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文化巨人幼年失怙与草根网红青春逆袭

      近年来成为网红的旅游城市，大多是在二三线城市，比如淄博、天水，有的是县域，比如贵州榕江村超。从今年“五一”开始，下沉县城成为一种旅游新景观。作为同一种文化现象，乡村旅游正野草般蓬勃发展，乡村民宿往往成为顶流。

      一个时期以来的网红也大多有草根性，或者说，这些网红城市与草根网红是相互呼应、彼此成就的。他们出身基层，有些还家境贫寒，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努力。那些仅凭长相或包装出名的网红，反而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支持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是广大的网民。可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平民情怀，都希望听到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数字化带来的文化巨变。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文化变革时期，都出现过对基层、对平民百姓的关注，特别是对文化发展权益的重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轴心期的先秦时期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期，分别是两个最重要的节点。

      这两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生平及思想，笔者都是熟悉的，但是，在研究当今文化草根兴起的时候，有一个发现仍令人震惊并且心潮难平：他们都自幼丧父！

      孔子是他父亲72岁时出生的，三岁时父亲去世。孟子小小年纪没了父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家喻户晓。后来，以继承孔子理论为己任的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都是自幼丧父，前者3岁，后者4岁。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大将都是幼年丧父，时间分别为：蔡元培11岁，李大钊是遗腹子，陈独秀2岁，胡适4岁，鲁迅15岁。与鲁迅并称“鲁巴茅”的巴金13岁，茅盾10岁。另外，老舍1岁半。

      在漫长的父权社会，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长期处于血缘宗法制度的国度，幼年失怙是最悲情的事情，最能影响人的一生。而更关键是，这种情况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包括对今天的影响。正在这些人，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完成了文化权力从神权到人权、再到穷苦人的文化权的转移。

      先秦时期发生的重大转折，是文化权力由神到人，而且主要体现在文化的教育权。《尚书·尧典》记载了尧任命夔教导“冑子”的情况。夔是神话传说中近似龙的一条腿异兽，在那时留下的钟鼎彝器等青铜器上还常看见夔纹。孔子是先秦理性的掌旗人，开始了去神化运动，“夔一足”本是指这种神兽只有一只腿，孔子则解读为，夔作为贤能之人，一人足矣。孔子是万世师表，在教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有教无类”，把接受教育的权利交给平民。孔子最欣赏的弟子是跟他曾经一样过过苦日子的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也在家乡邹鲁一带广收门生，有时多达数百人，应该也是“有教无类”。墨子同样是苦出身，带的门生也是手工业者，影响力起初在儒家之上，后来逐渐被拉大差距，在教育上他就不及孔孟。

      “五四”新文化动发生的重大转折，是要将文化的权力进一步交到穷苦劳动者。胡适首倡白话文并带头实践，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文化的权力还给无法用文言交流的民众。蔡元培作为首任北大校长，鼓励师生通过开办校役夜班、平民夜校、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推进平民教育。

       从孔子、孟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草根网红”，孔子最有代表性。公元前516年，齐景公想重用孔子，被晏婴劝阻，晏子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子长不满六尺但有才，是著名“毒舌”，显然孔子处于他的鄙视链下。这是《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这里还记载，孔子甚至被称为丧家之犬：孔子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一个当地人告诉正在寻找老师的子贡，东城门外有个人，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不到大禹的三寸，身材消瘦像丧家之狗。孔子听说后表示，他说我的身形，是细枝末节而已，但说我像丧家之狗，确实是这样啊！

      清代诗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实反过来，“诗家不幸”又何尝不会成为“国家幸”。在为这些从前的文化巨人深掬一把眼泪的时候，会认识到，他们的少年惨痛经历，影响到人格的形成，又将它投射在中国文化上，才形成了发展至今的文化链条：

      第一环：孔孟的仁恕之心。少年丧父对人格会有消极影响，比如一些人常说的敏感多疑、自我封闭、易焦虑抑郁，或者更严重的有攻击行为、暴力伤害、人格障碍，等等，但也不全然如此。美国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大卫·雷认为，经历过童年创伤人具有更强的同理心，很多患者说，他们更能发自内心去了解其他人，尽量避免伤害人。这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同理心，正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他强调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忽施于人”。

      第二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平等之心。倡导自由、民主、平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旅律。胡适的白话诗《人力车夫》，表达了对劳动者的同情，后来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骆驼祥子》都以人力车夫为主角，鲁迅还称赞人力车夫正真、善良、无私、勇于负责的高尚品质，揭示了知识分子应向劳动者学习这个主题，明显高出此前所有文化人，确实令人钦佩。

      第三环：今天的共创共享之心。这是先贤仁恕之心、平等之心的演进。数字化时代，以草根网红为代表，文化的权力又进一步表现为文化创造权和表达权，广大人民群众不只被动的受众者，接受者，还是主动的创造者和表达者——在草根网红这里，在追捧他们的众多网民这里，都是这样的表现。董宇辉是草根网红，为他发声的“丈母娘们”是心存善良的网民。近年来的二三级旅游城市和乡村成为爆款，大多是网民点火，网红举柴。

      当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们，作为一个个幼年失怙的孩子从面前走过，我们才痛切理解到，中国文化的脉脉温情是与这些孩子的巨大悲情联系在一起的，自古以来寒门出人才的励志故事是与这些孩子作为逆袭“原型”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孩子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巨人，或许是中国文化选择了他们，也可能是他们选择了中国文化。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今天结合出发，面对草根网红，我们或许应该有以下共识：

      首先是尊重。尊重他们的文化创造权与表达权。今天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愿望和表达愿望空前强烈，数字化的推进，为实现这样的愿望提供了极大便利，文化民主与技术平权在网络利用上得到集中体现。互联网、数字技术应用以来，从文字到图片、到声音、到视频，技术每往前一步，网民的表现也迅速跟进。下一步文生视频、元宇宙等技术的落地，更会如此。事实上，网民的支持和参与，也是这些技术发展的动力。草根网红是个体的，背后就是这样的群体，网红的个体表达，建立在网民互动的基础上。退一步说，网红作为一种新现象，或者说一种新生事物，想挡也挡不住。

      其次是规范。网红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当然需要治理。对草根网红的批评，是保证这种生态健康发展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共管共治必不可少的手段。试想，哪种文化业态不需要规范呢？该管的一定要管住，只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当我们批评草根网红，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把“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这种用在坏人身上的词，用在那些年轻人们身上，我们的社会不至于这么不包容、不厚道吧？

      第三是允许实践。艺术生产、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广场舞等群众活动，都是在探索中发展起来的。初起阶段有些泡沫、有些乱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一些地方利用草根网红发展旅游，当然会有成的也有不成的，不应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天津大爷跳水后来不跳了，菏泽网红从车站广场移至公园，给城市留下的也不一定全是负资产，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数字时代的留量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恐怕不是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

      第四是加强研究。事实上，我们对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力很重视，但对他们的文化创造权和表达权就缺乏研究，甚至一些人在潜意识中缺少认可。必须承认，数字化时代，很多文化现象将被重新定义，一些长期被认为是规律的东西，可能也要接受检验。时代真的变化，文化将打破主体限制，拥有互联网、手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文化创造和表达；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虚拟与现实结合也可以；打破社会分工限制，特别是突破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边界，目前工文旅、农文旅、商文旅、学文旅（研学）、军文旅（军事主题旅游）风生水起。而这些，都将是网红和网民的施展空间，这些空间也需要网红和网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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