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胤 | 《宋书·州郡志》“陶侃前治沔阳”考

文化   历史   2024-05-21 17:23   上海  


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第144—146页


张仲胤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开封 475001




考察陶侃任荆州刺史期间的荆州治所沿革,可知并无《宋书·州郡志》所谓“陶侃前治沔阳”之事。在分析“前治”的含义与相关文献记载后,可知《宋书·州郡志》、旧《晋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所见陶侃治沔阳的记载均为陶侃治沌阳之误。



作者简介


张仲胤,男,1991年生,山东诸城人,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古史、历史地理学研究。




《宋书·州郡志》载荆州治所沿革:

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复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1]

此段所述基本都能在史料中找到相关依据,唯“陶侃前治沔阳”于史无征。因其在“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之后,学者多将其视为东晋沿革。[2]问题在于以往研究未指出陶侃于东晋何时治于沔阳,以及沔阳究竟在何处。为厘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前治”所指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陶侃前治沔阳”。

《宋志》此段记载,看似严格按时间叙述荆州治所沿革,其实不然。以两晋时期陶侃、王敦、王廙出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来看,此段若通论魏晋荆州治所沿革,当依陶侃、王廙、王敦、王廙、陶侃的顺序;若“王敦治武昌”以下为东晋荆州治所沿革,则当按王廙、王敦、王廙、陶侃的顺序。[2]因此,《宋志》中的“前治”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就东晋而言,“前治”指太宁三年(325)荆州刺史陶侃所治之处,此相对于其后陶侃治巴陵、武昌而言为“前治”。二是指西晋时期陶侃任荆州刺史时的治所,此相对东晋而言为“前治”。

从史书记载来看,“前治”所指并非东晋。刺史任职,初始治所一般与前任所在相同,即便移治,亦常在其赴任之后。如太元十四年(389)王忱移荆州治所于江陵,亦在赴任上明之后,《晋书·五行志》载:“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顷之而桓石民死,王忱为荆州。……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3]因此,太宁三年陶侃任荆州刺史之初的治所当与前任王舒相同,王舒所治在江陵,《晋书·王舒传》有:“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军逆之,并沉于江。”[4]又《建康实录》载:“(王)含等烧营遁走芜湖,与子应乘单舟奔江陵。”[5]故陶侃任荆州刺史之初亦当治于江陵。之后,他历治江陵、巴陵、武昌,无治沔阳事,《晋书·陶侃传》载:“(陶)侃旋江陵……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又“侃旋于巴陵,因移镇武昌”[6]。故“前治”所指当为西晋之事。             


西晋时期,陶侃任荆州刺史时,历治沌口、林鄣、江陵。建兴元年(313),陶侃任荆州刺史之初,治于沌口:“敦然之,即表拜侃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镇于沌口,又移入沔江。”[1]所谓“又移入沔江”指建兴二年(314)陶侃由沌口移治林鄣,《水经注·江水》载:“沌水上承沌阳县之太白湖,东南流为沌水,径沌阳县南,注于江,谓之沌口,有沌阳都尉治。晋永嘉六年[2],王敦以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此,明年徙林鄣。”[3]沌口为沌水入江处,林鄣则紧临沔水:“沔水又东经临嶂故城北,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为荆州,镇此也。”[4]林鄣即为沌阳,《太平御览》引《宋书·州郡志》载:“晋于林嶂山置沌阳县。”[5]张修桂指出,林鄣、沌阳为一城两治的关系。[6]从地理位置看,沌口当在沌阳境内,故陶侃由沌口移治林鄣,《晋书》记其“移入沔江”。至迟在建兴三年(315)平定杜弢之乱时,荆州治所已由沌阳(林鄣)徙治江陵,《晋书·陶侃传》载:“(陶侃)将还江陵,欲诣王敦。”[7]

如上所考,西晋时期并未见《宋志》所言“陶侃前治沔阳”之事。由于此说见于《宋志》,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胡三省认为:“据沈约《志》,陶侃为荆州刺史,初治沔阳,则是时已有沔阳城矣,当属竟陵郡界。”[8]胡三省此论出于推断,并无实证,而其推断亦有问题。首先,上文可见两晋时期陶侃并未治于沔阳。其次,胡三省此注出于《资治通鉴·晋纪》永嘉六年(312)“(杜)弢别将王真袭沔阳,􀳋狼狈失据”之下。其应是将《资治通鉴》所记之沔阳当作《宋志》中“陶侃前治沔阳”之沔阳,认为二者可以互证。但据《晋书·愍帝纪》,此处“沔阳”实为“沌阳”之误:“(杜)弢别将王真袭沌阳,荆州刺史周􀳋奔于建康。”[9]《资治通鉴》因“沔”“沌”二字形近而误,故其不能印证《宋志》记载。又有学者认为沔阳即为沌口:“沌口,即沌水口,在沔阳境。《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径沌水口,水南通县之太白湖,湖水东南通江,又谓之沌口’,即此地也,为时之要津,故陶侃乃治之。”[10]据其引《水经注·沔水》可知沌水口为沔水所经,而沌口为沌水入江处,二者并非一地。又据陈桥驿考证,《水经注·沔水》“水南通县之太白湖”中所言之县并非沔阳县,而是沌阳县。[11]此说亦误。

以上对于“前治沔阳”的两种解释皆难成立。但据《太平御览》所引旧《晋书》,陶侃似乎确曾治于沔阳:“永嘉六年,王敦表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沔阳。”[12]《太平寰宇记》亦引此条,但作“沔阳”为“沔州”:“永嘉六年,王敦表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沔州。”[13]细按《太平御览》“沔州”条下所引《十道记》《三国志》《宋书·州郡志》《吴志》《永初山川记》等文献,可知此条所记为沌阳县沿革而非沔阳县。[8]《太平御览》中的“沔州”本就为晋之沌阳县地。可见《太平御览》所引旧《晋书》当是误“沌”为“沔”。王文楚亦指出《太平寰宇记》所引旧《晋书》史源应与《水经注·江水》相同,唯误“沌”为“沔”而已。[14]旧《晋书》所记虽误,但提供了一条线索,即中古文献中“沔”“沌”二字常因形近致误,且陶侃所治之“沌阳”在文献中常误为“沔阳”。在此认识基础上,综合《资治通鉴》误“沌阳”为“沔阳”,《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引旧《晋书》佚文时皆误“沌阳”为“沔阳”,可以推断《宋书·州郡志》“陶侃前治沔阳”当为“陶侃前治沌阳”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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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三七《州郡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17页。

[2] 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551页;周振鹤主编,胡阿祥、孔祥军、徐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7页;丁福林:《南齐书校议》,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5页。

[3] 东晋初期任荆州刺史者先后有王廙、王敦、王廙、王含、王舒、陶侃,此处仅论《宋志》,故不及王含、王舒二人。

[4] 《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第847页。

[5] 《晋书》卷七六《王舒传》,第2000页。

[6]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六《肃宗明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页。

[7]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第1775—1776页。

[8]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第1770页。

[9] 此处永嘉六年当为建兴元年。按:《晋书·愍帝纪》,建兴元年八月周?欟?尚为荆州刺史,“(建兴元年八月)杜弢寇武昌,焚烧城邑。弢别将王真袭沌阳,荆州刺史周?欟?奔于建康”。而陶侃任荆州刺史在周?欟?奔建康之后,故至早亦当在建兴元年。另,《水经注·沔水》载建兴二年陶侃移治林鄣,而《江水注》记其移治林鄣在任荆州刺史之次年,故其任荆州刺史当在建兴元年。

[10]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五《江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4页。

[11]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第672页。

[12]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六九《州郡部十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4页。按:此条不见于今本《宋书·州郡志》。

[13] 张修桂:《<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附:<夏水注>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4]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第1772页。

[15] 《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89页。

[16] 《晋书》卷五《愍帝纪》,第127页。

[17] 丁福林虽主张沌口即为沔阳,但在《南齐书校议》中认为陶侃治沌口为东晋之事。参见丁福林:《南齐书校议》,第85页。

[18]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八《沔水注》,第681页。

[1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六九《州郡部十五》,第824—825页。

[20]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一《淮南道九》,第2584页。

[21]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一《淮南道九》,第2589页。



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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