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深情入骨髓的纯粹论述，目光短浅如蛙鼠者勿读！】文明交往学派是必然大踏步走向世界史学界的。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时代要求。该学派起步于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中东史研究），其成员们从一开始就自然具有世界眼光。改革开放以来，该学派的阵营核心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一直与国外学术机构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往。黄民兴教授把21世纪以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对外交流归结为五个方面：1.成功举行多个国际国内学术会议；2. 邀请国内外政界、学界名家来校做学术报告；3. 接待来访外国学者、官员和代表团；4.研究人员出国进行高水平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5. 与外国使馆和民间机构合作，成立伊朗研究中心和巴勒斯坦研究中心。[1]![]()
显然，文明交往学派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史学流派，其成员们就还需要团结一致地更加努力做很多工作。比如，把代表该学派最高水平的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研究成果推向国外学界。在重点推出代表性成果之前，该学派必须用极其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只有真正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才会被世界一流的学者认可。为此，该学派的成员们就需要更加重视中东史学史研究。
事实上，文明交往学派的成员们一直强调“论从史出”。这里的“史”指的是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该学派一些成员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重理论轻史料”的特点。甚至有些年轻成员急于求成，为了迎合自我假设的观点，而罔顾历史事实，造成“论从己出”的恶果。这样的行径，实则是在“拖”文明交往学派的“后腿”！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成员们务必要对此保持警醒。【文明交往学派的“新生代”学者之一梁道远在讲座中分享史学史研究基本功的一系列训练方法】造成年轻成员“重理论轻史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研究起步较晚，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内培养出一大批既精通中东语言、又深谙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的高精尖研究型人才。正如文明交往学派的创始人彭树智先生所言，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与1949年前相比，变化确实很大，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能够同时利用西方成果和中东语言的第一手资料的高质量成果并不多”；“史学史更是一个鲜有问津的领域”；以往的中东语言与专业人才培养相分离，“从而造成专业领域毕业的人不懂中东语言，学语言出身的人中东历史专业训练相对不足”。[2]而改变年轻成员“重理论轻史料”心态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加强他们对中东史学史的认知，无疑是一个有效措施。因为中东史学史是中东历史研究的基石。他们一旦真正意识到了“要想盖高楼，需先打基地”，就会在空发议论前，对猜测的“假想史实”持更加强烈的怀疑态度。而怀疑，是创新的原动力。
我们在此建议年轻成员改变“重理论轻史料”心态，并不是要他们倒向“重史料轻理论”，而是提倡“理论与史料并重”。文明交往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文明交往论及其衍生理论来研究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的学术共同体。学习文明交往论、领悟文明交往论、灵活运用文明交往论、发展文明交往论，是文明交往学派成员们的“学派归属”之根本所在。理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强大的灵魂、虚弱的肉体，注定行不远。显然，文明交往学派的“灵魂”（即文明交往论）非常强大，但要大踏步走向世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史学流派，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强健“肉体”，即强化对中东史学史的研究，使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真正发展成为“研究‘多元共存’中东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交往过程的一门学科”。作者：梁道远（被德高望重的史学史学界老先生誉为“中东史学通史的勇士”）撰写时间和地点：2024年11月4日13:51（九学斋）[1]黄民兴主编：《聚力亚非一甲子 放眼世界开新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印，2024，第51-56页。[2]黄民兴：《从人类文明交往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访彭树智教授》，《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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