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 | 汉唐时期的海潮知识

鲁西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鲁西奇，男，1965年生，江苏东海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研究。

海洋潮汐是近海岸发生的海面周期性升降现象。海洋潮汐的升降涨落，与滨海地域的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船只航行和进港、出港，港口建设，渔民近海捕捞采集，盐业生产，沿海农田垦殖与灌溉，以及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都必须顺应潮汐变化的规律。我国古代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潮汐现象，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认识到潮汐变化的规律性，进而对潮汐的成因、规律进行探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综论中国古代对于潮汐现象的认识，指出：“在近代以前，中国对潮汐现象的了解和兴趣总的说来是多于欧洲的。”地中海的潮汐较微弱，中国海岸的潮汐却相当大，所以在潮汐现象解释方面，直到11世纪，中国的潮汐理论一直比欧洲先进得多。[1]

有关中国古代潮汐观察、认识与解释的研究，主要围绕验潮与潮汐表、潮汐成因理论、涌潮(暴涨潮)理论三个方面展开。[2]这些研究主要从科学技术史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关于海洋潮汐的观察与认识，归纳了中国古代对潮汐理论的贡献，但大多从科学技术出发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潮汐理论成就，对潮汐理论的演化进程、各种理论的具体认知过程及其社会思想背景关注还不足，尤其忽略了滨海人群对于海洋潮汐的直接观察、感性认知，对海潮的应对与利用，以及知识精英立足于“浑天说”等宇宙论对于海潮及其成因的想象与阐释等。而对于上述认识在中国古代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作用和在知识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未展开深入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全面、细致地梳理汉唐时期对于海洋潮汐的观察、探求与阐释，以期解决四个问题：中国古代的人们是怎样观察或想象海潮现象的；是怎样在经验基础上，总结并推算海潮的运行规律的；是怎样结合观察与想象，将海潮现象置于不同宇宙解释体系中并作出阐释的；以及关于海潮的认识与阐释在中国古代宇宙观及相关知识思想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历史文献中关于海潮观察的记录较为分散、零碎，且难以确定其观察年代和具体地点。今见汉唐记载中，可以提取的潮汐信息主要集中在潮位高低、潮至点、潮位线、潮汐变化四个方面。先民们在观察的基础上，依据较长时期的经验知识，推算出一月内、一年中潮汐到来的时间（潮时）、潮位高低，形成了对于潮汐变化的规律性认识。

（一）关于潮位高低的观察与标识

今见文献中，关于特定地点潮位高低的最早记载，当属晋人王隐所撰《晋书·地道记》。《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赣榆”县下刘昭注补引《地道记》曰：“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3]《水经注·淮水》记淮水下游北面支流水东北流，“径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所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4]。郦注所据，与王隐《地道记》当为同源。二书并谓秦始皇碑在汉代赣榆县。然《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朐”县原注：“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5]《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朐”县刘昭注补引《博物记》：“县东北海边植石，秦所立之东门。”[6]则秦始皇所立东门石在朐县东海中，距岸不远。《太平寰宇记》海州“朐山县”下谓：“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秦东门阙。”“植石庙”条谓：“在县北四里。《史记》曰：‘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东门阙。’今石门犹存，倾倒为数段，在庙北百许步。”[7]则知所谓“秦始皇碑”当即秦东门阙的立石，在朐县东海中，非在赣榆县。秦汉朐县、唐宋朐山县在今连云港市海州区孔望山北，秦东门阙更在其东北，当时处于海中，离岸尚有一百五十步（九百尺，约合今207米）。秦始皇碑高一丈八尺，满潮时加其上三丈，干潮时碑出露三尺，则满干潮水位相差约为三丈三尺。以汉尺约合今23.1厘米计算，则该潮差相当于今7.6米。[8]

《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棣州“蒲台县”下记海在县东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回二里，俗人呼为斗口淀，是济水入海之处，海潮与济相触，故名。今淀上有甘井可食，海潮虽大，淀终不没。百姓于其下煮盐”[9]。《太平寰宇记》滨州蒲台县下所述大致相同。[10]斗口淀当是河口处受潮水顶托形成的沙洲。其高一丈，唐时一丈为十尺，唐尺约合今30厘米，则沙阜约高3米。淀下可煮盐，应略高于中潮水位。淀高一丈，大潮不没，则知其地大潮当高出中潮水位约3米。

浙山与罗刹石当是观察并标识钱塘潮潮位高低的重要地点。《太平寰宇记》杭州钱塘县“浙江”条下引东晋时人虞喜所撰《志林》曰：

今钱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涛，水势折归，故曰浙江。[11]

所谓“浙山”，当即后世“海门山”。白居易《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云：“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12]齐己《观李琼处士画海涛》云：“千寻万派功难测，海门山小涛头白。令人错认钱塘城，罗刹石底奔雷霆。”[13]《淳祐临安志》“凤凰山”条引《祥符图经》谓凤凰山“在城中，钱塘旧治南一十里，下瞰大江，直望海门山”[14]，知海门山在凤凰山下、钱塘江中，罗刹石当是海门山旁的大石。《淳祐临安志》又谓秦望山“近东南有罗刹石，大石崔嵬，横截江涛，商船海舶经此，多为风浪倾覆，因呼为罗刹。每岁仲秋既望，必迎潮设祭，乐工鼓舞其上。李建勋诗曰：‘何年遗禹凿，半里大江中。’白居易诗曰：‘嵌空石面标罗刹，压捺潮头敌子胥。’后改名镇江石。五代开平中，为潮沙涨没”[15]。罗刹石（以及海门山）大抵距江岸半里，正当钱塘潮头；仲秋既望，于其上设祭迎潮。元稹《去杭州》云：

翻风驾浪指何处，直指杭州由上元。上元萧寺基址在，杭州潮水霜雪屯。潮户迎潮击潮鼓，潮平潮退有潮痕。得得为题罗刹石，古来非独伍员冤。[16]

据白居易和元稹诗，罗刹石上当题有标识。虽然未留下潮位高低的具体数据，但当时人观察罗刹石上潮痕，即可了解潮位高低。

（二）关于潮至点的观察与记录

潮水溯河流而上，最远可以达到的位置称为“潮至”或“潮济”。《水经注·河水》记商河（即小漳河）在平原郡杨虚县东分河水，东北流，径平原县东、平昌县故城南、般县故城南、乐陵县故城南、朸乡县故城南、马岭城西北、富平县故城北，分为二支，其中南支称为长丛沟，东流注于海。“沟南海侧有蒲台，台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齐略记》曰：富城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海上，于台下翻蒲系马，至今每岁蒲生，萦委有若系状，似水杨，可以为箭。今东去海三十里。”[17]《续汉书·郡国志》平原郡“鬲”刘昭注补引《三齐记》所记略同。[18]蒲台在长丛沟南、滨海，其地多生菖蒲，当是淡、咸水交汇之处。又《水经注·淇水》记浮水在浮阳县境内枝分清河，东北流，经高城县苑乡城，东经章武县故城南、箧山北、柳县故城南，“又东北，径汉武帝望海台，又东注于海。应劭曰：浮阳，浮水所出，入海。潮汐往来日再。今沟无复有水也”。其下文称：“清河又东，分为二水，枝津右出焉。东径汉武帝故台北。《魏土地记》曰：章武县东一百里，有武帝台。南北有二台，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又东注于海。”[19]潮汐溯浮水（浮渎）而上，“往来日再”，蒲台、武帝台很可能都位于潮至点上下，用于标识海陆分界。

淮水下游地势低洼，海潮可溯水而上，至数百里。《初学记》中“淮”叙事云：

东北至下邳淮阴县，与泗水合。东至广陵淮浦县而入海也。近海数百里，通朝夕潮。[20]

汉晋广陵郡淮浦县，在今涟水。郦注引应劭曰：“浦岸也。盖临侧淮，故受此名。”淮浦东距大海，尚有“数百里”，然朝夕潮水可通，故得云淮水至淮浦，即为“入海”。实际上，海潮可以沿淮水上溯淮阴一带。《晋书·苻坚载记》记太元四年（379）晋、秦在淮上争战，谢玄率军由广陵北上，在三阿、盱眙击败秦军俱难、彭超部，秦军退屯淮阴，“玄遣将军何谦之、督护诸葛侃率舟师乘潮而上，焚淮桥，又与难等合战，谦之斩其将邵保，难、超退师淮北”[21]。汉晋淮阴在泗水入淮口东南，位于今淮安市淮阴区西。晋军至淮阴后得乘潮而上，焚毁淮桥，知其时海潮可上溯淮阴。换言之，淮阴以下淮水均可“通朝夕潮”。

长江口的海潮则可上溯今南京六合瓜埠镇东南一带。《太平寰宇记》扬州六合县“赤岸山”条下引《南兖州记》云：“瓜步山东五里，江有赤岸，南临江中。罗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谓也。涛水自海入江，冲激六七百里，至此岸侧，其势始衰。郭景纯《江赋》云‘鼓洪涛于赤岸’，即此也。”[22]赤岸山在瓜步山（今瓜埠镇东南）东五里，即江都西南九十里。一般情况下，海潮至赤岸势已衰，大风潮时或可达瓜步，甚至淹没瓜步洲。《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十四年（726）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23]。

赤岸（山）应是普通海潮溯江而上的潮至点。枚乘《七发》描述广陵潮涛之盛况：“凌赤岸，彗扶桑，横奔似雷行。”李善注引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此）〔北〕激赤岸，尤更迅猛。”[24]江乘，即汉晋南朝之江乘县。《宋书·州郡志》谓，晋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领南琅邪太守，“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25]。知江乘县辖有江中的蒲洲，其北偏东则正对瓜步、赤岸。

广陵城与京口之间的大潮历来非常著名。潮水溯江都浦水，可进入广陵城。《宋书·符瑞志》载，元嘉二十五年（448）五月，广陵太守范邈上言：“所领舆县，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浊。自比以来，源流清洁，纤鳞呈形。古老相传，以为休瑞。”[26]舆县为汉旧县，东晋时省，元嘉十三年复置，且以江都县并入，故元嘉二十五年时的舆县实即江都县。[27]舆县前的大浦控引潮流，当与江水相通，则知潮水北上可至广陵郡前。《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南兖州镇广陵，汉故王国。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吴出此，见江涛盛壮，叹云：‘天所以限南北也。’……土甚平旷，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此“江都浦水”当范邈所说舆县前的浦水。海陵，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复立的海陵县，在江都县东南，正与京口对岸。[28]

唐代诗人陆龟蒙隐居在松江甫里（今江苏苏州甪直镇）。其《迎潮送潮辞》序云：“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庐门外有沟，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及物之功甚巨。其羸壮迟速，系望晦盈虚也。”其《迎潮》诗云：

江霜严兮枫叶丹，潮声高兮墟落寒。鸥巢卑兮渔（箱）〔箔〕短，远岸没兮光烂烂。潮之德兮无际，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细。密幽人兮款柴门，寂寞流连兮依稀旧痕。濡腴泽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归于混元。[29]

从诗文的描述看，松江潮水到达甫里，潮位仍然较高，其潮至点当更在甫里之上。

浙江（钱塘江）潮水可上溯钱塘县西四十七里的定山以上。《太平寰宇记》谓杭州钱塘县西四十七里有“定山”，“突出浙江数百丈”。又引《郡国志》云：“涛至此辄抑声，过此便雷吼霆怒。上有可避涛处，行者赖之。云是海神妇家。”[30]行者在定山避涛，并称其地为海神妇家，则定山当是钱塘潮潮至点。《宋书·孔觊传》记吴喜等率台军东平会稽孔觊，由钱唐进军柳浦、黄山浦，“东军据岸结寨”，台军任农夫等攻破之，“乘风举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帅孙会之，于阵斩首。自定山进向渔浦”，戍主孔叡军败散。[31]则定山在柳浦至渔浦之间。谢灵运《富春渚》诗云：“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李善注引《吴郡记》曰：“富春东三十里有渔浦。”又引《吴郡缘海四县记》曰：“钱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横出江中，涛迅迈以避山难。辰发钱唐，巳达富春。赤亭，定山东十余里。”[32]渔浦，在今萧山义桥镇，则定山当在今萧山、富阳交界的钱塘江上。《太平广记》“伍子胥”条录《钱塘志》，谓钱塘潮“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33]。海潮到了渔浦已较为低小，到定山便达终点。

（三）关于潮位线的认识与利用

对于潮位线的认识最初当来自滨海地带的渔民和盐民。《初学记》江南东道事对“扈渎·盐田”下称：

《吴都记》曰：松江东泻海口，名曰扈渎。《舆地志》曰：扈业者，滨海渔捕之名。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云扈。[34]

此言松江下游入海口被称为“扈渎”，滨海渔民利用潮汐插竹编网以捕鱼。滨海渔人插竹的位置当在干潮潮位线上下。陆龟蒙《鱼具》诗《沪》云：“万植御洪波，森然倒林薄。千颅咽云上，过半随潮落。”[35]当海潮上涨时，渔人所插的竹竿出露潮波之上；很多鱼随潮而上，落潮后就有少半留在竹网里。这里的描述，说明渔人对潮位线有明确认识，并有所利用。

《太平御览》引《岭表异录》述广南煮海制盐之法，谓商人纳榷之后“但将人力收聚咸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计）〔汁〕，用竹盘煎之，顷（克）〔刻〕而就”[36]。显然，所掘坑口在满潮潮位线上才能有效地引卤水入坑。《水经注·胶水》谓“胶水北历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盐坑相承，修煮不辍”[37]，这些盐坑皆当位于潮位线上下。

海岸塘堰也基本沿满潮潮位线而建，所以海岸塘堰建设也是以人们对满潮潮位线的认识为前提的。《北齐书·杜弼传》记北齐天保间（551—559）杜弼徙临海镇将，复行海州事，“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38]。东魏时侨置的青、冀二州改为海州，治所从郁洲岛移治于朐山戍以南的龙沮城，原郁洲岛上的青、冀二州治所则改为临海镇。故杜弼所任镇将之临海镇在郁洲岛上，所行州事之海州则在龙沮戍。海州之东带海处，当即龙沮戍至朐山戍之间的滨海地带。杜弼主持修建的海州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当在潮位线上。

《新唐书·地理志》海州“朐山”县原注云：“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长十里，以捍海潮。开元十四年，刺史杜令昭筑。”[39]《太平寰宇记》述其事稍详：“唐开元十四年七月三日，海潮暴涨，百姓漂溺，刺史杜令昭课筑此堤，北接山，南环郭，连绵六七里。”[40]永安堤北接朐山，南环海州城郭，应当位于朐山东南滨海处，与杜弼所修海州长堰并不相连接。

《太平寰宇记》记东海县有东、西两道捍海堰：西捍海堰在县城北三里，“南接谢禄山，北至石城山，南北长六十三里，高五尺”，隋开皇九年（589）县令张孝征主持修筑；东捍海堰，在县东北三里，“西南接苍梧山，东北至巨平山，长三十九里。隋开皇十五年，县令元暧造，外足以捍海潮，内足以贮山水，大获浇溉”[41]。隋、唐、北宋的东海县位于郁洲岛上。这两道捍海堰保护了郁洲岛西部与北部地势较低的滨海地带，使之发展成为良畴美田。

《旧唐书·李承传》载，大历年间，李承“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42]。《新唐书·地理志》楚州“山阳县”下原注：“有常丰堰，大历中，黜陟使李承置以溉田。”[43]常丰堰大致为后世范公堤的北段，灌溉是其主要功能，兼及捍御海潮，位置也应当比潮位线略高。

《新唐书·地理志》福州“闽县”下原注：“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长乐县”下原注：“东十里有海堤，大和七年令李茸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44]李茸在大和间先后任闽县、长乐县令，主持修筑海堤，堤上各立有斗门。斗门在满潮时闭以御潮水，潮退时启以泄河湖之水。《全唐诗》录有一佚名诗作《福州记》，应是福州地区民谣：

潮水来，岩头没。潮水去，矢口出。[45]

岩头，当即堰头，指堰闸；矢口，当即斗门。潮水来放下堰闸，将潮水挡在堰外；潮水离去打开斗门，溪水从斗门流出。这里描述的显然是海边溪流上的堰碶设施。这些海堤堰碶在满潮时需要封闭斗门以防潮水灌入；退潮时打开矢口（斗门）让积水流入大海，其位置也当在潮位线上下。

（四）关于潮汐变化的经验性概括

根据今见文献，汉晋时期人们已普遍知晓海潮昼夜再来，每月晦望日潮水最大，每年八月望日潮位最高。枚乘《七发》假托客之言“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46]，可知广陵曲江之潮涛以八月望日为最已是共识。王充批驳所谓伍子胥驱水为涛时说百川“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刘盼遂案语称“‘朝夕’即‘潮汐’之古字”，则汉时人已了然潮汐本义即朝来夕至，而海潮一日二至。王充又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47]潮涛“以月为节”，“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即潮汐按月变化，与月亮盈亏虽不完全对应，但表现出规律性。

《太平御览》“潮水”目、“夏至”目下均引晋人葛洪《潮说》曰：

糜氏云：潮者，据朝来也；〔汐者〕，言夕至也。〔见潮来去，或有早晚，辄言有参差，非也。水从天边来，〕一月之中，天再东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又夏时日居南宿，阴消阳盛，而天高一万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时日居北宿，阴盛阳消，而天卑一万五千里，故冬潮小也。又春日居东宿，天高一万五千里，故春潮渐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万五千里，故秋潮渐减也。[48]

糜氏当指三国时注《春秋谷梁传》之糜信。这里明言潮汐朝来夕至，一日两潮，每日来去或有早晚，时间或有参差；一月内潮水有两次最大、两次最小；一年中夏时潮水最大，冬时潮水最小。

对于潮汐变化的认识来自具体的观察。《水经注·渐（浙）江水》云：

（钱唐）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骃云：山出钱水，东入海。《吴地记》言，县惟浙江，今无此水。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49]

郦注所引《吴地记》当为南朝陆澄所撰。“昼夜再来，来应时刻”是说钱塘潮一日两次，每次均有一定的时间；“常以月晦及望尤大”是说钱塘潮在月晦日与望日最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是总结钱塘潮在一年内的变化。《元和郡县图志》钱塘县“浙江”条云：

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50]

钱塘潮每日两次，每月三日、十八日最大，一年之中以八月十八日最大，这里的总结较上引《吴地记》所说又更为精确。

中唐时人封演居住在淮海地区“日夕观潮”。他总结观察经验说：“大抵每日两潮，昼夜各一。假如月出潮以平明，二日三日渐晚，至月半，则月初早潮翻为夜潮，夜潮翻为早潮矣。如是渐转，至月半之早潮复为夜潮，月半之夜潮复为早潮。凡一月旋转一匝，周而复始。”[51]封演通过长期观察，对于潮汐在一个月内的变化形成了全面准确的认识。

南海潮汐颇不同于东海潮汐。《太平御览》引晋裴渊《广州记》：“石洲在海中，名为黄山，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52]石洲所在不详，凭其山北为日潮区、山南为半日潮区，对比今珠江口北侧、屯门以北海岸为不规则日潮区，其南则为不规则半日潮区，推测石洲当在今屯门一带。刘恂《岭表录异》云：

沓潮者：广州去大海不远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复多飓风。当潮水未尽退之间，飓风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谓之沓潮。或十数年一有之，亦系时数之失耳。俗呼为海翻，为漫天。[53]

“沓潮”又作“踏潮”，即指台风正当大潮时登陆。正常年份八月海潮最大。台风在大潮日登陆形成沓潮，被刘恂视为十数年一遇的奇观。刘禹锡《沓潮歌》序云：“元和十年夏五月，终风驾涛，南海羡溢，南人曰：沓潮也。率三更岁一有之。”[54]可知沓潮不独在八月发生，亦可能在五月发生。

（五）关于潮汐变化的规律性总结

在观察潮汐及其变化过程中，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潮位高低与月亮盈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样的认识至迟在东汉时期已形成。上引王充《论衡·书虚篇》已明确提出潮汐变化“以月为节”“随月盛衰”，潮涛之大小与月亮满损虽不齐同，但存在明确对应关系。[55]葛洪也注意到潮汐与月亮的关系，《太平御览》引葛洪《抱朴子》：“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56]也是将海潮大小与月亮圆缺联系，认为月满之夜潮涛最大。封演亦观察到潮汐变化与月亮盈亏存在某种对应。他说：“虽月有大小，魄有盈亏，而潮常应之，无毫厘之失。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57]基于此类观察，人们进而认为海潮乃由月亮牵引而起：满月时，月亮最大，引力最大，潮位最高；虚月时，月亮最小，引力亦最小，故潮位最低。此说法自东汉魏晋时兴起，至唐时成为主流。《春江花月夜》起首“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海潮与明月共生，盖唐人关于海潮最重要的认知。水与月同属于阴类，二者相牵引，故海潮之高下与月亮之满虚相随。

由此出发，唐大历年间（766—779）窦叔蒙系统论述了潮汐变化与月亮盈缩之间的关系，认为“潮汐作涛，必符于月”“晦明牵于日，潮汐系于月”，即潮汐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月亮的变化。月与海均为阴，故“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二者之往复、盈虚、消息皆密切相关。[58]潮汐在一日之内、一月之内、一年之内的变化，均与月亮的变化存在密切关联。窦叔蒙说：

甲之日，乙之夜，日月差互，月差十三度，日差迟月，故涛不及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载盈载虚；一春一秋，再涨再缩。盖天一地二之通率也。天动地应，约为差率十三度。一寒一暑，后岁期，是故日至之期建子午，寒暑之大建丑未，月周之期极朔望，潮汐之期极朏魄。凡潮汐之期也，一日之期，期日中，在阴日加子，在阳日临午，盈虚之期也。一月之期，期月极，在阳期于朔，在阴期于晦，涨涛之期也。一岁之期，期河汉。在阳期析木，在阴期大梁。

“一晦一明，再潮再汐”是说一日之内有两个潮汐循环；“一朔一望，载盈载虚”是说一个朔望月之内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一春一秋，再涨再缩”是说一年之内，也有两个大、小潮时期。“一岁之期，期河汉。在阳期析木，在阴期大梁”，析木、大梁是周天十二个星次中的两个星次。一年之中涛期的变化取决于银河在天穹的位置，上半年视析木与银河的位置，下半年视大梁与银河的位置。他在《春秋仲月涨涛解》中进一步分析：

二月之朔，日月合辰于降娄，日差月移，故后三日而月次大梁。二月之望，日在降娄，月次寿星，日差月移，故旬有八日而月临析木矣。八月之朔，日月合辰于寿星，日差月移，故后三日而月临析木之津矣。八月之望，月次降娄，日在寿星，日差月移，故旬有八日而月临大梁矣。仲月临之，季月经之，故三月九月抑其次也。夫析木，汉津也；大梁，河梁也。阴主经行，济于河汉，乃河王而海涨也。

此段指“分点潮”发生的时间。二月朔日，日月相会于“降娄”（十二星次之一，戍宫，相当于白羊宫，即天球的春分点附近），月亮运行三天，二月初三日到达“大梁”（酉宫，相当于金牛宫）。二月的望日，太阳仍在“降娄”，月亮却已到达“寿星”（辰宫，相当于天秤宫），便是“望”。从初一日算起，经过十八天，月亮到达“析木”（寅宫，相当于人马宫）。这样，太阳在春分点附近时，月亮到达析木、大梁，也就是说，二月朔望后三天便发生一年之内春季的大潮。同样，仲秋八月，当日月相会于“寿星”（辰宫），即天球上的秋分点附近时，每当月亮接近析木、大梁，正是朔望后第三日，便出现一年之内秋季的大潮。析木、大梁二宫位置在银河附近，一年中两次大潮期取决于月亮在大梁、析木的位置。所谓“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的真正意涵，就在这里。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窦叔蒙推算出“涛历”。他说：

涛之潮汐，并月而生，日异月同，盖有常数矣。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于上下弦，息于朓朒。轮回辐次，周而复始。自太初上元乙巳岁日南至甲子朔宵分七纬俱起北方，至唐宝应元年癸卯南至，积年七万九千三百七十九，积月九十八万七百八十七余八日，积日二千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积涛五千六百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四也。

朏，每月初三新月开始生明；魄，此处当指肉眼可见的月亮变小之时。朓，指月亮在黄昏时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朒，指月初月亮出现在东方。在一个朔望月里有朔与望（阴历的初一和十五日）两个大潮时期，有上下弦（阴历的初七、初八和二十二、二十三日）两个小潮时期，朔望时潮汐最大，周而复始。窦叔蒙还计算了一个长时段内的潮汐循环次数。他从唐宝应二年（763）冬至向上推79379年冬至日，共有28992664日，积涛56021944次。以潮汐循环次数除以日数，得出一个潮汐所需的时间为12小时25分14秒，两次潮汐循环所推迟的时间为50分28秒。根据现代计算结果，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钟，故窦叔蒙的推算结果误差很小。

窦叔蒙进一步推算高低潮时设计出了一种高低潮时推算表，并绘制成图。他说：

涛时之法，图而列之：上致月朔、朏、上弦、盈、望、虚、下弦、魄、晦。以潮汐所生，斜而络之，以为定式。循环周始，乃见其统体焉，亦其纲领也。

窦氏潮时推算表是一个有纵横两轴的坐标系统，横轴是月相变化，从朔至晦（朔、朏、上弦、盈、望、虚、下弦、魄和晦），代表着一个朔望月的日期；纵轴上标明每日高低潮时间。将某地高低潮时分别标入，用斜线连接这些标记，便构成一个朔望月的高低潮时推算图，反映这期间潮汐变化的总体情况。卢肇《海潮赋·序》也说近时之人“以为水为阴类，牵于月而高下随之也。遂为涛志，定其朝夕，以为万古之式，莫之逾也”[59]。而“遂为涛志”之人当指窦叔蒙。论者早已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的高低潮时推算表或潮时图，它比欧洲最早、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1213）要早450年。虽然窦氏潮时图未能留存至今，但徐瑜利用《淳祐临安志》所载至和三年（1056）临安（杭州）的实测资料仿制了窦叔蒙的高低潮时推算图，故可以想见窦氏潮时图的大致面貌。[60]

《列子·汤问》假托夏革之言述海东之大壑及海上之五山，谓：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61]

《汉书·地理志》“勃海郡”颜师古注：“在勃海之滨，因以为名。”[62]《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上泰山、禅梁父之后，“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黄、腄汉时均属东莱郡。之罘山，据《汉书·地理志》，亦在腄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在莱州文登县东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县西北百九十里”[63]。《史记·封禅书》记秦始皇此次东巡，祠三山、之罘、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至成山祠日主，“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又至琅邪，祠四时主，“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司马贞《索隐》引《山海经》云“琅邪台在勃海间”[64]。则所谓“勃海”，当即指今山东半岛北、东、南三面的海，包括今渤海与黄海北部。

大壑，见于《山海经》之《大荒东经》，谓：“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65]则“大壑”似为东海之外的一块陆地。然《楚辞·远游》述周览方外，海若（海神）舞蹈，冯夷（水仙）跳跃，经营四荒，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66]。所谓“大壑”与“天”对应，乃是极远之地的深海。王逸注“降望大壑”，谓“视海广狭”，则直接将大壑视同大海。《庄子·天地》假托谆芒与苑风的对话，谓：

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67]

谆芒将要前往“大壑”，与苑风相遇于东海之滨，知大壑更在东海之外。谆芒说大壑“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知大壑较东海更为深广博大。在《秋水》篇中，作者借北海若之口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68]这与上引列子“大壑无底、众水归之而无增无减”的说法是一致的。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山，虽然“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但“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即浮于海山，随潮波上下。若以山岛不动，上下往还者乃是潮波。万川与天汉（银河）均注入大壑，大壑之中有五山，随潮波上下往还——这些描述固然有一定根据，但更主要还是对于观察所得的想象与推衍。

来自观察的经验性知识，是古代地理知识的第一个来源；通过想象与推衍，形成对一类事物广泛而抽象的认识，则是古代地理知识的另一个来源。“万川入海”的认识并非观察直接得来，只能通过对一条或多条河川入海观察推衍获知；“天汉（银河）入海”则是建基于直觉观察上的想象，所以大壑之中的五山沉浮、上下往还，也是对岛屿具象观察并推衍想象的结果。这些认识与对潮位、潮至点、潮位线以及潮时的观察、认知不同，无法确证真伪，实际是一种真实的“信念”。

这些借助天、地等观念对海洋、大地、百川、天汉（天河）及其关系的描述，给潮汐成因分析及其规律探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汉唐时人将之置入不同观念世界中加以阐释，形成了“三水相荡，激涌而成潮水”“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以及“地有动息上下，致其海有潮汐”三种阐释潮汐成因及其变化规律的主要“学说”。

（一）三水相荡，激涌而成潮水

《太平御览》引《抱朴子》曰：

天河从北极分为两头，至于南极。其一经南斗中过，其一经东（斗）〔井〕中过。〔河者，天之水也。〕两河随天转入地下过，而与下水相得，又与海水合，三水相荡而天转排之，故激涌而成潮水。[69]

天河，亦谓“天汉”“云汉”“汉”，即银河。对“天汉注海”的描述既来源于直觉性观察，更是出于想象。《晋书·天文志》录吴时王蕃论曰：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70]

浑天说是立足于想象的观念性认识。葛洪即赞同浑天说，《晋书·天文志》录葛洪《浑天论》，谓：

《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71]

天河与海水相通的理论依据即浑天说，盖水浮天而载地，天河乃天上之水，自当与载地之海水相通。天河之水自上而下，冲激海水，乃成潮水，此即葛洪的海潮成因论。人们注意到河流交汇处水流冲激而成巨浪的现象，并将之与天象的观察相结合，通过进一步想象与推衍，逐步形成上述认识。上引《抱朴子》从天河切入，以为天河入于海，与所谓“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天出入水中”之论相合。

天河与海水相通为魏晋以来道家通言，民间传说亦以为然。张华《博物志》谓：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72]

年年八月，有浮槎从天河来到海渚，某人因之乘槎而至于天河。故事虽未言明，然每年八月中海潮最盛，盖与天河来槎有关。

海水与天河相通，潮汐乃因天河之水入海相激而成（简称“水激说”），故潮汐变化与天河远近相关。《抱朴子》中“水从天边来，一月之中，天再东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73]，《浑天论》说“天转如车毂之运”。“天再东再西”指天如车轮一般转动，一月中由东而西转一回环。天河之水下于海，每月一个循环，对海水的冲击力不相同，激起的潮水也不同。根据《抱朴子》所论，夏时日居南宿，阴消阳盛，天高一万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时日居北宿，阴盛阳消，天卑一万五千里，故冬潮小；春季日居东宿，天高一万五千里，故春潮渐起；秋季日居西宿，天卑一万五千里，故秋潮渐减。一年四季之中，夏潮最大，冬潮最小；春季潮位逐日渐高，而秋季潮位逐日下降。这种年内变化是太阳位置变化引起的。夏日春日天高、冬日秋日天卑，各一万五千里，亦出于想象和推衍，故海潮季节变化与太阳远近相联系的思想方法也无经验性观察作为基础，难证其为真。

（二）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

将潮汐年内变化与太阳位置变化联系的思路引导卢肇提出了“日激水而潮生说”。他认为月与海物性相同，相互牵引，不会引发潮汐。“殊不知月之与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74]只有物性不同、相斥相违方能产生动力，导致运动。“夫物之形相暌，而后震动焉，生植焉。”潮汐形成也是这样：“天之行健，昼夜复焉。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于彼，盈于此，则潮之往来，不足怪也。”天昼夜往复，日伴随天运行，所以天向右旋转进入大海，太阳也随之入海。太阳落入大海，阳阴相激，海水当然不会附着于太阳之上，而因太阳热量烧灼向后退却。在太阳落入之后海水向后退却，必然在别的地方上涌出来，从而形成海潮。在《海潮赋》中，卢肇具体描述说：

开圆灵于混沌，包四极以永贞。赩至阳之元精，作寒暑与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回龟鸟于两至，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来而气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

“圆灵”即天，“四极”即日月运行之极至。“开圆灵于混沌，包四极以永贞”，意为于混沌之中开天辟地，日月运行至于长远而纯正。“元精”即天地自然元始的精气。“赩至阳之元精，作寒暑与晦明”是说四季寒暑变化与昼夜黑白分明都源于至阳自然精气之变化。“龟鸟”当为“龟乌”之误，而“龟”通“圭”。度程，即标准的大小与容量。王褒《漏刻铭》谓：“窃以混元开辟，天回地旋，历象运行，暑来寒往。二分同道，乌灵正其昏夕；两至相遇，表圭测其长短。”[75]乌灵即灵乌，表圭即圭表，分别指测量日内与年内时间变化的仪器。“回（龟鸟）〔圭乌〕于两至，曾不愆乎度程”是说用圭表与灵乌测量、确定夏、冬二至，都不会与标准不合。“天光”指日光。阳光普照，则元气升漫；太阳落入海中，则海水退却而潮水涌起。

“日激水而潮生说”（简称“日落说”）显然与经验不合，特别是每日只有一次日落，而一日之中，却有两次潮。且太阳在同月中大小变化甚微，几不得见，入海之势亦无大差别，故“日落生潮”之说难解释潮位高下之别。卢肇不得不回到潮月相应的阐释理路上来，说：

其小大之期，则制之于月。大小不常，必有迟有速。故盈亏之势，与月同体。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际，则潮殆微绝。以其至阴之物，迩于至阳，是以阳之威不得肆焉，阴之辉不得明焉。阴阳敌，故无进无退。无进无退，乃适平焉。是以月之与潮，皆隐乎晦，此潮生之实验也。其朒其朓，则潮亦随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

潮的大小与来去时间受制于月亮，潮位高低则与月亮盈亏对应，这是已有的“潮月相应说”。日月合朔，即日月运行于同宫同度。每月朔日（初一）日月相合（同起同落）、阳阴相敌，“潮殆微绝”，潮最小；望日（十五）日月相距最远，海潮也最大。朒，即朏，指月初朔日后月亮在早晨见于东方；朓，指月底月亮于黄昏时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其朒其朓，则潮亦随之”是说潮水大小伴随月亮变化而变化。“月离日而潮大”指月亮离太阳最远时（望日）潮水最大。

卢肇接着阐发太阳与月亮之间距离的变化，说：

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随日远近，近则光少，远则光多，至近则甚亏，至远则大满。此理又足证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较然也。

按照卢肇的说法，白昼的月亮因为没有太阳光映射所以不能发光，要到夜晚太阳入海之后，阳光透过海水照射在月亮上，月亮才能发光。月亮受光多少与其距太阳的远近有关，故二者距离最远时（每月望日）月亮受光最多，月形最满，也最亮。卢肇试图借此说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以及“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将太阳、月亮与海潮三者建立关联。

为了形象地说明海潮成因及其与日、月的关系，卢肇另外绘制了《潮图》。《海潮赋后序》说：

辄依洛下闳、张平子、何承天等以浑天为法，水与地居其半，日月绕乎其下，以证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纳华夷郡国，环以二十八宿，黄道所交及。立北极为上规，南极为下规。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谓之潮图。[76]

《潮图》当以浑天法为基础，绘有天地日月、黄道二极，用图示方法显示并解释海潮的生成与运行之理。今本《全唐文》于《海潮赋后序》之后移录了《潮图》上的说明文字。其“新定海潮集解浑天古今正法图”条云：

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师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声作。自盖天以下并好奇徇异之说，非至说也。先儒亦不重其术也）。右经撰赋及图，定取浑天为法，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地状如鸡子，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

则知卢肇所绘之图乃取浑天为法，先绘制如鸡子之状的、圆形的天地结构图。再进一步：

晋葛洪谓天形如鸡子，地如鸡子之黄。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绕地下。二十八宿，半隐半见。宋何承天云：乃观浑仪，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圆，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暅云：浑天之形，内圆如弹丸，其半出地上，半隐地下。右今撰图，正用此法。

他的天地结构图当是将地画在中间，外包以天，而鸡子状的天地浮于水中，半球在上，半球在下；二十八宿，分处于上下天际，各有一半。接着：

但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又按《周易》：离为日，坤为地。日出地上，于卦在晋；日入地下，卦为明夷。乾为天，坎为水。天右旋入水为夕，则天在水下，于卦为需；天左旋升出为潮，于卦在讼。又离为日，坎为水。日出水上，卦为未济，济之言涉也。日东出而未西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为既济，言日右随天入，已涉于海。则《周易》之象，其事较然。右今撰潮图，探于《周易》，合乎浑天，推于爻象。

卢肇在天地结构图的基础上结合对《周易》的认识与理解，将天地日月运行表现出来：用不同卦位表示太阳与天地在不同时刻的不同位置，以特别说明“日入于水而至潮”的理论。

他的《潮图》是一组连环画，而不会仅是一幅图。在“浑天载地及水法”目下，卢肇称：

地浮于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转，地政左旋。日入则晚潮激于左，日出则早潮激于右。潮之小大，则随于月，月近则小，月远则大。

卢肇这幅图展现了太阳出入与早晚潮的关系，以及潮之大小与月之远近的关系。在“日至海成潮入图法”目下，卢肇说：

八月之望，日在翼、轸之间，此时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于时在戌，见潮初生之候。

则卢肇当有一幅《日至海成潮图》，绘八月望日（十五日）戌时（相当于19—21时）太阳落入海中、海潮初生的情形。

卢肇对自己的认识非常自信。《海潮赋》序云：

肇适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于经籍间。以类言之：犹乾坤立，则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则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后有辞，此圣人之教也。肇观乎日月之运，乃识海潮之道；识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为之辞。非敢炫于学者，盖欲请示千万祀，知圣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

据此知，所谓“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说应是卢肇自创。他是在观察日月运行过程中认识到海潮变化的规律，根据推演出来的海潮变化规律想象、推知海潮的形态，再以文学形式（赋）表现出来。显然，他没有亲自观察过海潮，只是一个“海潮理论家”。在《海潮赋后序》中，卢肇自述：

愚以始闻方数，侧揆元黄。亦尝以大窦酬嘲，敢云早慧；既不用蛉胶习戏，自鄙童心。及窃誉里中，拘尘长者。执经堂奥，避席严师。自悟牖间，愧非胡广；频依庑下，虚感伯通。而日月居诸，榆槐屡改。管窥之心妄切，瞽史之学难修。而又烂额焦头，方思马褐；捉襟见肘，久困牛衣。飒垂领以若惊，顾生髀而增叹。信天人之际，难可究思；考经纬之文，固有宗旨。窃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于赋中，尽抉疑滞。

方数，即术数；元黄，即玄黄。大窦，即大孔穴，喻指天地命运之道、义理之学。知卢肇少时即学习术数，研治玄黄，探究义理命数。在《上王仆射书》中卢肇也说：“某本孤浅，生江湖间。自知书已来，窃有微尚，窥奥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穷苦自励。”[77]其为学之重心在究思天人之际，考求经纬之文。关于海潮的探索正是其苦思冥想的一部分。所以，《海潮赋》乃是卢肇对一些观念认识的演绎，是从学理上出发的探究，并非立基于经验观察的分析。

（三）地有动息上下，致其海有潮汐

卢肇主要从浑天法推衍潮汐成因及其变化根源，邱光庭（又作“丘光庭”）则以经学为基础认为潮汐起于“地动”。邱光庭在《海潮论》之《论潮汐由来大略》中概述其要旨，曰：

《易》称“水流淫”，《书》称“水润下”，俱不言水能盈缩，斯则圣人之情可见矣。水既不能盈缩，则海之潮汐，不由于水，盖由于地也。地之所处，于大海之中，随气出入而上下。气出则地下，气入则地上。地下则沧海之水入于江河，地上则江河之水归于沧海。入于江河之谓潮，归于沧海之谓汐。此潮汐之大略备矣。[78]

邱光庭立论的基础是《周易》《尚书》关于水不能盈缩的说法。水既不能盈缩，则海之潮汐必因于地动。地浮于海中，上下浮动，引发潮汐，《论地浮于大海中》说：

按《洪范》五行，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指言海水。水之本位，位在北方。自北直南，以土及火。推而立之，则火上土中水下也。亦如人之五脏，心上脾中肾下也。故《志》曰：“天以乘气而立，地以居水而浮。”由是而论，地居海之上，亦已明矣。

地浮于海上也是根据《尚书》论证。《论地有动息上下》称：

《河图括地象》云：“地常动而不止。”春东，夏南，秋西，冬北。冬至极上，夏至极下。其故何哉?由于气也。夫夏至之后，阴气渐长。阴气主闭藏，则衰于上而盛于下；气盛于下，则海溢而上。故及冬至而地随海俱极上也。冬至之后，阳气渐长。阳气主舒散，则衰于下而盛于上；气盛于上，则海敛而下。故及夏至而地随海俱极下也。此一年之内动息上下也。

由此，邱光庭引入“气”的观念，认为浮于海上的地之所以会动，是由于阴阳二气盛衰消长：阴气盛于下则海溢而上，阳气盛于上则海敛而下。阴阳二气盛衰还影响潮大小，《论潮有大小》解释：

二月、八月，阴阳之气交；月朔、月望，天地之气变。交变之时，其气必盛。气盛则出甚，气出甚则地下甚，地下甚则潮来大。其非交变之时，其气安静则出微，气微则地下微，地下微则潮来小。故二月、八月，其潮遂大于诸月；月朔月望，其潮遂大于诸潮。

可是大潮往往是在朔、望日之后的初二、初三、初四和十六、十七、十八日，对此邱光庭答：

凡物之动，先感而后应，先微而后盛。朔、望之气虽至，而地动之势犹微，故潮来大常于朔、望之后也。

即物要感应到气的变动才会发生相应变化，所以潮汐变化迟于朔、望之气变动。但这些都是由结果逆推而成，较为抽象，无实际证据，是一种先验性阐释。

邱光庭的“地有动息上下，致其海有潮汐”（简称“地动说”）看来与卢肇“日落说”对立，然其理论根基仍是“浑天说”。《论浑盖轩宣诸天得失》中明确“浑天说”是其认知根源，谓先儒皆以“浑天为得也”。而“浑天说”向来配合阴阳二气交互运行学说。《论气水相周日月行运》中邱光庭也说海之下及其边际都有“气”，“气之外有天，天周于气，气周于水，水周于地，内地而外天，天地相将，形如鸡卵”。这样，天地日月皆居于“元气”之内，而气的运动乃地动潮生的根源。

“地动说”还可能受道家“地机翕张说”影响。海潮源于“地机翕张”之说，出自《洞真经》与《正一经》。《云笈七签》卷二《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劫运”录《上清三天正法经》云：

地机在东南之分，九泉之下，则九河之口，吐翕灵机，上通天源之淘注，傍吞九洞之渊澳。以十二时纪，推四会之水东回，一昼一夜，则气盈。并凑九河之机，昼夜三十三日，机转西北，回东北，张西南，翕东南。张则溢，翕则亏，周于四会，天源下流涌波，是为一转。三百三十转为一度。一度则水母促会于龙王，河侯受封于三天。三千三百度谓之阴否，阴否则蚀，阴蚀则水涌河决，山沦地没。九千三百度为大劫之终，阴运之极。当此之时，九泉涌于洪波，水母鼓于龙门，山海冥一，六合坦然。此阴运之充，地气之激也。[79]

地机，即大地运动的枢要。道教认为大地有一中枢之所不断运动，一张一合（翕），并通过四会之水带动地上万物运动。海水潮汐即地机张翕而致：地机张，则海水溢而为潮；地机翕，则海水亏而为汐。而地机张翕又受“地气”所激。《上清三天正法经》即《太上三天正法经》，是早期道教上清派经典之一，约出于东晋。据此，所谓“地机翕张说”的形成大致亦与葛洪相前后。

“地动说”对宋代理学家颇有影响。邵雍（尧夫）认为海潮是大地喘息造成，说：“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应月者，从其类也。”余本阐发其义，说：“喘息者，人之呼吸也。呼则为潮，吸则为汐。此气之消长所为也。月者，水之精，故曰从其类。”[80]他将世界喻作人的身体，“气”运行其间，推动世间万物生老病死。潮汐行之于地，出入于水土，与水喘息相同，所以谓“地之喘息”。张载也说：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间，相从而不已也。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昼夜之盈虚、升降，则以海水潮汐验之为信。然间有小大之差，则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81]

亦以地气盈虚升降作为海水潮汐的根本动因，日月朔望之变只是影响到潮汐的“小大之差”。

综合以上考述可获几点认知。首先，汉唐时期人们对于海潮的观察主要包括潮位高低、潮至点、潮位线所在，潮时及其月内、年内变化等。观察地点不止钱塘江口、长江口等潮涛特别突出（涌潮）地区，还遍及北起渤海、南至南海的广大沿海区域。汉唐时人不仅认识到潮汐在日、月、年内的变化，还区分出广州“沓潮”，珠江口外石洲山以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等不同潮汐形态，甚至摸索出适应潮汐涨落以开展渔业、盐业生产，以及启闭堤堰斗门以阻挡潮水涌入的方法。

其次，在观察经验之上人们注意到潮位变化、潮时与月亮盈亏之间的对应，并根据月亮运行与变化推算潮时涛历。窦叔蒙对于潮期的推算基本达到中国古代潮汐表推算的高峰。他关于“潮汐作涛，必符于月”“潮汐系于月”的论说将月相变化与潮位高低、来去先后直接对应，提出推算高低潮的“定式”，基本认知与方法为后世继承、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潮汐认识的基本格局。

最后，对于海洋及其与大地、百川、天汉关系的想象，还有潮汐成因及其变化规律的阐释，构成了中国古代早期海洋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虽包含一些具象观察经验，但更多是对世界的想象与构想，是观念性的知识。以此为基础，葛洪、卢肇、邱光庭等相继提出天河入海、“三水相激”、“激涌而成潮水”，“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的“日落生潮说”，以及地浮于海中、上下浮动、引发潮汐的“地动说”。这些假说将潮汐置入“浑天说”的理论预设中加以阐释，故均带有强烈的观念论色彩。

汉唐时期的海潮知识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源于观察的经验性知识，主要是滨海人群长期观察、积累的形成和总结。如封演自称“余少居淮海，日夕观潮”；窦叔蒙长期生活在浙东（明州、越州）地区，与潮汐朝夕相伴。另一方面是立足于想象与推衍的观念性知识，主要来自葛洪、卢肇等。他们未必对海潮有直接观察，主要通过固有的知识将海潮置于“浑天说”“地机翕张说”等宇宙观中加以思考，从观念出发，推导演绎，阐释潮汐成因及其变化规律。二者在知识来源、探索目标、关注重心、核心内容等方面均有不同：滨海人群观察海潮及其变化是为适应滨海地域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渔业生产、盐业生产和航海活动，关心重点是潮位高低、潮至点、潮位线所在、潮时变化及规律、潮历及其推算；只有间接滨海经验的知识精英考察潮汐现象则是为了探索世界构成及其动因，分析事物本原及其运动机制，关注重心是潮汐成因及其变化原因，特别是海潮与日月天地间的关系，关键是“窥天测海”，亦即考究天地之变以测知潮汐之形成与变化。

基于观察归纳总结的经验性知识与立足想象与观念演绎的观念性知识，构成了汉唐时期海潮知识的基本结构。表面上它们相互分离甚至对立冲突，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先秦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伍子胥驱水为涛”之说乃是立足于观察经验的观念性解释。《论衡·书虚篇》云：

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82]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内传》所述略有不同：“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83]会稽丹徒大江与钱唐浙江两岸之人见潮涛汹涌，又知吴王投子胥于江之史实，通过恚恨生怒、神鬼有威的观念将二者联系起来，遂形成“伍子胥驱水为涛”的说法。大江与浙江潮涛是经验性知识，吴王杀子胥属于历史知识，人、神、鬼因恨生怒，神鬼具有威力，属于观念范畴，将二者联系起来形成的阐释，可属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性知识。

如上所述，窦叔蒙对潮时的推算立足于观察而来的经验性认识。可是《海涛论》起首他就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天地之本始，不知根荄孰先?”他自己回答：“盖自坯璞卵胎，并鼓于太素。”然后他设想了天地阴阳二元分立共存的世界格局作为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夫阴阳异仪而相违，以其相违，赖以相资。是故天与地违德以相成，刚与柔违功以相致，男与女违性而同志。”他认为这就是“自然”，而“自然”乃是“造化”的本原：

夫凝阴以结地，融阴以流水，钟而为海，派而为川。或配天守雌，或制火作牝，观其幽通潜运，非神谓何?是故潮汐作涛，必符于月；百川不息，以经地理，犹三光不息，行健于天也。晦明牵于日，潮汐系于月，若烟自火，若影附形，有由然矣。地载乎下，群阴之所藏焉；月悬乎上，群阴之所系焉。太溟，水府也，百川之所会焉；北方，阴位也，沧海之所归焉。天运晦明，日运〔寒暑，月运〕朔望，错行以经，大顺小异，以合大同〔，是大运广度也〕。[84]

地、水、海、川、月皆属阴，潮汐系于月，“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明”，“故与之往复，与之盈虚，与之消息”，实为自然之理，天地造化之必然。窦叔蒙遂将经验世界的常识上升为观念世界的论理，使经验性知识与观念性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在《海潮赋》第三部分中，卢肇假托一位赞同己说的“知元先生”与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客”围绕海潮展开辩论。“客”言“尝居海裔，觌潮之势。或久往而方来，或合沓而相际”，是对海潮有直接观察的经验主义者。“客”质疑“彼潮之至理，何得与日月而相符”，即缘何潮汐与日月对应，特别是与太阳运行关联?日落海中，激水成潮，是超出经验性知识范畴的。“潮之往来，既云因日，日惟一沉，潮何再出?”对此“知元先生”答：

方舆之下，阳祖所回，历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来。右激之远兮远为朝，左激之远兮远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随时而前后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两析也。

“阳祖”当即阳统，亦即阳气、阳道。阳统运行在亥、子二时向右倾斜，过丑、寅向左倾斜。向右倾斜的阳统向远方传布开来即形成潮；向左倾斜的阳统向远方传布开来就形成汐。“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随时而前后隔”，海潮既随着月亮变化而有大小，其来去的时间也会有差。“客”的疑惑是经验性问题，“知元先生”以观念性推理其实未能很好地回答，是以“知元先生”有时也不得不回到经验世界。如“客”问，百川入海皆有入海之口，“何钱塘汹然以独起，殊百川之进退?”“知元先生”解释：

且浙者折也，盖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则右蟠吴而大江覃其腹，左挟越而巨泽灌其喉。独兹水也，夹群山而远入，射一带而中投。夫潮以平来，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为斗。此一览而可知，又何索于详究?[85]

这里卢肇有两层意思：一是浙江入海处河身曲折，潮入较深；二是浙江北有大江，南有巨泽，入海之水对钱塘潮推波助澜。浙江之左灌于浙江之喉的“巨泽”当指越州、明州滨海的湖泊。在卢肇看来，这是观察即可推知的，无须详究。

编 辑：宗晓垠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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