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宇 |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 ——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第22—35页

《汉志》在各县级政区名目下记载有100条具体水道的里程,又在蜀郡、辽西郡、郁林郡、九真郡、日南郡下分别记载了各郡内“小水”的总里程[9],一共记录了105个里程数字。这些水道里程准确与否需要分三层讨论: 第一,文本的准确性,即《汉志》所载水道里程数字在传抄过程中是否有错讹;第二,统计的准确性,即《汉志》水道里程是概略的数字还是精确的统计;第三,测量的准确性,即《汉志》水道里程是否与水道实际流程相符。

首先是文本层面。古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文字讹误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数字,“一”“二”“三”“四(亖)”积画成数,“三”与“五”,“七”与“十”字形相近,极易讹混。《汉志》水道里程数字在传抄中也多有异文,仅就目前常见的五种宋元时期《汉书》版本来看,至少有以下水道的里程数字出现了不同的文本(表1)。

表1　宋元时期主要《汉书》版本中的水道里程异文

注: 此表选取的五种《汉书》版本包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简称“北宋刻递修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刻本(简称“庆元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蔡琪家塾刻本(简称“蔡琪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书院刻本(简称“白鹭洲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刻明成化正德递修本(简称“大德本”)。表中在所列里程数目后括注相应版本的简称。

可见《汉志》在历代传抄刊刻过程中必然有文本错讹的情况,目前所见《汉志》文本中的水道里程数字未必是班固记录的原貌。

其次是统计层面。文献中的数字记录,或概略而言“数百”“数千”,如《史记·项羽本纪》载“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10],《汉书·王莽传》载“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11],皆是概数;或精确到个位数,如《汉志》记载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12]。归纳《汉志》中的105个水道里程数字,至少精确到个位数的4个、十位数的71个、百位数的28个、千位数的2个。至少精确到十位数的情況最多,这些数字有零有整,可见不是概数。少部分虽然只精确到百位或千位,存在概略嫌疑,但也不排除恰好统计到整百、整千的可能。精确到个位数的情况极少,或存在文字讹误(个位数字或为衍文)。总之,《汉志》记载的水道里程数目绝大多数精确到十位数,统计层面看比较精确,并非粗略估算。

最后是测量层面。将《汉志》所载100条具体水道的里程数字与相应水道的实际流程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汉志》水道里程古今对照

注: 表中将《汉志》里程按照1汉里≈415.8米的原则换算为今里程数[13],括注在相应汉里之后,方便对照。所列今水道流程及通航里程数据主要参考《中国河湖大典(2010—2014年)》和《全国内河航道普查资料汇编(1981年)》,无相关数据的则填写“—”。

除去已湮塞不存的11条和尚存争议待考的14条水道,其余75条水道所指基本明确。《汉志》所载此75条水道里程与今天水道的实际流程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其中正负差值在10千米以内的水道有9条,10—50千米内的有20条,50—100千米内的有14条,100—200千米内的有14条,200—500千米内的有10条,500千米以上的有8条。从绝对数值来看,《汉志》里程与实际流程基本相符的水道只有9条(差值在10千米内),占所有水道的一成左右。相反,有46条水道的里程与实际流程相差超过50千米(即一百二十余汉里),数量超过一半。

结合水道长短考虑其差异程度,计算水道实际流程与《汉志》所载里程的差值比例(差值比例=差值/《汉志》里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水道实际流程与《汉志》里程的差值比例

造成《汉志》水道里程与实际流程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河道变迁、溯源差异、文本错讹、测量条件等因素都会对里程记录产生影响,以下逐一论说。

(一) 河道变迁

由于水流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自然状态下河道一直在动态变化中,加之环境变迁、人工干预等因素影响,历史时期河道变动频繁,平原地区相较山地缺少地形束缚,此类现象更为突出。因此,《汉志》水道与今天的河道形态并不完全一致,《汉志》中的水道里程数字自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今水道实际流程有所差异。例如,《汉志》记载淮水是一条“东南至淮浦入海”的独流水道,而今天的淮河自洪泽湖流出后,主泓折向东南并流入长江,与汉代淮水下游河道完全不同,这应是造成《汉志》所载淮水里程多出今淮河流程300多千米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溯源差异

受地理观念、开发程度等因素影响,古人对水道源头的认识与今天未必一致,从对长江源头的认知就可见一斑。今长江以发源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沱沱河为正源,与楚玛尔河合流后称通天河,至玉树与巴塘河合流后称金沙江,又至宜宾与岷江合流。[14]受《禹贡》“岷山导江”记载影响,虽然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已对今金沙江流域的地理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但直到明人明确提出金沙江是江水源头之前[15],传统上都以岷江为江水正源[16]。取源不同也是导致《汉志》水道里程与今水道实际流程不符的因素之一。例如,《汉志》载潭水发源于武陵郡镡成县玉山,是以今柳江的支流古宜河为源,而不是以发源于今贵州独山县的柳江正源都柳江为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汉志》所载潭水里程短于今柳江实际流程。

另外,受疆域范围限制,部分水道源头位于汉代版图之外(《汉志》称“塞外”或“徼外”),时人无法准确把握这些水道源头段的情况,致使《汉志》关于此类水道记载不完整,没有包含域外河段的里程信息。如《汉志》载大辽水(今辽河)“出塞外”,其上中游大部分河段位于汉代疆域之外,此部分河段里程数未统计,以致《汉志》大辽水里程远短于今辽河实际流程。

(三) 文本错讹

上文已就《汉志》水道里程在文本传抄过程中的错讹现象做了说明,文本错讹也是导致《汉志》记载与实际流程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如《汉志》载江水里程二千六百六十里(约1106千米),不足今天岷江—长江实际流程(3648千米)的三分之一,岷江—长江河道在历史时期变动相对有限,溯源也没有明显差异,上述因素都难以造成三倍以上的里程差距。五代南唐人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引《汉书》载江水“行七千六百六十里”[17],约合3171千米,与今天岷江—长江的实际流程已较为接近。可见,通行本《汉志》所载“二千六百六十里”当为“七千六百六十里”之讹。

(四) 测量条件

上述河流改道和溯源差异是水道古今变化带来的问题,文本错讹则是历代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这三者对里程数字的影响都发生在《汉志》文本形成之后。而在同一时空背景下,水道里程的记录则主要受测量条件的影响。

中国古代测量里距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步距[18]、绳尺[19]或舟车[20]等工具实地测量,二是以日影为基础利用数学理论进行计算[21]。水道里程测量主要采用的还是前一种方式,后者多用于测算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适用于河道。虽然文献中鲜有关于

如何测量水道里程的记录,但从史料线索可以大致判断汉代测量水道里程至少有水陆两种模式。

水上模式即利用舟船沿河道进行测量。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中记载,“用船江、汉、员(涢),夏日重船上日行八十里,下百卌里,空船上日行百里,下百六十里”“春秋重船上日行七十里,下百廿里,空船上日行八十五里,下百卌里”“冬日重船上日行六十里,下百里,空船上日行七十里,下百廿里”“它小水,夏日重船上日行六十里,下八十里,空船上日行七十里,下百一十里”“春秋重船上日行卌五里,下六十里,空船上日行五十里,下八十里”“冬日重船上日行卌里,下五十三里,空船上日行五十里,下七十四里”[22]。这几条简文详细记录了不同季节不同规格的船舶在江水、汉水、涢水及其他小水中顺流和逆流的行船速度,这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利用船舶记录航程的技术。

陆上模式则是沿水道两侧堤岸或水道流经的河谷进行测量。《汉书·沟洫志》中记录了一篇汉哀帝时待诏贾让的奏策,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23]

这段记载中提到贾让沿黎阳附近的河水金堤巡视水情,一直走到淇水口,共计有七十余里,这表明当时人可以掌握水道两岸堤坝的里程数目。《史记·河渠书》中有一段关于汉武帝时开通褒斜道的记载: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24]

在原本的设计方案中,除跨过褒水与斜水之间分水岭的百余里道路是“以车转”的陆路外,其余路段当主要利用褒水和斜水的水运能力。由于水流湍急,最终所作的褒斜道虽然道路便近,但没有漕运能力,运输只能以陆路为主。《河渠书》所载五百余里中大部分是褒水河谷和斜水河谷的里程。

无论水上模式还是陆上模式,水道里程的测量都必须依托道路(水路或陆路)进行。如果某一河段水流湍急无法行船,两岸又没有陆上通道,该河段的里程就难以测量,这就导致了《汉志》部分水道里程短于实际流程。

概言之,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对水道里程的测量只能沿水陆通道展开,故《汉志》记载的水道里程是交通里程,非交通通道的河段不在里程统计范围之内。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佐证。

第一,若《汉志》水道里程只涉及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则里程数字不应超过水道的实际流程。据表2和表3分析,在明确具体所指的75条水道中,有41条水道里程数字没有超过其所对应今水道的实际流程,与上述论断基本相符。其余34条水道里程虽然超过了实际流程,但系受到上述其他三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具体考述如下。

在这34条水道中,沇水、清漳水、洹水、泒河、滱河、𥧲水等位于华北平原的水道在历史时期河道变迁频繁,古今流路差异巨大,部分水道下游河段早已湮塞不存,只有上游河段能与今水道对应,造成《汉志》中这些水道里程数目远超今水道实际流程,差值比例甚至有70%以上。淮水及支流汝水、洧水、治水下游河道古今差异较大,位于河西走廊的谷水下游天然河道今已不存,均属此类。澧水、湘水、资水等水道今流注洞庭湖,但汉代洞庭湖尚未形成大范围水面[25],这些水道当时都直接入江,因而里程长于今水道流程。灌水、泗水、繇水虽无明确证据表明古今河道有较大差异,但这些水道下游河段地势开阔,存在河道摆动的地理条件,不排除汉代下游河道长于今河道的可能。夏肥水、涡水位于黄淮平原,历史时期屡受黄泛影响,源头河段古今变化较大,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汉时河源段水道更长;位于成都平原的湔水,源头河段同样存在较大古今变化,造成《汉志》里程超过今水道流程。其余舂水、沮水、酉水、孙水、西汉水、沅水、颍水、辰水、郁水等水道里程虽然较今水道流程稍长,但差值比例在10%以内,超出里程数较小,总体可视作在测量误差范围内。只有浭水、仆千水、牢水、渽水、𬴐水由于地形等条件限制,河道古今变化不应有较大里程差值,《汉志》记载或存在文字讹误。

第二,若《汉志》所载只是交通里程,那么相较于流程,里程数字应更接近水道通航里程。汉代水道的通航里程在文献中并未留下明确记载,但从出土资料的线索中仍可对少数水道的通航状况做大致复原。例如,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中记录了汉水下游及其部分支流的里程,其中涉及与淯水(育水)相关的里程数字可与《汉志》对照。简册记录有溯淯水而上,转由陆路经鲁阳、汝阳、纶氏等地至洛阳附近的交通里程[26],其中“宛粱门下行淯到邓西陵四百九十一里”“淯口到西陵十二里”,两段里程相加即淯口(淯水与汉水交汇处)到宛城附近的水路里程,说明当时淯水至少可通航至宛城。宛城以北,简册涉及“武庾到雉白土乡五十三里”“白土乡到雉廿四里”“雉到石城十七里”等段道路里程,虽然其性质为水路还是陆路尚有分歧,但经过的白土乡、雉县、石城等地点均可确定在淯水沿线[27],说明这近百里的道路是沿淯水而行。上述简册所载与淯水相关的几段道路总里程(共五百九十七里)正与《汉志》育水“行六百里”的记载基本相合。

此外,当代水道的通航里程也可作为一项参考指标。虽然历史时期水道的通航能力在不断变化,今天的通航里程与汉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以之作为参照,仍可一定程度上理解《汉志》水道里程的地理内涵。

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南方水运能力总体优于北方,《淮南子·齐俗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28]的说法,后世总结为“南船北马”。又因环境变化等因素,今天北方不少水道水量减少,通航能力不足,缺乏通航里程的相关数据。因此,可以古今对比的水道多集中于南方(表2)。今天部分水道的通航里程与《汉志》所载里程仍近似,兹举数例: 《汉志》修水行六百六十里(约274千米),明显短于今修水实际流程(419千米),而与其通航里程(244千米)相近;《汉志》绳水行千四百里(约582千米),远短于今金沙江实际流程(2300千米),而与金沙江通航里程(825千米)差距相对较小;《汉志》夷水行五百四十里(约225千米),远少于今清江实际流程(423千米),而与清江通航里程(159千米)更接近。

关于汉代水道交通的情况,前辈学者已做过很好的总结。[29]不过,既有研究多是对汉代水道交通的定性讨论,判断哪些水道曾具备通航能力并作为水运通道,但缺乏定量分析。上文论证了《汉志》水道里程数字应指交通河段的里程,以此为线索,一方面可以识别更多汉代水陆通道,另一方面可以对汉代水道交通情况定量分析,进一步阐释水道的交通意义。

《汉志》中有里程记载的具体水道共100条,另有以郡为单位合计里程的“小水”共131条,它们均为当时水陆交通的通道。按里程长度排序,最长的五条水道依次是江水(9960里)、河水(9400里)、郁水(4030里)、沮水(4000里)、淮水(3240里)[30],其中河水、淮水、江水、沮水(又名沔水、汉水)自先秦以降一直是运输要道,《禹贡》记载的九州贡道中就包括这几条水道。河水、淮水、江水战国秦汉时期与济水合称“四渎”[31],地位崇高[32]。郁水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一条水道,虽鲜见于先秦典籍,但自秦汉时期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也长期发挥着关键作用。[33]可见,《汉志》所载里程最长的五条水道恰好也是当时交通网络中最重要的通道。

《汉志》水道里程也是考察各地水道交通能力的数据参考。以水系为单位,对《汉志》中有里程记载的水道进行地域分类,不同地区水道交通的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汉志》水道里程的地域分布

注: 此表统计涵盖《汉志》中所有涉及里程的水道,以郡为单位合计的“小水”按照地域范围归入相应水系,蜀郡“小江八”属江水水系,辽西郡“小水四十八”属河水以北水系,郁林郡“小溪川水七”属郁水水系,九真郡“小水五十二”、日南郡“小水十六”属西南水系,表中统计水道数量用“+”号的形式将这些“小水”的数目附于相应水系的水道数目之后。

无论从水道数量还是里程总数来看,江水水系的水道交通能力都是绝对第一。从南北差异角度对比,南方(含江水水系、郁水水系、西南水系)水道交通能力也明显优于北方(含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河水以北水系、河西四郡水系)。

具体分析江、河、淮、济、郁等主要水系。首先,计算干流里程在水系总里程中所占比重,判断各水系水道交通网络发达程度。干流里程占比越高,表明该水系交通主要依托干流,支流水道交通能力相对不足;反之表明该水系水道交通网络较为发达。河水水系总计里程22760里,其中河水干流里程9400里,约占里程总数的41.3%。淮济水系总计里程17290里,其中淮、济(沇)二水干流合计5080里,约占总数的29.4%。江水水系总计里程为52149里,其中江水干流7660里,约占总数的14.7%。郁水水系总计里程为18610里,其中郁水干流4030里,约占总数的21.7%。四大水系水道交通网络发达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江水、郁水、淮济、河水,南方水道交通网络相较北方更为发达。

其次,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水道数量及里程差异,考察各水系内水道交通通道的地理分布。河水水系所涉11条支流水道均分布在河水中下游地区,上游地区没有涉及。其中,中游支流6条,共计6760里,流经地形既有山地河谷,也有平原盆地;下游涉及支流5条,里程共计6600里,主要流经平原地区。

淮济水系所涉15条支流水道除灌水是淮水南岸支流,濮渠水是济水北岸分支外,其余13条水道均在淮、济之间,里程共计11070里。除了汝、颍、沂、术诸水源头段流经山地外,大部分水道所涉地形均为平原。

江水水系所涉36条支流水道在江水上、中、下游地区均有分布。其中上游涉及支流16条及“小水”8条,里程共计20359里,主要流经山地河谷,少部分河段流经山间盆地。中游涉及支流19条,里程共计22930里,流经的地形既有山地,也有平原。下游仅涉及分江水1条分支,里程为1200里,主要流经低山丘陵。从密集程度来看,以绳水流域(共5条水道,合计4920里)、西汉水流域(共6条水道,合计6449里)、沅水流域(共5条水道,合计7170里)、沔水流域(共6条水道,合计6870里)分布最为集中。

郁水水系所涉11条支流水道集中分布在今西江水系和北江水系,不涉及东江水系,流经地形均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今西江水系涉及支流9条及“小水”7条,里程共计12980里;今北江水系涉及支流2条,里程共计1600里。

综上所述,从《汉志》水道里程的角度,汉代江、河、淮、济、郁几大水系的水道交通情况各有特点。河水水系的交通重点在中下游地区,水道交通通道主要呈东西向,沟通关中和关东地区。淮济水系的交通重点在淮济之间,以淮、济两条东西向通道为依托,其余水道交通通道主要呈南北走向,连接河济沿线与沿淮诸郡。江水水系的交通重点在上中游地区,以江水干流的东西向通道为轴,其余水道交通通道主要呈南北走向,往南北两面辐射,向北通过西汉水、沔水等水道网络沟通陇西、三辅、弘农、河南诸郡,向南通过沅水、湘水、湖汉水等水道网络往岭南延伸。郁水水系的交通重点在今西江和北江地区,水道交通以郁水入海口为原点向西、北两个方面延伸,西向沿郁水干流及其上游部分支流等东西向水道延展至益州西南部及交趾地区,北向循潭水、离水、秦水等南北向水道与荆州南部诸郡连通。四大水系的水道交通模式总结如图1所示。

图1　四大水系水道交通模式

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历史学,路线和地标的“精准复原”

《汉志》中记载的水道里程是研究汉代水道交通不可多得的材料。通过以上讨论,可见《汉志》所载里程虽然在传抄过程中存在部分文本讹误,但这些数字是实测结果,并非概数,统计较为精确。汉代水道里程测量需要依托航道或河谷等进行,因而《汉志》记载实际是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不是水道的完整流程。基于这一认识,利用《汉志》中的水道里程数字对汉代水道交通定量分析,得到以下认识: 江、河、淮、郁是汉代水道交通最重要的四条河流;汉代水道地域分布不均,南方水道交通网络发达程度明显优于北方;各水系内部水道交通分布各有侧重,由北到南的河水、淮济、江水、郁水各水系的水道交通呈现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