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学派”已然形成！但一些学者反对进一步深化研究该学派。他们一方面深受清代反对提倡流派意识的思潮影响，另一方面以流派弊端为由。从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看，流派意识确实有可能导致风格趋同甚至模仿，致使相关研究成果走向僵化。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流派是一把双刃剑。善使剑者，出鞘开路。
当前，中国的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研究要走向世界，就需要依靠一切可依靠的力量。而学派，显然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兰克学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启示。2016年7月11日，深究西方史学史数十年的张广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版上发表《流派史：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一文，说：“19世纪20年代，兰克与兰克学派横空出世……兰克学派的理念及其实践，极大推动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进步，并成了近代西方史学史上最具影响的史学流派，成为当时西方史学的主流。”两百年后，新时代中国的历史学需要这样的学派。201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发了组稿（由3篇文章构成）《构建中国学派恰逢其时》，呼吁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构建中国学派迎来了百年不遇的良机，可谓恰逢其时。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渴望学派的新时代背景下，“文明交往学派”的概念开始被使用。比如，2024年10月26日，梁道远在2024年中国中东学会年会暨“中国与中东国家现代化探索”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文明交往学派”对“中东史学史”概念的认知研究》的发言。[①]他说：“文明交往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文明交往论及其衍生理论来研究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的学术共同体。”
实际上，判断“文明交往学派”是否已经形成，不需要以上八个条件皆具备。比如，雷戈认为，史学流派形成的基本条件有五个：第一，必须有一、二个出类拔萃勇于创新的历史大师；第二，有最少不低于三个人的基本成员；第三，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第四，使用相同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第五，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③]但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跟那些盲目反对提倡学派之人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判断学派形成的标准！
分享时间和地点：2024年11月1日18:39（九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