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数字时代是中国文化关键节点

      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与历史上的先秦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同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

      中国文化的基本轨迹在先秦就决定了，这是中国文化轴心期。“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诗经·大雅·文王》），从殷商到周朝，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文化面貌也焕然一新。

      先秦时期最突出的文化之变，是从“神”向“人”过渡，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天道到人伦。据司马迁《史记》，上古时期的五帝三王，做事必问鬼神。用蓍龟占卜，是一种社会风气，上至朝廷下到百姓。但是，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随时代有所弱化。商人尚鬼，认为鬼神主宰万事万物，而商王又掌握着占卜权和解释权。周文王在被商纣王拘于羑里的七年里，推演《周易》，虽然仍在请示鬼神，但演《易》的重点，已由伏羲画卦所关注的天道轮回转向人的行为规律。代表先秦理性精神的孔子，更是采取了一系列“去神化”的行动，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没有鬼神，孔子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实际上是存疑；他说“祭神，如神在”，也是这种态度。孔子基本不考虑鬼神的态度，只考虑“仁者爱人”之类“仁者”应做的事。周王朝将祖宗之神与天神并列，实现了人对神的“僭越”，尽管周王朝将自己的祖宗披上了神的外衣。先秦诸子以“天人合一”为旨归，“人”已经成为落脚点，而且“天”主要是天地万物。

      第二，从天庭到社会。文王演《易》，由八卦推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且，以类推之，总揽世界万事万物，将视野拓展到人生和社会。孔子周游列国，实际上是周游于列国的朝廷、都市与乡村，一本《论语》，是这种社会游历的行述录。到了这个阶段，人在神面站立起来，社会成为天庭之外更有意思的世界。

      第三，从天命到民本。商朝处处拿天说事，假托天命，周王朝仍然袭用这个传统，也自称“天子”，但是，其夺取天下，强调的是逆天改命，夺取天下后又强调“以德配天”，在周王演《易》中，已经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儒家学说里，更是将“仁政”与“民本”相互表里。到了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先秦思想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到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认真思考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他们借鉴西学的理念和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在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作为一场社会表达系统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头等任务，如果没有他们的“文学革命”，我们现在看的文章还是文言，而且竖排，没有标点。也就是这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周朝“其命唯新”，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我们仍然沐浴在其斜阳余晖之中。

      新文化运动的多位大将，参与到整理国故的运动中——他们一方面是白话文的先锋，一方面又是整理国故的领袖，一面前瞻，一面回望，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典型姿势，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比如鲁迅，既写出了当时最成功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等，又辑录、校勘《嵇康集》。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阐明的观点，当今学界公认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重要意义: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象，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也纳入研究对象。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显然，在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外文化大碰撞中，当时的知识分子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借鉴西方先进经验与做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此后，“新儒学”以及种种形式的国学研究，相继兴起，当然也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主流上，今天的我们仍然采用的是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形成的理念与方法，事实证明，这是中国文化存亡续绝、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

      今天的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与外来文化的交汇。这一次的变化烈度及对未来的影响，并不亚于先秦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看到，主要是发生了前人不会想到的“三变”，但是，在自身基因的强大作用下，中国文化仍然行驶在自己的轨道上：

       一是面向市场，实现文化产业化。现代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肇始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初起阶段，作为“文化工业”，最先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但持的是批判态度。后来，这个学派对文化产业的态度有了转向。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在我国的起步阶段也受到过质疑甚至批判，但逐步被社会舆论和学界所接受。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可能存在问题的戒备，并不都是无益的。不过，事实证明，文化市场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不可缺少的途径，文化产业可以是各种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是经过消费者自我选择的方式，在文化接受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自发为自觉。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主要是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

      二是面向融合，实现文化生活化。先秦时期奠定基石的“天人合一”、“物我一理”哲学理念，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融合取向和生活趣味。三十年来随着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文创的力量，文化与千工百业相现融合，工文旅、农文旅、商文旅、学文旅（研学）、军文旅（军事主题旅游）风生水起，在融合中最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种种融合的灵魂。

      三是面向技术，实现文化数字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得到科技的支持，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受到世界工业文明体系的洗礼，中国科技文化也从被动转向主动。文化与技术密不可分。特别是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信息记录、储存、处理、传播符号体系，既是技术创新，也是文化创新。数字化已经全面重塑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各个领域、层面、环节，并且带来全新的参与、互动方式。尽管已经产生了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但从数字技术的更迭进展看，这种变革还只是刚刚拉开大幕。

（蓝色光标元宇宙）

      梳理先秦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今天数字化时代，三次文化之变，有着共同的规律：

      一是重点在“言”。表达，是人的本质需求，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三次变化，趋势上共同指向人的自由发展，有更广的视野、更开阔的心胸、更积极的作为。先秦时期虽然还在用蓍龟占卜，但人在神的面前站立起来，面向更广阔的人伦、社会，甚至转向孔子所说的“多识于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鬼神说话，而是关注人说话。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挣脱了文言的束缚，与口语实现合流，为文化上的创造与接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今天的数字化，更是突破了时空界限、突破虚实的间隔，在人的表达上，也可以说在人的发展上，是一次伟大的解放。

      二是谁在“言”。这是表达主体的变化。如果说先秦时发生的变革是由“神言”转向“人言”，“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立”成为奋斗的目标，诸子竞起，百家争鸣。语言也不是天定，而是人定、“俗成”，即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谓之宜”（《正名》）。到了新文化运动，则是由文言转向白话文，由精英转向百姓。数字化阶段，社会大众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表达上，由以往接受为主，转向接受与创造并重。

      三是怎么“言”。这是表达方式的变化。夏、商、周三代，还是“官守其学”，孔子整理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本，虽然仍有“王官之学”的特征，但已经有新时代的思维。“言”的解放特别表现在文体的解放，由此，先秦时期成为中国诸多文章和文学的源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系统论述文章体式，分别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祝、诔、诗、歌、赋、颂、箴、铭、序、辞、传、解、说、记，等等。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上的各类稗官野史、白话文学与正宗经典的价值等量齐观，白话文学在经过“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尝试集》自序）之后，很快有了郭沫若《女神》、鲁迅的白话系列小说等成功作品。今天的数字化时代，已经迅速走过从文字到图片，到声频，到视频，到AIGC的演进，而且出现了泛文化趋势，文化在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百态百业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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