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生经“两曲一折”才真正走上中东史研究之路。“两曲”指的是他早年的两个“科研生长点”。他在《时代、历史学家的步履和史学观》一文中回忆道，印度近现代史是他在大学时代学史的第一个科研生长点，民族解放运动史则是他的第二个科研生长点。[①]“一折”是指他在初次触碰中东研究21年后“折返”中东史研究并开辟新天地。他说：“早在1958年，曾有一个研究机缘使我走进中东研究领域。当时我三十多岁，血气方刚，在1958年7月13日伊拉克革命推翻费萨尔王朝的第二天，即挥笔撰文，仅用三天时间便写成了一万二千余字的《略论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一文，随即发表于《人文杂志》上……这篇论文本来可能成为我进入中东史领域的契机，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以致在此文刊出后的21年，我才在另一个机缘之下，开始研究中东史。”[②]他狠狠地把握住了第二次机缘，从发表编辑约稿文章《1841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百科知识》1980年第3 期）开始，科研重点逐渐由南亚转向中东。
彭先生的科研重点转向中东史，是文明交往学派的起源点。他抓住学术契机，自觉地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史学家使命和责任。他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地说：
中东史在我国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由于过去的学术积累少，基础薄弱，所以学科建设的任务相当艰巨，而且起点很低。
从我步入中东领域开始，我的想法就是从基本建设做起。第一，积累资料；第二，培养人才；第三，加强国内外学术联系；第四，选择一些有开拓性的选题；第五，建立一个学术基地。这就是以1962年成立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和1980年成立的西北大学历史系亚洲史研究室为基础，建立一个博士学科点。这个想法在1987年得到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在西北大学建立了“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点，我被批准为“创点”博士生导师。[③]
[①]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第394、398-399页。
[②]彭树智：《书路鸿踪录》，第411页。
[③]彭树智：《书路鸿踪录》，第412页。
[④]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