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祎 | 蒙古国地利山岩刻所见唐与漠北交通及交往

摩崖岩刻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信息。1979年，巴基斯坦—西德联合考古队在对巴基斯坦北部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岩刻进行考察时发现了多处题记，其中一处刻着“大魏使谷魏龙今向迷密使去”。马雍研究认为该岩刻群所在道路即汉代以来的罽宾道。[1]无独有偶，2023年8月4日，“兰州大学胡汉语碑刻考察团”对蒙古国中戈壁省额勒济特（Ulziit）苏木地利山（Dil）[2]（44°43'N， 106°55'E）地区一处古代遗迹群进行实地考察。该遗迹群有诸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年代跨度大的墓穴和岩画，以及蒙、藏、汉、鲁尼文的岩刻题记等[3]，尤其一处唐代汉文摩崖题记值得注意。地利山岩刻与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岩刻均处在交通路线的重要节点上，本文拟以此切入，探讨唐代进入漠北的路线以及唐廷对北方游牧民族羁縻统治等相关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就贯穿戈壁南北的交通线走向及唐朝羁縻统治漠北时期与游牧民族的关系而言，该题记的史料价值不可小觑。

2001年，蒙古国学者巴图图鲁噶（Ts. Battulga）等发表文章，最早对地利山汉文题记进行了释读。该题记位于被称为“准毕伦尼阿木”（zuun biluuni am，东磨刀石口）的河谷，是蒙古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唐代石刻，为唐高宗麟德二年（665）所书，但此前未深入研究。[4]2015年，日本学者铃木宏节[5]考述该题记是唐朝灵州两名“防人”于7世纪60年代穿越戈壁沙漠时所留，并指出当时铁勒诸部前往唐朝的参天可汗道，因该铭文得到证实。但在探讨具体路线时，铃木对汉文传世史料的运用未尽详备，也忽视了题记所见的麟德二年唐高宗封禅泰山事件与游牧民族的交互关系。

据铃木描述，题记刻在地利山东侧约10米高的岩壁上，本为完整的一面，但因岩壁脱落，刻有汉字的部分现已断裂为相隔约10厘米的两块，第一块（下文简称“题记A”）有汉文1列9字，第二块（下文简称“题记B”）有汉文3列12字。

据GPS定位，题记坐标为44°25'37.5″N，105°55'52.1″E，距地面3.04米，此地在地利山一处山口，中间形成南北走向约30米宽的山谷。岩刻在西侧岩壁之上，上下两处汉文题记相隔约10厘米，以A、B区分。A部分汉文竖书一列可见9字，B部分汉文竖书三列可见9字（图1）。

麟德，唐高宗李治所用第4个年号，他使用这个年号两年（公元664年农历正月—公元665年农历十二月[6]）。麟德元年，改总领碛南诸都督府、治在云中古城的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辖地与治回纥本部的瀚海都护府以碛为界。麟德二年，漠北铁勒诸部处于唐朝羁縻统治之下，双方交往密切，唐人入漠北公干，在沿途刻下名字与年代，事出合理。

灵州，唐初置总管府，后为朔方节度使驻地。天宝初年一度改“灵武郡”。“辅贤府”一名王其祎已有提及，只是“不知其隶何州府”。[7]1984年，陕西高陵县出土武周长寿三年（694）冯师训墓志铭，见“[显庆]五年，除游击将军，守左武侯辅贤府左果毅都尉……关内道司隶大使、吏部尚书刘祥道奉制明扬，搜访英俊。见公机神跌宕，器宇昂藏，顾问言谈，深相礼遇，以为卫霍以上将”[8]。可知冯师训在高宗年间为辅贤府都尉，推测其任职关内道内，这也与岩刻“灵州辅贤府”之称相合。有研究表明，隋时鹰扬府无“辅贤府”之名[9]，判断此岩刻为唐代遗迹，辅贤府则为唐关内道灵州下辖折冲府之一。

题记A：

　　灵州辅贤府校尉程宪

题记B：

　　刘文焒

　　麟德二年

　　六月廿九日

图1 地利山汉文岩刻

校尉，唐时为低品武官官号，玄宗朝官修《唐六典》载：“诸卫折冲都尉府，每府折冲都尉一人，左果毅都尉一人，右果毅都尉一人，别将一人，长史一人，录事一人，史二人，兵曹参军事一人，府二人，史三人，校尉五人，旅帅十人，队正二十人，副队正二十人……凡卫士三百人为一团，以校尉领之。”[11]《旧唐书·职官》载：“太子左右监门直长、亲王府旅帅、诸折冲府校尉、已上卫官。武德令，诸府校尉，正六品下也。”[12]刘文焒、程宪应为人名，但折冲府中下级军官传世史籍中未见。

唐代对人身管控极为严格，程宪、刘文焒等人断无自行前往漠北并留名的可能。他们远赴漠北必然是身负使命。蒙古国中戈壁省唐时为铁勒诸部活动范围，故从唐朝与漠北的交往切入进行探讨。

灵州地处河套南部，自古为边地重镇。对于其重要地位，严耕望言：“中古时代，北方强敌入寇，中国大军出击，皆以此为重要孔道。唐都长安，自东北迄西南，陆地边疆逾两万里，疆上诸州以灵州去长安最近。”[13]唐时关内道灵州北上入碛的道路即严耕望所记“河上军城西北取高阙鹈泉道。鹈泉道即参天可汗道，使车往还例所取途，故最为主道”[14]。他细致考证了该道路在唐境内的走向，出唐境后在漠北的路线则囿于资料未加详述。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唐朝通过回鹘道对安西、北庭进行管理。

前人对参天可汗道及回鹘道多有研究[15]，但对出唐境后渡碛至回鹘牙帐的具体路线仍有含糊之处。最近也有对传世史料中出鹈泉入碛至回鹘牙帐东西两道的探讨[16]，其论断存疑之处，地利山岩刻或可提供佐证。岩刻在今蒙古国中戈壁省额勒济特苏木地利山被发现，西北距“封燕然山铭”约80千米。《新唐书·地理志》中有至回鹘牙帐的路线：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

又别道自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17]

《新唐书·回鹘下附黠戛斯传》又言：

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鹈泉，泉西北至回鹘牙千五百里许，而有东、西二道，泉之北，东道也。[18]

两段史料说明，自鹈泉北上至回鹘牙帐有两条路，分东西两道，但具体路线有抵牾。严耕望断言西道必经今乌兰泊循翁金河上行，猜测《新志》自中受降城而出的道路中“达旦泊”或“野马泊”即今乌兰泊，进而将下文“别道”当作东道。[19]但从审音勘同角度来说，别道中的“浑义河”应即翁金河[20]，翁金河注入乌兰泊，“盐泊”当为乌兰泊。因此，严耕望勘定的“西道”实际正是《新志》中的别道，其误在对东道线路的勘定。于子轩对严耕望未明浑义河即翁金河之误进行了纠正，但认为经过乌兰泊、翁金河的只能是东道，并通过对塞福列碑的考察判断西道（即主道）在更西边。[21]从地理位置看，回鹘牙帐城（47°25'54.6″N，102°39'27.2″E）在塞福列碑（43°34'09″N，102°15'06″E）的北偏东方向。但他的复原图中，西道出鹈泉后径直向西北而行，途经塞福列碑后逐渐往北和东北方转向，这与《新志》所载后半程该转向西北方偏差过大。

于文还通过对“达旦泊”和“错甲山”的探讨以证其论，不过王国维对《新志》的解读曾提到“达旦泊在回鹘牙帐东南数百里，疑以鞑靼人所居得名”[22]。另外，《新志》中的错甲山也未必是乌介可汗寄命的错子山。《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二月记“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胡注，新志：鹈泉北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至错甲山”[23]。胡三省将《新志》所载注于其后，似乎表明错子山即错甲山。然而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后，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李德裕所撰《遣王会等安抚回鹘制》云：“……兵折众叛，畜产大耗，国人荐饥，流离转徙，远逾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24]此时唐朝对回鹘的态度仍以安抚为主，乌介可汗却屡次为祸塞上。会昌三年（843）唐朝决定对其进行讨伐，李德裕又撰《讨回鹘制》云：“今可汗逃亡失国，窃号自立，远逾沙漠，寄命边陲。”[25]两篇诏敕文书中“远逾沙漠”“寓居塞下”“寄命边陲”等词都表明乌介可汗是在漠南地区活动，既如此，《新志》记载的路线已经入碛至错甲山，没有理由在沙中又返回漠南，因此错甲山确实不应与错子山勘同。于氏称，西道上可考地名还包括贾耽《皇华四达记》[26]中未记之“花门”，但花门并非冷僻之地，常见于唐代史料及唐人诗歌之中，若真在西道途中，恐贾耽不会漏记此节点。如贾耽所述，以中受降城为起点，仅介绍了自关内道北部起始的道路，与甘瓜北取居延海花门堡通道不应混淆。

再结合史实看，参天可汗道的作用是连通漠北诸部，“突厥之北至于回纥部落，置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27]。贞观二十一年（647）突厥汗国已经灭亡，所谓“突厥之北”实指西起灵州东至豳（邠）州安置突厥降户之地[28]，可知参天可汗道起点大致范围东西不应超出关内道北部地区。此外，按唐制，朝廷正式下辖州县区域“凡三十里一驿……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29]。在漠北羁縻统治区，又是较开阔的蒙古草原上，驿站间隔只会更长，在这种情况下，六十六驿间隔距离超过两千里，远逾至回鹘牙帐的里程数，辐射范围当覆盖漠北各羁縻州府。[30]所以“至于回纥部落”更像个泛称，可理解为以回纥为首的各个部落，且道路开通时回纥只是漠北诸部之一，似乎无须专门为至其牙帐通路，终点亦不应至牙帐而止。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以确定，传统的铁勒强部思结（卢山府）、仆固（金微府）皆在回纥以东[31]，另据陈恳考证，其余铁勒诸羁縻州府亦位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区[32]，因此用以连通漠北诸部的参天可汗道，更有可能是“东道”。

另外，考察后突厥汗国崛起之初的史事，阿史那骨咄禄通过“抄掠九姓，得羊马甚多，渐至强盛，乃自立为可汗”[33]，而既然铁勒诸羁縻州府多位于蒙古高原东部，那么骨咄禄称汗前所谓抄掠之地也应靠东。据突厥碑铭记载，九姓乌古斯曾联络唐朝、契丹夹击突厥，力求将其扼杀于萌芽。正如重要谋臣暾欲谷所述：“要是唐人、乌古斯、契丹三者联合起来，我们将无救，我们将腹背受敌。”[34]大致可以判断骨咄禄等人起事之初自黑沙根据地出发的路线，即自漠南经黑沙碛口而上，东破契丹北击铁勒后，最终抵达于都斤山地区。尤其应当注意契丹部所属羁縻十七州及松漠都督府皆位于河北道北部地区。[35]据此来看，骨咄禄等人所行路线也更似“东道”。

所以，《新志》中“自鹈泉北……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的别道当与《黠戛斯传》中“泉西北至回鹘牙千五百里许”勘同，即单指“西道”，从地图上看，若以鹈泉为起始点，回鹘牙帐确实在其西北方向。《黠戛斯传》中“泉之北，东道也”的描述结合史实，可指以鹈泉为参照，除西北的西道以外，北至东北方向渡碛的道路，即“主道”。最后从书写习惯来说，《新志》所载两条至回鹘牙帐的道路，第一条可见地名更多，表述更为详细，当为“主道”或即“参天可汗道”，且置于前，往下记载略简的道路则称为“别道”。

额勒济特苏木地利山岩刻也可对东道路线提供证据。地利山遗迹群地处戈壁阿尔泰山脉东北方向，周边为辽阔的草原戈壁，西北约80千米处翁金河东岸德勒格尔杭爱即《封燕然山铭》发现地。齐木德道尔吉和高建国认为东汉进攻北匈奴时路线经过此地，康熙亲征噶尔丹时西路大军自宁夏和归化城出发，穿越沙漠后会师于翁金河，再由此北上至图拉河，也是走此路线。[36]该路线绕过戈壁阿尔泰山脉，自东麓而出，自汉至清历经千年都可供大军行军，至少说明该路较宽阔平坦且方便补给，易于驿使传递信息。据此，笔者认为唐朝时这条路亦存在，或即“参天可汗道”的一段。

具体而言，东道自鹈泉北十里入碛向北而行，茫茫沙漠中无具体地名，有山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当在渡碛之后，或为戈壁阿尔泰山脉东麓的低矮山丘。北行至额勒济特地利山后，转向西北至翁金河东岸的德勒格尔杭爱，沿翁金河流域北上至鄂尔浑河谷地，可抵回鹘牙帐。虽然这条路上大多数地名为孤证难考，但根据沿途地名可以发现，“又西北经密粟山……七百里至回鹘衙帐”之前途经地名皆是山，后则多为湖泊，如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镜泊等，地利山正处于转向西北的拐点上。根据笔者实地考察，自地利山所在的额勒济特苏木向西、向北即进入广阔草原，不再见山峰。倒是草原上常有水泡子出现，很可能正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湖泊。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对蒙古高原土地情况的调查也表明，额勒济特正位于戈壁—草原过渡地带。[37]此外，唐代一里约为现在450米，七百里即315千米，且文献所载七百里未必为整数，今地利山西北距哈拉和林回鹘牙帐城遗址约350千米，里程差距亦不算大。因此，笔者认为地利山很可能正是文献记载中的密粟山。总之，《新志》中的东道（主道）北行穿越沙碛后先过一段多山丘陵地带，再转向西北，溯河至回鹘牙帐，亦与文献中的行进方向及前半程多山、后半程多湖泊地貌特征相合。这条路线既可避免翻越戈壁阿尔泰山脉，又沿河而行，有充足的水源补给。

“参天可汗道”并非从无到有开辟的一条新路，从“置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即可知是在原有古道基础上于沿途设置驿站传递信息。贞观二十一年此道设立之初是为连通整个漠北铁勒诸部，并非回纥一部，因此也不能判定回纥牙帐即该路终点。盛唐之后，回鹘汗国一统漠北，“参天可汗道”便以“回鹘道”代称。森安孝夫亦认为，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草原之路绝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是由很多交叉连接点（网眼的接口）构成的网络。[38]从地理位置看，地利山有作为交叉连接点的充分条件，自此向西北可抵回鹘牙帐，东北则连通卢山（思结部）、金微（仆固部）、幽陵（拔野古部）等羁縻府州。

“主道”（东道）路线既知，那么所谓“别道”（西道）又如何行走，还未有定论。别道出鹈泉后，首先到达公主城和眉间城两座城池，宋国栋将公主城、眉间城分别比定为今蒙古国南戈壁省的塞林巴剌嘎斯古城（43°3'36.76″N，105°46'53.61″E）和高迪勒巴剌嘎斯古城（43°19'38.40″N，104°45'22.60″E），进而判断此路线即经二城向西北行，抵翁金河流域后逆流北上，最后沿鄂尔浑河谷北抵回鹘牙帐城。[39]但从坐标来看，塞林巴剌嘎斯古城实际位于高迪勒巴剌嘎斯古城东北方向，《新志》所载为先抵公主城，路线折返向南似无必要。别道出公主城、眉间城后至怛罗思山，《王忠嗣神道碑》记天宝三载（744）征伐后突厥有云：

明年秋，引军度碛，定计乘虚，至多罗斯，坏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将降旗，皆例戟自残，舆尸请命。[40]

严耕望认为怛罗思山即王忠嗣经过的多罗斯[41]，审音勘同可证其论：从中古音韵“怛”字当割切，山开一入曷端，拟音*tɑt，“多”字得何切，果开一平歌端，拟音为*tɑ[42]，二者读音差别仅在韵尾⁃t上，而⁃t与“罗”字声母l⁃发音部位相近，应该与词源talas的重音位置有关，不影响对音，可以推定“怛罗思”即“多罗斯”。

王忠嗣碑文所述引军渡碛说明多罗斯已在漠北，未提及公主城或眉间城则侧面说明此二城当在漠南。汨昆水即嗢昆水，史载回鹘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鞬山，南依嗢昆水”[43]，涉汨昆水说明此役王忠嗣已深入漠北核心区域鄂尔浑河河谷地带，在回鹘汗国兴起前，这里也是突厥牙帐。[44]由此可知，王忠嗣征突厥即沿别道而行，那么分析其行军路线便可判断道路走向。《新唐书·突厥传》曰：“诏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乱，抵萨河内山。”[45]此役传世史料记载较碑文简略，实际抵萨河内山已在《王忠嗣神道碑》中所记“坏巢焚聚，涉汨昆水”之后，目的是向东追击逃亡的突厥余部。[46]王忠嗣时为朔方节度使，驻灵州，出兵路线当自灵州北上，在关内道北部碛口出塞。此外，碑文及史书“引军度碛，定计乘虚”“以兵乘其乱”的描述，颇有兵贵神速的意图，因此王忠嗣出兵路线最有可能渡碛后从戈壁阿尔泰山脉某处山谷中取最短路线直抵突厥牙帐（图2）。今观地图，从浑义河（翁金河）最南端的盐泊（Ulaan Nuur），途经古尔班赛汗山（Gurvan Sayhany Nuruu），存在一条从山谷间穿行几近直线通过戈壁阿尔泰山脉的通路，行程最短。这似与王忠嗣行军路线最为贴合，当即别道所在。在此前提下，根据森安孝夫实地考察，古尔班赛汗山一带有红色岩土露出[47]，或可为此地乃“赤崖”之旁证。不过，仅凭现代地貌特征比定千年以前的史料记载可信性存疑，且丹霞地貌在戈壁滩上也甚是常见。

图2 入回鹘牙帐路线复原

综上所述，《新志》所记载两条入回鹘牙帐的道路皆自关内道北部出塞渡碛，即便西道也不会偏西至河西道以北，与过花门山堡的路线重叠。主道，或参天可汗道，方向偏东，自今戈壁阿尔泰山脉东麓而出，可达漠北草原东部各羁縻州府，发现岩刻的地利山即在这条路上。别道偏西，穿过戈壁阿尔泰山脉中的谷地直抵回鹘牙帐。这种情况乃唐朝与漠北游牧民族关系所定：自7世纪后期突厥第二汗国崛起，唐朝结束了对漠北诸部的羁縻统治，辐射漠北草原东部的参天可汗道逐渐衰落；安史之乱后，回鹘汗国一统漠北，唐与之交往集中至回鹘牙帐，别道地位也随之上升。

正史所见唐朝第一次尝试与漠北铁勒部落联络接触是在贞观二年（628），“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48]。彼时，唐朝北方最大的敌人是东突厥汗国，其强盛之时称雄大漠南北，甚至入寇中原，危及京畿。另有势力崛起并从后方牵制突厥，唐朝自是求之不得，故派乔师望入漠北，册封薛延陀首领夷男为汗。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败亡，太宗亲临灵州，招抚铁勒诸部，膺天可汗之号。次年“参天可汗道”开通，唐廷置燕然都护府和六都督府七州对漠北进行羁縻统治。在与漠北部落的交往中，朝廷自灵州派出军官随使团同行，起向导或护卫作用，也在情理之中。直至垂拱三年（687），突厥第二汗国崛起，安北都护府被迫南徙陇右道内，这标志着唐朝丧失了对漠北的羁縻控制。

铃木宏节认为地利山题记是唐朝建立漠北羁縻州府时所留[49]，实际上羁縻漠北的六府七州贞观年间就已经建立。题记B部分“麟德二年六月廿九日”，联系史事可以想到该年唐高宗封禅泰山的盛典。笔者以为，题记A部分和B部分虽然上下间隔10厘米，但题记刻写者程宪和刘文焒均为灵州辅贤府校尉，二人或同在麟德二年出使漠北，并于六月廿九日留下题记。《旧唐书·高宗纪》载麟德二年冬十月“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50]，为彰显盛唐威仪，召四夷首领随行参加，《资治通鉴》“高宗麟德二年十月”条言：“丙寅，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51]可以看出，高宗车驾一行在麟德二年十月自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此时已有少数民族首领随队而行。次年（乾封元年，也正因封禅事改元）正月“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52]。题记所见“六月廿九日”比少数民族首领至东都洛阳早三月有余，考虑到路途遥远，提前派人前往漠北通知各部首领也在情理之中。另据2009年发现于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苏木（Zaamar Sum）的《仆固乙突墓志》记载：“至麟德二年，銮驾将巡岱岳，既言从塞北，非有滞周南；遂以汗马之劳，预奉射牛之礼。”[53]此方墓志出土后迅速引起学界关注，学者们相继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

杨富学、冯恩学认为，金微州都督仆固乙突身处漠北，并未前往泰山参加封禅仪式，但进献了“射牛之礼”，罗新则主张仆固乙突参加了上述仪式。仔细分析碑文“既言从塞北”的“既”当表动态，作“已经、已然”。《尚书·尧典》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54]。“非有滞周南”的“非有”表否定，作“不会有”。该句当理解为已经说从塞北（出发），不会有司马谈那样“留滞周南”[55]的遗憾。如此来看，仆固乙突应参加了封禅大典。地利山汉文摩崖岩刻表明漠北与中原彼时有交通线贯通，且高宗封禅泰山的麟德二年，双方交往密切，刘文焒、程宪等灵州辅贤府军士充当通信使者或随从护卫，提前前往漠北诸羁縻州府通知协调封禅相关事宜。前文提及灵州为边地重镇，是连通中原与漠北的重要孔道，朔方节度王忠嗣出征漠北也是从灵州出发，在对漠北诸部的管控事务中灵州地位举足轻重。事关封禅大典，所行路线以“参天可汗道”最为可能，也可据此推断地利山地区为重要交通节点。从地理方位看，仆固乙突墓发现地即金微府治所扎马尔苏木（48°207'N，104°774'E），位于中央省西北部，在回纥牙帐东北方约170千米处，地利山至此地没有必要绕行经过回纥牙帐。

唐朝是古代中国最具开放性的王朝，唐廷羁縻漠北游牧民族40余年（646—687），是中原文明向蒙古高原传播扩散的黄金时期。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该时期相当数量及规模遗迹相继被发现，除了前文注释中已提到的色楞格省南部宗哈拉出土，识读出汉字“卢山都督”的“哈拉—博罗碑”、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苏木发现的金微都督仆固乙突墓外，还有布尔干省巴彦诺尔墓[56]、回鹘牙帐城宫城区域出土的汉文碑铭《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记》[57]等。这些遗迹不仅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烙印，如以汉字撰写及其碑石制式；且不失游牧民族特色，如《阿史夫人壁记》在纪年方式上仍采用游牧民族惯用的十二地支纪年法，巴彦诺尔墓中有典型游牧民族造型风格的壁画。这些遗迹从政治层面讲，体现了唐中央政府通过羁縻府州制度对漠北游牧民进行管控，在此格局下政令得以更彻底的落实。可以确定漠北铁勒诸部至少有派兵协助唐军作战、部落酋长入朝参加重大礼仪活动的义务。而汉式风格的墓葬既是铁勒酋长的安魂之地，也体现了中央王朝的权威。不过，尽管唐廷直接对漠北铁勒诸部施加政治影响，这种管辖多是在“齐其政而不失其宜，修其教而不易其俗”的前提下实现的，并不强制改变游牧民族原有的阶级秩序、生活方式。“因俗而治”是唐代羁縻政策的核心，册封部落首领为羁縻府州都督、尊重游牧贵族原有习俗则是具体表现。

或因出自关陇贵族的李唐统治者带有胡人血统，对待少数民族时他们也更加开明。正如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58]唐朝自开国以来，相当数量的北方游牧民族贵族前来投奔，较早如史大奈、李思摩等，唐廷皆优厚待之。这种做法既削弱并最终瓦解了突厥汗国，免除了北疆之患，又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于战败降服的游牧首领，如颉利可汗、车鼻可汗等，唐廷亦存恤奉养以示宽大。直至漠北设置六州七府，开通参天可汗道，唐朝对蒙古高原的影响力达到巅峰。这种情况到高宗永隆二年（681）才有所变化，是年唐廷将已经归降的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斩于京师东市[59]，或许到这时他们已不再被视为战败的对手，而是叛逆的臣子。然此举更激化了矛盾，适得其反。次年，阿史那骨咄禄复叛，逐渐强大，并实现了突厥汗国的复兴，唐朝也因此结束了对漠北的羁縻统治。

从出土的该时段历史遗迹可以看出，在40余年的羁縻统治中，唐中央政府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铁勒诸部施加影响，进行笼络控制，此期间中原与漠北的交往空前频繁。有理由推测，高宗举行封禅大典的麟德二年，出使铁勒的使团成员刘文焒、程宪行进在参天可汗道上，在途经地利山时随手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虽是不见诸史书的小人物，却是盛唐时期中原与漠北民族交融、文化互鉴的促成者和见证者。如果把蒙古高原诸多历史遗迹都看作单个节点，那么串联这些节点的连线就尤为重要，这也正是研究唐与漠北交通路线的意义所在。

蒙古国地利山的汉文摩崖题记见证了羁縻统治时期唐朝中央政府与漠北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表明了此处为草原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著名的“参天可汗道”就很可能经过此处；也说明在唐朝羁縻统治时期，漠北与中原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史料存在。囿于资料，这一地区还有诸多历史问题尚无确论，有待将来探索，譬如该地唐时究竟为哪一部落所居，又为哪一羁縻府州所辖。对地利山地区大量历史遗迹的重新整理和研读，或将为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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