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慧 | 明清治水比附与《孟子》“排淮注江”研究

《孟子》与地理有关的文本中，“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1]历来颇受关注，尤其针对“排淮泗而注之江”（以下简称“排淮注江”）的讨论牵涉最广、争议最大。宋代以前，《孟子》“排淮注江”研究限于少数文字注疏，如汉代赵岐注“排”为“壅”[2]。宋代经学、地理学风气大盛，诸儒以上古江、淮之水是否沟通为中心判读《孟子》文本正确与否，学术聚讼自此展开。但宋代“排淮注江”研究通常穿插于经学传注的行文中，不单独成篇，未形成专题研讨。

对《孟子》“排淮注江”之说进行专题性研究发生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这得益于地理考据成风，也寓于以淮河为中心的治水实践。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转为分泄归江，江、淮水文关系随之转变，“而一时群口藉藉援孟子‘排淮注江’之说”[3]，这段文本有了更大的解读空间。援引或借助经典作为政治讨论和决策的依据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一种常态，于是在明清治淮决策中，人们就常引“排淮注江”为泄淮入江的理论依据，同时构建出具体路线比附经典。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治水之争，还以文本呼应现实，激发以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地理考释，助推“排淮注江”研究突破宋代经文判读模式，转向具体化、专题化的地理研究。

《孟子》长期用以做经学研究，“排淮注江”的地理学意义常被忽略。[4]谭其骧专门归纳过清人有关《孟子》“排淮注江”的论述[5]，可见这一视域曾被关注，但未展开。不过，前人探讨江、淮地理与环境演变，在历史地理[6]、水利史[7]、政治史[8]等领域多有成果，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因而本文拟跳出经学视域，将“排淮注江”置于明清治水中考察，以比附现象为中心，剖析治水、经典与地理的互动，复原经学文本到地理研究的转变过程，探知人们对江淮认知的发展历程。

（一）宋代“排淮注江”学术缘起与文本之争

“排淮注江”文本在宋时较早出现于水学视野。沈括以“江淮水道”为题，将运河一线视作上古大禹“排淮注江”的旧迹，指出宋代江、淮之水已互不相通的情形。《梦溪笔谈》有“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9]。沈括虽将运河与“排淮注江”关联，呼应了地形地貌，但有述无论，并未引发关注。

关于《孟子》“排淮注江”的讨论还与《禹贡》学大兴，尤其与南宋《禹贡》山川地理考辨有关。诸儒研究《禹贡》时注意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与《孟子》“排淮注江”记载相左。苏轼[10]、郑樵[11]、林之奇[12]、蔡沈[13]、章如愚[14]等以《禹贡》为准，认为上古江、淮未通，由长江至淮河需途经海路，从而判定《孟子》记载有误。郑樵不仅据《禹贡》否定《孟子》，还据《左传》“吴城邗，沟通江淮”认为江、淮沟通始于春秋末年吴国开凿邗沟，禹时江、淮未通，孟子错将邗沟当作大禹“排淮注江”的印迹。可见，宋代“排淮注江”研究很长时间内从属于《禹贡》研究，诸儒据《禹贡》《左传》文本，简单判读江、淮未通，《孟子》有误，未有详细的地理阐发。

《孟子》列入四书后地位提升，进一步推动“排淮注江”研究。朱熹论述最为周详，他汇集前人注释，附上自己见解，认定《孟子》记载有误，依据有三。其一，淮水位列“四渎”，《禹贡》有“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朱熹由此判断上古淮河独流入海，不与江水相通。其二，沈括将运河视为大禹“排淮注江”故道，朱熹认为实属穿凿之言，两者并无关联。若禹时江、淮相通，则春秋末年无需开凿邗沟，且邗沟筑埭置闸，运河之水非流水，与“排淮注江”水流状态不同。其三，南宋有学者将“排淮注江”解为大禹治水之法，“淮、泗本不入江，当洪水横流之时，排退淮、泗，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朱熹认为不通。“盖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为一。若排退淮、泗，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15]综上，他认为《孟子》行文只为对偶，并非叙述水路之实。

南宋后期，“排淮注江”认知有所转变，部分学者讨论《禹贡》《孟子》的矛盾时不再以前者否定后者，而是将“排淮注江”视作大禹“古沟洫法”的印证，判定上古江、淮通流，《孟子》所述无误，为前儒所未及。傅寅认为古时淮东地平多水，江、淮水系多处相通，不必专指邗沟一路，《孟子》并非错将春秋邗沟当作禹迹：“盖淮之东，大抵地平而多水，古沟洫法，江、淮之所相通灌者，非必一处，岂但邗沟之旧迹已哉？”⑥陈大猷认为春秋以前江、淮已然相通：“今淮南湖港入江者，不可胜数，后世穿渠通所难通者多矣。江、淮相近，地平如掌，转输之径捷，沟浍之灌溉，历唐虞三代岂不能穿渠以相通，而必待吴王创之乎？……曰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谓其尽入江也。”春秋末年旧有水路淤塞，吴国所开邗沟就是在这些水路旧迹上稍加疏浚形成的。[16]

综上所述，宋代“排淮注江”研究以判读文本正误为中心。否定观点占据主流，诸儒依据《禹贡》《左传》直言上古江、淮不通，认定《孟子》记载有误，未做进一步的地理阐释，使“排淮注江”研究局限于经学研究。傅寅、陈大猷等赞成者将“排淮注江”视作大禹治水的“古沟洫法”，肯定《孟子》记述，虽是以古论古、就文说文，但从古今江、淮水文情形不同出发判读早期江、淮相通，带有地理思辨色彩。

（二）明后期淮水入江与经典附会

明代《孟子》“排淮注江”学术讨论大体沿袭宋代，如胡广[17]、章一阳[18]等据《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质疑《孟子》，季本则认为上古江、淮下游相近，有支流相通，记载无误。此外，季本以“排”字注疏入手，将“排淮注江”解读为大禹筑堤防水之法，对“古沟洫法”观点有所发展：“惟淮、泗之治，则堤障之……所虑者，泗水入淮分流至此，时或有漂没尔，则排而去之，以注于江……‘排’为堤以防水也。”[19]

又因水环境改变，治水诉求介入，明后期关于“排淮注江”的诠释更加多元、复杂。南宋以降黄河频繁南徙，夺泗入淮，至明代后期潘季驯高筑堤防、束水攻沙，将黄河入淮路线固定在泗水一道，大量泥沙堆积在淮河下游，淤高清口和入海通道，淮水被迫由高堰南溢[20]，一路沿运河、高宝湖至扬州分泄入江，一路出运堤归海坝经下河入海。淮河壅滞后，洪泽湖水位抬升，泗州受淹，当地人正恰援引《孟子》“排淮注江”，以高堰、高宝湖、运河一线比附经典，为泄淮提供理论支撑，“淮为黄扼，只得由大涧口、施家沟、周家桥、高梁涧、武家墩等处，散入射阳白马草子、宝应、高邮等湖，由湖迤逦入江。《孟子》所谓‘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21]。淮水分泄南下给淮扬地区带来严重水患，“若堰淮入海之路而必注之瓜、仪，则高邮、界首诸湖之水尽化为浊流，而广陵一郡之民尽化为鱼鳖矣”[22]。泰州人陈应芳批判《孟子》“排淮注江”及与之关联的附会，“朱考亭谓《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为记者之误，一时牵于文势，而不暇考其实。今人强为之解，终是可笑”[23]。实则是反对高堰泄淮，诉求缓解下游水患。

万历初年，官方治淮有“全淮敌黄”和“分泄淮水”两种方略。河、漕兼理者吴桂芳主张淮河全流畅出清口、冲刷淤沙，反对泄水之说，对《孟子》也持否定态度：“淮、泗入江之说，《孟子》原属误笔。考《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谓时江、淮未通，江沿海始与淮、泗达，盖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始相会合，岂尝内地相通哉？”他认为不实行全淮敌黄，海口就会不畅，下壅上决，致使黄河泛滥，“今若永绝淮流，不与黄会，则浑浊独下，淤垫日增，云梯、草湾、金城、灌口之间，沧海将为桑田，而黄河益无归宿，此其大可忧者”[24]。可见吴桂芳对“排淮注江”的批判出自治河保漕考量，与其治淮理念相符。

另有人提出由清口以上盱眙、天长、六合一线泄淮入江的治水观点，但遭潘季驯否定：“向有欲自盱眙凿通天长、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无论中亘山麓，必不可开，而天长、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且所借以敌黄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溃，清口必塞，运艘将从何处经行，弗之思耳!”[25]潘季驯坚持全淮敌黄，认为开支河会分减淮水，影响蓄清刷黄，不利于漕运畅通。万历十九年（1591）泗州大水，明祖陵被淹。在诸多的泄淮呼声中，盱眙、天长方案再次被提出，并被称为“排淮泗注江之故道”[26]。

万历二十四年（1596），官方设立高堰减水坝泄淮，确立了高堰、高宝湖、运河一线的入江通道。[27]明末，官员庞尚鸿将《孟子》“排淮注江”与治水联系，提出淮水注江的三支路线：一由高邮、邵伯、白马、草子湖从瓜、仪闸入江，二沿盱眙、天长、六合入江，三自邵伯、芒稻河入江。[28]一、三说指高堰、运河、高宝湖、扬州一线，这是明后期淮水归江的传统通道，泄水量有限;盱眙一说指在洪泽湖以上分淮入江，减轻高堰泄淮压力，由于没有现成的水路通道，需凿岭开河。

总之，在明代后期淮河水文变局及治水压力驱使下，《孟子》“排淮注江”研究超越传统文本之争，转向以淮水分泄、蓄清刷黄为中心的治水之争。群体对“排淮注江”的解读折射出不同的治水理念：泗州人士引经据典，以高堰、运河一线比附《孟子》，诉求由高堰泄淮;河臣、淮扬人士质疑《孟子》，反对比附，强化坚守高堰的理念。治水与《孟子》结合，打破了宋代以古论古、就文说文的研究模式，凸显了文本诠释的经世之用，拓展了“排淮注江”研究的外延。

清初地理考据兴起，诸儒围绕《孟子》文本广征博引、考辨甄别。胡渭[29]、晏斯盛[30]以《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否定《孟子》，王步青判断《孟子》误将春秋邗沟当作“排淮注江”的禹迹。[31]相关学术征引比宋、明丰富，但核心观点并无大变。相比之下，清初治水比附“排淮注江”的言论因水患频发较明代盛行，且在官方治淮政策、考据之风影响下发生转变：官方亟须在高堰之外另寻泄淮出路，比附对象由高堰转为盱眙、天长、六合一线;盱眙一线被赋予禹王河之名，官员、士人或以禹王河比附经典，或反对比附，围绕禹王河与“排淮注江”的关联展开讨论。

清初黄河频繁决口，归仁堤、高堰溃决，清口淤浅，海口高垫。康熙十年（1671），云梯关海口积沙成滩二十余里。[32]康熙十六年（1677），清口至海口三百里黄河河道淤浅，洪泽湖底因历年黄水倒灌淤成平陆。[33]总河靳辅采用浚河清淤、堵口筑堤策略，改变了黄、淮下游决口分流局面，同时创“减黄助清”之法，在黄河南岸设减水坝分减水流，由睢溪口、孟山湖入洪泽湖，助力淮河蓄清刷黄。[34]如此虽有效畅通了清口，却也增大了洪泽湖蓄水量。为此，靳辅设高堰六坝[35]和运堤八坝[36]分减淮水以坚守堤岸、保障漕运。泄淮归海之路途经下河，该处地势低、排水难，一旦黄、淮下游决口，或为保漕而开启高堰、运堤坝，下河就成为滞洪区。而下河治理虽受康熙重视，却因党争、地方势力牵制，仅治理方案就有数次争论。[37]康熙和治水官员认识到治理下河的根本在于坚守高堰[38]，一旦高堰泄水被抑制，溃决风险便会大增。故治水者需另寻淮水出路，在固守高堰、治理下河之间求得折中之法。

康熙十九年（1680）夏淮河大溢，泗州城沉没[39]，其后泗州寄治盱眙，每年秋冬水落，州民仍守在荒城[40]。泗州知州莫之翰希望水退后重整故土，请求泄淮，但他在路径选择上避开了高堰、高宝湖一线，而提议淮水在汇入洪泽湖前，由盱眙、天长、六合一路分泄十分之四水量入江，并据乡土传说，将盱眙一路以禹王河之名具象化。但是单纯引用禹王河典故不足以支撑泄淮方略，为此，莫之翰又引经据典，将禹王河和《孟子》的“排淮注江”联系起来：

考禹之治淮，原有二道。《禹贡》之书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此一道也。《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又一道也。子舆去大禹治水时仅一千九百余年，使无实据，必不著之于书，况其旧迹则至今可考也。查《盱眙县志》东二十里有圣人山，山下有禹王河，据土人咸称为大禹治水导淮入江之故道。[41]

借助儒家经典提升文化认同，政权的合法化构建得以加速。[42]莫之翰援引《孟子》力证禹王河之举本质是将经典当作一种工具，强化泄淮入江的治水诉求，但即使是反对泄淮的治水者也不敢公然质疑经典及与之关联的说辞。靳辅治水的重要协助者陈潢在黄、淮治理上倾向于两者合一、共趋海口，同乡张霭生则提出黄河入海、淮河入江的分流方略：“以愚计之，莫若竟塞清口，使黄流直注于海。再将淮水顺其性而南入于江，以应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语。俾黄、淮分流，则永无倒灌，而诸患之源可弭矣。”[43]陈潢没有正面辩驳，只从治水沿革角度论证水患不息的原因不在黄、淮合流，相反两河合流利于冲刷淤沙、畅通海口。[44]陈潢和靳辅主张高堰减水坝不可闭，高堰分泄的是季节性潴积的淮水洪流，目的是防范堤堰决口，保持清流御黄刷沙，如若由盱眙、六合一线开支河，淮水分泄则成为一种常态，不利于蓄清刷黄。

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新命接任总河，甫一上任便面临两难的治水境地。一方面，前任总河靳辅被弹劾屯田累民遭到罢黜，又因中运河开通后漕艘畅行、商旅不绝再次获得认可。康熙认为，王新命若改动靳辅治水方略会贻误河工。[45]另一方面，下河水患悬而未决，王新命被要求兼顾上、下河治理。[46]在固守靳辅治水格局和治理下河之间，于高堰之外寻找淮水入江新路径成为折中之举。康熙二十九年（1690），王新命提议开禹王河（图1），意图分减汇入洪泽湖的淮水，降低高堰决口风险：

近来归仁一堤颓废，睢水合睢宁、灵璧诸湖之水汇入洪泽，伏秋激浪排空，狂澜搏击，高堰与清水潭一带堤岸虽岁岁修防，不能长恃以无恐。粤稽夏书《禹贡》有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孟子》又曰：“排淮泗而注之江。”……查盱眙县治东二十里有圣人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称为大禹治水导淮入江之故道。臣上年抵任，曾委员踏勘……循沿河形细阅，有现在河形淤涸成田者，有溪流沟涧宽窄不等者，有山岗平陆高低不齐者。若因迹开浚……可以分淮水伏秋汹涌之势，又可以泄天长直泻高、邵诸湖汊涧之水……洪泽之水无所肆其狂暴，高堰可免冲决之虞。[47]

禹王河不是固有河道，也没有开凿先例，在治水决策中很难得到认可。王新命借助《孟子》的理论支撑，辅以实地考察，沿盱眙圣人山、黑林桥、铜城、杨村镇、天长县南、分水岭、八百桥、六合、瓜埠一路勾勒出禹王河“排淮注江”旧迹，让方案更具信服力。康熙认可这一提议：“高家堰既有减水坝，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涝之年，淮水盛涨，出清口不及，则堤必受伤，故朕意以王新命所奏亦有可行。”[48]虽然因担心开凿禹王河后淮水外泄，不能刷沙，运道阻塞，计划最终搁置，但从康熙的态度来看，附会经典不仅为寻求治水之法，也是河臣获取帝王认可、保障政治利益的手段。

清初地理学家、江都人士孙兰对王新命开凿禹王河、导淮入江的治水方案尤为关注。他批判长期以来借黄济运、并淮刷沙的治水政策，认为“淮、黄合用，则淮、黄合病”。黄、淮合力虽能刷沙，但大量淮水潴积在洪泽湖且只由清口一路会黄入海，极易溃决高堰，泄入高宝湖，经运堤滚水坝进入下河，冲垮圩堤，积水成患。所以相较黄、淮合流入海，孙兰倾向于各自分流：“为今之计，惟黄、淮分流，则害去而利全。”[49]为深化黄、淮分治的理念，孙兰不仅援引经典，还对《孟子》“排淮注江”地理空间作了具体诠释：

考淮水发源于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为二潭，又见流千里会泗，至清江浦入海。扬州地势散漫，不能约束淮流，禹则开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扬之处，一自清江浦入海，其余波之流散不尽者，又导之由庐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导之由盱眙、天长、六合以入江，所谓“排淮泗”者也。后清江浦口久而益阔，淮、泗尽由之入海，而入江之口遂淤，今古河迹犹存也。③

孙兰将巢湖—胭脂河、盱眙—天长—六合两路视作上古大禹排淮注江的路径，并认为水道年久淤塞，要想解决黄、淮合流带来的弊病，需复原旧道疏导淮水。他提出两条治水策略：一是浚河置闸，沿巢湖、盱眙两路旧迹导淮入江，如此可堵闭高堰诸坝，减少高宝湖泛滥，避免运堤崩坏、民田受淹;二是将淮扬运道西移，由长江、瓜埠、六合至洪泽口入淮。④清初蓄清刷黄以保障运道为中心，孙兰改运道、复古道，意在瓦解并淮刷黄、频开滚坝的格局，另辟泄水入江路径，缓解淮河下游水患。

康熙三十五年（1696），总河董安国沿袭泗州莫之翰之说，奏请开凿禹王河，自盱眙圣人山历黑林桥、铜城、杨村、天长县至六合八里桥，导淮注江。[50]而考据学家阎若璩对禹王河比附之说进行了批驳：

近河臣疏云：孟子大贤去禹仅千余年，必不为无据之言……余考之《明一统志》，盱眙县山川有新河，在彭城乡，宋发运使蒋之奇开浚，以避淮流之险，犹未详。及读《宋史》蒋之奇列传，元丰六年之奇擢江淮荆浙发运副史，请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新河，以避淮险……乃知疏所谓圣人山者，即盱眙县东北龟山也，下有禹王河，即蒋之奇元丰六年所开龟山运河也，一名古河，又即一统志所载之新河，岂可以土俗无稽之言，而据为金条玉律哉？又岂可以《孟子》一时之误记，而谓《禹贡》为不足信哉？……至淮径入江，不复济淮扬运道，不数年而国计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则人所共晓，不复赘云。[51]

阎若璩通过梳理地理志、考证山川沿革，否认禹王河是自淮入江的河道，从而剥离了河臣话语中禹王河和《孟子》的关联。他认为禹王河不过是当地人讹传宋代龟山运河的一种乡土认知，且江高淮下，盱眙、六合一线冈阜绵密，不存在淮水入江的可能。淮水分泄入江会影响清口蓄清刷黄，易引黄倒灌，淤垫海口，阻碍运道。阎若璩侨居淮安山阳，关注黄、淮治理，以地理考据的形式表达了对当世水情的思辨，明确指出河臣借经典附会的错误，否定禹王河方案，实质是反对分淮、导淮，支持蓄清刷黄。阎若璩不仅反对以禹王河附会《孟子》，还否定“排淮注江”与邗沟的关联，批驳解读四书的人昧于地理、致乖经义。[52]他指出，春秋邗沟引江达淮，与　“排淮注江”流向不符，《孟子》本身记载有误，并非错将邗沟当作禹迹。[53]

同年，董安国在云梯关以下筑拦河坝、开新河，引黄河由马家港入海，新河狭窄曲折，致使河身垫高、清口淤积。康熙三十九年（1700），两江总督张鹏翮任总河，主持拆拦黄坝，引黄河归正流，堵塞高堰六坝，疏浚清口引河，黄、淮重归安澜。另疏浚芒稻河等入江水道，改运堤减水坝为滚水坝，下河水患得到有效缓解。[54]高堰六坝堵闭后，淮河和洪泽湖水位抬升，泗州和盱眙被淹，引起康熙关切。张鹏翮主持将六坝改为三坝，只在高堰有坍塌风险或泗州、盱眙受灾时开坝泄水。[55]彼时有言论援引《孟子》提议开凿禹王河，受到张鹏翮强烈批判：

夫今之言宣泄者，大抵援《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语。谓自龟山之枯河，历天长、六合以达于江，旧是隋炀帝所开，风雨之际，隐有帆樯云树之形，凿以通江，可泄淮湖之涨，与《孟子》语合。此妄说也。自春秋时，吴开邗沟，兵交上国，淮始入江，禹时原不与江合。且淮入江之路，即今运河，其不足泄淮之涨，明矣。舍是而别凿一河，绵地三百余里，隔限大山，阻礓石，坏田庐，夷丘墓，高下不齐，回折异势，小凿之不足为有无，大凿之则劳费不可以巧历算也。……总之，海门深通，则黄流自驶，清口大辟，则淮涨自平，上、下河两利之策无出于此，舍是而妄谈宣泄之法，儿童之见也。[56]

张鹏翮明确指出援引经典比附是倡导泄淮者的托词。他强调开禹王河无益，但未直言《孟子》之误，而是通过强调江、淮相通始于春秋邗沟，江淮关系的构建和运河治理才是一体，间接剥离禹王河和“排淮注江”的关联。张鹏翮提出运河（包括沿线水道、湖泊和堤防）是淮水入江的唯一路径，他对经典附会的批判根植于蓄清刷黄理念，认为禹王河泄淮入江会减少刷沙水量，不利于畅通清口。

综上所述，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本意是提出泄淮、分淮的治水主张。泗州知州莫之翰希望开凿禹王河、减轻泗州水患，总河王新命、董安国试图通过禹王河折中康熙既要求坚固高堰、又强调下河治理的政治部署，获取政治保障。反对比附者，如河臣张鹏翮，他否定禹王河与《孟子》的关联，批驳泄淮方略，力主蓄清刷黄。可见清前期的比附、反比附是明代治水之争的延续与深化。禹王河方案强化了士人对经典与地理的思辨，反之士人又借助地理考据重新解读《孟子》，强化治水理念。面对黄、淮水患，孙兰肯定了禹王河方案并复原了上古“排淮注江”故道，支撑黄、淮分流主张;阎若璩通过地理考证，剥离《孟子》和禹王河的关联，批判河臣比附行为，从而否定禹王河方案，支持蓄清刷黄政策。在禹王河比附语境下，“排淮注江”研究落实到山川地理考证层面，走向了具体化的地理阐释。

乾隆以后，治河官员多次勘探清口以上淮水入江路线，试图开凿禹王河泄淮入江[57]，但鲜有附会《孟子》“排淮注江”的说辞，原因有二。其一，乾隆中期以后黄河频繁南溃，清口以下河身淤高，淮水无法畅出清口。[58]乾隆五十年（1785），官方开“借黄济运”先例，加剧清口、洪泽湖淤积。[59]嘉庆年间，洪泽湖水位过一丈才能畅出刷黄，此前仅需八九尺。[60]官方虽坚持疏浚清口、蓄清刷黄，但坚守高堰的理念难以贯彻，启坝泄淮不可避免，淮水沿高堰、高宝湖一线归江、归海。此时泄淮入江、并淮会黄的治水之争不似清初激烈，治水者不再陷于兼顾高堰、治理下河的两难境地，无需再以禹王河比附《孟子》。其二，官方对黄、淮水文系统的干预增强。乾隆年间，高堰减水坝[61]、归海坝[62]、清口东西坝[63]的启放实现人为量化调控，河务技术日臻成熟。官方勘测盱眙、六合一线，测出淮河水面高出长江水面十三丈有余，淮徐道张宏运提议在古河头依照高堰仁字坝样式建两座滚水石坝，沿天长、六合一线取土筑堤、疏浚河道，估工料土方银三百五十七万两。南河总督富勒赫奏请由盱眙圣人山下至六合县东沟河一线开禹王河，泄淮入江，以求一劳永逸之计。[64]嘉庆十二年（1807）河工委员勘察禹王河路线，嘉庆十五年（1810）制宪又委派江浦县勘探。[65]笼统的引经据典与附会不再提供有力支撑，治河官转而以实地勘测、河工技术和工费评估为获取治水主导权增加筹码。

清代中期，士人成为诠释“排淮注江”的主体。乾嘉考据学下的地理文献考证成果繁多，乾嘉学派代表钱大昕沿袭宋人傅寅观点，认为上古确实存在江、淮通流现象。他基于“江”字源流结合训诂与考据做进一步诠释，“世徒知毗陵为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余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说文》云：‘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浙江者，渐江也。渐江与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异而委同也。《国语》：‘吴之与越，三江环之。’韦昭以为吴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也。钱唐江即浙江，吴松、浦阳亦注江而后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汉儒去古未远，其言江之下流，不专指毗陵一处，如知会稽山阴亦为江水所至，则无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66]。钱大昕认为浙江、吴淞江、浦阳江有“江”字，是上古时期江水广阔漫流、港汊众多的印证，江、淮相通的原因正在于此，《孟子》“排淮注江”记载无误。

水情剧变及现世水患也引发关注，“今黄、淮合流而黄强淮弱，淮为黄扼，正流入海者少，支流入江者多，入江路远而势曲，故江北多水患，以此证《孟子》之说”[67]。淮扬人士尤为在意《孟子》与治水的关联，一是得益于扬州学派的兴盛，二是源自地方治水诉求。清中期以后官方频繁开启高堰减水坝、运堤归海坝分泄淮水，将黄、淮水患转嫁给下游，致使淮扬地区水患频发。乾隆五十一年（1786），黄河南溃，黄、淮并涨，高堰坝、归海坝全行开放，淮扬深受其害。[68]官方疏浚下河入海水道，收效不大。[69]自乾隆起，下河大兴圩田。[70]嘉道以降，筑圩达到高潮[71]，但只要汛期上游分泄淮水，筑圩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患。从清口以上盱眙、天长、六合一线泄淮入江的治水诉求被不断强化。[72]

嘉庆年间，武进人孙星衍客居扬州，对《孟子》“排淮注江”问题颇为关注。孙星衍指出，江、淮关联不在下游入海之处，而在上游[73]江、淮支流相通，以此力证“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杀淮之势”。他引用《水经注》淮水、沘水、施水、泄水，应劭《汉书注》夏水，还有《舆地纪胜》《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等文本，将肥水、巢湖、施水、濡须口一线作为古时淮水支流与江相通的印证。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古时因上游淮水有支流入江，洪泽湖才没有潴水成患，近世上游淮水无处分泄，下游黄、淮合流，水患才逐渐加剧，“淮之上游，寿春东则有施、肥通流，西则有芍陂宣泄，盛夏水涨，则径合肥入巢湖，以达于江。故宋已前，淮流不为洪泽湖之患，近世则上游无分泄之处，又以分黄济运，为河流所逼，宜洪湖涨而高堰危矣”[74]。孙星衍以地理考据的形式重塑《孟子》经义，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实则诉求在洪泽湖以上泄淮入江，分减洪泽湖水流，降低高堰溃决风险。

江、淮上游相通之说始于清初孙兰，发展于孙星衍，最终由焦循完善。作为《孟子》研究的集大成者，焦循综合孙兰、孙星衍之说，结合训诂与地理考据，指出“决”为分疏，“排”为挤、抵、推，赵岐注“排”为“壅”，《周礼》注“雍”为“堤防止水”，则《孟子》“排淮”意为阻塞淮水南溢、约束水流东归入海：

淮自桐柏而东，在上则汝、颍、沙、涡等水入之，在下则泗挟沂入之。以一淮受诸水，泗口以东，地势散漫，难于专流入海，故在上则决之，在下则排之。赵氏以“壅”解“排”，义为至精。何为壅？于泗口之下，筑堤以束之，不使其流涨泄于樊良、射阳之间，推抵之，逼令东入于海。有此排而淮乃挟泗入海，而不致南涨于江矣。乃壅障之功，施于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颍诸流之入于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于泗口以西，决之使注于江。……盖注江者，汝、汉之决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属文互见之法也。[75]

与孙兰、孙星衍侧重复原“排淮注江”路径不同，焦循注重以“排”字为中心阐释治水之法、构建治水格局。他认为，“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属文互见结构，原意是汝水汇合淮水至霍邱西，一部分水流经巢湖入江，一部分由盱眙、天长、六合入江，泗水合淮，淮河下游水流受阻，转而分泄注江，此时需筑堤束水、壅堵决口，阻塞淮水南溢，使全流东归入海。焦循对“排”的解读映射了明清水情与束堤归海方略，并不符合历史沿革逻辑，实际上他是以今例古，基于现世水情提出治淮构想。焦循是扬州人，与很多淮扬人士一样，面对严峻的黄、淮水患，希望下游束堤归海、浚深海口，上游分减汇入洪泽湖的淮水，避免洪流泄入高宝湖，减轻淮扬水患。

综上所述，清代中期高堰、归海坝调控失范，淮扬水患频发，与之关联的士人将治水构想渗透到经典诠释，强化泄淮入江的治水思路。孙星衍、焦循沿袭清初孙兰的观点，以地理考据重塑“排淮注江”经义，构建江、淮上游相通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以地理考据为表、以泄淮诉求为里的比附说辞。焦循等人构建的学说深化了“排淮注江”的地理阐释，并构成清代后期地理讨论的核心议题。

道光年间，清口淤积严峻。道光六年（1826），官方实行灌塘济运，宣告蓄清刷黄失效。[76]到道光十三年（1833），洪泽湖水位即使蓄至二丈以上也难以畅出清口。[77]鉴于此，江南河道总督完颜麟庆提出不必强蓄，主张由高堰、运河一线泄淮水入江：“若必强蓄，凤、泗先受其灾;迨蓄极而放，运河难容，势必启高邮五坝，淮、扬又罹其患。余主孟子‘排淮注江’之说，只留湖水一丈四尺，以足济运行而止，余则早泄归江。”[78]清口御坝常闭，洪泽湖水势南移，“稍有泛涨，即成泽国”[79]。随着淮、湖之水南移，越来越多的水流由高堰、高宝湖、运河一线泄入长江。

高堰、运河一线入江通道行洪量有限，水利学家、东台人冯道立主张清口以下坚固堤岸、束水归海，清口以上分淮入江，同时疏浚邵伯以西河道，开凿禹王河，形成多条入江水路。他援引《孟子》论述治水，“考淮水发源桐柏，与澧水共入汉江。迨至正阳关东，又与合肥施、泄诸水由庐州巢湖等处入江，是淮之注江，禹时已然。孟子所言并未曾误”[80]。冯道立试图构建上游淮水分泄、下游束堤归海的治水格局以缓解淮扬水患，与焦循的观点如出一辙。包世臣指出，开禹王河是为治理下河水患，“排淮注江误由断错，必欲附会禹王河之土名以为禹迹……凡以泄涨者，为保堰全下河诸邑也。……且淮未入湖而先下江，则清口永无刷黄济运之利”[81]。他否定《孟子》和禹王河的关联，实则是秉持蓄清刷黄理念，但这一方略被灌塘济运取代，不可能实现。

曾任东台知县、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的魏源对禹王河之说也颇为关注。魏源有迫切的治水诉求，但他不似冯道立般急切地提议开河，而是通过考释地理文献，查阅历年案卷图说，探查上游水情、地势，最终否定禹王河方案：“禹王河通江之道，予尝躬勘，并无其迹。须由盱眙、天长、六合平地开河三百余里，凿冈掘陵，有深六七八丈者，劳费无算，而泄涨难期，绝无可因之势，不知何人为此凿空之诞说。”[82]魏源指出古、今水道有异，反对以今日水道论古代水道，批判以今例古解读《孟子》：“未有不知《孟子》排淮、泗注江之言，反疑古人之纰缪者也，而不知古时之水道本如是也。”[83]

咸丰元年（1851），淮河冲破高堰三河口，经高邮湖、邵伯湖、扬州河道至三江营注入长江，由支流入江转为主流入江。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淮河难回故道，主流入江成定局，再少有以淮水分泄为中心的河议决策与治水争论。“排淮注江”研究视野逐渐转向地理考释，但在治水过程中构建的“江、淮上游相通”之说并未随治水语境淡化而退却，反而构成清代后期地理讨论的中心。

1. 批驳江、淮上游相通

王端履指出，以施水、肥水文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纯属谬误。他认为《水经》与《水经注》对施水、肥水的记载自相违异，“今欲据以释《孟子》，不得不舍经就注，以证成其说，而经与注之孰是孰非，又不暇顾矣”。他反对以后世水情附会上古水情，强调“据战国之水道不可以释《禹贡》，据《水经》之水道不可以释《孟子》”[84]，表明其对水系沿革过程中的古今不同具有辩证认知。

汪士铎结合文献考证与山川地势，指出肥水、巢湖、施水一线是孙星衍等虚构的路线，并非真实水路。他认为汉中、兴安、南阳、信阳、光州、安庆、六安、庐州、滁州至六合一线，山脉冈阜连绵，北为淮、汝、泗，南为江、汉，实为水系的分水岭，“故《寰宇记》舒城下云，连峰夹嶂，绵亘甚远。隋地理志、庐州各县载山名甚夥，盖自护城驲、店埠驲以西至天堂镇一带，皆山连接，淮水不能飞渡也”[85]。肥水、施水因山脉阻隔，水流本不可能相通。

王舟瑶认为《孟子》“排淮注江”为一时行文之误，江、淮上游相通更是牵强附会，“盖江、淮二水，禹时本不相通，不能强为之说也，而孙滋九《舆地隅说》、孙渊如《分江导淮论》以为淮水上游支流注江，焦里堂作《孟子正义》，取此二说而又附会之，尽翻先儒之疑案。愚以为孙氏之说实不足据也”[86]。他的理由有二：一则《水经》肥水、施水原本不通、各不相混，孙星衍将应劭《汉书注》、郦道元《水经注》作为淮水至合肥的证据，有颠倒名实之嫌;二则巢湖古为巢城所在，后城陷为湖，以巢湖等后世形成的河湖水系作为禹时导淮入江的故道，有执今概古之嫌。

2. 江、淮水系关联不在上游，在下游邗沟运河

陈澧以此说批驳焦循观点，“焦氏于阜阳之东、清河之西，求入淮、入江两水发源相近者，而强通之。……清河以东江、淮相通者，惟有邗沟。欲证《孟子》，舍邗沟无可证也。夫差上距大禹千余年，安知邗沟非禹迹，后世湮塞，而夫差复通之乎？否则，谓《孟子》为误，亦自无害”[87]。清后期的《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不再执着于文本正误，而注重其地理内核。陈澧强调清河以东江、淮相通唯有邗沟，肯定《孟子》“排淮注江”与春秋邗沟的关联，既代表一种学术观点，也反映清后期对江淮关系的认知愈加清晰。

萧穆《淮泗入江说》对“排淮注江”研究最为系统。该说一是肯定《孟子》“排淮注江”的正确性，认为上古确实存在江、淮通流现象;二是认为春秋邗沟是在清淤、疏浚旧有水道基础上形成的，“盖大禹导淮通江，至春秋之时，此道不免淤塞，吴城邗而沟通之，乃因大禹之故道而疏通之也”[88]。他不仅明确江、淮关联在下游而非上游，还通过文献梳理与考证，阐释运河与江、淮的历史关联与沿革过程：

然自吴沟通之后，历汉、晋至唐，江、淮均尚相通，直至唐末、五代之时，则禹之故道乃湮，一如北宋至今日之形势矣。何以言之？郭璞《江赋》曰：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李善即援《孟子》“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为之注。此汉、晋、唐初江、淮尚通之确证也。又李文公《来南录》有云：丙辰，次泗州，见刺史，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风逆天黑，色波水激，顺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扬州。……此中唐江、淮相通之实证也。又沈括《梦溪笔谈》有云：唐李翱《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沈括之书如此，以此益见李文公来南之时，江、淮尚通。至宋熙宁中，遣使验之，故道宛然。则江、淮至湮塞不通者，确在唐、宋、五代之时矣。[89]

萧穆视运河为江、淮之媒介，通过判读各时期记载的水情厘清江淮关系的演变。他认为《孟子》“排淮注江”暗示的江、淮通流现象从春秋末年延续至唐末五代，唐宋之交是江淮关系由沟通走向分化的转折点。他不仅关注水文形势的沿革变迁，还注意到“排淮注江”研究者的认知受不同时代地理环境影响，“《孟子》此节，赵氏无注，盖当时目验其水道，实如孟子之说，不烦为之注也”④。萧穆认为汉代江、淮保持先秦江、淮通流状态，所以赵岐并未对《孟子》“排淮注江”存疑。而宋代郑樵、朱熹对《孟子》“排淮注江”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受宋代“江淮已深”这种水系隔绝环境局限，从而无法理解先秦江、淮通流的现象。萧穆学说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系统性的文献考释、地理阐释，还体现在从地理沿革的视角揭示了自然演变的规律，这在传统研究中实属难得。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治水实践与考证研究，清代后期以魏源为代表的人士意识到开凿禹王河的想法不切实际，并且随着淮水由支流入江转为主流入江，治水比附语境淡化，“排淮注江”的研究视野转向以江、淮上游相通说为中心的地理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传统文献考释之外，还结合实地考察、山川地势、河湖演变等因素综合辨析，同时水系沿革的理念不断凸显。在地理讨论过程中，江、淮上游相通说逐渐被否定，江、淮下游相通的观点日臻成熟，江淮关系和运河一体的认知得到确立。

明清《孟子》“排淮注江”与治水紧密关联，已非一项单纯的学术研究，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明代后期，淮水由独流入海转为分泄归江，“排淮注江”被援引为泄淮入江的依据，与高堰、运河一线关联，研究视野从文本正误之争转向分泄淮水、蓄清刷黄的治水之争。第二，清代前期，在康熙既要求坚固高堰又强调下河治理的政治部署中，盱眙、天长、六合一线成为分淮入江的折中之选，被地方官、河臣赋予禹王河之名，与“排淮注江”关联，激发士人以地理考据表达对现世水情的思辨，将研究推向具体化的山川考证与地理阐释。第三，清代中期，淮河下游水患频发，淮扬士人通过地理考证重新诠释“排淮注江”经义，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强化上游泄淮入江的治水诉求。第四，清代后期，淮河由支流入江转为主流入江，“排淮注江”研究视角转向地理考辨，但是江、淮上游相通之说保留下来，构成清代后期地理考辨的核心议题。

治水之于《孟子》“排淮注江”研究，既是一种催化剂，也提供了诠释情境与空间。相较以《禹贡》《左传》质疑《孟子》文本有误的否定视角，以比附为代表的赞成视角更利于“排淮注江”文本中地理内核的发掘与阐扬。明清治水过程中，“排淮注江”被援引为泄淮依据，被高堰、运河一线和盱眙、天长、六合一线的禹王河附会，使原本围绕江、淮水系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和地理空间的考证与辨析。地理考据成为经世工具，表达诉求，呼应现实。但不可忽视的是，治水比附主要为致用而非求真，相关诠释因特殊的目的性、诉求性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偏颇性、片面性，短期内可能对治淮决策以及江淮关系认知产生干扰，比如清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排淮注江”，增加了河议的复杂性，影响蓄清刷黄政策，孙兰、孙星衍、焦循构建的江、淮上游相通说与现实地理环境相悖。但从长远来看，治水比附推动《孟子》“排淮注江”诠释，激发思想碰撞，推动学术争鸣，即使在清代后期治水语境因水环境与治水诉求改变而减弱时，士人也仍围绕江、淮上游相通说展开地理讨论与辨析，并将关注点从“上游”转移到“下游”，确认了历史时期江、淮与运河水系一体化的认知。

传统时期地理认知的提炼与成熟并非一蹴而就。自宋代起以《孟子》“排淮注江”为中心的部分研究就带有地理思辨色彩，明清研究既承袭了宋代以来的学术源流，也植入了地理沿革考证与经世致用理念，折射出对现世水情的关注及对江淮关系的思考。在明清皇权专制时期，士人表达政治诉求的过程是艰难曲折的。[90]以“排淮注江”为中心的地理考据，不失为士人在专制高压政策下针对治水现状所做的隐晦评价。治水推动了《孟子》诠释的多元化，在以“排淮注江”为中心的地理研究中，经典与治水的比附关系逐渐被否定，清口以西江、淮水流不通的观点日臻成熟，江淮关系构建和运河治理一体化的理念得到认可。从清末直至民国，导淮治水、重构江淮关系的尝试并未停止。发端自宋代、于明清深化发展的地理认知为此提供了重要参照。民国时期，即使在新式技术手段介入治水的情况下，《孟子》“排淮注江”这一传统议题仍能引起关注，导淮局甚至实地勘测了盱眙、瓜埠一线，最终否定了禹王河方案，“导淮局欲晰此疑，曾实测自古相传由瓜埠入江之淮河古道，亦以金牛地势已高出淮河之最高水位，淮不能越地之高而入江，势也”[91]。张謇更在“江与淮关系”论述中重申江、淮、运治理的关联，“夫淮入江之道，即上下河。……上恃运河西之堤，下恃运河东之堤。……此淮与江之关系也”[92]，确立了民国导淮治运的基调。

20世纪以来，随着地学和地理调查的兴起，河流地貌、河口海岸的演变受到关注。李长傅、岑仲勉结合地理环境演变的规律，认为古时存在江、淮通流的地理现象，《孟子》“排淮注江”所述无误，春秋末年吴国邗沟就是在这种江、淮通流的旧迹之上疏浚形成的。[93]自然地理研究是当代探究环境演变、认知地理的一种途径，本文以《孟子》“排淮注江”为中心，揭示的是传统时期通过地理文本考据、探知地理现象的另一种途径。这一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集治水、地理、思想、政治等多项议题，由文本到现实、古今呼应的动态演变过程。

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

终 审：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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