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梁道远（下文简称“道远”）在《“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文明交往学派要强化中东史学史研究》（《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24年11月4日）一文中提到彭树智先生时，使用了“文明交往学派的创始人”，摒弃了此前使用的“盟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文明交往学派的过程中，务必要认真考虑该学派成员的有益意见。2024年11月3日0时5分，道远通过《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公众号发表了《文明交往学派创派盟主彭树智先生的主要著述目录（1957-2010）》一文。这日上午，该学派的著名中青年学者之一建议道远慎重考虑“盟主”二字。道远细思极恐！“盟主”，是一个“江湖气”很重的词汇。当下中国，武侠小说和武打影视剧流行。老百姓们一旦提到“盟主”，就开始谈论看过的武打影视剧。虽然中国的学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和尔虞我诈，而是人情世故，但在探究文明交往学派时，使用“盟主”一词确实不合适。
第二，研究文明交往学派，要充分借鉴前人们在学派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其实，道远此前之所以使用“盟主”一词，主要是受到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的影响。于是，他从3日下午开始翻阅更多涉及学派的专著和论文，如姜芃主编的《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徐浩与侯建新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刘正的《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张正明的《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李勇的《启蒙时期苏格兰历史学派》（上海三联书店，2017）、张天社的《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胡逢祥等著的三册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商务印书馆，2019）以及李锐的论文集《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等。当然，会读书的人不会从头到尾把这些书都读完，而是带着问题去读书。道远的问题是：“别人都怎样称呼一个学派的开创者？”
第三，研究文明交往学派，要立足于该学派的论著。道远从阅读的论著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在难以取舍时，转头看书架，彭先生《文明交往论》的第三版《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吸引了他的目光。于是，他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这本书。他在该书第346页看到“哈奈斐教律学派创始人”，在第347页看到“逊尼教律学派第四大派的创始人”。于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最终答案：应该把彭先生称为“文明交往学派的创始人”。
至此，文明交往学派的关键术语之一“创始人”终于可以被合理地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