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芝 蓝勇 |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地名雅化”，名为近40年来中国地名学中一个通用且收录于《GB/T 16820—2009地图学术语》[1]的专有词汇，实为古已有之的一种普遍地名演变现象。对此，学界主要有“一狭二广”三种代表性概念认知：“一狭”即“粗俗地名文雅化”，此认知最具学界共识与社会影响[2]；“二广”一则侧重雅化对象的“因不喜欢原名含义或认为原名含义不合适而更名”[3]，一则侧重雅化取向的“将自然地名赋予文化内涵，寄予文化诉求”[4]。其他狭广之间以雅化对象、取向具体范畴为盈缩的阐释不一而足，毋庸赘述。

总之，学界对地名雅化的阐释已颇具奠基性和启发性，但尚未达成清晰共识，并主要体现为对雅化对象、取向的零碎表述和显著歧见，且以今人雅俗认知框定古来雅化事实，易因雅俗观代差造成先验性偏差。这不仅影响今人对地名雅化的准确识别和系统认知，也制约了其规范应用和社会认同。因此，对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之“实”，应回归具体历史语境，进行整体、系统和细致的类型梳理。

然古人对地名雅化的“名”“实”并无明确对应，很难“具体化”，故笔者拟以传世文献中的“不雅”地名更易叙事为依托做一先期性考察：对原地名的“不雅”或“不够雅”评价应是雅化的直观起点，也是与其他地名演变类型的根本区别，对此类地名“去‘不雅’化”，即广义的地名雅化典型。因之，理清古人的“不雅”地名认知和“去‘不雅’化”取向是明晰地名雅化的关键之一。笔者钩沉史料，共获“不雅”地名叙事228条，被古人明确为“不雅”的地名298个，“不雅”地名更易结果195个[5]（表1）。

表1 古人认知中的部分“不雅”地名及其更易结果的时代与类型分布

说明: (1)本表根据“中国数字方志库”“中国方志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国基本古籍库”“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等数据库检索到的“不雅”地名叙事整理而成。下同。(2)表中时代分布以“不雅”地名叙事者所处时代或叙事时代而非该名的更名时代为统计口径;地名分类参见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测绘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3)表中括号前为被古人明确指为“不雅”的地名,括号内为相应更易结果(无括号表示“不雅”地名未被更易;括号前有“—”表示相关文献只载更易后地名,未载原“不雅”名);“/”用以区隔某地的两个不同“不雅”名或某一“不雅”地名的两个不同更易结果。下同。

所获“不雅”地名叙事有两种情形：一是叙事者本人认为某地名“不雅”，或直接更易，或如实载录，或不予记载；二是叙事者将某一地名的演变之实归因为更名者对原名的“不雅”评判。前者无疑是叙事者对不雅地名理解和广义雅化取向的直接体现，后者虽存在归因失实的可能（即该名可能是讹化、误写、避讳等非“雅化”原因所致），但也侧面反映了叙事者对“不雅”地名及其雅化的认知。因此，将以上两种叙事都算作“具体的历史语境”，为本研究提供直接史料支撑。结合表1，所获“不雅”地名叙事上自唐代，下迄民国，其中唐、宋、元三代共16条叙事与10个“不雅”地名、18个更易后地名，占比分别为7.02%、3.36%、9.23%；明代43条叙事与42个“不雅”地名、30个更易后地名，占比分别为18.86%、14.09%、15.38%；清代131条叙事与183个“不雅”地名、119个更易后地名，占比分别为57.46%、61.41%、61.02%；民国38条叙事与63个“不雅”地名、28个更易后地名，占比分别为16.67%、21.14%、14.36%。所涉地名范围遍及今中国版图所有地理区，类型囊括陆域、水域等自然类和政区、聚落、建筑与人文设施等人文类。其中，“不雅”自然地名180个（陆域91个、水域89个），约占60.4%；人文地名118个（政区14个、聚落18个、建筑与人文设施86个），约占39.6%。更易后自然地名124个（陆域83个、水域41个），占比63.59%；人文地名71个（政区6个、聚落16个、建筑与人文设施49个），占比36.41%。虽未能尽全，但已搜集的“不雅”地名叙事时空跨度大，地名类型丰富，表述明确、细致，可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考察提供相对科学、客观、丰富的样本依托。

对传世文献所见“不雅”地名进行类型学分析发现，凡词义与汉民族三阶层的主体性文化心理[6]相悖的地名，都可能被指“不雅”而成为广义的地名雅化对象。

（一）“不善”地名：不利于社会大众的物质人生享有

物质人生，即钱穆所称“求各个肉体生命之存在与绵延”的“身”的人生[7]，是社会大众最基本的欲求。因此，凡被先民认为不利于其物质人生享有的语义负面，寓意不吉、不祥、不洁，易使人产生消极联想的“不善”地名，都可能沦为令人畏忌的“不雅”地名。

一是包含死亡、伤病、穷困等物质人生负面语词的地名，如“棺材涧”“断头山”“人头底”“阵亡庙”“穿心洞”等关联“身死”，“哑女泉”“王哑叭桥”“哑叭堡子”等意指“身残”，“挑筋教胡同”“猪痨山”等行为、物事致人身苦痛，“穷棒子河”“荒塘”等含物质财产、自然资源贫乏，“臭水河”“寒村”“三厄岭”“三隘岭”等显处境恶劣、凶险的地名。以清代镇宁县“阵亡庙”（今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为例，其名源于咸同之际历十余年之久，地方团勇与苗族作战且伤亡极众的一段悲痛的历史记忆，因字面义、命名义都有悖人类怀生畏死的心理，被以“不雅驯”改名“慰忠祠”[8]。

二是带有习性或文化意象凶残狠毒，对物质人生威胁巨大的动物的地名，如“老虎城”“石虎山”“狼溪”“五狼山”等。以清代滦州（今河北唐山滦州市）八景之一的“岩山虎踞”为例，该景本意“山形肖虎”，清嘉庆年间被知州吴士鸿以“山门前踞虎，名不雅驯”为由更名为“研山凤翥”[9]。虎生性凶猛，对人类物质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皆具威胁，“山门前踞虎”更强化了这种压迫感，遂被以“不雅”更易。当然，包括虎在内的不少动物都具两面性，“虎”字也因具威猛、生气、力量等寓意被汉民族喜爱，汉语地名中此类地名的普遍存在即为明证。有学者指出，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融合中，不仅对后者“崇尚凶悍、刚烈”的狼图腾崇拜彻底抛弃，还通过文艺作品对狼“凶狠贪婪”“淫荡、狡诈、不讲道义”的负面形象予以强化[10]，“狼”字地名在汉语语境中的“不雅”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不正”地名：不符合统治阶级的社会人生规范

社会人生，即钱穆所称“求生命之扩大与安乐”的大群人生、集体人生、政治人生。[11]在古时中国，社会人生规范主要体现为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与政治融凝一体的“内圣外王之道”[12]。因此，凡语词义悖逆了“正心、诚意、修身”等“内圣”道德要求，或不利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王”事业追求的“不正”地名，都可能被以“传道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文人视为“不雅”而厌弃。

首先是语词粗俗鄙俚，使“荐绅先生难言之”的粗鄙地名，具体有三类。一则含喻指人品行不端的动物类詈词，如“狗颈塘”“窝狗王家”“狗尾巴胡同”“狗头洞”“狗腰关”“乌龟井”“龟背场”等。有学者研究发现，狗和龟的文化内涵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负面义化的历史过程：狗自魏晋南北朝以降负面义逐渐增强，元以后在文人笔下更是“几乎都与卑鄙无耻、肮脏、下流等相联系”[13]；龟于唐以降便从备受尊崇的庙堂之物逐渐掺杂怯弱胆小之义，元以后彻底沦为关乎女性贞操的詈词[14]。带“狗”“龟”二字地名由此被士大夫文人所不齿。二则带有性器官、性行为等相关语词，如“奶姑笔”“鸡卵洞”“风流洞”等。以清代广南府“风流洞”（今云南文山广南县境内）为例，清人戴清《丰年洞记》载其“洞在荒服，昔为野人游女幽会之所，土人呼为风流洞。后钟太守以其名不雅驯，更曰‘丰年洞’，镌诸石，已非复夷风矣”[15]。名自“野人游女幽会之所”的“风流洞”，因反映了与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礼法森严的婚恋观相冲突的野蛮、未开化之“夷风”，遂被以“不雅”为由更易并镌石强调。三则带有少数民族歧视或敌对色彩的恶称、蔑称，如“蜈蚣彝”“獠泽”“驴夷”“恤蒙”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敌视之意显而易见。随着所指称的“夷狄”之地被纳入中国版图，此类带有明显汉民族优越感，不利于国家凝聚和民族融合的地名，即成为统治阶级眼中的“不雅”地名。

其次是以传统社会中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群体命名的卑贱地名，如奴婢地名“三宝岩”和“婆”字地名“莫婆井”“牛婆井”“郭婆井”“婆台”等。明隆庆年间，长乐知县蒋以忠登临境内名胜三宝岩（今福建福州长乐区晦翁岩），被告知岩名源自郑和（别名马三宝）下西洋途中曾到此游历并修葺了龙峰书院，大为惊异，急令更易：

嘻!有是哉?龙峰以岩著，岩赖晦翁始显也，名岩顾掩翁乃崇一内侍，其胡以训?亟命易题为“晦翁岩”，且申令于里人，毋或仍故唤，作斯岩羞。[16]

反问句和语气词的接连使用，迅疾而坚决的更名行为，以及禁止里人再用原名的申令，无不显现了儒家士子蒋以忠对内侍群体的鄙夷之情。“三宝岩”虽带有感怀与纪念性质，但因以“内侍”命名，亦是“不雅”。“婆”字地名的“不雅”则与汉民族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思想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元明以来，因经济行为“表现出独立性”而对传统社会秩序形成挑战的“三姑六婆”，在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书写权的男性文人笔下普遍呈现出“搬弄是非、贪财好利、惑乱人心、媒介奸淫”等负面形象[17]，文人雅士多“谨而远之，如避蛇蝎”[18]，“婆”字地名也因此被指“不雅”。如杭州西湖“莫婆井”，“是善士莫公之妻所凿，有一士恶其名不雅，改为莫公井”[19]。莫婆虽有凿井善行，但以其命名的“莫婆井”仍被士人厌弃。

再次是命名理据或用词荒谬怪异，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朴素理性精神相悖的怪诞地名，如“劝善仙馆”“颜神县”“孝妇县”“毛精垒”“灵应峰”“会仙峰”“大王庙”等。以清代岱山镇“劝善仙馆”（今浙江舟山岱山县境内）为例，民国《岱山镇志》“蓬莱书院”词条载：

是院本为劝善仙馆旧址，咸丰之季，发逆窜浙，有严州遂安县贡生洪自含避乱来岱，与乡先进邬兆权、方炳泰、王敬所等扶持风化，振兴文教，设立劝善仙馆，以劝善为宗旨，兼课文艺。是时，岱山风气锢蔽，因假神道设教，以为之倡。在馆中设有乩坛，其人善扶箕，每逢朔望开坛降乩。所作诗文宗旨纯正，皆有益于世道人心……后以劝善仙馆之名不雅驯，遂改为蓬山书院。[20]

“劝善仙馆”虽为特定社会氛围下的权宜之计，但其神道性质迎合了当地“风气锢蔽”的社会形象，与创办者寄托于该院“扶持风化，振兴文教”的教化目的相去甚远，遂被人以“不雅驯”更易。再如，庙早期本是供奉祖先前贤的神圣场所，汉以降却逐渐世俗化，“成为阴曹地府、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21]，当继续用作“用来敕封、追谥有功德的文人武士”的纪念地通名时，便常被指不雅。如上文所论“阵亡庙”变“慰忠祠”，通名“庙”随专名“阵亡”一道被易[22]，表明“庙”字也含“不雅”成分。清人宋中泰直言其对乐平县“鲁班庙”（今山西昔阳乐平镇境内）的更名：“余嫌其名不雅驯，改称祠。”[23]“庙”之不雅显露无遗。

此外，语词所指行为不合礼法、不利于个人修养与社会安定的地名，如“贪泉”“盗泉”“争门”等，在古人眼中更是“不雅”之典型。如清代学者张尚瑗质疑鲁国城门“争门”：“‘争’之名不雅驯，颇疑其有误。”[24]“争”一向不为追求和顺安乐的汉民族主流文化所倡扬，《荀子·王制篇》有“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25]之垂戒，“争门”的准确性因而受到质疑。语词有社会人生负面状况之意的地名，也为统治阶层所不喜，如带“乱”字的浙江杭州天目山“乱石坡”，即曾被明人王亮以“名不雅”更为“多宝坡”[26]。

（三）“不美”地名：不满足文人雅士的精神人生追求

传世文献所见“不雅”地名中，凡用字粗朴、含义浅白、寄意浅直等未经润饰，缺乏审美趣味、文化蕴涵和思想境界的“不美”地名，都可能被文人雅士视为不满足其审美-艺术性精神人生追求的“不雅”地名。

首先是语词粗朴，缺乏音、形审美特质的地名，具体有两类。一则用词粗糙土俗，难给人以视听享受的方言土语地名，如“奔头”“咬沟”“拖桥”“七里坑”“海孔洞”“半拉山”“滚子河”“卧辙石”“辣利头山”等。一则以俗用、惯见之物为喻，缺乏新意、美感的俗喻地名，如“盆山”“石屏”“切菜墩”“磨风滩”“油筒石”“剪刀门”等以日常器物，“驼来山”“马头山”“鸡头山”“牛心山”“牯牛山”“雄鹅突背”等以牲畜家禽，“馒头山”等以日常食物，“灰池泉”“染池泉”“煮糟泉”“煮糠泉”等以民间手工业场景命名的地名。

其次是含义浅白，对表层、具象、单一的自然或人文特征直接描述，缺乏文化深意和想象空间的地名。如“东门”“南门”“西门”等方位地名，“水面亭”“城墙寺”“崖角庵”“半山亭”等位置地名，“杨木桥村”“蒲卢亭”“北矿洞”“老君洞”“关寺”（即祭祀关帝的寺庙）等普通地物地名，“藏经阁”“牛站”“钓鱼台”等功用地名，“刘家泉”“张家泉”“吉家岩”“杨家淀”等姓氏地名，“紫淀”“白淀”“黄淀”“红洼”等单一色彩地名，以及“深泉”“方淀”“八角淀”“水出岭”“望水泉”等其他含义浅薄的描述性地名等。以明代襄阳县（今湖北襄阳）城门为例，六座城门初名分别为东门、南门、西门、大北门、小北门、东长门，显然缺乏文化蓄涵，难以彰显城门的地方政治、军事、文化等地位。明万历年间，襄阳知府万振孙“以门名不雅”分别改易为更具文化蕴蓄的阳春门、文昌门、西成门、拱辰门、临汉门、震华门。[27]又如嵩山“高登崖”（今河南登封市境内），傅梅《嵩书》云：“栖静崖……旧志称为‘高登崖’。山中高登之名甚著，予笑谓何崖不高登，宁独此乎?遂为更今名。”[28]原名“高登”被认为只反映了山崖共性、表层的自然特征，未能凸显其“幽奇可栖静”的人化自然之境，遂以“不雅驯”被易。

再次是寄意浅直，不符合汉民族委婉含蓄、“言有穷而意无尽”的表意方式。如“保堰庵”“得胜庙”“天宝楼”“竹状元轩”“饭香城”“接龙书院”等，虽然字面义吉利积极，但过于浅白直露，且多缺乏更高层次的社会性、精神性文化寄寓，因此也是文人雅士眼中的另类“不雅”地名。仍以前述“阵亡庙”为例，该庙随后又因“立庙之日，团勇等复获一胜仗”更名为“得胜庙”，但终被人“嫌二名均不雅驯”，“复改名慰忠祠”[29]。得胜事实本身虽振奋人心，为人所喜，但直接以“得胜”为名显然过于粗浅直白，掩盖了背后可歌可泣、可育人化人的精神内核，因此也因“不雅驯”被再次更易。

值得注意，除方言土语地名，其他“不美”地名的“不雅”常有相对性，或因人而异，或随其文化积淀而“化俗为雅”。宋人李希甫与其友人对地名“鸡头山”截然相反的雅俗评价即颇具代表性。《李希甫先生传》载：

先生讳尚□，字希甫，潇洒人也……世居黟北之鸡头山。有友诮之曰：“子雅人也，惜所居之地其名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先生笑而应之曰：“子未读《史记》乎?《五帝本纪》云黄帝‘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予所居地名不雅驯，岂《史记》之文亦不雅驯乎?”友人愧而不能答。一时闻之者，皆服其博雅。[30]

“鸡头山”字面义无疑“不雅”，但因“鸡头”山名曾入载《史记》，又关联黄帝行迹，内涵陡增，尽管同名异地，再指其“不雅”便显孤陋寡闻了。

综上，古人的“不雅”地名认知虽具较强的个体性与时代性，但在根源性的文化心理好恶上体现的是以农耕文明为经济基础、大一统为政治常态、儒释道为精神主体的汉民族在文化三阶层上“不喜”之共性。

与“不雅”地名认知相对，古人的“去‘不雅’化”既有分别寄寓吉祥期许、教化诉求和审美意趣的大众吉化、儒家教化和文辞美化，也有无直接文化内涵注入的字面上的纯去俗避俗化，体现了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广义的“雅化”取向。

（一）大众吉化：寄托社会大众的美好生活期许

大众吉化，即将“不雅”地名更易，使其寓意祥瑞、吉利、喜庆等，以寄托社会大众对有关“身”之存续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一是直接以吉祥词或吉祥语更以“吉字”地名，且主要为“五福”地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福观”有“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和“福、禄、寿、喜、财”三种代表性内涵表述。[31]其中除“攸好德”属于精神性的“内圣”理想，余者皆为中国先民对美好生活图景的直白表达。传世文献所见“不雅”地名更易结果极为普遍地反映了这一文化心理，如“福山”“禄劝”“富贵境”“多宝坡”“泓塘”“丰惠桥”“丰年洞”“至喜馆”“长庆泉”“久吉”“贵子河”“永镇塘”等。以清代鄞县“永镇塘”（今浙江宁波鄞州区境内）为例，该塘“旧名狗颈塘……屡筑屡倒……询之土人，佥曰此塘有妖”。知县周镐率人修筑后，以“原名不雅驯”更名“永镇塘”[32]。“永镇”，永久镇压、降服也，寄托了周镐作为地方官员和修塘组织者对该塘镇压“水妖”“永绝水患”，不再给当地乡民带来生命财产损失的美好期许。

二是以有“嘉庆之征”的吉祥物更以“吉物”地名。如有尊贵、吉祥、盛世、长寿等象征的“龙、凤、麟、龟”“四灵”中，除“龟”唐以来逐渐詈词化[33]而渐为人不齿外，余者（尤其龙与凤）在汉语地名雅化中都颇常见。具体如山东省浪溪河古名狼溪，“明朱令以其名不雅驯，改曰龙溪”[34]；河南嵩山中的左、右双龙井，原名潘真人井，傅梅以其“名不雅驯”，改赐今名[35]；河北省滦州市古八景之一的“岩山虎踞”，曾被知县吴士鸿以“山门前踞虎，名不雅驯”，改为“研山凤翥”[36]；山东省长清县石麟山，原名石虎山，明代知县于璞以“‘石虎’不雅”，更为今名[37]。

大众吉化是人类美好生活追求在汉文化中的特色表达，具浓厚的大众性、民间性和民族性。如前所论，不少寓意吉祥的地名因表意过于浅直而成为不少文人雅士眼中庸俗的“不雅”地名，但其作为地名演变中一种主体性“去‘不雅’化”取向的历史客观事实不容忽视。

（二）儒家教化：融注统治阶级的社会治理理想

儒家教化，即在“不雅”地名更易结果中“寄寓、彰显和推广”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38]

一是寄寓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治世”“盛世”“大同”等社会理想，如“永泰城”“循化厅”“拱辰门”“文昌门”等。以今甘肃景泰县永泰古城为例，该地本名“老虎城”，元以来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据，“向系虏地”。明王朝于松山战役中收复该地后，顾其志、李汶等地方官员“重复勘议，多方讲求”，发现此地地处要塞，仍为外族觊觎，遂上书力陈于此建城设将的必要性：“咸以老虎城建堡设将为宜，迤南再筑二小堡……使首尾相应，犄角相成，冲疆可恃以无恐。”并建议更名“永泰城”以“一新耳目，永绝虏念”。[39]“永泰”，永远康泰安宁也，寄托了统治阶层边疆平宁、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二是融注统治阶级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推行的德治思想，包括三大类。一则以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或美好品质更名，如“慰忠祠”“忠定街”“德星岩”“瑞贤石”“让泉”“廉泉”“兴善桥”“自新王家”等。以今山东滨州惠民麻店镇自新王村为例，该村原名“窝狗王家”，清光绪年间，知县柳堂任以其“名既不雅，而人又好争”更名为“自新王家”，“以改过自新望之”[40]，对当地民众的道德期许显而易见。二则直接以先哲圣贤、忠臣良将、善人义士、节妇烈女等道德榜样更名，如“舜泉”“汤泉”“张少卿祠”“鲁公输子祠”“垫巾亭”“郭璞井”“晦翁岩”“莫公井”“烈女庙”等。以清代衢州府西安县（今浙江衢州衢江区）“张少卿祠”为例，该祠原名“保堰庵”，名自宋代西安县丞张应麒治水时“跃马奋呼，直冲汹涛而没，水势由此渐减，堤得不坏”的舍身保堰传说。清嘉庆年间，费双元重建该祠，以原额不雅驯改名“张少卿祠”，“用符报功之义”[41]。费氏或认为原额仅为事实描述，未凸显张应麒以身殉职的道德精神，“张少卿祠”则以其官职命名，更能显现敬重、感念之情，收社会教化之效。三则直接以象征高洁品质的自然物命名，如“梅兰”“梅花村”“万松院”“竹尊者轩”等。以清代云南府昆明县“梅花村”（今云南昆明市境内）的得名为例。清代学者刘大绅归居云南期间，曾往正觉寺赏梅，路遇一“家皆种梅，芬芳湓路”的村庄，“惜村名不雅驯，以‘梅花’易之”，并解释说：“梅非他草木比也，岁莫天寒，傲睨霜雪，隐约空山，罕与亲近，是秪以自适，而非以取悦人为也。”[42]可见“梅花村”表面取其“梅”景，实则源自梅花遗世独立、“非他草木比也”的高洁品性。

（三）文辞美化：抒放文人雅士的传统美学意趣

文辞美化，即通过考究用字构词和巧用修辞手法，使更易结果文辞雅致、音律和谐、含义深邃、意趣别致或意境高远，更具书卷气、音乐性、画面感、哲思性等，是最具广泛认同的狭义地名雅化取向。文辞美化主要有三个层次的追求。

一是求地名语词优美动听，主要有两类。一则直接以优美、悦听、雅致等具藻饰性的描述性形容词更名，如“秀岩”“团秀山”“玲珑滩”“焕彩涧”“幽淙岭”等；一则以形态美观或色彩亮丽的事物为喻，如“欹螺山”“莲蕊峰”“芙蓉山”“散花岩”“霞艳山”“玉冠峰”等。以今四川德阳市崴螺山为例，该山本名“歪脑山”，后被人“嫌其名不雅驯”，以其“翠黛烟鬟，宛似欹斜螺髻”更名“欹螺山”[43]。取古雅字“欹”替代“歪”，以古代妇女“螺髻”发式替代“脑”，使新名既新鲜形象，又别具书卷气与古雅气。

二是求文化蕴蓄深厚丰富，主要有三类。一则直接以“文”字或文化物事更名，如“文榜山”“文笔峰”“文郎”“玉华笔”“学岩”等。二则引诗据文，如取自解缙“太子泉甘玉一杯”的明代思明府“杯玉泉”（今广西宁明县境内）[44]，取自李白“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桥”的清代瓜洲镇“彩虹桥”（今江苏扬州瓜洲镇境内）[45]，“取杜子美诗更以今名”的宋代盐官县“仰高亭”（今浙江海宁市境内）[46]等，专名语词都因曾入载名人诗文而具有了超越字面的蕴涵与诗意。三则以与其他名胜的相似特性比附更名，如江西省兴国县通天岩（一名双龙岩）曾于康熙年间被县令张尚瑗嫌“名不雅驯”，以岩前36座山峰森立，数目恰“合于嵩阳之数”，更为“对嵩岩”[47]；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惹山，“因名不雅驯，罕有题咏”，清人孙映煜以其“林木葱蒨，形似覆笠……垂当与吴兴箬溪一例”，曾以“箬山”更之[48]；河南五台山“二老峰”，原名“韭生山”，大通禅师“恶其名不雅”，比拟庐山五老峰更以“二老峰”。[49]对具一定历史文化积淀和社会影响地的“攀附”“借势”，可引发听观者的联想，使原本湮没不闻、价值不彰的地方更具识别性与想象空间。

三是追求意趣别致和意味深远，主要有两类。一则通过动词与名词或形容词的巧妙组合，聚焦天成之景，营造诗化之境，使雅化地名别具画面感和意趣性，如“宿鸿泉”“浴鸥泉”“泛月泉”“关幽亭”“分云门”“伫云楼”等。其中“分云门”（今安徽休宁县仰山中）本因“两山相对而峙，形肖于剪”名“剪刀门”，明人潘景升嫌“其名不雅驯”，以其“白云过此，竟分断飞去”奇景，更名为“分云门”。[50]分、云二字巧妙搭配，既凸显了两山高耸入云、“形肖于剪”的形态特征，又生动描绘出山间白云穿飞、山云相映成趣的自然景观，“意具别纸”，引人入胜。二则用哲思性、禅意性、超脱性的语词，借名咏怀，寄寓更名者超凡脱俗、物我齐一的人生想往，如“洁清禅院”“悟心洞”“是岸庵”“隐岩”“海空洞”“琴心山”“破尘阁”等。以“海空洞”（今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海孔洞）为例，《重修南川县志》载：

海空洞。丛林沟南四里大堡山中，俗名海孔，或嫌不雅，更为海仙，亦无深意。其地四面苍山复沓环拱，几疑无路。中一小村，平田十亩，溪流蜿贳，绿竹亘岭，红叶映山，纸厂两三家，风景幽绝……前三年，邻水熊荫萱往游，曰：“是海阔天空，万虑俱捐处也!”更名海空，心境双关，涵盖一切，于义允惬，今用之。[51]

“海仙”一名文辞虽美，却缺乏“深意”；“海空”则契合了身处“四面苍山……风景幽绝”的自然环境中的文人士子“海阔天空，万虑俱捐”的桃源情结与出世向往，“心境双关，涵盖一切”，遂被当时县志采用。

此外，历史时期的不少“不雅”地名更易仅对相关成分进行规避，未赋予显著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如“獠泽”到“老宅”、“猪痨山”到“诸罗山”、“挑筋教胡同”到“教经胡同”等，都只是令“不雅”地名一般化、常规化，至于新名语词是否优美，含义是否积极、丰富、深远，甚至有无含义，都未予考虑，体现了历史时期一种广义的地名雅化取向。

“去‘不雅’化”的路径与方式主要有两类11种：一是以原名“音、形、义”为依照的“依本雅化”，包括谐音雅化、立形雅化和关义雅化；二是直接另立一个与原名无关的有审美意趣、文化意蕴或思想内涵的“雅名”的“换新雅化”，主要有地名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主导的依地雅化、炼辞雅化、据史雅化、古称雅化、美喻雅化、寓托雅化、用典雅化、攀附雅化8种具体方式。篇幅所限，这里仅将传世文献所见“不雅”地名叙事中各方式对应的雅化实践以表格形式简略呈现（表2）。

表2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路径与方式类型

结合表2，“依本雅化”中的谐音雅化和“换新雅化”中的炼辞雅化、寓托雅化是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三种最为普遍的雅化方式。“依本雅化”中的关义雅化和“换新雅化”中的依地雅化也颇为常见。其他方式虽占比相对较小，也与前述几种一同反映了地名雅化方式的灵活多样性。

综上，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之“实”远非今人认知中的“粗俗地名文雅化”，而是一种以汉民族主体性、阶层性的文化心理取向为价值标准，以雅化对象、取向和路径与方式的多元性为具体体现的类型复杂多样的广义雅化。一是雅化对象不局限于“粗俗”地名，凡不符合汉民族三阶层文化心理的“不善”地名、“不正”地名和“不美”地名，均可能被指不雅而成为广义的雅化对象。二是雅化取向除了“文辞美化”，另有大众吉化和儒家教化两种。雅化路径与方式也灵活多样，包括以谐音雅化、立形雅化、关义雅化为具体体现的“依本雅化”和以依地雅化、炼辞雅化、据史雅化、古称雅化、美喻雅化、寓托雅化、用典雅化、攀附雅化等为主体的“换新雅化”。

本文对地名“雅化”类型的梳理只强调了地名要素的某一特征，不是非此即彼的精确归类。具体地名雅化时，雅化对象和雅化取向各细类间在语词义上往往有共性特征或逻辑关联，雅化方式则多有综合、模糊甚至交叉性，实难严格界分，但总体上仍体现为中国先民（主要为士大夫文人）普遍“所恶”向共性“所喜”的演变。

广义的地名雅化体现了古人对“不雅”具一定时代与个体差异的笼统泛化的认知，折射了汉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与渗透。其一方面扩大与深化了中国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和汉民族主体性审美意趣的时空影响，有利于民族融合和国家凝聚；另一方面则抹消了原名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地方文化，尤其大众吉化高度的时空共通性和儒家教化浓厚的意识形态性，极易割裂“名”与“实”“地”“时”“人”等的关联，削弱地名文化的多元性，但同时教化地名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所以，到底应如何评判地名雅化的利弊，如何为现代地名的命名、雅化提供参鉴，关键在于明晰地名的主体功能。

地名源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知道特定地理实体的位置和属性信息的需要”[52]，是以方位识别为根本前提的“人工制造的实用意义符号”[53]。地名立名者通过地名表达其对地名指称地的认知或期许，使地名具有了“描绘地理特征、记叙人文历史、展现社会风俗、寄寓思想情感等原生意义”[54]。地名使用者则凭借地名标记、讲述、记录其与地名指称地的复杂关联，以及发生于该地的具有重要或特别意义的自然现象或人文活动，使地名不仅成为“个人、家族、群体、民族、国家记忆”[55]的空间坐标，也成为地方文化传播传承的重要载体。时过境迁，地名指称地可能已沧桑变幻，地名本身却可跨越时空，成为特定个人或群体与该地建立内在连接的重要甚至唯一纽带。尤其在社会快速变革，人类活动日益广阔化、复杂化、信息化的当代，个人和群体都更需依赖地名来认识其地理与文化的“来处”“在处”和“去处”。质言之，现代地名（包括从历史中继承而来的“老地名”和今人赋予的“新地名”）作为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实用意义符号，最基本的实用在于地域识别，最人本的实用在于历史记忆，最终极的实用则在于文化传承。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应为地名的三大主体功能。

因此，评判某一老地名是否应当雅化或是否雅化得当，不能仅以特定群体的文化心理取向，而应以是否有利于地名三大主体功能彰显为标准，从雅化对象、雅化取向和雅化方式三方面分析。在雅化对象上，若原地名有较强地域识别性，或关联特定历史记忆，或承载一定文化信息，应慎重行事，不轻易更名；反之，则有雅化空间。在雅化取向上，应尽力彰显地名指称地的个性特色、文化内涵和历史地位，而非反映特定群体、个人的主观诉求。在雅化方式上，宜在“依本”基础上“换新”，使雅化地名既关联原名，便宜时人使用和后人定位，又具审美意趣或文化蕴涵。新地名的命名，在满足基本指位功能前提下，可适当润饰，以迎合时人心理，反映时代风尚。

地名显现着明显的历史性和空间性。历史性决定了保护地名的时代特色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保证，同时，在现代地名命名、雅化中，与时俱进，注重过往传承与时代彰显的结合也十分必要。空间性决定了充分考量本土地名的自然与人文特征在现代地名命名、雅化中也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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