要道。较之唐代,宋代交通的起点与中心转移、部分道路废弃或形成,原因在于唐宋扬州城池变迁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宋代扬州城外特别是城东成为中心区域之一。道路的层叠与长期延续是古代扬州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此外,城外主要交通道路对扬州人文地理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作者简介
魏旭,男,1990年生,陕西西安人,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主要从事汉唐考古研究。
交通是空间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交通建设长久居于诸般建设之首。唐代,扬州作为重要的经济都会,享有“扬一”之誉。至宋代,其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南宋时期又成为宋金、宋元战争的军事前沿。不论经济都会或是军事重镇,对交通条件都有较高要求。以往对唐代扬州交通的研究多集中于水路,即运河、长江、海域等相关方面,而对陆路交通的研究又多集中于城内,对宋代扬州交通也较少涉及,这与扬州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地位不相匹配,故本文选取部分区域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关于唐宋扬州陆路交通的记载较少,仅见《元和郡县图志》中对扬州至泗州、润州里程有较宏观的记述[1],另有唐末涉及扬州的战事记载也为研究扬州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提供了线索,但区域跨度大,缺乏细微道路节点。此前考古发掘确认的道路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城门附近。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局限性使扬州城交通道路的研究面临较大困难,仅见刘妍在城门位置的基础上根据拓扑关系尝试复原扬州城内道路,其复原范围也仅限于城圈附近[2];李梦遥宏观讨论了唐代扬州陆路交通的分类,指出扬州曾设置扬子驿等驿站,论述了东西、南北方向的交通以及陆路出行方式[3],但其研究亦未揭示城内外道路的联结路径和具体走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正史、笔记、诗歌、方志中的记载和考古材料为主,研究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陆路交通[4]的状况,并探讨其发展变化及原因。讨论区域为扬州北部,既包括唐、宋扬州城内的北半部分,也包括扬州城北郊,即蜀冈上城址及其以北地域。南界在宋大城西门与东门连线以北区域,即今四望亭路—东关街一线。
一
唐代扬州北部驿站与交通
唐代扬州城包括蜀冈下罗城和蜀冈上子城两部分。子城呈不规则四边形,面积约2.828平方千米。四面城墙保存基本完整,各有1座城门。在子城内发现两条大路,呈“十”字形交叉,与4座城门相连。[5]罗城城墙厚约18米,或有12—14座陆门、7座水门(水关或水涵洞),面积约13平方千米。罗城内河道纵横,商业、手工业较为发达。[6]经考古勘探,城内道路有南北向路6条、东西向路14条,其中南北干道3条、东西干道4条。道路宽5—10米,干道路较宽,并与城门相联通。[7]
驿站的设置需依托交通干道,几处驿站之间即主要交通道路的延伸方向,因此确定驿站位置是研究交通道路的基础。史籍未明确记载唐代扬州城内的驿站,但从城内桥梁名称和水路分布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唐代扬州桥梁有“二十四桥”之称,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可记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大明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次东水门,东出有山光桥”[8]。王勤金对二十四桥做过较为详尽的考证。[9]驿桥应引起特别注意,沈括言“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意即驿桥位于官河(贯穿扬州城的南北向河流)转折处以南,学界认为在今瘦西湖路与邗沟路交会处附近。[10]僧圆仁记:“未时,到禅智寺桥东侧停留。桥北头有禅智寺。自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府……毕,行东郭水门。酉时,到城北江停留……二十六日晡时,下船。宿住于江南官店。”[11]王勤金以圆仁行船速度推算,其住宿的江南官店与驿桥位置符合,当为官驿。⑨李益《逢归信偶寄》诗云:“乡关若有东流信,遣送扬州近驿桥。”[12]可见将信件邮寄至驿桥附近是时人共识,驿桥附近应为扬州邮驿中心(下文简称“官驿”)所在。[13]此外,驿桥得名应与官驿有关,这一现象可见于南唐毗陵驿。[14]
考古资料显示,唐代扬州罗城内官驿交通条件优越,罗城城门位置如表1所列。官驿地处罗城内一条南北斜向道路(连接12号北门与10号南门,全长4 400余米,宽5—10米)和一条东西向道路(连接1号东门与5号西门,全长3 010米,宽7—10米)交汇处。[15]后者北濒邗沟,故官驿又位于南北向河道与邗沟交汇处。前者自隋唐起即为扬州的中心街道⑤,则官驿毗邻繁华商业区域。因此,官驿位置兼顾水陆、通向四方又邻近中心街道,是唐代扬州的邮驿中心。这与唐代驿路交通网的中枢都亭驿(位于长安城朱雀街西通化坊内[16])位置相似,均位于南北向中心街道近旁以及郭城的北部中心。
表1 扬州罗城城门位置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 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由官驿向西可至罗城的4座西门,到杨家庄西门(5号西门)最为便捷。嘉靖《惟扬志》附《隋唐扬州图》,其中江都县西的迷楼(位于蜀冈东侧)至盱眙县之间有一条道路相连。[17]此路是该图中仅绘的两条联通扬州城的道路之一,足见其应为交通干道。另据沈括所记,在西水门外有茶园桥和大明桥,联通蜀冈上下城。因此出城的主要道路穿过茶园桥、大明桥向西北延伸。此道路上可考节点不多,“故驿铺”或与之相关。嘉靖《惟扬志》载,宋代江都县西路递铺中有“故驿铺”[18],由其名称可推测此处原有驿站,始置于何时不详,但至宋代已废弃。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比例地图上,《隋唐扬州图》所绘上述道路与今扬子江北路—扬天公路—345国道—204省道—344国道一线的变化曲线几乎一致[19],说明此条道路从隋唐沿用至今。这条路的出现甚至可以上溯汉代: 甘泉山附近出土的汉刘元台墓买地券中有“南至官道”之句,可见其当时已是西北方向的要道。[20]既然该条道路长期沿用,那么宋代的9座递铺,在唐代也应经过,其中大明寺即关键节点之一。大明寺位于蜀冈上制高点之一的蜀冈中峰上,晚唐光启年间,毕师铎、杨行密争夺扬州时,该寺是双方争夺的重要据点: 光启三年(887),“行密攻广陵,营于大明寺”[21];四月,毕师铎 “趋广陵,营于大明寺。扬州大骇”[22];十一月,孙儒争扬州,占据杨行密的故寨大明寺[23]。占据大明寺可以控扼大明桥,切断城外蜀冈上下的联系,占据西北向道路。此外,刘妍认为:“大明寺自晚唐即为攻城军队常驻之地,为南宋时筑平山堂城埋下伏笔。”[24]
此道路出西门后,在大明寺附近分出一条支路,延伸至蜀冈西峰。杜甫《解闷(其二)》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25]据余国江考证,西陵即蜀冈西峰,上有古驿站,隋炀帝陵即位于古驿站附近。[26]隋炀帝墓位于扬州城西1.5千米,驿站距离扬州城也应与此相当。此驿站所依附道路在唐人诗歌中被称为“广陵道”。唐代赵嘏《广陵道》云:“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归雁,白首哭途何处人。”[27]权德舆《宫人斜绝句》中“一路斜分古驿前”为此条道路的走向提供了依据。隋炀帝巡幸扬州时,把死去的随行宫女葬于蜀冈西峰南侧斜坡上,因故得名“宫人斜”。权诗中的“古驿”与杜诗中的“故驿”均位于蜀冈西峰,应为同一驿。因此,“广陵道”即上文所述出城西北向道路的分支,至于向西延伸何处则未可知。
官驿经城内道路向东为罗城1—4号东门,经化校东门(1号东门)出城最为便捷。唐代由邗沟出扬州城东的水道已极为繁忙,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舡,小船等不可胜记”[28],足见其繁华。也有学者认为,驿桥与1号东门之间的街道是唐代扬州“十里长街”组成部分[29],最为便捷、繁华,应是向东的最主要道路,甚至是驿道所经。出东门后,主要道路可能沿蜀冈南沿或运河南岸向东抵达山光寺。沈括记载,“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次东水门,东出有山光桥”[30]。毕师铎、杨行密等也曾屡次屯兵山光寺: 光启三年四月毕师铎抵达扬州后,大军先屯大明寺,后又屯山光寺,“师铎退屯山光寺,以广陵城坚兵多,甚有悔色”[31]。毕师铎在后悔进军的犹豫之际屯兵于此,应该也是为向东撤退做准备。五月,杨行密攻秦彦,“遣其将张神剑令统兵屯湾头山光寺”,应是为封锁东部通道,同时杨行密“屯大云寺,北跨长岗,前临大道,自扬子江北至槐家桥,栅垒相连”,封锁了扬州向西的区域。[32]
此道向东,过禅智寺,附近运河上有禅智桥。再向东,到东塘。光启三年五月杨行密攻击秦彦、围困扬州时,苏州刺史张雄曾响应秦彦之求救,率兵赴扬州,“屯于东塘”[33]。《读史方舆纪要》“茱萸湾”条引《元和郡县图志》曰:“隋仁寿四年开此以通漕,一名湾口,一名湾头,亦曰东塘。”[34]故东塘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其方位处于扬州城北蜀冈逐渐消失之处,即今湾头镇古运河向西拐折一带,军事战略地位与山光寺相似。十月,扬州城陷,杨行密入扬州,孙儒争之,据杨行密故寨。“城陷,秦、毕走东塘”[35],也是沿城东的大道遁逃。道路至东塘后的走向从张神剑、高霸的逃脱路线中能得到线索,“秦彦遣郑汉章将步骑五千出击张神剑、高霸寨,破之,神剑奔高邮,霸奔海陵”[36]。如前文所述,张神剑初屯于山光寺,被郑汉章击退后,二人分别向海陵、高邮奔逃。向高邮方向的道路或为驿道,趋向楚州。五代时期,此东西向道路亦作为行军路线,如“南唐将陆孟俊自泰州进攻扬州,屯于蜀冈”[37],但东塘至海陵、高邮缺少更多节点。
官驿北至北门的街道是否作驿道使用未见明确记载,但肯定是一条重要通道。《资治通鉴》“光启三年”条载,唐末秦彦、毕师铎军攻扬州,“壬戌,宣州军攻南门不克……用之乃开参佐门北走”[38]。参佐门为扬州城南北中心街北端之城门。[39]唐末,杨行密至扬州击毕师铎,先“率兵数千赴之,行至天长,师铎已囚骈,召宣州秦彦入扬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冈”[40],后“屯大云寺,北跨长岗,前临大道,自扬子江北至槐家桥,栅垒相连”。槐家桥应跨河,占据后即可将西侧栅垒与蜀冈上河道联为一体,加之城东山光寺的驻军,即可构成对扬州城的完整包围。《隋唐扬州图》在扬州东北绘槐家桥,其下注“杨行密、张神剑屯兵处”[41],可见槐家桥为要津,占据后能够控制北向交通。乾隆《江南通志》载“槐家桥,县北十五里,跨槐家河,唐末杨行密、张神剑屯兵处”[42]。今扬州槐泗桥地处明清扬州城北侧6—8千米,距离和方位均与唐之槐家桥相符,因此唐代槐家桥的地理位置很可能与今之槐泗桥相同。当然,由扬州城内至槐家桥也可经由子城,但由槐家桥向北的道路延伸至何处就不得而知了。
要之,唐代扬州由城内官驿向西的主要道路应当经杨家庄西门,过茶园桥、大明桥,经大明寺,向西北延伸至盱眙。又在大明寺附近分出一条沿蜀冈西峰向西的支路,近隋炀帝墓。官驿向东的主要道路出东水门后向正东,先后经过山光寺、东塘,趋向高邮和泰州。官驿以北的道路出罗城北门后,延伸至槐家桥附近。
二
宋代扬州北部驿、递与交通
五代时,周世宗在唐罗城东南隅筑周小城。北宋时期,宋太祖以周小城为扬州城,原唐代子城废弃不用。[43]北宋扬州城布局近长方形,实测南北3 000余米,东西近2 300米,面积约7平方千米。[44]其南城墙与东城墙均与唐罗城重合,北城墙与西城墙收缩。经发掘确认的城门有4座,分别位于四面城墙上,其中南门与北门兼有陆门和水门,南北向河道贯通两座水门。南宋时期,根据战争防御的需要,扬州城池曾数次修缮或增筑,最后形成从南向北依次为大城、夹城、宝祐城的“宋三城”布局。宝祐城位于蜀冈上原唐子城旧址内,其名称和范围尚有争议。夹城四面城墙上各有1座城门,有连接4门的“十”字形道路;东西门外有瓮城。[45]
方志为复原宋代扬州的交通情况提供了间接资料。曹家齐指出,宋代出现了驿递分离的情况,宋代驿路上既有驿馆又有递铺。[46]由此可知,凡是设有驿站和递铺的道路,一定是最主要的交通道路。嘉靖《惟扬志》记载了宋代扬州的7个驿站和33个递铺名称。驿站即“江都县驿(按: 《大观图经》云在州城北进贤坊)、宜陵镇驿、大仪镇驿(宋太祖征李重进尝驻跸)、临都驿(在扬子桥南)、瓜洲驿(在瓜洲镇)、露筋驿(在江都县北六十里)、莲塘驿”[47]。其中,莲塘驿位置已不可考;临都驿和瓜洲驿在南向驿道上,暂且不议;江都县驿在州城北进贤坊,但进贤坊失载。宋代刘敞《登扬州城北门予昔侍亲寓居此城下驿舍十八年矣怆然感动》诗文提到扬州城北门附近有“城下驿舍”[48],可知此处当有驿站。宋代六十里一驿,扬州城北不可能设两驿,故诗名中的“驿”应即江都县驿,乃扬州向北第一驿。宋大城北门和北水门遗址经考古发掘确认,位于今扬州市区北部的凤凰街和漕河路交叉口南侧[49],驿站当距此不远。唐代官驿大致在今瘦西湖路与邗沟路交会处附近,恰好也位于宋大城北门正北方向,相距不足1千米。故推断宋江都县驿与唐代官驿旧址极为接近,可能是对后者的沿用。宜陵镇,即宜陵镇驿,位于扬州东北,地名仍存,可见驿道东出至宜陵镇。《读史方舆纪要》言:“宜陵镇,府东北六十五里。地势高阜,民居稠密,自湾头达泰州之道也。”[50]大仪镇,即大仪镇驿,地名仍存,位于扬州西北。露筋驿,在江都县北六十里。今江都有露筋村,北距扬州约30千米,与文献相符合。江都县驿、宜陵镇驿、大仪镇驿、露筋驿四座驿站,大致勾勒出了宋代扬州驿道的主要框架。
关于递铺,学者已认识到其与道路的关联,并指出宋代扬州道路与现代大致接近,但并未详细说明[51],有必要进一步解析。扬州向北有10座递铺,即迎恩门铺、北门铺、竹西亭铺、獐儿桥铺、本库铺、越塘铺、马家渡铺、三港子铺、张家铺、渌洋铺。[52]唯有迎恩门铺、北门铺、獐儿桥铺地名可考。根据嘉靖《惟扬志》的《宋大城图》,迎恩门位于宋大城西北隅,是宋代扬州官署集中区,东侧有迎恩桥。[53]北门,在迎恩桥以北(今扬州市区北部凤凰街和漕河路交叉口南侧),二者以贯穿大城的河道和中心街道相连。獐儿桥见于《宋江都县图》,位于宋大城东北、夹城东侧,跨邗沟。[54]渌洋铺得名当与渌洋湖有关。渌洋湖即陆阳湖或绿阳湖,在高邮南三十里。[55]按此距离推算,在今邵伯湖以东的江都境内保留了大量与渌洋相关的地名;又,露筋驿位于扬州以北六十里,由此推算它与渌洋铺位置极为接近。可知,向北的主要交通道路大致走向为从迎恩门出发,向东经迎恩桥,向北沿中心街道及贯穿州城的河道出北门。之后向北行过江都县驿,在獐儿桥处越过邗沟,最终到达高邮以南的渌洋铺,即露筋驿附近。此路的递铺名称与水域相关者至少五处,即獐儿桥、越塘、马家渡、三港子、渌洋,因此道路应多傍河湖等水域展开。
扬州向东有6座递铺,即桑家号铺、分界铺、直口铺、宜陵铺、陈家桥铺、横塘铺。唯独宜陵铺位置确定,即今宜陵镇,此处还设宜陵镇驿,可见宜陵镇为东向驿道的关键节点。在宜陵镇以东,今有横塘铺村,但此村名也可能源于明代横塘铺。但只宜陵铺位置明确无法对东向交通道路有更清晰的认识,仅知扬州向东经过宜陵镇或到今横塘铺村一带。此外,湾头虽未见于递铺名,仍是扬州以东一重要交通位置。南宋李全进犯扬州,多次经过湾头,绍定三年(1230),“全兵突至湾头,璥夫恐,欲走,副都统丁胜劫阍者止”[56];四年(1231)正月“丙午黎明,蔡追及贼于湾头,一战又破之”[57],可见其进军和败退都经由湾头。今湾头境内仍有桑家组和桑家沟等地名,但是否延续自宋代已不可考。
向西共9座递铺,即西门铺、大明寺铺、七里铺、席帽岗铺、九女涧铺、甘泉铺、故驿铺、营家店铺、大仪铺。除七里铺、故驿铺、营家店铺外,其他递铺位置皆明确。西门即宋大城西门,在今四望亭路与二道河交会处以东。[58]大明寺在宋大城西北,保存至今。其重要性在唐代已经凸显,因此到宋代成为西路递铺之一。席帽岗、九女涧在《宋江都县图》中标注于扬州西北的甘泉山与蜀冈之间。[59]甘泉,即今甘泉镇,甘泉山为其著名地标。大仪即大仪镇,宋代设大仪镇驿。由此可知,扬州西路驿道出西门,西北经大明寺旁,上蜀冈后向西北途经席帽岗、九女涧、甘泉山,到达大仪镇。从路径来看,唐宋此方向主要交通道路至少部分重合,甚至是基本重合。西向交通干道的走向在宋大城西门遗址考古发掘中也有所反映: 出西城门露道向西北斜行,方向为289度[60],今大明寺与宋大城西门遗址的实测角度为296度,二者接近。因此,出西城门道路很可能即朝向大明寺方向,并延续至今。那么,宋代扬州西北向道路与唐代一样,也延伸至盱眙。北宋建隆元年(960),“李重进反扬州,以守信为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61],宋太祖赵匡胤亲征,在大仪停顿;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韩世忠“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62],都发生在这一方向的道路上,可见其军事重要性。
驿站勾勒了扬州城外交通干道的粗略轮廓,递铺较详细地描述了城外交通干道的具体走向,特别是西路与北路递铺呈现了更多道路节点。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四路递铺中,南、北、西三路分别经过南、北、西三城门,将城门作为驿道的重要节点,唯有东路起始递铺为桑家号,未设东门铺,当与宋代扬州城东区域繁荣有关。鲁西奇将城墙外的居住、商业区域称为“附郭街区”,其“发展至晚唐五代以至于至宋元,更趋于普遍”[63]。扬州城外有四厢[64],刘敞诗中“里巷独依然”也是扬州城北存在附郭街区的力证。
三
相关问题探讨
由驿递推测交通线路只能得到主要交通道路大略,难免有所遗漏,故前文对于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交通的分析尚需更多考古资料佐证。尽管如此,笔者仍试图在前文基础上,对唐宋扬州交通道路相关问题略做探讨。
(一) 扬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唐宋道路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处长江下游,江淮平原南端,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系发达,长江流经南侧,京杭大运河南北纵贯腹地,由北向南沟通白马、宝应、高邮、邵伯四湖,后与长江交汇。
扬州城北有海拔二三十米高的蜀冈,为条带状丘陵地,由西向东延伸,越向东越低,至运河东逐渐消失。故东向主要道路在蜀冈下,顺蜀冈方向延伸,在尽头处向东或向北,避开蜀冈。由蜀冈下城址通向北及西北的跨越蜀冈的道路因其顶面较宽平且只有平浅冲沟故能通行,大明寺和蜀冈西峰成为该道路上的重要节点。
河湖等水域也会影响道路格局。考古发掘报告指出,“虽然扬州位于长江之北,但因其位于淮河之南,北有邵伯湖、高邮湖,与北方的交通甚为不便,故往往成为拉锯之地”[65]。唐宋时期扬州至盱眙这一方向交通道路,出扬州西城门后向西北斜行,就是为了避开邵伯湖、高邮湖。其道路平直、较少弯曲,成为宋太祖攻击李重进、韩世忠抗金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宋代正北方主要道路沿水路向北,因受水域制约较为曲折。在道路与河湖交汇处形成多处重要节点,如槐家桥、九女涧、獐儿桥、马家渡等,均应为要津。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唐宋扬州城外交通道路具有较强沿袭性,向西北经甘泉山、大仪镇抵盱眙县的线路甚至沿用至今,宋代城外主要交通道路与现代已较为接近。
道路沿袭的现象也见于蜀冈上、下城址中。汪勃指出:“从蜀冈古城相关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汉唐时期的城圈(包含汉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唐子城等时期)或相同,城门或城内道路也多见沿用或层叠的现象,因此推测隋江都宫及东城当是基本沿袭了之前广陵城的范围和主要道路网。”[66]城址从12号北门与10号南门之间的南北斜向道路,自隋唐起即为古今扬州的南北街[67],1号东门与5号西门之间的东西向道路东段、3号东门与7号西门之间的东西向道路也与今扬州东西向街道基本重合[68]。故城内外道路的长期沿用是扬州陆路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
唐至宋扬州城外交通道路也有一些变化。首先,交通道路起始点和中心发生移动。唐代扬州邮驿交通中心在驿桥附近,宋代江都县驿虽与唐代官驿位置相近,却非唯一起点,原因在于唐宋之际扬州城池范围变迁和城市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其次,部分道路在宋代舍弃或新建。如唐代有由蜀冈西峰向西的驿道,但至宋代,邮驿及递铺已不经过蜀冈西峰;唐子城内道路至北宋完全废弃,城址内外几乎不直通,由绕子城北侧的道路取而代之。最后,宋大城西门至大明寺之间形成斜向道路,这在规划严密的坊市制唐罗城原址内难以存在。至南宋扬州增筑宝祐城,又恢复了部分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时期扬州水系变迁繁复,以之作为参照系研究相关问题时须谨慎。如以历史时期长江北岸从蜀冈边缘迁移至今瓜洲地区[69],仅唐代三百年间就南移近三十里[70],《扬州水道记》中部分城池位置标示错误或欠妥即源于此[71]。
(二) 扬州地区“控制性道路”及其对人文地理格局的影响
辛德勇认为,有的道路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可称为随机性道路;有的严格受制于条件,稳定性甚强,对人文地理布局起着控制作用,可称为控制性道路。[72]出入蜀冈上城的道路,唐至南宋时期废弃又重建,因而为随机性道路。扬州城外的主要交通道路(包括驿道)具有较强稳定性,属于控制性道路。这种稳定性与扬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其中蜀冈影响极大: 蜀冈位于扬州城北,是绝大多数王朝都城至扬州的必经之途,也是扬州城外仅有的制高点。占据蜀冈既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也能控制交通。因此,蜀冈上城北向交通要道的得失关乎扬州的安危,历来受到重视。
上述控制性道路影响扬州地区人文地理格局。其一,对墓葬分布产生影响。王子今认为,西汉帝陵方位与汉代长安北部交通格局密切相关。[73]汉代扬州双山汉墓等众多大型墓葬的位置选择趋向当时的官道两侧;唐初葬隋炀帝于蜀冈西峰,也有靠近驿道的考量。[74]扬州城东北一带为唐、五代、宋墓葬密集分布区,恰位于唐宋扬州东向与北向主要道路的交会处。其二,对宋代扬州城市空间结构,特别是关厢的形成产生影响。檀文佳等认为,关厢商业空间多为带状线性分布,关厢主街多为城内主街的延伸,有沿城外主要道路分布的特性。荆门古城就是关厢因道路兴起的典型事例。[75]宋代扬州城外形成了东西南北四厢,四厢空间结构虽未见记载,但可以推断也是沿城外主要道路形成和发展的。
扬州城因水而兴,长江及运河等水系对城市的影响深刻而全面。但综合上文所述可知,陆路交通在唐宋扬州城市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这对于其他城市古代交通的研究当也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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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韩思祺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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