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 曾淑雅 | 明代广东伸威道的两属与专属

《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第48—59页

明代兵备道是按察司的派出机构，一般由按察司副使、佥事职掌，成化以后兵备道广设，以维护地方安定。不同区域兵备道的重要程度不尽相同，就其军事作用来说，内地与东南沿海诸省的兵备道更为重要。[1]北部九边边患规模较大，动辄连贯数省，需督抚协调。东南及内地地方不靖，以局部区域的流民啸聚和倭寇威胁为主，规模相对较小、流动速度快的兵备道有分而制之的优势。嘉靖前期阁臣张璁曾言：“西北沿边防备多在巡抚官，东南防备多在兵备官。”[2]东南地区的兵备道多负责一省局部区域的军事，但在一些省份交界的多事地带，兵备道也会因在隶属与辖境上的犬牙相入，有着更为复杂的地缘关系。其中，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因南赣巡抚建言而设、曾两属于南赣与广东的伸威道最为典型。

明代的道多以地理位置命名，伸威道则以朝廷对当地的控制意愿来命名，这与嘉靖后期南赣巡抚辖区内复杂的军事状况有关，也由上级巡抚横跨江西、湖广、广东、福建四省的地理形势决定。伸威道作为岭东诸兵备道中的重要一支，由南赣巡抚奏设，广东按察司副使整饬兵备，防区和事务“两属”于南赣巡抚与广东巡抚，后改为只属广东巡抚，其从两属向一属的转变过程中，驻所、辖区、统属、职责等相随而动，体现了明代后期此类兵备道在当时复杂道制下的尴尬处境。目前，历史地理角度的兵备道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制度史的宏观角度对全国范围内兵备道建制、源流、职掌、与其他道员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整体把握[3]，另一方面是从区域地理角度进行个案研究[4]，其中部分学者在区域制度的研究过程中提及兵备道的两属性质[5]。涉及伸威道的内容则多以某任伸威副使为中心考察[6]，或是考证某一时期伸威道在平定山海盗贼中发挥的军事作用[7]，对其设置、驻地变动等问题探讨较少。本文拟通过考订还原伸威道的建废过程，关注其辖区、驻所、职能变动与两广地方形势变迁的关系，以窥见此类道制的演变特征与规律。

明代中后期的“岭东地区”指广东惠潮二府，“往者倭寇阑入，则警戒东南；奸宄伏藏，则张皇西北，郡盖非闲暇之地矣”[8]。因山海形势不同，嘉靖间分南北两路，分理岭东山寇与倭患。其中，北路岭东分守道，以惠州府为中心，辖“惠州府博罗、归善、河源、龙川、和平、长乐、兴宁及潮州府属程乡新县”[9]；南路分巡道，以潮州府为中心，辖“潮州府饶平、大埔、海阳、潮阳、揭阳、惠来并新立二县及惠州府属海丰各县”[10]。岭东北路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地，“连州跨境，林谷茂密，盗贼之兴，斯为渊薮”[11]，地方经略以山防为主，在虔、粤二抚的双重管辖之下。此时两广总督驻于广西梧州府，距之甚远，南赣巡抚驻于赣州府，专督南岭山寇，岭东地区则属两广军门与虔抚双重管辖。为遏制流寇跨省流窜，南赣巡抚得以会同四省“镇守官严督兵备、守备、分巡、分守、军卫有司剿捕盗贼，抚安军民”[12]，对所辖地方起到直接镇压与安抚作用。

不同于省域督抚可直领三司应对地方事务，南赣巡抚职能的实现要通过临时差遣具有“以文驭武”职能的兵备道以提调地方军事力量，灵活机动地应对地方变乱。由于此时巡抚已经取代三司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13]，各省布按二司下位于南赣巡抚辖区内的各道皆“两属”于南赣巡抚与各省巡抚。嘉靖三十六年（1557），增设分守岭北、岭东、岭南、漳南四道，统属南赣巡抚管辖。[14]其中，分守岭北道又属江西巡抚管辖，分守岭东道、岭南道属两广总督管辖，分守漳南道属福建巡抚管辖。四省按察司下各副使、佥事巡视诸兵备道与分巡道亦是如此，南赣巡抚在嘉靖至万历时期“辖江西岭北赣州道，及广东岭东惠潮道、岭南韶南道，福建漳南道，湖广上湖南郴桂道”[15]。岭东惠潮二府则为岭东分守道与分巡道分理。据此，嘉靖中后期南赣巡抚辖区内各道辖区如图1所示。

岭东道辖区并不完全以省、府界为界，若地区性民乱规模较大或涉及多省交界处，需邻省宪臣协同配合共同缉盗，辖区可跨越本省，兼辖邻省部分州县。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赣巡抚汪尚宁言所辖地方“封疆异治，隶籍攸分，在属邑则为新民，在临界则为边贼。文移诘责，彼此推诿”[16]，四省流民跨省流窜，各道只理本省辖区内事务，不敢贸然越境剿寇，平盗过程中往往效率低下。故汪尚宁请求调整惠潮北部诸兵备道辖区，在必要时可兼辖邻省部分州县，以求“分属管辖，遇有贼警，听其调度，官兵分擒夹剿，如是则联异为同，职掌不紊，有司不得以私其民，而盗贼不得以藏其奸矣”[17]。同年十月，此议获朝廷允准：“敕福建漳南兵备道兼辖广东之大浦（据《〈明世宗实录〉校勘记》“浦”应为“埔”）、程乡二县，广东岭东兵备道兼辖福建之上杭及江西之龙南、安远三县。”[18]自此，岭东北部的程乡、大埔等处同时为广东岭东道与福建漳南道所统领，广东岭东道除理惠潮二府事务之外，还遥治福建上杭县以及江西龙南县、安远县。在剿灭诸县流民的过程中，岭东道与漳南道相互配合，便于调遣夹击。

程乡、大埔一带“与江闽接界，俱系招抚贼巢，壤接三省，易与为乱”[19]。嘉靖四十年（1561），巨寇张琏、林朝曦等数千人聚众寇江闽，杀江西副使汪一中，“贼众纵横，江右震动”[20]，时人无不为之惊骇。三省交界之处民变不断，虽有广东岭东守巡道统辖，福建漳南道兼辖，然此处为管辖边缘地带，“数县僻居山谷，宪臣巡历罕至，有司得以恣意诛求，民不堪命，因而横戈四出，以逃须臾之死”[21]，岭东守、巡二道及漳南道等治理的疏忽使得此地流民更盛。且岭东守、巡道自设置以来，各有分工。岭东分巡道以潮州府为中心，职专岭东南路海防事宜，协同福建漳南道打击东南海寇，嘉靖以来“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22]，岭东道与漳南道皆为兵巡道，由按察司官分掌分巡、兵备二职，势必难以兼顾兵备之衔。岭东分守道则以山防为主，然其初置之时与岭南分守道分理南韶惠潮四府，二道“向无专设，皆系带管，事无归一”[23]，驻于省城的岭东分守道难以顾及惠潮北部。程乡、大埔等处距守、巡道治所甚远，惠潮北部山区变乱之时，岭东诸道调兵平盗费时费力，各道亦无专管之官，“道府各官，计日迁转，盗起不即扑灭，苟云招抚”[24]，三省会剿之时不敢贸然越境剿寇，或是彼此推诿，在协调剿寇上不能做到步调一致，以致地方盗情迭起。

同年，新任南赣巡抚都御史陆稳认为此处盗贼滋生难剿，盖因“军门权重（据《〈明世宗实录〉校勘记》“重”应为“轻”），威令不行。凡附近有司，不过遣人问贺，呈递宪纲一册。至于一切练兵给饷事宜，檄之不从，促之不至。如人元气一病，四肢百骸无从统摄”[25]。南赣巡抚兼辖惠潮，岭东诸道虽受广东、南赣二抚节制，实际却只听命于广东，地方税收粮草悉缴于本省军门，致使南赣巡抚难以调度兵备。福建汀漳亦原属虔抚治理，然嘉靖三十五年（1556）福建巡抚复置之后，架空虔抚在闽治权的动作，引得南赣不满，陆稳上书称：“福建未有巡抚之先，汀、漳与南赣一也。自有巡抚以来，有司但知有彼省之军门，而不知有臣。兵马钱粮一听彼省军门之调遣支用，而不及于臣”[26]，以此认为南赣盗情难定即因地方各兵备道统属各省，彼此间相互推诿，“盗贼一至，则又曰此非我事也，南赣军门事也”[27]。南赣巡抚虽兼辖各省守巡道，但是直接下辖的只有“赣州兵备一员，驻扎会昌县，整饬赣州地方兵备，兼分巡岭北道”[28]，其余各道则统于各省督抚。

面临虔抚于闽粤兼辖之地的施政困境，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段顾言亦主张加强南赣巡抚诸道治权。其先与陆稳看法一致，认为“南赣军门控连四省，各该兵备守巡有事方来一见，无事若不相涉”[29]，奏请南赣巡抚所辖兵备道不仅战时军马钱粮悉听南赣军门处置，“广东岭东、岭南，福建巡海、漳南，湖广上湖南等道兵备有司等官，即今事平之后仍要悉听节制”[30]，以强化南赣巡抚对此处兵备道的控制。

为统一事权、扩大实际辖区和税收以增强对地方的控制，陆稳请求于三省交界处立镇建官统属南赣，特荐与之亲厚的南赣参将俞大猷充任副总兵[31]；段顾言则欲于新立镇城再添设兵备一员[32]，专驻此处以平靖乱事，建立跨省辖区的兵备道以提高协同效率，使之“彼此无牵制推诿，良为省便”[33]。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于三省之交设平远县隶属于赣州府。[34]同年六月，“于江西兴宁、程乡、安远、武平四县间建设镇城，赐名曰伸威，改南赣参将俞大猷为协守南赣汀漳惠潮副总兵，升宁国府知府方逢时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整饬兵备，俱驻本城备盗”[35]。道与营皆称“伸威”，营内各官悉听副总兵、兵备副使节制，自此岭东北路程乡、大埔等处设有专门兵备道经略，即为伸威兵备道（以下简称“伸威道”，部分文献或称神威道[36]、申威道[37]），与伸威营同驻赣州府平远县，跨省安定三省山盗。

伸威道初置之时悉听南赣、两广总督节制，辖区以广东惠潮二府为主，兼辖福建漳泉以及赣州府新设之平远县。虽似与此时南赣巡抚于闽粤的南部辖区有重叠，但实际经略过程中，南赣巡抚职权的实现充满阻力。嘉靖三十五年福建巡抚的设立使南赣巡抚逐渐丧失了对漳州府的兼辖权，伸威道难以涉及福建沿海事宜。

伸威道初以平定惠潮北部山寇等军事事务为主，次年十二月，“诏以整饬伸威镇广东按察司副使方逢时分巡岭东北〔路〕（据《〈明世宗实录〉校勘记》补）……以地势辽邈，控制不便，乃分惠州为北路，属之分巡，潮州为南路，属之分守”[38]，伸威道即兼分巡事务，以惠州府为中心专辖岭东北路兵巡事宜。方逢时为伸威副使的两年间，惠潮通衢一带流寇相继剿灭，其离任之时“士民遮留，哭声震天”[39]，并于通衢驿建生祠以祀，极大提高了伸威道于岭东的声望。其后的伸威副使王化、张子弘等在经略过程中亦以平山盗为主责，涉及岭南、岭东北部毗邻南赣事务之时则与南赣诸兵备道协同作战。嘉靖四十五年（1566），河源山寇李亚元、邓廷凤等作乱于广、韶、惠三府之间，虔、粤提督吴百朋、吴桂芳各调集官兵，分为五哨，进军讨伐。其中，伸威兵备副使张子弘驻于翁源哨，与南赣兵备道、岭南兵备道分哨监督，南赣营兵驻于赣州府龙南哨，从岭北与广东诸道夹击，实现江西、广东二省诸兵备道的跨省协作。此时期，伸威道俱听二抚节制，会同南赣巡抚下辖福建、江西等兵备道及卫所营兵职专岭东北路及三省交界山盗事宜，以平远县为中心维护地方治安，担负起讨伐“矿盗”的职责，军事事务需使虔、粤二抚计议而行，“不得自分彼此”[40]。

嘉靖末到隆庆初，伸威道职专三省之交山寇事宜，而伸威副使属广东按察司，使得该道在虔、粤二抚间徘徊，南赣巡抚与两广军门间权力此消彼长，伸威道间或偏向于两广军门，这种境况在方逢时担任副使时已有体现。[41]程乡等处流民流窜是南赣巡抚得以发挥其军事职能的基础，已而南岭盗弭，辖区内“平时民情事务不得干预”[42]，两广总督于此处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嘉靖间，同在江西、广东巡按的段顾言曾言：“南赣军门所专督者，山寇一事耳，乃若汀漳潮惠则有倭寇，郴桂则有苗情，自是各省督抚之事似难分割。”[43]先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虔粤双方围绕平远县统属问题争夺，后采取广东方案，使原隶于南赣巡抚、实辖于赣州府的平远县改隶广东潮州府[44]，伸威道之驻所虽未发生变化，但随着平远县改隶潮州府，南赣巡抚对惠潮北部程乡等地事权扩张即以失败告终。

嘉靖四十五年，因粤东地方多事，复置广东巡抚。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奏请“命广东新设巡抚驻惠州府城，有警移驻长乐县，调度惠潮二府兵食”[45]。广东巡抚的重置抵制了南赣巡抚在惠潮二府的话语权，伸威道则统于广东巡抚，实现会同三省兵备跨省平盗到平定广东省内山盗的转变。

隆庆间的粤东平寇是伸威道事权转移的重要节点，伸威道前期仍以职专广东省内山防为主。隆庆年间，诸“抚贼”巢据于惠州府北部山县，“自岭东一带，外而赣郡，内而翁、英、东莞等处，莫不胥受荼毒，杀人动以千百计，惨不可言。地方士民奏牍陈词殆若山积”[46]。时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分析形势，认为北边山寇与倭寇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山寇之患不除，倭患也难平息，“岭东诸寇并宜扫除，以清北户”而力主剿贼，故于隆庆六年（1572）决定大征。[47]新晋伸威副使苏愚对此回忆道：“壬申年，会石汀殷公正茂总督两广军务，力主剿贼之说，先以剧贼蓝一清、赖元爵二巢请于朝。余时以粮储参议斋捧还任，乃行余署伸威兵备事，领长乐哨剿赖贼，即揭余天官氏补伸威副使。”[48]其于隆庆六年殷正茂粤东平寇的背景之下，抵长乐哨筹备平定山寇，一路势如破竹，致使“惠州诸山县始迄今太平也”[49]。

隆庆间，倭寇兴起，广东“山海交讧”的情况愈演愈烈，惠潮山盗海寇内外勾结，其余山寇听闻惠州诸山巢寇已平，纷纷伙同亲信下海而逃，伸威道事权则因惠州山县诸寇平定而转向惠潮沿海，且诸寇多久居山堡，性不习海，辗转于山海之间，这就要求伸威道能够灵活作战，除平定山盗，亦须兼顾平靖海寇。万历元年（1573），苏愚先是被任命往潮州府平定海盗林道乾，后于万历二年（1574）三月荡平潮寇黄常、毛一松、朱良宝等。潮州府海寇平定之后，苏愚即于同年五月初启行离任广东伸威道。[50]他虽在伸威道任职仅有两年，但认为其“奉命备兵十余载，闽之兴泉、广之伸威、贵之都清，东西南最难处者”[51]。可见其为伸威道副使之时参与粤东平寇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隆庆一朝是伸威道事权转移的关键时期，先是隆庆三年（1569）辖区调整，两广总督刘焘言广东伸威兵备兼制福建漳泉，系一时权设，请改复旧衔[52]，此案得到允准，伸威道则止理福建，专辖惠潮，统属于广东巡抚。辖区的调整使得伸威道的事权集中于广东省内，而隆万年间的粤东平寇使伸威道的事权从平定惠潮北部诸山县向惠潮山海经略转移，这与此时同驻于潮州府的潮州海道产生了职责冲突。《苍梧总督军门志》言：“潮州惟南临大海，而接壤漳州，故海寇之防视惠州为更难。”[53]广东原设有海道副使一员驻于省城以防倭寇，专管广东巡海相关事宜，弘治间因惠潮多盗，以岭东分巡道加整饬兵备衔，亦负责兼理潮漳海寇事宜。然潮州“道里辽远，一公文来往，非四五十日不能到”[54]，倭寇肆虐之时，巡视海道与岭东分巡道的经略效率低下。嘉靖四十三年，为平剿南澳海寇吴平，特置潮州海道（或称潮州海防道、潮州海防兵备道）驻于潮州备倭，专管惠潮。[55]其后，吴平余党“曾一本等仍复啸聚海上为患”[56]，潮州海道会同福建海道职专曾一本事宜，而使伸威道兼理潮州海事。

万历二年（1574）粤东诸寇平定之后，两广总督殷正茂认为“兵力以瓜分而益弱，事权以鼎峙而皆轻”[57]，疏请将伸威道移驻惠州府城，以强化潮州海道专辖该地的权力，达到制衡广州巡视海道与福建海道的目的，原驻于惠州府城的岭东守道移驻惠州府长乐县[58]，各道重叠交错，以收均衡控制之效。

兵备道对于地方安定有着积极作用，但多是因事而设，事毕不撤，势必造成地方冗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直言各兵备道“承平日久，仍如守土之吏，无标兵可练，无军饷可支。虽普天皆云兵备，而问其整饬者何事，即在事者亦茫然也”[59]。其事权重叠而道员数量渐增，加之吏治日益腐败，国家财政支出增大，裁革冗官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课题。万历二年七月，原岭西兵巡道佥事李材因平罗旁瑶乱有功，擢升为广东副使整饬伸威道，该道同时移驻惠州府城。[60]而后万历五年（1577），应两广总督凌云翼所议，裁革伸威道。伸威道从嘉靖四十一年设置到万历五年裁革，共历时15年，其废设符合嘉隆万间惠潮山海盗贼荼毒的形势，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兵备道、分巡道的不稳定性与临时性（表1）。

嘉靖年间广东按察司下分巡道、兵备道数量繁多，二道合一的现象屡见不鲜。从洪武年间至嘉靖四十一年，广东已先后设有岭南兵巡道、海北兵巡道、海南兵巡道、广州巡视海道、岭东兵巡道、岭西兵巡道、南韶兵巡道。而伸威兵备道辖惠潮二府，情况复杂，“统隶岭东，然无专治也”[61]。正统间设有岭东分巡道，弘治十八年（1505）巡按御史王士昭因惠潮多盗，题以分巡官兼理兵备[62]，岭东兵巡道平时担负整饬惠潮二府分巡事务，一旦地方有警，必须督理军务，甚至带兵平乱。然除按察司下诸道以外，布政司下分守道也有部分协理军务之权，必要时要与巡道、兵备道及各营兵卫所协同作战。嘉靖三十七年（1558），南赣巡抚周谦之称岭东守巡二道事无专一，请求明确岭东分守道及巡道职权：

此项提议朝廷部分采纳，没有完全实施。嘉靖三十九年（1560），因岭东分守道驻于省城兼领南韶惠潮四府不便，使南韶二府改隶岭南分守道，而岭东分守道专管惠潮，且兼理海防事务。[64]虽南赣巡抚称此时广东已设有巡视海道副使，然其驻于省城而负责广东全省沿海事宜，对于粤东闽粤海寇跨省流窜现象鞭长莫及。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更好地经略惠潮地方，中央再次对岭东诸道的职责范围进行具体划分与分工：

诏以整饬伸威镇广东按察司副使方逢时分巡岭东北，岭东道佥事李纪分巡南路，分守参议皇甫涣兼辖南北两路，佥事徐甫宰驻札程乡安辑。事宁赴部，改用岭东道原设守巡官一员，通辖惠潮二府。及山海寇兴，以地势辽邈、控制不便，乃分惠州为北路属之，分巡潮州为南路属之，分守及开设平远县，立伸威镇，增整饬兵备官，以逢时为之。未几，甫宰以擒贼功，升佥事，与逢时俱驻程乡，无所统驭。是时寇已渐平，抚按官以初请增设，不敢议裁革，乃为酌议具奏，而部议亦依违覆之，实赘员也。[65]

可见，嘉靖四十二年间为平诸寇，岭东诸道繁多且各有侧重。伸威兵备道副使方逢时兼理分巡专辖惠州府，岭东兵巡道佥事李纪专辖潮州府，而岭东分守道参议皇甫涣则兼辖惠潮二府的山寇与倭患事宜，然地方盗平之后就已认为惠潮地方冗官赘员，但并未立马裁革。因此时山寇、倭患此起彼伏，海寇未清，而后“剧贼”吴平、曾一本等勾引倭寇犯广东，至殷正茂主导粤东平寇之时，仍需岭东诸道各个突破。为解决嘉靖至隆庆间闽粤海盗流窜的情况，惠潮地区仍需新增兵备道专管海防，如前文提到嘉靖四十三年设潮州海道驻于潮州府城。又因岭东兵巡道驻于惠州府长乐县，辖于惠潮二府，与潮州海道职权辖区交叠，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在两广总督吴桂芳的奏请之下，广东整饬潮州兵备分巡佥事被裁革，以其事并于海防道[66]，岭东兵巡道则不再负责潮州兵巡事宜，以长乐为中心，专管惠州府。

隆庆六年，两广总督殷正茂称“巡守兵备各官移徙不常，故董治靡及百务废弛”，为解决上述情况，岭东诸道驻地辖区进行了调整：岭东分守道驻惠州府城，辖于惠潮二府；岭东分巡道驻长乐县城，专管惠州兵巡；潮州海道驻潮州府城，专管潮州兵巡事宜；监军道随军调度驻于潮州。[67]此时，伸威道名义上仍驻于潮州府平远县，却自方逢时之后专辖岭东北路，实辖惠州。故万历二年陆续调整，使伸威道移驻惠州府城，岭东分守道移驻长乐（图2）。

此为万历初岭东诸道的基本情况：潮州驻有潮州海道、监军道；惠州驻有岭东分守道、岭东分巡道、伸威道。各道职责重叠，辖区驻地犬牙交互、职掌不明而使道员间相互推诿。时江西巡抚潘季驯上书称：“广东惠州添设申威兵备，即分巡惠州地方，岭东兵巡道移驻潮州，止分巡潮州地方，是岭东一道两分巡也。”[68]伸威道原为平乱而设兵备道，后因惠潮盗情繁重，且山贼倭寇此起彼伏，又使伸威道兵备兼理分巡，致与岭东兵巡道、潮州海道职责重叠，时人称“一道两分巡”或是“一道三官”。粤东诸道数目繁多而职能交叠，逐渐形成了道员冗杂的局面。

万历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之后，为改革弊政而大举裁减冗官。根据部分学者的数据，万历初年张居正裁冗锋芒所向为各布政司和按察司佐贰的道员，其裁革数量几占这阶段裁革总量的一半。[69]万历五年罗旁乱平，两广总督凌云翼奏请裁革伸威道并以其官任岭西道：

罗定州为新设州县，需对此处有经略经验的道员治理，故使岭西道员专理罗定兵备，伸威道副使改理岭西兵备，伸威道因此而废。伸威道被裁之后，如凌云翼所言“岭东守巡职掌似应并议”，使潮州海防道兼理惠潮分巡驻于潮州府，岭东兵巡道职权归入潮州海道，潮州海道由专辖潮州兵巡转为辖理惠潮二府兵巡，实现岭东兵巡道、潮州海道、伸威道“三道合一”，万历中期所修《明会典》界定潮州海道的具体职责：“惠潮兵巡一员。驻扎潮州，监管惠潮二府兵巡事务。巡历惠州府属海丰等十县、潮州府属饶平等十县。提督捕盗水陆官兵，往来山海地方，操练营寨。”[71]岭东巡、守二道分驻潮州府城与惠州长乐县。万历三十年（1602）郭裴所修《广东通志》称“今守驻惠州防山，巡驻潮州防海”[72]，体现了万历中后期惠潮二道各有侧重，职责明确，一解嘉靖隆庆年间岭东诸道混乱冗杂的局面。

伸威道被废之后，在两广官员的奏疏中仍有提及。万历十四年（1586），两广总督吴文华认为海防道兼理惠潮分巡事务又统属原伸威道的相关职责，“弹压不及，顾虑难周，以致程乡一邑迩年犯城二次”[73]，故请将分守岭东道兼衔伸威兵备，移驻长乐，适中控制，整饬山防，是为建议重设伸威道。然观察万历十四年后岭东分守道职官可知，这条奏疏中使岭东分守道“兼衔伸威兵备”并未获得实行[74]，但仍可见伸威道当年在平定惠潮北部程乡地区流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得到当地的肯定。

清代官修志书对万历五年以后伸威道等岭东诸道的记载多含糊其词，不够详尽，如乾隆《潮州府志》载：“旧志万历五年以后止载海防兵备道，《惠州府志》嘉靖间止载伸威道，万历五年以后止载岭东道，各以所驻之地分也。”[75]后世文献少有对伸威道的记载，但伸威道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安定岭东地方发挥的军事作用不可忽视。以伸威道为代表的岭东诸道经历了混乱、冗员，再到裁撤，从而使事权归一，为理清明中后期岭东诸道的演变以及清初惠潮诸道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嘉靖四十年前后，江浙御倭战事取得初步的胜利，倭患逐渐向南转移至福建、广东等地，与南岭两百余年的山盗勾结，严重困扰岭南地方社会的安定，惠潮一带尤为激烈。伸威道即设于惠潮倭寇、海盗、山贼交相肆虐的十余年间，由南赣巡抚奏设，以赣州府平远县为中心，跨省平定南岭山盗，与南赣巡抚所辖南赣诸道协同作战，其辖区与事务同南赣巡抚于粤职权重叠；而广东巡抚重置之后，地方事权日增，随着平远县改隶潮州府，伸威道逐渐实现了从跨省事务向广东事务的转移，成为镇抚粤东的一部分。随着岭东盗平和潮州海道的设立，岭东诸道冗官，伸威道在惠潮的作用与地位逐步降低，最终于万历五年被裁撤。

伸威道作为两属辖区兵备道的代表，在流民平定之后，犬牙交错必然会带来管理上的不便，出现两方掣肘的情况，它由两属到一属的演变亦是其宿命。除却伸威道所属的南赣巡抚，为安定地方而设于多省交界处的区域巡抚，如郧阳巡抚、巡抚大同都御史的辖区内，亦有兵备道受多个巡抚节制的情况，“这些兵备是兼辖数省交界之地的巡抚的职能得以发挥的基础，使得各省边区的统治得以加强，不至于成为统治的薄弱环节”[76]。两属辖区兵备道同省内区域兵备道，共同构成了明代兵备道研究的课题。

伸威道初因弹压动乱而设，其专属广东巡抚之后，于治乱之外渐具分巡职能，成为重要的地方治理机构，其守御地方的军事作用逐渐被忽略，行政与军事事务的混合亦会造成效率的低下与冗官的隐患，对清代岭东诸道的设置裁废产生影响。如清人陈梅湖所言：“嘉靖后，守、巡、伸威、兵备、海防各道兼并裁设，驻扎既无常制，又无常地。”[77]以伸威道为代表的岭东诸道的重重叠加，亦是明末地方民乱背景之下道制混乱的缩影。诸道职能重叠、职责合一亦是明末清初道制调整的方向，为清代新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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