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1期，第32—37页
马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
要
唐代乐温县并不治于今重庆长寿区仁和场,其迁治长江边也并非在明初。唐初设县时,乐温治于龙溪河下游山间的长寿区邻封镇,永安治于河口处的羊角堡。开元末两县合并后,乐温治所迁至废永安县治附近,于长江北岸、桃花溪西岸的河街一带设治,并沿用至清嘉庆年间。厘清这一空间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唐宋政区和治所调整在功能取向上由堂奥转向门户的历史趋势,并为当下地方文脉延续和地名命名、更名提供依据。
作者简介
马剑,男,1981年生,四川乐山人,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
乐温县置于唐武德二年(619),元明之际改名长寿,是重庆的东大门。明清时的县城在凤山之下,南濒长江,嘉庆初因白莲教起义而迁于山巅,美名“凤城”,原县城则俗称“河街”,延续至今,并无异议。但由唐至元的乐温县治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其在今重庆长寿区邻封镇[1]或龙河镇仁和场(原乐温乡,已没入长寿湖)[2],并不临江,至明初始迁至河街一带。然这种看法主要受明代以来志书记载的影响[3],并不确当,兹略加辨析。
一
宋元乐温濒江而治
乐温治于江边并非晚至明代。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幅《长江万里图》,上南下北,在近17米的长卷上描绘了岷江、长江沿岸的众多地物。[4]据考证,绘制者为北宋初的僧侣画家巨然,南宋人又加注红色地名,各景观的地理位置颇为准确。[5]在重庆府和涪州间长江北岸的山麓,标注了“乐温县”和“张飞庙”。可见南宋时县城已在江边。张飞庙,又称“张益德庙”或“张翼德祠”,王象之曾亲履其地,称其“临岷江”[6]。清末长寿河街修建街道挖出的北宋崇宁四年(1105)蜀人张楚民《西乡侯碑记》载:“张翼德祠,在涪州乐温涂暨之南。负冈俯江,丛木蔚茂,舟人往来,敬祀羊豕……余赴巴陵,水方悍激,过祠下而祷焉。”[7]出土文物所记亦表明北宋乐温县城已在江边河街一带,商旅进出峡路,泊于城下,谒庙拜祭张飞,“奔走奉事,敢不虔至”[8],以祈保平安,甚而有人前来求子并移植其枫树栽种于家乡[9]。
其他传统文献中亦可见端倪。元至正初,涪州达鲁花赤拜都为乐温文昌祠撰碑记曰:“涪州属县曰乐温……下临大江。”[10]又,《舆地纪胜》载:“铜鼓山,在乐温县北一里。”[11]铜鼓山又称“铜鼓坎”,指凤山半山腰,北接凤城,南连河街,其名相沿至今。此外,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自成都乘船而下,过恭州(治今重庆渝中)后,下一站即“至涪州乐温县,有张益德庙”[12],并作诗称其为“城郭廪君国”[13]。南宋初的晁公溯长期在涪州、成都等地为官,曾泊舟于乐温江边,有《乐温舟中作》一诗。[14]上述诗文明确反映出乐温县城位于江畔河街一带的事实。
乐温县城据江路要津,熙宁十年(1077)收商税达2 329贯,而同设于武德初,与之毗邻却地处山间的温山县在更早的数年前被废为镇,商税仅约10贯。[15]绍兴年间,有资中人李处和经商往来于江、汉沿线,成为巨富后“定居于涪之乐温”[16],当是其频繁途经此地,甚为熟悉。前述拜都所作碑记中称乐温“舟楫辐辏,富商大贾征利其间,实人民之要会,市易之渊薮”[17],并非虚辞。
二
唐开元末乐温迁治江畔
武德初置乐温县时,还设立了温山、永安两县,并置南潾州以统之。《元和郡县图志》载:“乐温县……因乐温山为名,在县南三十里。”[18]又《太平寰宇记》载:“乐温山,在(乐温)县南四十八里。溶溪水,源出县理北,南流经县东,又南至废永安县东北二里注大江。”[19]乐温山,宋代曾任乐温知县的安刚中称其“下瞰大江”,张飞庙即在山下,“公之神爽,实是寓焉”[20],当为今长江北岸的凤山一带。溶溪水,今名“龙溪河”,发源于重庆梁平区,西南流至长寿城区东面,在黄草峡西口入江,是重庆和涪陵间流程最长、流域最广的长江支流。[21]如此,则初置时的乐温县城不在江边,而在龙溪河下游西岸,南距大江三四十里,当如《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定,在今邻封镇。[22]
上引可见永安县治在龙溪河口。又,《括地志》曰:“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阳关城也。”[23]《舆地纪胜》载:“阳关。距乐温县五里,江口(指黄草峡口)狭处有栈道。遗俗传以为张、王战地,其上屯驻,旧基存焉。”[24]再次印证宋代乐温县城已在今河街一带。同时,可知阳关城即永安县城,在今长寿城区东面的桃花溪和龙溪河之间,今名关口村羊角堡。[25]“羊角”的川渝方言发音近似“羊郭”,当为“阳关”之音转。据笔者实地考察,走马岭自东北方绵亘而来,末端如角一般凸向江心,今建有航行信号塔和信号站,东南面是黄草峡,西北面是今长寿城。此处地势高峻,视野开阔,对于控制河口、峡口和江路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里空间有限,水急浪涌,不便泊船贸易与民居生活,实属城堡要塞性质,发挥军事功能,而闾阎市肆当在邻近的桃花溪西岸较平旷之处。这种城区分离、功能有别的空间结构与当时瞿塘峡口的夔州城(今重庆奉节)如出一辙。[26]
对于温山县治,唐宋文献未记载其位置特征。长寿县城东北一百里、龙溪河东岸旧有仁和场,曾有城池,毁于元末,明成化时基址尚存,并有宋代祠庙遗址和文物。[27]明清志书或指为乐温旧治,但该地与唐宋文献所载道里相去甚远,其他地物亦不相合,显然不确。而温山县在北宋熙宁年间才废为镇,其城池、建筑长期留存,这里当是其县城所在。[28]
唐初,溶溪中下游百十里间设有一州三县,民国方志指其不合常理,“必有讹误”[29],实乃未细察形势。南北朝至唐代,今巴蜀地区蛮僚聚集,冉氏等酋豪渠帅势力强大[30],不时“抄断江路”[31]。唐初遣使慰喻,“割置州县以宠禄之”[32]。乐善文在贞观时曾任永安县令,其墓志铭即称该县“地连庸蜀,俗号蛮夷”[33]。县以“永安”为名也是对当地社会安定局势的期许。以分州置县增加政区密度的方式来达到提高统治强度的目的,是出于笼络控制的需要,只是权宜之策。此后,随着政权的稳定和治理的深入,州县多而户口少的弊端凸显,不少政区相继撤废,永安县即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因“民以为非便”[34]并入乐温县。这在政区设置上有其合理性,但却不利于江路管控。
长江上游及岷江中下游沿江城池的分布历经变迁,逐渐适应交通管理和区域控制需要,逐渐稳定,颇有规律。搜检唐宋地志所载,相邻两城水路距离几无例外[35]在百余里,这是传统木船在此段河道一日的合理航程[36]。《方舆胜览》称“自成都登舟十三程,至此(指涪州)会合黔江(即今乌江)”[37],即就州县城停泊而言。
永安附近江段滩多水急,行船维艰,至近代仍被称为“狡猾线”。[38]其上下游渝州、涪州间水路达340里[39],木船通常需要走两天[40],且有铜锣、明月等峡,尤以黄草峡江面最窄,至为险要,“江贼”易聚而为患[41]。据《通典》载,乐温有“大江、容溪”[42],则合并永安后,乐温也就接管了此段大江。处于北岸腹地的县城鞭长莫及,若非移治江畔,将存在管理真空,成为长江交通的薄弱环节,不便于泊船歇宿,亦不利于维护江路安全,甚至影响长江上游发挥唐王朝“大后方”[43]重要作用等。
开元二十二年两县合并后,乐温县城实有迁就大江的必要。尽管不见于文献记载,也并非无迹可寻。汉唐时期不少县城以军政功能为主,特别在丘陵山地,城池往往建于高阜,地势险峻,规模狭小,城内主要是官府衙署。[44]自唐中期起,县城移至便利之处逐渐成为趋势。开元中后期的十余年间,与乐温同属山南西道的铜梁、金牛、仪陇、伏虞、大寅、三泉等县及蓬州纷纷迁治,去山就川,去险就平,以适“津要”[45],体现出转变治所功能的集体倾向,乐温移治江畔亦当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之一。
文献对乐温迁治一事付之阙如,或是两县合并后采取了一种带有“借壳”性质的迁治方式。扼守津要的原永安县城比地处山间的乐温县城更有区位价值,加之两县合并乃出于简政汰冗需要,因而省并永安县后,将原处支流腹地的乐温县治迁移至原永安县城所在的江边一带,相当于保留乐温的县名,而沿用永安县城,名实各得其所。这种方式也视为“徙治”或“移县”,在唐宋等朝不乏其例[46],是综合考量历史渊源、文化心理、行政成本、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结果[47]。因其实质上只是变换了城池名称,迁移特征不甚明显,加之随即中央权力式微,唐中后期至北宋初近两百年的割据动荡时代中,此类转变易被忽视,《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亦失载,对乐温相关地理景物的记述也未加更新,仍以其旧治为参照[48]。不过,前引《括地志》称永安县治于以军事功能为主的阳关城,《舆地纪胜》则称乐温县距阳关五里,可见新乐温县治并未沿用阳关旧址,而是迁至其附近桃花溪西岸较平旷的濒江居民区一带,为发挥中转贸易功能提供了地理基础,这一县治历代相沿,直至清嘉庆时迁往凤山之上(图1)。
图1 唐代乐温县迁治示意
资料来源: 底图参考《四川省长寿县图》,民国三十年(1941)三月,重庆图书馆藏。
三
结 语
乐温、永安于唐武德初建县后,治所分别设于今龙溪河下游西岸的邻封镇和入江处的羊角堡。开元末,乐温合并永安,并将县治迁至原永安县城附近较平旷的江边,即凤山下的河街一带。这既满足了控扼江路的需要,又顺应便于贸易与民居的城市发展趋势,并非直到明初才迁治江畔。
唐代治所与政区调整频繁,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世体系。据笔者对唐宋地志粗略统计,唐代县城迁址仅在今陕南及四川盆地就多达64次。唐朝县数也远超此后每个朝代,如北宋元丰八年(1085)的县数就较唐天宝十二载(753)减少了61个。尽管无法细致探讨每个县城,但这些调整展现了区域城市和政区的空间发展过程和某些整体性特征。民国《长寿县志》载:“古时城邑往往退处堂奥,后世风气渐开,始知交通之利,乃出争门户。”[49]对唐宋时代乐温、永安地理变迁的分析,正是基于州县和治所群体空间发展过程中在功能取向上由堂奥转向门户的差异,有助于深化对古代政区和城市发展特征的认识。
明清志书对唐宋时期乐温山川景物和遗址遗迹的认知歧说迭出[50],为避免有摘摭史料之嫌,本文着眼于对较早的唐宋元文献进行辨析。但明清方志的广泛流传致使明初迁治说占据主导,将全然不合唐宋文献记载的仁和场之温山废城指为乐温旧治,并于1981年地名普查后将其更名为“乐温人民公社(乡)”[51]。这一误导延续至今,已然成为当地对乐温历史的共识,部分史地著述亦受其影响。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近年对乡土资源的重视,起用有知名度的旧名颇为普遍。面对复杂的地名演变过程,进行细致的梳理辨析,既可厘清地方历史文化脉络,也为新一轮地方志、地名志的编修打下坚实基础,并为地名的命名、更名提供可靠依据,使其真正“反映当地地理、历史和文化特征”[52],满足对乡土情怀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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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韩思祺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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