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第96—109页
樊如森 李艳焱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作者简介
樊如森,男,1966年生,山东郓城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亚太海洋经济史等。
李艳焱,女,1981年生,吉林白城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对地域经济系统演变过程的时空分析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产业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与工业化变革,又是近代世界和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中心线索。[1]具体到绥远地区,学界虽早有相关成果,但却并不系统、深入。
绥远地区位于中国北方干旱与半干旱、边塞与内地、游牧与农耕等自然与人文景观过渡地带,是各学科竞相探索的学术热土。有关该区域清代民国时期经济开发的研究,包括沈斌华对内蒙古地区自石器时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个牧、农、工、商业片段和城市简史的梳理[2];卢明辉、刘衍坤复原了明代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活跃于中原农耕区和蒙古游牧区的旅蒙商行帮组织、经管方式、金融钱庄、对俄贸易等商贸变迁历程[3];黄丽生运用大量典籍爬梳了元末到清末归绥地区蒙汉两族的社会经济样貌,即从游牧到定居、对立到交往、军事征略到城市贸易的漫长变革[4];乌日陶克套胡运用丰富的蒙古文文献分析了当地游牧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经济特征、社会组织、农牧关系与演变过程[5];王卫东从内地移民和人口变迁的视角考察了清代民国时期绥远的农牧业发展和人口民族结构,特别是政区由蒙旗到厅县的时空演进过程[6];樊如森从“港口—腹地”视角,运用海关文献,解剖了蒙古高原由传统牧业和农业经济向市场化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7]。此外,色音[8]、王建革[9]和樊如森[10]等还对当地农牧、民族关系演变做过具体剖析。
这些学术积淀意义重大,但对当地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一区域经济地理核心问题未有深入,即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对当地原生游牧业的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初步整合成新的多元化地域产业结构的时空进程。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分工、资源禀赋、产业政策等不同,产业结构中的产业门类、时间先后和比例关系等也有所差异。绥远地区产业结构的变迁也非短暂浅层的偶发事件,而是清中期至民国后期经过漫长的时空演变和比例关系调整的片段性量变,整合成现代性多元化地域经济系统,初步完成了全局性质变。此后,中国各地区各类型区域由单一到多元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使资源配置有所优化,经济效能提升。[11]所以,对绥远产业结构多元化进程进行长时段、系统化探索,既能丰富该区域历史经济地理的学术成果,也可为整体考察西北牧区的产业结构变革,提供基于实证研究的典型个案。
本文探讨的绥远地区,得名于清代设立的绥远将军辖区。1928年绥远建省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辖乌兰察布盟6旗、伊克昭盟7旗、土默特左右2旗、察哈尔右翼4旗、由原抚民厅升置的16县、2设治局。[12]其行政建制的沿革,既是当地政区地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农牧和汉蒙关系时空变迁的表现形式。
一
绥远地区的农业拓展与牧业衰退
受自然降水条件和民族分布状态影响,纵贯阴山南北的绥远地区虽在汉、唐、宋、元、明各代都有内地政府组织规模不等的垦殖农业,但直到明末还以牧业为主,甚至南部“伊克昭盟的农业都是在清初以后发展起来的”[13]。所以至少到清前期,绥远产业结构仍以单一的游牧业为主导。
(一) 清朝前期绥远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在内、外蒙古地区划分牧地,设旗编佐,严格禁止跨旗迁徙和游牧,结束了此前蒙古人同族远距离游牧的做法,把游牧业发展限制在本旗内。时人改进牧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在牧区打井、搭棚、筑圈,保护牧草,贮备秣草和饲料,建立冬营地,使整个蒙古草原的畜牧业继续发展。[14]例如,外札萨克蒙古的牧民依然“毡房为家,游牧为业,分布散处,人户殷繁,牲畜遍满山谷。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有羊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冬则食肉,夏则食乳,以牛羊马乳为酒,以粪代薪。……至日用诸物,均向商民以牲畜皮张易换”[15]。内札萨克蒙古的牧业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最晚至清代中期,这里“驼、马、牛、羊遍满山谷,在口外草地行走七八天,沿途牲畜络绎不绝”[16]。绥远北部乌兰察布盟的四子部落,凡“山涧有水之地,蒙古零星而处”,河流所经的平地则“沿途蒙古居者络绎”。绥远南部的伊克昭盟“各旗俱和睦如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蕃盛,较它蒙古殷富”[17];到处是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畜牧寻水草丛生之处,行以车为室,止以毡为庭,冬时傍山营窟,以御风雪。迁易无定所,流雪清泉以解渴,畜肉马酪以充饥,衣以兽皮,器以兽骨。男女日驰马田猎,不知稼穑,以为养人有禽兽,养畜有刍薪,日用无匮,何事耕耘?”只有在“内蒙古南部接近汉地处所,有汉蒙杂种,则从事耕稼,异于全土”[18]。
这种游牧为主、蒙汉杂处的产业景观投射在行政建制层面,就体现为雍正元年(1723)、乾隆四年(1739)分别设立了归化城、绥远城同知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分别设立了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通判厅,它们都是牧区原有的蒙古盟旗建制(包括乌兰察布盟6旗、伊克昭盟7旗、土默特2旗)之外新增设的署理汉人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图1)。[19]
图1 1820年前后的绥远地理形势示意
资料来源: 底图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清时期全图一”,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二) 清中期以降农业经济在绥远的快速拓展
与明朝后期以长城为界与鞑靼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同,清朝入关前便收服了蒙古众部,入关后又对准噶尔部大肆征讨,进而把中国北部边境推移至巴尔喀什湖、萨彦岭、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彻底打破了横亘于内地农耕和塞外游牧两大经济区之间的固有藩篱,使内外人员、经济交流的政治环境、社会基础大为改善,绥远农业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绥远在清前期的农业渗透以内地农民向塞外农垦的方式缓慢进行。清初,出于民族分化需要,长城沿线设置了很多查禁关卡,汉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20];蒙古王公也被告诫“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存民人外,嗣后不得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及将地亩典给民人”[21]。然平准战争的军粮需求及农牧过渡带的过往惯性让禁垦令打了折扣。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廷便在土默特归化城一带屯田;三年后圈当地旗地234顷设十三粮庄,招徕农民垦耕;雍正十三年(1735)放八处官垦地4万顷;乾隆八年(1743)土默特牧地已不到原有的五分之一[22];乾隆三十年(1765)在丰镇东北又放垦2.33万顷;乾隆末年仅察哈尔右翼四旗升科地就达2.8万顷[23]。在后套等地蒙古王公为获取租金也把土地整租给承包商,再由他们分租给佃户垦耕,“当日租价低贱,出产富饶,蒙利汉租,汉利蒙地,开垦的事,遂与日俱进”[24]。后来,仅王同春1人就主导开辟干渠5条,垦地1万多顷。[25]
到清后期,北部边疆危机和内地移民压力同步激增,“移民实边”成为当务之急,草原开发政策也由禁转放。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任命贻谷为督办伊克昭和乌兰察布两盟及察哈尔垦务大臣,成为绥远农业发展重大转折点,“西盟各旗报垦联翩,大开渠工,辟地千里,垦务大兴”;到1911年,绥远共垦地7 984 273亩。[26]进入民国,官方继续鼓励农业发展,绥远垦务公所在1912—1915年间放垦了295 800亩。[27]1928年后,绥远省政府又设立绥远垦务总局,加强水利建设,提高了农田灌溉效率。
这一过程中,受汉人精细农业影响,部分蒙古人除放牧外也兼营粗放农业。“既播种,四出游牧,及秋乃归。听其自生自长”[28];“到了秋天,就穗而结实了。他们又没有特别的刈获农具,腰上只带着一把小刀子,只有胡乱的割取了事”[29]。居住方面,他们有长期定居的蒙古包与土屋结合样式的圆形或方形茅藁屋。[30]在准噶尔旗、达拉特旗,有不少的牧人变为农人;再后来,不仅后套“竟看不到多少土著的蒙人了”,就连伊克昭盟南部“沿边向北百余里或几十里之内都是农耕之地”。[31]
历史文献中空间信息相对缺乏,给绥远农业拓展的时空复原造成不便。赵松乔等曾通过放垦政策的时间变迁做了空间上的简要梳理,进而认为“直到18世纪中叶,内蒙古地区基本上仍是一片完整的天然牧场”。此后,清政府以借地养民名义允许少数汉族农民“从晋北及陕北进入平地泉行政区、伊盟东南部边缘,并有部分汉农到后套垦荒,自1778年这些地区划归山西省管辖后,‘雁行’的季节性移民为数更多”。1883年绥东丰宁押荒局设立,加快了平地泉周边和伊克昭盟东南边缘的开垦。1900年后清政府勒令在伊盟、河套及平地泉周边大规模放垦。进入民国时期农垦进一步发展,“绥远省1912—1949年所开垦的耕地,即约为整个清朝的4倍”。1931年后伊盟杭锦、鄂托克旗边界的“桃力民”地区,乌盟达尔罕、茂明安旗南部,乌拉特中、后旗的石哈河地区,又成了新农垦区。[32]
亦可借鉴谭其骧从行政区划视角探析浙江农业开发过程的成功案例[33],从绥远汉民管理机构沿革印证其农业开发的空间进程(表1)。
表1 清代民国时期绥远地区汉民管理机构的行政区划沿革
资料来源: 绥远省政府编《绥远概况》第一编《总论》,第4—6页。
由表1可知,20世纪30年代绥远省的行政建制虽保留了原绥远建威将军下辖的乌兰察布盟6旗、伊克昭盟7旗、土默特左右2旗和原察哈尔都统下辖的察哈尔右翼4旗等盟旗建制,以继续管辖绥远地区蒙古人的各项事务;但也因汉族移民不断增多,陆续新设叠加了署理汉人事务、由抚民厅升置的16县和2设治局。这折射出汉人在绥远地理与社会空间对农业、社会持续渗透。此前牧业发达的土默特2旗和察哈尔右翼4旗变成了“以农为主,以牧为从”的“纯农区”,以“近河套各旗”为代表的伊克昭盟、以后套与阴山南北两侧为代表的乌兰察布盟均呈现“半农牧区”的混合经济形态,而清代前期“纯牧区的面影”则从绥远地区消失了(表2)。[34]
表2 1932年前绥远乌、伊两盟的土地放垦状况
资料来源: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第105—106页。
注: 1方里=540亩,1顷=100亩。
表2显示,牧业和农业进退事关蒙汉双方切身利益,乌、伊两盟各旗报垦和放垦数目、比例、力度便很不相同。乌拉山麓的呼吉尔梁滩等地农业拓展遭遇的曲折还很激烈:“此地原为蒙人牧场,自汉人领垦以来,蒙人向五大召麓迁移,一旦将其天然牧场垦殖,必不甘服,尝出为害。前曾驰马百匹,践踏小麦百余顷,尚在交涉中。”[35]然而,经过清代中期到民国后期的长期发展,到1932年,已成为“半农牧区”的乌盟六旗和伊盟七旗都有了比例很大的农垦面积。再加上已是“纯农区”的土默特二旗和察哈尔四旗,农业在绥远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就更高了。这一时空变迁丰富和改变了绥远此前以游牧业为主导的单一产业结构,当地不仅达到了粮食自给,还能销往域外,成为塞外商品粮基地。河套等地的粮食大量运销蒙古草原腹地,武川、和林、托县、清水河等地粮食也大都运到归绥销售,全年运销麦子约20万石、糜子3万石、谷子3万石、高粱3万石、莜麦2万石、菜籽3万石,还有其他粮食不到1万石,共计35万石。萨拉齐、东胜、固阳、五原、包头等地粮食则由包头经火车运销北京等地。[36]“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天津市场的高粱、小米、豆类等杂粮也主要来自平绥铁路沿线。[37]
二
市场化工业变革与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原料加工制造生产生活用具很早就成为最基本的工业之一,广泛存在于各地产业结构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工业在各地的作用和地位也有不同。随着近代通商口岸开放,中国北方经济被迫卷入全球一体化轨道,源自欧美的市场化工业生产方式逐步替代中国本土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成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方向。[38]清末民国的绥远地区,其工业经济也呈现延续和变革两种状态。
(一) 农牧产品辅助加工业的延续
绥远地区畜产品加工业很早就有,但长期依附和服务于牧业,没有壮大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其中战争与射猎相关的加工业,就包括了弓、箭、弦、杆、簇、甲胄、钩枪、弩、觱篥、喇叭等的制作。[39]有关游牧生产生活的加工业长期以来“出品的原料只是就其本身牲畜生产所有,加以人工制造,备为自己的最低生活的需要;如毛毡及牛乳、羊乳、奶油、奶豆腐、奶酒、奶茶等”[40]。这类简单的畜产品加工工作主要由牧民主妇做,专业性较强的擀毡、织毛口袋、木匠、铁匠、铜匠等则靠内地来的游走工匠完成。[41]
直到民国年间,这种辅助性畜产品加工业仍存在。皮毛加工方面,蒙古人“只会做毛毡及蒙包的幕盖铺盖等等,大部分察绥的毛织业,是把握在汉人的手里”。蒙古人的皮张加工也很初级,皮料品质不易长久。汉族和外国商人只好“从蒙古内地收买活畜入口,或就地自己加工鞣皮”。此外还有农产品、盐、碱加工业,工人多为山西浑源人;当地蒙古人的制法也“非常粗陋”。[42]
(二) 市场化工业变革与产业结构升级
绥远近代时期的市场化工业变革,是指传统农牧产品辅助加工业向先进的市场化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体现为间接和直接两种形式。间接工业化变革是绥远牧、农和土特产品超越当地市场需求输出中国沿海和国外市场,以原料形式间接纳入现代工业产业链条,变成机器工业的生产原料。以作为毛纺织工业原料的羊毛为例,1920年后的中国主产地“以内、外蒙古,甘肃,山西,直隶,山东,河南诸省为主”[43],销路以“天津为我国羊毛最大市场,西而陕、甘,北而蒙古所产,多荟集于此,更转输国内、外各地”[44]。到1937年前,由天津口岸向外输出的羊毛,一直约占中国羊毛出口总量的九成,其中主要部分又来自甘肃、陕西,绥远的归化城,察哈尔的张家口,以及外蒙古地区。西北主产区的羊毛运销线路,“必须经过的是平绥路的包头、归绥、张家口,最末的市场就是天津,由此再合流于世界经济的大动脉上”[45],进而实现了绥远等西北畜产品的间接工业化,并可刺激当地的直接工业生产。
绥远的直接工业化变革是在当地开办工厂,加工农牧土特产品原料为成品,以城市里的新兴机器工业为代表。它们设备先进,产品新颖,在绥远、包头,各有电灯面粉股份公司一家,包头有晋源西油粮面粉公司一家,丰镇、平地泉,各有蛋厂一二家,及芬兰人维利俄斯在包头开设甘草厂一所。[46]日本侵占绥远后,于1938年设立蒙疆电制面粉厂,1939年后又成立蒙疆电气株式会社、毛织厂、制革厂等企业[47],客观上提高了绥远的工业技术水平。
从表3可知,1933年绥远的工业结构依然以农牧产品加工为主,销售市场基本限于本地,工厂也主要分布于城市。例如“包头的工厂除了制粉工场、制革工厂以外,剩下的不过是绒毯制造、油坊、制纸、酿造、肥皂制造等作坊工业”[48]。但与此前的传统手工业相比,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种类有了明显提高,到20世纪30年代,其工业生产领域已涵盖牧业和农业产品的全部加工环节,基本完成了从原有农牧产品辅助加工业到市场化工业的蜕变,成为技术和产品链条完整的新式独立产业部门。如归绥除了比较发达的面粉、绒毯、皮革、制油等家庭作坊加工业,还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厚和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满蒙毛织厂、厚和毛织厂、满蒙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汽车厚和工厂。[49]尽管这种变革主要发生在较大城市,未遍及绥远全境,但直接丰富了此前的传统农牧产业结构,并引导其向现代性多元化产业结构升级。
表3 1933年绥远的工业门类与产品概况
资料来源: 绥远省政府编《绥远概况》第七编《工业》,绥远省政府1933年编印,第3—5页。
三
国内外商贸发展与市场结构开放
作为当今第三产业的商业和贸易,均指商品的流通和交换活动,但一般对内称为商业,对外称为贸易。而绥远地区商业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进程都远较内地迟缓。时至清朝前期,蒙古牧民依然倚靠着传承久远的游牧业经济,缺乏商业交换,致使其自给自足的游牧产业结构呈现既原始又封闭的状态。到民国年间还有很多“蒙人不知懋迁,温饱以外,便无余事,器用布帛,多运自内地。其交易商人,多晋、鲁行商”[50]。正是这些内地旅蒙商人为草原牧民带来了丰富的商品,打破了当地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相对单一状态。
(一) 旅蒙商进入与绥远国内商业发展
清朝初年,清廷严格执行草原封禁政策,绥远与内地之间商品流通稀疏,有限的交换仅为边境上的互市贸易。后来,为了弥补戍边军队的物资所需,清廷才准许携带照票的内地旅蒙商进入草原腹地,即所谓“及康熙亲征蒙古,远征军队需用物品至伙,乃有随营买卖之办法”[51]。
当时,旅蒙商人须携带由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多伦诺尔同知衙门或归化城将军签发的营业照票,填写经商人数、姓名、商品种类、数量、回期等信息,经长城关卡查验后才能到指定蒙旗从事一年为限的“雁行”贸易。[52]据后人追溯,旅蒙贸易的商品为内地茶叶、布匹等日用品,中心市场是张家口(东口)和归化城(西口),贸易类型有坐庄、行商和放款三种。坐庄是把内地货物集运到张家口和归化城的商铺,再分散“转运于蒙境。其货物以砖茶及日用品为多”。行商不设商铺,“或由内地自运货物,或由坐庄转运物品于内、外蒙古各境。其货物种类,亦与坐庄相同”。放款是由商铺借款给蒙古官吏,“到期即由贷款者,向蒙古官吏领取凭照,向其所管蒙旗人民,收取本利;同时并随带货物,沿途与蒙民贸易。蒙民对于官吏之款,有付现款者,有以牲畜、皮毛抵偿者”。除了现金贷,还有货物贷,主要由协裕和、临盛元、大盛魁、元盛德等经营,获利丰厚,“以千金之资,经营四五年而获万金之利者,比比皆然”。牧民们也从交换中获得外来日用品并出售自家的畜牧产品,提高了当地经济的商业化程度,打破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单一与封闭。
(二) 开埠通商与绥远对外贸易繁荣
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接触日趋频繁,绥远及周边地区的商业发展也受到浸染。除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打开的恰克图-买卖城边贸口岸,1851年至民国时期又在相关区域陆续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天津、库伦、迪化、吐鲁番、哈密、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归化、多伦诺尔、张家口、赤峰、包头等商埠,使俄商之外的他国商人也参与到当地对外贸易当中。“英之仁记洋行,日之三井洋行,尤为长袖善舞,于各蒙旗多设有分行,以布匹及各种日用品售诸蒙人,又收皮毛运回本国及中国销售。而直、鲁、豫各省商人,亦多有投资西北,以与晋商分贸迁之利。”[53]
绥远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向东经由北方最大口岸天津展开。天津出口的皮货、骆驼毛、绵羊毛、山羊毛等畜产品“均产于蒙古”[54]。天津进口的洋货也销往绥远等地,使其成了天津的经济腹地,反过来带动了当地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包头为例,它在1809年还只是村落,民国年间就成了河套乃至西北地区的外贸中心城市,“内地运往包头的物产主要是牛皮、羊皮、狐皮、羊毛、骆驼毛、大麦、小麦、麻、烟草、鸦片以及甘草、大黄等药草,给内地的供给品是棉纱布、石油、砖茶和杂货。在外蒙贸易繁荣的时候,包头的年贸易额一度超过七千余万两”[55]。特别是1922年自开商埠、1923年铁路通车后,包头商业和对外贸易更加繁盛,“凡京、津、陕、甘、新……货物往来,均以此为转运之场,诚西北一大市场也。贸易额年五百余万,商店大小共一千二百余家”[56]。绥远另一中心城市归绥每年转销来自蒙旗、甘肃、新疆等地的细毛皮价值约40万两,本地羊皮约20万张;洋商在此设立了十几家采购羊毛绒和牛马皮的洋庄;旅蒙商也从这里贩运砖茶、绸、布、棉花、米、面,到各蒙旗交换驼、马、牛、羊、皮革、绒毛。归绥成为天津洋货和工商品销往西北牧区以及当地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东运沿海和国际市场的枢纽城市。[57]此外,临河1931年前后也大量对外输出牛、马、骡、驼、羊、羊绒、粮米、皮张,年值约400万元;输入品以茶、布、烟、酒、糖、纸等为大宗,年值约300万元。[58]而萨拉齐和乌兰脑包等地,也是绥远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市场。[59]
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既为牧民增添了茶叶、布匹等多样化的外来消费品,也让原本用途很小的羊毛、骨头等变成了可换取更大价值的重要商品。这激发了人们参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打开了绥远地区同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商品市场,使商业具备了独立的产业地位,成为沟通牧、农、工业的桥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当地趋于多元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
四
交通运输整合与多元化产业结构成型
交通运输业同样属于第三产业,它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将货物或人员进行空间位移,与商业一样,也是各产业和市场间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纽带。绥远地区的平阔地势和干旱气候造就了这里陆运为主、水运薄弱的交通运输特色。早期的绥远交通运输在游牧产业结构主导之下,随着牧、农、工、商业发展,产业结构逐渐多元,才不断成长为能够承担各种商品和人员运输任务的独立产业部门。这其中有传统陆运、水运交通的延续,也包含新式公路和铁路交通的兴起,进而整合成现代地域交通系统,厚植了绥远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根基和内涵。
(一) 传统水陆交通的延续
清代民国时期,各式各样的传统陆运方式和通道依然在绥远地区交通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既有从长城各隘口通往草原腹地的驿道,也有连通周边省区的驼道,还有沟通各县域和蒙旗的小道。除非受到沙漠和隘口阻隔,大多无须整修即可通行车马驼队,停用后会随草木生长自然堙废。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和大车,骆驼载重150—200千克,日行进速度25—40千米;大车又分牛马驼挽的单、二、四、五套,冬季载重量分别为150—200千克、500—700千克、750—1 100千克、1 250—1 500千克,夏季则分别减少50—300千克;日行进速度,冬季30—40千米,夏季20—27.5千米。由绥远销往天津的皮毛、药材等货物在铁路通车以前,夏季用骡子驮运或牛马驴车挽运,其他季节“全凭骆驼运出”[60]。各类交通道路和运输工具交织成严密有序的传统陆运网络,承载着绥远地区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任务。
绥远地区能够有效利用的水运交通是黄河航运。黄河兰州以上河段只通木排和皮筏,至宁夏城(今银川市)间也仅通小船,石嘴子(今石嘴山市)以北才能通大船。所以青海、甘肃、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货物多先集中到石嘴子码头,再由七站船、五站船、高帮船等大木船北经磴口至包头南海子码头或托克托河口镇登陆,再继续向东陆运。1930年后,宁夏城经包头至萨拉齐的较深航道曾试航过汽船。[61]不过,黄河每年立冬前后就进入冰期,第二年清明才能解冻,故航期仅8个月。[62]水运货物的种类“由南海子至五方寺,上水,多载布匹、糖、火柴、砖茶、海味、磁器、罐头、洋油、纸烟及华洋杂货;下水,多载皮毛、甘草、枸杞、白麻、米、杂粮、盐、碱等。南海子至河口,则上水,多载铁货、粗磁、木料等;下水多载盐、碱、杂粮、柳条、橀萁草等。舟楫每年往来,至多不过三次。皮筏往来,至多不过二次”[63]。为了提高运输效率,绥远及其周边的物资交流,大都通过黄河水运和陆上运输联合的方式进行。每年从青海、甘肃水运到包头等地的羊毛约1.1万吨,皮货、药材各170吨,木料0.6万吨;而每年由包头等地水运到青海的布匹约0.3万吨,茶叶0.11万吨,纸张、杂货等约0.5万吨,水陆联运效果相当明显。[64]
(二) 现代化公路和铁路交通的兴起
绥远交通的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公路和铁路的兴建。公路交通方面,1920年后绥远主要县城都有了汽车。1928年绥远省成立后更大修公路,构建起以归绥、包头和集宁为中心的汽车营运网络。[65]同时,还修筑和联通了通往绥远省外的张(家口)库(伦)汽车路和绥(远)新(疆)汽车路。[66]
绥远的铁路建设是京津铁路网向西北牧区的延伸。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前,当地一直以骆驼、大车和木船联运的方式运货,既不方便,也不经济。铁路通车后,货物“到车站后就由火车转运至天津了。这样,节省了许多时日,而且大大地减少了风险”[67]。铁路交通便捷,加速了京张铁路向西铺设的进度: 1921年通至归绥,1923年再至包头,运输效能迅速显现。“平绥铁路经过冀晋察绥四省,沿途地方,出产甚富,货运极畅。民十四年,为本路进款之最高额,达1 174万余元。输出品以杂粮、胡麻、菜子、皮毛、牲畜、煤、碱、药材为大宗。输入品以杂货、盐、铁、绸缎、布、茶、烟、煤油、洋货为最著。”[68]稍后,绥远省政府又规划了包头到临河的铁路线[69];1940年还修通了包头到武川县召沟的运煤铁路,密化了绥远的铁路网络(图2)。
图2 1933年前后的绥远交通与城镇网络示意
资料来源: 底图为佚名编《中华民国分省地图》第三十图“热河绥远察哈尔”,1933年。
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普及,既繁荣了包头、归绥这样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城市,也带动了更多沿线城镇发展。以平地泉为例,它原来只是丰镇县的普通村镇,京绥铁路在此设站后区位优势不断突显: 1921年成立平地泉设治局,1923年升为集宁县,成了绥远东部重要的交通和商贸城市。
绥远的传统交通也有所改善,铁路两侧原本散乱的道路统一指向了铁路中心车站,初步整合成以铁路和公路交通为主干、以传统陆路和黄河航运为枝蔓的地域交通新系统。包头之所以能在绥远大地上异军突起正得益于此。“包头的道路通向新疆、甘肃、青海……同时还享黄河水运与京津方面的铁路之便,是各地物产的中转地,商业尤为发达,甚至一度凌驾于张家口之上。”[70]总之,新旧交通方式的整合为绥远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变革提供了坚实的交通运输基础。
五
小 结
清代民国绥远产业结构呈现多元化变革。长城内外的农耕和游牧两大传统地域经济系统适应国内国际新局势,通过非本地原生的农、工、商、交等产业,对原生游牧业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初步整合成现代性多元化地域经济系统。它进而影响到了绥远经济、社会和风俗发展的各个层面。
汉族人口不断增加,成为绥远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变革的主要力量。19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有100万,民国初年增至400万,1949年达到515.4万,是蒙古族人口的6.17倍。[71]清前期作为主导产业的游牧业逐步衰退,非本地原生的农工商交业地位不断上升。到20世纪30年代,农、工、商、交成为各自独立的产业部门,直接丰富了当地原本单薄的地域经济系统。
同时,蒙古人的生产和生活习俗也随着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变革而发生根本改变。除继续从事游牧业的部分蒙古牧民外,那些转而务农的蒙古人住房和耕作技术与汉民趋同,作物类别都是小米、麦子、瓜果,余粮也“贩卖于市”,并以牲畜放养作为家庭副业,风俗习惯与汉人基本无异。[72]清末以降,政府还鼓励蒙汉两族通婚[73],能够用汉字、说汉语的蒙古人越来越多。鄂尔多斯地区达拉特旗的蒙古人能熟练使用汉语的占到十分之七。汉化程度更高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五六十岁的蒙古人尚能熟练使用蒙语,四十岁以下的能勉强说些蒙语,青年人就仅说汉语了。[74]
总之,清代中期至民国后期的绥远产业结构多元化,是从经济到政治、从民族到文化等的全方位时空变革。不但为当地带去了充足人力、丰富商品和先进技术,使原本游牧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初步变成了牧、农、工、商、交各业兼营的现代性多元化地域经济系统,也让原本对立隔阂的传统民族关系逐渐融洽,把荒凉的塞北大地变成了蒙汉民族和睦共处的共同家园,开启了当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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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韩思祺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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