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目录

汉唐时期的海潮知识

鲁西奇

汉唐时期对于海潮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立足于观察的经验性认识，来自具有海洋生活经验的滨海人群，并为其所利用，主要是针对潮位、潮时。在观察过程中，人们认识到潮汐变化与月亮盈缩相关，以此为基础推算潮时，设计高低潮时推算表。二是立足于想象与演绎的观念性认识，主要来自知识精英，根据具象经验做出想象，结合海与百川、天汉，以及日、月等世界构成的观念，提出天河入海相激成潮、日激水而潮生、地动气变而致潮汐等阐释潮汐成因及其变化的理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汉唐时期的海潮知识体系。

宋元时期出太湖的东南水流与淀山湖的扩张

敬淼春

宋元时期淀山湖的变迁与太湖东部水文环境的转变有关。北宋中晚期，淀山湖因淀泖区域地壳沉降、吴淞江淤积分流与壅水积蓄得以扩展形成，淀山湖主体水流沿着北部塘浦排入吴淞江，吴淞江、沿江塘浦与淀山湖构成高低地之间独特的溢流水利系统。南宋时期受吴淞江持续淤高影响，太湖泄水格局呈东南、东北两翼发展趋势，清水与潮水长期在淀山湖东北部水域相互顶托，淤积蔓延、围垦扩张，北流受阻的淀山湖壅水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元代吴淞江主干继续淤积，淀山湖来水量持续增强，然而随着东北塘浦淤塞与东南海塘构建阻断了淀泖出水口，水流积蓄不泄造成包括淀山湖在内的淀泖区域形成停滞性的汇水区，壅水东南泛溢促成淀山湖的第二次扩张。

1640—1949年影响江浙沪地区超强台风序列的重建

张 森  杨煜达

超强台风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依托现代台风研究成果，利用地方志、档案、报刊等资料，归纳风力程度、人口死亡、房屋损坏、农作物损失、官民赈济以及影响范围6个指标，建立历史时期超强台风的识别方法，重建1640—1949年影响我国江浙沪地区的超强台风序列，并以1950—2019年的现代超强台风序列为参照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此方法能较好识别历史时期的超强台风事件。重建序列显示平均每10年发生2—3次超强台风，且存在明显波动，波动趋势与一般台风有所不同。

明代广东伸威道的两属与专属

郭 红  曾淑雅

明代兵备道是安定地方的重要军事层级。嘉靖四十一年，为应对岭东惠潮地区“矿贼”的跨省流窜及倭寇侵扰，南赣巡抚奏请置伸威道驻于赣州府平远县。后因地方形势变化，平远县改隶潮州府，广东巡抚重置，伸威道由“两属”于虔粤二抚转为专属广东巡抚，其管辖区域维持在惠潮二府以内而不再跨省，驻地也从平远县迁至惠州府城。粤东地方安定之后，出于统一惠潮地区兵备道事权的考虑，伸威道于万历五年被裁革。伸威道作为岭东诸兵备道的一支，由广东按察司佐官整饬兵备，却又同受南赣巡抚与广东巡抚节制，其统属、职责、辖区、驻所的变动运作是明中后期两属辖区兵备道的代表，伸威道的废设与分化调整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广东惠潮区域地方复杂军事形势的变化。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刘桂奇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田学芝  蓝 勇

“雅化”被认为是历史时期中国地名演变的一种突出价值取向，但在既有的研究中对“雅化”的内涵与范畴尚缺乏明确的认知与界定。针对历史时期“不雅”地名的更易进行叙事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主体上是以汉民族的三大阶层性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为衡定，以不同类型的雅化对象、取向、路径与方式为体现的广义“雅化”；雅化对象可划分为“不善”“不正”“不美”三大类地名，雅化取向可分为大众吉化、儒家教化、文辞美化三大类；雅化路径与方式相应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两大路径及其主导下的11种方式。地名雅化反映了历史时期广义的“不雅”认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渗透与扩散；同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地名雅化应与其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相适应。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的苏鲁豫皖接壤地带耕作制度变迁

胡其伟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清代民国绥远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时空变革

樊如森  李艳焱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相为表里：北宋河东路忻、代二州堡寨体系考述

马 巍

宋、辽对峙时期，宋军极为重视对河东路北部缘边忻、代二州边防体系的营建。在沿边四百余里的防线上，布局以代州为屯驻中心，繁峙、崞县为东西两翼，构筑以城池、堡寨为主体控扼辽军南下谷路的防御体系。堡寨在防御工事周边配置方田、防护林、石墙、沟堑、烽燧等设施，集瞭望、侦查、御敌、军情传递等职能为一体。区域内堡寨间，横向距离八至七十里不等，以三十里居多，纵向则依托滹沱河腹地的州县城镇，组成州城、县城、堡寨三级防御体系，在北宋缘边军事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蒙古阿拉善和硕特旗的军事围猎及地理环境

齐 光

通过分析清代蒙古阿拉善和硕特旗于1829年颁布的十条有关大型军事围猎的蒙古文律令，翔实阐明该旗军队进行围猎的时代背景、具体形式、主要环节、注意事项、借鉴由来等，进可探讨清代的军事围猎、骑兵作战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部律令，揭示的不只是军事围猎这一具体事务，因参加围猎的俱是蒙古骑兵，所以从背后的骑兵运用体制，更能了解清代军事战略战术的一些发展脉络。且因军事围猎，与近现代装甲师团的包围歼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故在研究中外军事史、战争史方面亦有参考价值。

从线性防御到网罗全省：清代贵州军事地理格局的调整与完善

罗 权

清代通过改土归流、改卫归县、开辟“苗疆”等方式打破“一线之外，四顾皆夷”局面，系列政区改划又使贵州省域范围大幅拓展。人文地理环境变化也影响了军事格局，清廷改变了明代的线性防御，以提督坐镇安顺控制黔中腹地，巡抚坐镇贵阳直管新辟“苗疆”屯军，二者皆可节制全省兵马。又设总兵于镇远，负责驿道东部安全并分兵重点驻防松桃、台拱、清江三处新辟“苗疆”。黔西北、黔东南、黔西南三处新纳入流官系统的地区，分别设立威宁、古州、安义三镇总兵，以营汛渗透乡村，与一线路的防御相呼应，从而达到控制全省的目的。

《宋书·州郡志》“陶侃前治沔阳”考

张仲胤

考察陶侃任荆州刺史期间的荆州治所沿革，可知并无《宋书·州郡志》所谓“陶侃前治沔阳”之事。在分析“前治”的含义与相关文献记载后，可知《宋书·州郡志》、旧《晋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所见陶侃治沔阳的记载均为陶侃治沌阳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