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胜生、肖克梅 | 唐代州县等第的时空变化及其地理意义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治、行政体制与地域空间耦合的结果。政区等第划分受人口、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影响[1]，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是反映中央—地方关系、区域开发过程、行政制度演变和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翁俊雄、罗凯、赖青寿、陈志坚、郭声波等对唐代州县等级制度演变进行过全局性探讨，许正文、李方、齐子通等则对个别州县等级设置做过分析[3]。还有研究根据唐代州县等第变化考察了城市体系演变和城市格局变化，如李映涛研究了唐代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及其空间分布[4]，林立平分析了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5]，蓝勇研究了唐宋和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城镇分布变化[6]等。但是从时空融合视角对唐代州县等第时空演变做全时段、全空域定量分析还不多见，为此，运用历史计量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州县等第定量赋值，通过地图表达其空间分异，以探讨其时空变迁和地理意义，希能为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接轨提供一个案例。

（一）时空范围

（1）时间范围。研究时段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受州县等第记载所限，主要探讨开元年间、元和年间和唐朝末年3个时间断面的州县等第分布及变化。

（2）空间范围。唐朝疆域辽阔，统治区域远超今国土版图，但唐廷所置州县基本可在今版图内反映，故本研究范围以今国界为限（图1）。其中用到“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概念，依淮河—秦岭—西藏自治区北界一线划分。

图1　741年唐朝疆域政区

（二）数据来源

（1）唐代州县等第数据。隋朝鼎盛时共190州（郡）1255县，鼎革之后，唐初州县激增，武德末年、贞观初年陆续省并，到贞观十三年（639）有358州（府）1551县，此后屡有建置，至开元时极盛，共328州（府）1573县，而边疆所置羁縻州县尚未包括在内[7]。学者们对文献中所记州县等第的时间判定不同。例如，吴震以为《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8]相关内容是天宝初年[9]数据，赖青寿则认为是开元四年至开元二十六年（716—738）数据[10]。赖氏指《旧唐书·地理志》[11]为景云二年至开元二十三年（711—735）数据，而郭声波以为是乾元初年（758）[12]的。赖青寿认为《元和郡县图志》[13]所记是元和六年（811）州县等第，《新唐书·地理志》[14]所记则在唐末，齐子通以为《新唐书·地理志》至少在《元和郡县图志》之后[15]。而《唐会要》[16]记载的是开元以后的州县等第升降情况，这点殆无疑义。本研究依《郡县公廨本钱簿》《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州县等第在开元年间，《元和郡县图志》在元和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在唐朝末年划分，从三个时间断面分析唐代州县等第的时空变迁。

（2）唐代经济社会数据。研究用到人口数据、城市数据、交通数据。开元年间人口数据主要依据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6[17]，缺少数据的政区参照龚胜生等《中国人口疏密区分界线的历史变迁及数学拟合与地理意义》[18]一文的方法补全；元和年间数据参照费省《论唐代人口分布》[19]、冻国栋《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20]、《中国人口》[21]内容统计。人口重心以州级进行地理单元划分。城市数据与县级政区数据匹配，一个县级政区算作一个城市，非行政建置的少数部族政权所在区将其国都算作唯一城市。道路数据综合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22]、蓝勇《中国历史地理》[23]及李文龙（Wenlong Li）[24]等的成果在ArcGIS10.7中矢量化得到。

（3）唐代及现代地图数据。政区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元二十九年（741）行政区划图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相关内容矢量化得到[25]。唐代339个州治、1603个县治的地理坐标采用ArcGIS 10.7软件提取绘制。现代地图通过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26]获取。

（一）唐代州县等第的划分

（1）州等第划分。唐开元时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级，其中辅、雄、望、紧据政治地位划分，上、中、下据户口多寡而定。开元时规定:“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辅等及别敕同上州，都督及畿内州并同上州，缘边州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为中州，其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仍旧。”[27]开元以后于京都所在和皇帝驻跸之州置府，府又可视为州之最高等第。唐代共10州称过府，包括雍州京兆府、华州兴德府、岐州凤翔府、洛州河南府、陕州兴唐府、蒲州河中府、并州太原府、荆州江陵府、梁州兴元府、益州成都府。又，都督府和都护府不以“府”视之。都督府是设于内地行政区域的军事管辖区，常管辖数州乃至十数州的军事，安史之乱后其渐成与州平级的统县政区，故将之视同驻在州之等第[28]。都护府是设于沿边各道专管民族自治地方的军政合一机构[29]，本文视都护府直辖地区为统县政区，等第以下州视之。

（2）县等第划分。各县等第因地理区位、户口多寡、资地美恶而异。开元时规定:“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去京五百里内并缘边州县户五千已上亦为上县，二千已上为中县，一千已上为中下县。”[30]“千户已下”等第没有明确，应该为下县。若是，则上述之后再加一级。后来在上都以外的京都又设次赤、次畿，县之等第演变为赤、畿、次赤、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级。《元和郡县图志》还有“上中”“中上”等第[31]，或为“上、中”“中、上”之讹，则该县等第变动不居，时为上等，时为中等，笔者将前者归“上”等、后者归“中”等。

（3）羁縻州县等第。贞观末年以降，羁縻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32]，羁縻州县“虽有州、县之名称，而刺史、县令皆以其酋长渠魁为之，其内部之行政中央殆少加以过问，后世之土司制度仿佛似之”[33]。总之，羁縻州县地处边陲，经济相对落后，虽也有升为正州、正县的可能，但本文将其视为下等州县中之最低级。

（二）唐代州县等第的量化

无论是八级州等第还是十级县等第，都是对政区等级的定性描述。为了定量分析州、县等第的时空演化，笔者依中国古代常见规则将州县等第定量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的“三等九级”。并适当扩大等级差异，以十进制赋值，最低等赋10分，最高等赋100分，以便观察各等级空间差异。

“上”视为上等三级平均，赋80分之“上中”值，州之辅、雄、望、紧，县之赤、畿、次赤、次畿、望、紧，均为“上上”级，赋值90以上而各有差；“中”为中等三级平均，赋50分之“中中”值，“中下”赋值40分；“下”为下等三级平均，赋20分之“下中”值。羁縻州县最低，赋10分之“下下”值，而“没吐蕃”“陷云南”“没夷獠”及被省废州县均赋0分（表1）。

表1　唐代州县等第划分标准及赋值

（一）唐代州县等第的时间变化

1. 唐代州等第的时间变化

综合上述史籍及前人成果，结合唐代行政区划变迁[34]，得到唐代三个时间断面州等第情况（表2）。唐代反映政治地位的府及辅、雄、紧州数量较少，约占州总数四分之一；以户口多寡划分的上、中、下州数量众多，约占四分之三。府在唐开元只有3个，唐中叶增至8个，岐州、蒲州原为辅州，分别于至德二载（757）、上元元年（760）升为凤翔府、河中府，益州、梁州因皇帝驻跸迁幸分别升为成都府、兴元府，荆州作为江南财赋运往关中的中转站和管控东南半壁的重要据点，被肃宗升为江陵府。三阶段比较，雄、望、上等州之数量有所增加，中、下等州之数量有所减少。

表2　唐代各等第州数量统计

续表

续表

综计唐代三个时间断面存有之州共339个，唐末与开元比，205州（60.47%）等第相同，但其中11州在元和时出现了等第升降，至唐末又回归开元时的等第。终唐一代等第始终不变的州共194个（57.23%），说明唐代州之等第总体稳定。图2a中线条向上表示等级上升，线条向下表示等级下降，可见州等第变化主要发生在中州、下州上。

开元至元和年间，60州升等，56州降等。升等州包括2个辅州、2个上州、1个中州升京府，2个上州、1个下州升雄州，1个紧州、3个上州升望州，4个上州升紧州，16个中州、10个下州、4个新置或复置州升上州，7个下州、2个新置州升中州，新置3个下州，2个羁縻州升为下州。降等州中除9个紧州、3个中州等第下降，3个下州被废，另有10个下州降为羁縻州，31个下州没于外藩。无论升降，州等第变化主要发生在上、中、下诸等第中，升等州中的46个（约77%）和降等州中的44个（约79%）发生在这三个等第，说明户口变化是其间州等第变化的主要原因。

元和至唐末，升等州43个，降等州7个，升远多于降。在50个变化州中，仅25个（50%）为上、中、下等，说明只半数州因户口变化使然。升等州中包括2个望州升雄州，4个紧州、1个上州、1个中州、1个复置州升望州，3个上州、2个中州升紧州，7个中州、4个下州升上州，1个下州升中州，2个中州收复、3个中州新置，3个羁縻州升下州，5个下州收复、2个下州新置，2个州收复后为羁縻州。降等州中包括1个雄州降望州，1个上州、2个中州降下州，1个下州降羁縻州，1个下州没外藩，1个中州被省废。

唐末与开元相比，134州有等第变化（上升者84州，下降者50州），其中100个（约75%）属于上（15个）、中（27个）、下（58个）诸等第。下州没于外藩或降羁縻州是降等的主因；升等大多是中、下州向上州，或上州向紧州、望州升等。可见，唐后期州等第变化主要是户口变化的反映和体现。

2. 唐代县等第的时间变化

开元年间，全国共1552县，其中赤、畿、望、紧县299个，占19.27%；上、中、中下、下县1250个，占80.54%；羁縻县3个，占0.19%。元和年间全国共1477县，其中赤、次赤、畿、次畿、望、紧县367个，占24.85%；上、中、中下、下县1082个，占73.26%；羁縻县28个，占1.90%。至唐末，全国共1482县，其中赤、次赤、畿、次畿、望、紧县390个，占26.32%；上、中、中下、下县1070个，占72.20%；羁縻县22个，占1.48%（表3）。这说明户口多寡也是有唐一代县等第划分的主要依据，但唐代后期受政治影响的县数比例略有增加，受户口影响的县数比例略有下降。

表3　唐代县等第类别及其县数统计

开元至元和年间，全国1596县，其中1066县等第稳定不变（67%），320县上升（20%），210县下降（13%），升多于降。升等县中，畿县升赤、次赤6个，望县升次赤、次畿30个，紧县升次赤、望县35个，上县升次畿、望、紧县54个；此外，还有64个中县、40个中下县、43个下县、3个羁縻县上升，45个复置或新置县在各等第中均有分布。降等县中，上县、中县降等类型多样，下县降等数量最多，其中15个上县降中县（2个）、下县（4个），或没于外藩（7个）、被省废（2个）；59个中县降中下县（11个）、下县（22个），或没于外藩（16个）、被省废（10个）；58个中下县降下县（17个），或没于外藩（35个）、被省废（6个）；70个下县或降为羁縻县（28个），或没于外藩（28个），或被省废（14个）；此外，还有1个赤县降次赤县、6个望县降紧县、1个望县被省废。

元和至唐末年间，全国1582县，其中1 274县稳定不变（81%），187县上升（12%），121县下降（7%），同样升多于降。升等县中，1个次赤县升赤县、1个畿县升次赤县、1个望县升次畿县、18个紧县升望县；108个上、中、中下、下县上升；收复28个外藩所没县，升为上、中、中下、下、羁縻县；新置19个县，等第主要为上、中、中下县；还有11个羁縻县升下县。降等县中，11个赤、次赤、畿、次畿县下降，9个望县、14个紧县下降，87个上、中、中下、下县下降。

唐末与开元相比，共649县发生等第变动，其中升等县403个，降等县246个，升大于降。如图2b所示，县升降主要发生在上、中、中下、下诸等第中，升等县的267个、降等县的219个出自这些等第，两者合占等第变动县总数的76%。

图2　唐后期州县等第升降变化

3. 唐代州县等第变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唐代州县等第变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州县等第总体保持稳定，只有约四成州县的等第有升降变化，约六成始终不变；二是升等州县数多于降等州县数；三是州县等第变化主要发生在以户口多寡为标准的等第中，所以户口增减是唐代州县等第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唐代州县等第值的空间分异

1. 唐代州等第值的空间分异

受人口分布格局影响，唐代州级政区主要分布于“山兰防弧线”之东南半壁[37]，受此影响，州等第值的东南—西北分异也很明显，呈“北高南低”格局（图3）。具体而言，“紧”及以上高等第州主要分布于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至唐后期南方太湖流域、两湖平原、成都平原才有分布；“上”州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唐后期南方地区增加显著；“中”“下”州主要在岭南、西南地区，该区域相对落后，是瘴疫流行和流放犯人之地[38]。分阶段看，开元年间（图3a）关中平原和伊洛河平原州等第值最高，黄河中下游成为“上”以上高等第州集中区，南方仅江浙地区、成都平原有少量“上”州；江淮之间、长江中游、四川盆地多为“中”州集中区。元和年间（图3b）较之开元年间，关中平原新增2府1雄（凤翔、河中、宁），仍是州等第值最高地区；黄河下游新增4望（汾、赵、贝、青），仍是“上”以上州集中区；南方地区新增3府（成都、江陵、兴元）、2雄（洋、苏）、2紧（鄂、常）、6上（宿、郢、饶、袁、虔、泉）、1中（楚），几乎全在长江流域，江淮地区、太湖流域成为新的州等第高值区，其余大抵同开元年间。西北诸州因陷于吐蕃致使下州大量减少，州等第值显著下降。唐朝末年（图3c）相较元和年间，北方地区新增1望（孟）、2紧（徐、郓）、3上（景、兖、沂），黄河流域依然是上等州县集中区，关中平原、伊洛河平原也还是州等第值最高区；南方地区人口、经济发展迅速，新增4望（润、宣、越、常）、3紧（楚、寿、梓）、5上（郴、洪、信、澧、池），长江三角洲、江淮之间、成都平原成为州等第高值区。

比较开元、元和、唐末三个时间断面州等第均值的变化（表4）可见唐后期“北降南升”特点明显。根据等第值升降幅度将变化区域分为显著降等区（≤-30）、一般降等区（-30—-10）、基本稳定区（-10—10）、一般升等区（10—30）、显著升等区（≥30），可以直观展示其升降变化。开元至元和年间（图3d）一般升等区、显著升等区广泛分布于南方，南方36个升等州（3府、2雄、3紧、18上、6中、4下）等第总值增加1270，均值提升35.28，全部州等第均值从35.22增至41.72，提升了18.46%；北方24个升等州（2府、1雄、4望、1紧、12上、3中、1下）等第总值增加793，均值提升33.04，全部州等第均值从18.42增至67.41，提升15.39%。可见，南方地区发展较北方迅速，因为“安史之乱”的破坏主要集中在北方，且河西地区陷于吐蕃导致州等第值下降。元和至唐末（图3e），南方23个升等州（5望、3紧、8上、1中、6下）等第总值增加585，均值提升25.43，全部州等第均值从41.72增至43.91，增长5.25%；北方18个升等州（2雄、2望、2紧、3上、5中、4下）等第总值增加520，均值提升28.89，但全部州等第均值从67.41降到65.27，降低3.17%，一升一降更证明唐后期南方发展较北方迅速。通览开元时期至唐末（图3f），升等州北方少于南方、降等州北方多于南方，州等第均值北方上升11.73%，南方上升24.67%，南方增幅是北方的2.19倍。从空间演化来看，唐后期州等第值提升区域主要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说明这两个地区人口、经济发展迅速。尽管如此，终唐一代，北方州等第均值始终高于南方，即使唐朝末年，北方等第均值也比南方高21.36，相差约两级。这是由于北方乃政治中心所在，以政治地位划分的府及辅、雄、望等高等第州绝大部分在北方地区（表4）。

表4　唐代三个时间断面州与县等第值的升降变化

图3 唐代州等第值分布

2. 唐代县等第值的空间分异

县的情况与州一样，县等第值也呈“北高南低”格局（图4）。开元年间，高等第县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分布着7赤、54畿、81望、67紧、244上县，南方地区则大多（69%）是中县及以下，890个县中，有中县202个、中下县190个、下县217个，仅成都平原、两湖平原、太湖流域零星分布着少量望、紧、上县（图4a）。元和年间，黄河流域高等第县分布与开元年间差相仿佛，但南方地区则有显著增加，高等第县从开元时的281个增至元和时的342个，增加61个，增幅达21.71%，其中57个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图4b）。唐朝末年，华州、陕州一度升府，属县亦升次赤、次畿，但不久即复旧，故北方情况与元和时差别不大；南方地区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又增加不少望、紧、上县，但总体情形与元和时比也差不多，其高等第县数仅从142个增至144个，净增2个；高等第县占比也仅从42.07%升至43.27%，上升1.20%（图4c）。

图4 唐代县等第值分布

唐代南北方县等第平均值的变动趋势与州等第平均值的趋势一致，但县等第值南北之比总体保持稳定（表4），表明县等第较州等第更加稳定。开元—元和之间，因吐蕃、云南等部族的侵占，整个西部半壁的县等第值显著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黄土高原西北部、长江中游地区的县等第值显著上升。其间，北方地区有138个县等第上升，全部县等第均值从71.60提升至77.80，提升了8.66%，等第值大幅上升（>30）的县有35个，其中8个分布在黄土高原西北的会、灵、盐三州，包括连升两等4县（灵武、温池、保静、五原由中下升上），连升三等4县（乌兰、鸣沙、白池由下升上、怀远由中下升紧），其余27县散布于黄河中下游的18个府州（主要是原州、凤翔府、虢州、河中府、幽州、潞州等）。同期南方地区亦有35县等第值大幅上升，其中27个为新置县或复置县，长江中下游地区池州之青阳县、宣州之旌德、太平、宁国三县，信州之贵溪县、饶州之上饶县、虔州之安远县，婺州之浦阳县、越州之上虞县，扬州之天长县，鄂州之唐年县、江陵府之荆门县等第值的上升幅度超过80（图4d）。元和—唐末间，县等第值变化不大，显著升降区域呈灶状分布，只有河西走廊因为部分州县的收复，县等第值上升明显（图4e）。纵观整个唐代，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县等第值保持不变，西北、西南边疆地区为县等第下降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县等第上升区域，这也反映了唐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崛起（图4f）。

3. 唐代州县等第值的时空特征

综上所述，如图3、图4所示，唐代州县等第的时空变化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唐代州县等第值在空间分异上呈显著的“北高南低”格局，无论是开元年间、元和年间，抑或是唐朝末年，都是如此。其二，唐后期大部分州县等第保持稳定，州县等第值变化总体上呈“北降南升”态势，即南方地区州县等第均值不断上升，北方地区州县等第均值不断下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清晰反映出唐后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北方地区迅速。

（一）政治格局是中原地区州县等第最高值区形成的主要原因

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都畿战略地位重要，城市人口众多，是州县等第最高值区域。唐廷在京都、皇帝驻跸州或地理位置极重要的州置府，号称“京府”。唐代京兆、河南、太原三京府地位稳固，其余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兴唐诸府均为安史之乱后因皇帝驻跸巡幸和地理位置特殊而置。如岐州是扼守川蜀、陇右的咽喉；益州是弱可自固、强可伐人的要地；梁州是关中通往巴蜀、荆楚的锁钥；华州、陕州地当长安、洛阳两京孔道；荆州四方舟车辏聚，为长江中游重镇；蒲州地处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之要冲。唐代还在京府两翼设辅州和雄州以拱卫朝廷，因此辅、雄之州亦多分布在长安、洛阳两京之间。州的政治格局决定县的政治格局，“京都所治”的赤县（万年、长安、洛阳、河南、太原、晋阳），“陵寝所奉”的赤县、次赤县（奉先、醴泉、富平、三原），“京之旁邑”的畿县、次畿县，这些高等级县也都集中分布在两京之间，所以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始终是唐朝州县等第值最高的地区。

图5　唐代府、辅、雄州和赤、次赤、畿、次畿县分布

（二）军事斗争是边疆地区州县等第变化剧烈的主要原因

唐代管治国土，还在边疆设置都护府进行军事管理。都护府是设置在沿边地区的专门管辖民族自治地方的机构[39]，用以防制少数部族侵扰、巩固边疆国防。唐朝先后设8个都护府，大致相当于内地的州，等第有“大”“上”之别。[40]单于、安北、北庭、安南等大都护府都设有正县，其长官与州刺史无异[41]，唯安西大都护府没有辖县，但它是中原王朝经营历史最长的都护府，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安东都护府镇抚高句丽，但因唐代对东北地区的经略并不稳固，安东都护府持续时间不长，治所不断内迁，由平壤撤至平州，最后降为羁縻府。保宁都护府设置时间最短，汉化程度不深，仅持续八年就为吐蕃侵占而废。北庭、安西都护府也于贞元六年（790）陷于吐蕃。

内地除了设置州县进行行政管理，还设置了都督府进行军政合一管理。都督府主要设置于冲要之州，负责以都督所治州为中心的若干军事设施（包括兵员）建设及管理、保养及巡防工作以及驻在州的民政事务[42]。据统计，唐代共设43个都督府，主要分布在关内、陇右、剑南、岭南诸道，这与唐代战争威胁主要来自西北、东北、西南少数部族有关。关内道北部丰、胜、灵、夏、延、庆、原诸州都督府主要是防止突厥南下；陇右道之秦、鄯、洮、凉、瓜、西诸州都督府主要是防御突厥、吐谷浑、回纥从西北进犯；剑南道之益、松、茂、雅、黎、嶲、戎、泸、姚诸州都督府主要是防范吐蕃、南诏威胁；岭南道之广、桂、容、邕四州都督府和安南都护府主要是维护南部边疆稳定[43]。都督驻治州往往军事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其等第也很高。开元年间有大都督府6个（潞、并、幽、益、荆、扬）[44]，至元和年间又新增灵、魏、恒、陕、郓、襄6个大都督府[45]，这些大都督府之治所都地处交通孔道，位置冲要。其余各级都督府驻治之州也都是交通干线上的节点城市，只是军事地位比大都督府稍逊（图6）。安史之乱后，腹地都督府的军事管理权被方镇夺去，都督府有名无实。至德后，都督或被罢废，或只领羁縻州。被罢的有原、丰、并、代、安、越、黔、夔、洮、瓜、西、姚12州；沦为虚职的有胜、兖、潞、幽、营、扬、福、洪、潭、荆、梁、益、广、容14州；只领羁縻州的有庆、延、灵、夏、秦、鄯、凉、雅、泸、茂、戎、嶲、松、黎、桂、邕16州。当然，由于军事斗争形势变化，至德以后仍有盐、沙、遂、辰、登、昌、利、龙、峰、驩10州都督府新置[46]。都督府新置或都督的治驻可使驻州等第发生变化，如盐、昌、辰三州均因新置都督府等第由“下”升“中”，沙州等第更是随都督兴废而升降，起初沙州本为下州，都督驻扎后升为中州，后都督移治瓜州，沙州便复为下州，后沙州又为都督治驻，再升中州。[47]甘州情况与沙州类似。[48]因而，都督驻扎是唐后期藩镇割据背景下内地州等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6　唐代都护府、都督府分布

（三）经济发展是南方地区州县等第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

户数是唐代州县等第的刚性指标。贞观年间全国户数不足300万，天宝元年（742）户数达897万，人口总数达5097万。此时，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和成都平原为人口最稠密区。[49]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遭到战争破坏，人口大规模减少，州县等第也因之下降。元和二年（807）全国纳税户只有天宝十四载（755）的四分之一。[50]战乱所致人口减少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51]，有些州县因户口凋敝降等甚至省废，如齐州之丰齐、全节、亭山三县因“户口凋耗，计其税钱，自供官吏不足”于元和十五年（820）请废，分别并入长清、历城、章丘三县[52]；兖州莱芜县亦因“人户绝少”被并入乾封县[53]。相比之下南方战乱较少，接受了大量北方移民，人口稳步增加。当时江南、江西、淮南诸道和蜀中、福建地区都是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54]李白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55]，高适言“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56]，就是这方面的反映。长江上、中、下游都接纳了不少北方移民，长三角地区尤多，有顾况所谓“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57]，又有《吴县令厅壁记》言“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58]。

人口是封建社会反映经济水平最综合的指标[59]，唐后期人口发展的南北差异其实反映了南北经济水平的变化。南方地区经济地位提升是致使唐后期南方州县等第提升的根本原因。唐前期北方地区的河南道、河北道、河东道是国家主要财赋区，天宝八载（749）这三道正仓、义仓、常平仓储粮共6193万余石，占全国储粮总量的68%以上[60]。安史之乱后，江淮之间和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区[61]，时有“军国费用，取资江淮”[62]，“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63]的说法。户口增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是州县等第上升，二是新的州县设置。唐后期，全国共升等州84个，新置州14个；升等县403个，新置县57个（图7）；其中，南方地区分别占59.5%、35.7%，58.3%、59.6%。这也说明唐后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快于北方地区。

图7　唐代新置州县分布

（四）交通联系是干线沿线州县等第高值带形成的主要原因

国家财赋依赖水陆交通转输，国家政令凭借水陆交通畅达，国家权力需要水陆交通维系，因此，水陆交通发达的地方往往成为都督军事驻地或者财赋转输据点，这就使得交通沿线州县等第相对较高。而唐代交通干线确实串连起了大多数高等第州县，形成了串珠状高等第值带。宝应以降，“转运使”成为固定官职，唐廷在全国建立巡院经管大部分地区的盐铁、漕运等事[64]。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后期全国有扬州、陈许（驻许州）、汴州、庐寿（驻寿州）、白沙（驻扬子县）[65]、淮西（驻蔡州）、甬桥（驻宿州）[66]、浙西（驻润州）、宋州、泗州、岭南（驻广州）、兖郓（驻兖州）、郑滑（驻滑州）13处巡院，巡院驻所均是交通冲要城市。安史之乱后，唐廷财赋倚重南方地区，南北交通重要性更加突出，漕运线上的州县等第都有显著提升。开元年间“上”以上州97个，全部位于重要交通节点，“上”以上县719个，其中595个（82.75%）分布在交通干线上。如图8所示，唐代最显著的州县等第高值带有四条，它们都是交通干线带。

图8　唐代道路交通与高等第州的分布

（1）大路驿高值带。长安至洛阳的驿路被称为“大路驿”，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也是北方、东南财赋抵达黄河后向西运入长安的重要路线，沿途几乎都是府及辅、雄、望、紧、上等高等第州。作为两京间的京畿重地，该高值带的形成是交通与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大运河高值带。大运河（江南河—山阳渎—永济渠—通济渠）沿线自隋朝以降即是重要城市带，唐代进一步发展，堪称唐廷生命线，沿线分布大批“上”等以上州，唐后期也有不少州县升等。唐廷财赋所倚的东南50州[67]中，28个州等第上升；16个州虽然等第没有上升，但属县有升等者，包括9个新置县、7个紧县升望县、9个上县升紧县、3个上县升望县、5个中县升上县、3个中下县升中县、1个中下县升上县、1个下县升中下县，共39个县（湖州3个、杭州3个、睦州2个、衢州2个、处州1个、婺州4个、台州1个、福州4个、漳州1个、扬州4个、安州1个、歙州5个、潭州5个、永州1个、道州1个、吉州1个）；仅6个州及属县等第均无上升。等第上升州县大多位于大运河沿线，如苏州由“上”升“雄”，常州由“紧”升“望”，润州由“上”升“望”，徐州由“上”升“紧”，楚州、寿州由“中”升“紧”。

（3）次路驿高值带。长安由蓝田关越秦岭、过武关经商州、邓州、襄州至荆州的驿路称“次路驿”[68]，地位仅次于“大路驿”。当江淮漕运因战乱受阻时，江南物资即由此条路线输送至关中。唐后期该路干、支沿线襄、商、复、鄂、隋、房诸州升等，就是因为交通地位提升。如房州为“邓宛、襄汉入蜀之捷径”[69]，唐末由“下”升“上”；鄂州因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而为漕运枢纽，连升三级由“下”升“紧”[70]。

（4）金牛道高值带。金牛道是唐代西线的南北大通道，四川盆地的财赋从成都府运出，经汉州、绵州、剑州至兴元府，或经梓州、阆州至兴元府，然后由褒斜道入长安。剑南道“上”等以上州不多，但位于金牛道上的成都府及汉、绵、剑、梓、阆诸州等第均列“上”等以上。

（一）反映唐代政治地理重心的变化

“山兰防弧线”是中国过去两千年人口疏密区和国家核心区的重要分界线[71]，唐代州县建置基本分布在这条弧线的东南半壁。如图9所示，唐代三个时间断面的州等第值标准差椭圆始终在“山兰防弧线”东南侧，且略向东南移动，反映了唐后期政治重心的迁移趋势。京府、辅州、雄州的变迁最能反映政治重心的变化，天宝以前，所有“雄”及以上等第州均在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安史之乱后南方地区新增3京府（成都、江陵、兴元）、2雄州（苏、洋），北方增2京府（凤翔、河中）、1雄州（宁州）。

州县平均等第值变化也能反映政治重心的变迁。如表4所示，开元年间，北方/南方州等第均值比为1.66，县均值比为1.40；元和年间，州均值比降至1.62，但县均值比略升至1.45；唐朝末年，州均值比降至1.49，县均值比降至1.39。这说明，唐后期北方与南方州县等第值的差距逐渐缩小，进而说明全国政治重心有显著南迁趋势。

（二）反映唐代人口分布重心的变化

户口多寡是划分州县等第的重要指标，州县等第值的分布变化也能反映人口分布重心的变化。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平原一直是我国人口最为稠密地区。唐初（639）全国人口约1231万。[72]唐中叶（742）时人口增至5810万，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人口依旧稠密，但南方地区人口增长显著，成都平原的成都府人口密度更是超过了200人/平方千米，超过长安成为该时期人口密度最高地区[73]。安史之乱后，河南、关内、河北道人口大量外徙，江南、江西、淮南和蜀中接受大量移民。[74]由于人口增加，南方州县等第提升明显，开元至元和年间全国60个升等州中南方占35个，州等第值上升幅度亦高于北方（表4），州等第值重心由开元时的邓州（32.77°N，111.93°E）向东南移至唐州（32.59°N，112.75°E）。与此相对应，南方人口在全国占比由41.23%升至65.67%，全国人口分布重心也从汝州（33.67°N，112.52°E）向东南迁移至隋州（32.08°N，113.14°E）。

（三）反映唐代城市分布重心的变化

县级政区增设是地域开发臻于成熟的标志。[75]虽然唐代州县等第平均值都是北方高于南方，但南方地区州县均值持续上升，与北方差距逐渐缩小（表5），这是唐代经济重心南迁的表现和结果。经济重心南迁牵引着城市分布重心南移。唐代版图内县级城市分布重心与其县等第值重心的移动方向大体一致（图8）。开元至元和年间，县级城市分布重心从房州（31.75°N，111.30°E）向东南移至襄州（31.67°N，112.00°E），县等第值重心也从邓州（32.76°N，112.21°E）向东南移至唐州（32.800°N，112.65°E）；元和至唐末，县级城市分布重心由襄州向西北折回房州（31.76°N，110.89°E），县等第值重心略向西北迁移，但仍在唐州境内，迁移幅度没有城市分布重心大，这是唐后期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经济水平提升相对较大的缘故。一般而言，州县等第值越高，城市化程度也越深，唐后期南方地区州县等第值的提升，也反映了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表5　唐代州等第变化与人口、城市、经济当量的联系 

（四）反映唐代经济重心的变化

人口和城市都是反映经济水平的指标。通过地区人口和城市数量测度地区经济总量，基于笔者之前的研究范式[76]，得出经济总量中人口、城市的权重在开元年间为0.79、0.21，元和年间为0.71、0.29，这说明唐代人口的经济当量在经济总量中占主导地位（图9）。开元年间中国经济重心位于邓州（32.62°N，111.88°E），元和年间向东南移至襄州（32.01°N，112.12°E）。这与州县等第值的重心迁移基本一致，两者变动一致性值达0.56。

图9　唐后期州县等第值重心与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经济重心变迁

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化的探讨甚多，测度指标和方法亦多种多样。或以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持久和稳定性、政府倚重程度为标准[77]，或参考户口、人丁、垦田、租赋数据[78]，或利用人口、土地、劳动力素质、自然环境、商品经济指标[79]，或以人口、城市数量为替代指标计算经济当量和经济总量[80]。州县等第高低关乎政治、军事和交通，更关乎人口、城市和经济水平。本文研究表明，州县等第值的时空变化是经济重心变迁的重要表征，等第值显著提升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较速，其重心变迁与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经济重心的变迁有较高一致性。

研究唐代339个州、1609个县的等第时空变迁，分析其形成原因和地理意义，可得到几点认识。

（1）唐代约六成州县等第维持不变，总体保持稳定；等第发生变化的州县中，升等州县多于降等州县，户口增减是其变化的主要原因。

（2）唐代州县等第值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北高南低”格局，唐后期在时间变化上呈“北降南升”态势。南方州县等第均值不断上升，北方州县等第均值不断下降，南北差距逐渐缩小。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州县等第值在唐后期显著提升，反映了人口、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

（3）唐代州县等第的时空变化受多因素共同作用。政治地位使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州县形成等第最高值区，军事斗争导致边疆地区州县等第变化剧烈，经济发展促进南方地区州县等第持续上升，交通联系是大驿路、大运河、次驿路、金牛道沿线州县等第高值带形成的主因。

（4）唐代州县等第是州县政区政治、人口、城市、经济状况的“指示器”，唐后期州县等第值的重心变化揭示了同期政治重心、人口重心、城市分布重心、经济重心的变化。它们互相牵引，互为因果，并向东、向南迁移。

由于唐代州县等第仅开元、元和、唐末三个断面记载较多，本文对其时间变化探讨局限于唐后期，如果能补充一、二唐前期的时间断面，可以更好反映整个唐代州县等第值的时空演化。继而，若将历代各行政单元等第计量化、序列化、网格化，开展长时段州县等第的时空演化规律探讨和地图可视化表达，相信能更好地接轨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致谢]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2016级硕士研究生康怀佳、齐晓钰和陈慕琳、周晴雨分别对《元和郡县图志》《唐会要》、州县等第数据的初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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