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虚拟人：艺术学门口的陌生人

      虚拟人来了，就站在艺术学门口，有人的反应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人则忧心忡忡。

      理论界把目光投向虚拟人，目前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比较具体，也就是从某个艺术门类出发，比如美术、表演等，对虚拟人的思考，大多是给予肯定的。二是比较抽象，站在人类安全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进行审视，忧虑、质疑也由此而起，这些思考不限于艺术本身，但往往从艺术出发，其中有作家和哲学界、社会学界知识分子。

      无论是就某个艺术门类，还是就人类安全和人文精神，来审视虚拟人，非常必要，但不能取代对艺术学理论的分析。艺术学理论分析，不仅事关艺术学发展，也事关虚拟人乃至元宇宙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说，从艺术学的一般理论出发了解虚拟人，会有助于某个具体艺术门类的发展，也有助于在人文思考时做到有的放矢，因为，艺术学从来就是人文精神的中流砥柱，它总是像桅杆上的瞭望者，在混沌世界中找到清晰之路——这或许也是在虚拟人走来的时候，在元宇宙的风口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聚焦艺术的潜在动因，并且能够解释：明明是大数据时代，“故事”却抢占了风头；明明是纵横虚实两境的元宇宙，却以艺术为孵化器；明明是数字人，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艺术人，艺术成为许多虚拟人的“出厂设置”。

      对于艺术学来说，虚拟人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它脱胎于已有的艺术，必然带有艺术的基因、遵循其规律。游戏是艺术之祖，也是元宇宙的滥觞，而且，艺术领域也是迄今虚拟人最活跃的舞台。至于活动于其他众多领域的虚拟人，仍然具有艺术的形象，带有艺术的气质，可以说，是艺术的近亲。艺术，将是虚拟人的江湖。

      或许，虚拟人与艺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众多行业还是选择了具有艺术形象、带有艺术气质的虚拟人？是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时代，也可以说是艺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艺术不仅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且，艺术的元素、代表性符号，通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融入相关行业，包括服务业和实体产业，使这些行业的产品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功能，同时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与审美需求。这些艺术取向和审美追求，放大了艺术效应，扩大了艺术边界，丰富了艺术内涵，同时营造了整个社会的艺术氛围，增强了艺术创新、创造的能力。而且在全民性的艺术共创共享中，壮大了艺术主体力量。

      因此，从目前的实践看，艺术不仅没有被改变或削弱，而是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强化。

      而且，关于“什么是艺术”的回答也不会改变。尽管古往今来这些回答有各自角度，比如柏拉图认为是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认识，康德认为是可传递的快感，托尔斯泰认为是情感交流，贝尔认为是有意味的形式，戴维斯认为是虚拟，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都没有过时。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老庄主张虚静为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元典的《周易》分析文艺起源，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对文艺起源进行系统论述，还有其他众多文艺理论家关于文学艺术产生关于艺术本质、规律、作用、方法的论述，直至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这些也都不会过时，或者说，无论是艺术本身，还是对艺术的根本看法，并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

      但是，虚拟人的出现，可能确实会给艺术学带来一些变化，而且，同样是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有的概念会重新定义，有些关系会重新厘定。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目前只能从趋势和逻辑上分析：

      ——艺术本体。从唯物论出发，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决定了艺术的本质。我们仍然主张艺术源自生活、反映生活，又高于生活、反作用于生活。这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进入元宇宙时代，虚拟现实成为与生活现实平行的世界，二者交互作用，彼此交融。艺术所观察的现实、所反映的生活，包括了这两种现实、两种生活，而不是一些人想象的只是面对生活现实，将虚拟现实以及由虚拟现实形成的现象排除在外。其实，文学艺术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虚幻世界，希腊神话被认为真实再现了人类童年时代“发展最完美天性”，提供了“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种种创世传说，经过先秦时期洗礼，又开始形成了侧重于写实的现实主义和侧重于想象的浪漫主义，后者始终面向另一重宇宙。弗罗伊德心理学，也曾带来世界性的“意识流”创作潮流，并深刻影响我国文学艺术创作，迄今余绪未绝。

      应该看到，虚拟现实与生活现实都可以也应该进入艺术反映的内容，而且这将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崭新领域。但是，艺术之根毕竟是扎在现实世界，而虚拟世界完全有可能遮蔽现实世界。特别是创作者会更多转向自我、转向内心，不再深入当下生活，也不再有自己亲历亲为获得的第一手素材，还有第一次反应——特别是直觉，而不是经过别人过滤的生活和体验。清朝王夫之指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槛”——这才是元宇宙、虚拟人给未来艺术创作出的一道难题，也是艺术学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艺术主体。艺术应以人为本，把人的地位、作用、能力的实现，作为价值标尺。这种主体性，体现在创作主体上，也体现在接受主体上。虚拟人是人类以自身为模本、以服务自身为目的创造出来的，以“人”命名它，就包含了以人的尺度去要求、规范的意图，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科技的“自然选择”或“协同演化”。在艺术创作上，我们中国的生产者总是期待自己的审美创造能够通过审美接受，达到服务大众的目的。而且，在人民群众审美能力审美创造积极性提升的新形势下，要推动艺术创作上的主客共创共享，走出千百年来的象牙塔。未来的虚拟人，也一定会在帮助实现人的目的，包括实现文学艺术目的上发挥作用，而且前景不可限量。

      不过，虚拟人对艺术主体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忽视。一是主体分离与人格分裂。虚拟人代表个体的人，其多种社会角色的变化，会造成精神上转换的困难，由此带来主体的分裂。一个演员入戏太久、太深，尚且会有出戏的困难；在元宇宙环境中，长期在沉浸式体验中，就很难有“庄生梦蝶”式的浪漫和愉悦了，而且，大众性的入戏与出戏之难，会引发新的精神问题和社会问题。二是自由与控制的悖论。虚拟人显然给个体的人带来更多的自由，但有可能成为一些平台和算法的奴隶，更有可能成为沉湎于虚拟世界的囚徒。三是文化平等与文化鸿沟。从趋势上看，科技的正常发展，总能让社会大众受益。近年来，惠及大众的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获得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多年来，为保障普通民众，特别是乡村居民的文化权益，先是努力填平文字鸿沟，接着是填平数字鸿沟。从长远来看，虚拟人的介入，将有助于丰富大众文化生活。但是，受限于各种技术的集成和基础设施的支撑，特别是虚拟人的每一步演进都会带来成本的居高不下，在一个时期内会挡住它走向大众的脚步，这是政策制定者从一开始就要给予充分关注的。

      ——艺术种类。虚拟人初来乍到，就给艺术献上了见面礼，虽然还嫩稚，但总是上场带来惊艳，离场带着期许。大概可以肯定，虚拟人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艺术种类，为这些艺术种类拓展领域，丰富手段，创新渠道，带来创新创造的活力。特别是给一些日渐萎缩、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门类带来机会，通过发挥长尾效应，为这些艺术赢得时间、空间和参与者。从社会反应看，这几年的春晚，机器人、虚拟人的表演成为一大亮点，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也可能是它送上的是投名状。这位不速之客登堂入室后，改变、改造、甚至颠覆各个艺术门类，或者是鸠占鹊巢，不是没有可能。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虚拟人或是寄托于某个艺术形式，或是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改变现有艺术格局，导致其他艺术的边缘化，重演电影电视曾冲击舞台艺术、正在崛起的视听艺术又冲击电影电视这一幕。挟元宇宙之力，虚拟人会更加强势。随着技术的完善、成本的降低和艺术的开拓，怎么想象虚拟人的艺术发挥，都不过分。艺术是社会窗口，虚拟人的艺术表现，必然会加快其进入其他经济社会领域的步伐。未来是以怎样的艺术与相关行业融合，值得关注。

      ——艺术传承。虚拟人将在艺术传承上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艺术，更是一个福音。可以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的便利，扩大记录范围，立体式搜寻、生态式保存，能存则存，能存尽存。虚拟人不能代替人的传承，但它能在师傅的口耳相传、手把手教授之外，成为又一个传习老师。虚拟人还能担负起成为跨代、跨空间的传承人角色。

      但是，越是便利，就越要警惕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艺术的传承，是艺人的传承，艺术技能的掌握、艺术品德的养成，离不开师傅的耳提面命。艺术产品的可贵，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传承有序的谱系以及其中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还有艺术肌理的累积和艺术气息的传递，这是一场艺术的接力，所以，这些艺术品、非遗产品总能让人感受到制作者的体温和心率。而虚拟人很难做到这些。并且，任何记录都有局限性，特别明显的是它受限于记录者的选择和解读，他人的选择成为自己选择的数字枷锁。

      ——艺术发展。虚拟人是科技创新在文化创新策应下形成的结晶，源起游戏并聚焦于艺术，对促进艺术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艺术想象力的激发，对艺术内容的拓展，对艺术资本的召唤，对艺术市场的驱动，都会发挥明显作用。科技又一次显示出促进艺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许，这是文字之后数字崛起的里程碑事件。尤其明显的是，大数据作为贯穿艺术生产、制作、营销的关键资源，发挥出从来没有过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互联网创造的条件，社会大众审美创造的门槛大大降低，参与艺术创作、展示、享受、批评的积极性日涨高涨，虚拟人将进一步刺激参与的积极性，在这样的社会性、群众性基础上，艺术创作阵容将空前壮大，人气将更加旺盛。

      与此同时可能产生的问题，一是“杂”，二是“快”，三是“浅”。喧嚣之声、浮噪之心、快餐之意，充斥以往被视为神圣的地方，不再有敬畏之心，也不再有“十年磨一剑”“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心劲，大家都急着“上台”，急着“变现”。只说IP，不说经典，从来被视为文化积累厚砖的传世之作，从来被视为艺术发展风向标的杰出艺术家、大师，很难问世。占有流量、甚至“顶流”的作家、作品，可能是非艺术因素在起作用，或者就是赤裸裸的市场因素，作者、生产者失去了追求精品的动力，社会也很少问津，最终只能让人类失去心灵上的又一处净土，失去文化的上升台阶。

      面对虚拟人，艺术学遇到的是系统性挑战。除了上述三个方面，最突出的问题还有，文学向来是艺术学的核心，而文学的工具是文字，与虚拟人相关艺术的工具则是数字，由此决定了创作论上完全不同的“写法”；区块链技术有助于解决艺术品的真伪，但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创作者的隐私安全；艺术正在加快与相关行业的融合、与生活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脱实向虚”，那么是否还能给生产生活过程带来艺术的韵味，带来诗和远方的感觉，能否满足百姓物质性与审美性两方面的获得感，也是难题；审美、教育、娱乐从来就是艺术价值论主要内容，老问题现在又遇到了新情况。这些问题都是无可回避的。

      目前关于虚拟人特别是元宇宙的不同观点，都应该倾听。从艺术的角度看，十几年前，针对文化产业，国内也有学者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这种声音未能挡住文化产业脚步，但它有助于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提醒我们始终保持问题意识和戒备之心。在我们国家，逐步形成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今天，面对虚拟人和元宇宙，应该总是想到头上悬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为核心，不同于西方的神人两分、物我对立，面对虚拟人的反应，似乎也应有自己的特点，建构中国的艺术学体系，不必处处削足适履、向西方哲学家“申请支持”。

      汉代文人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自信！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宇宙之外有元宇宙，人物之外有虚拟人，但是，中国的艺术仍然怀有同样的赋家之心。

      虚拟人，是艺术学门口的陌生人，而“陌生化”恰恰又是艺术学上一直追求的超越之域，因此，艺术学应该迎接虚拟人以及元宇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本文已于两年前发表于相关平台。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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