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全新的记录、生产与传播工具,数字技术特别是AI,对艺术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一席卷时代的工具革命,将重塑艺术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以及运作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它的积极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有的已经显山露水,有的还需进一步观察。
结合一个时期以来数字技术的推进轨迹和基本逻辑,可以肯定,在数字时代、特别是在AI狂飙突起阶段,将实现了四个方面的重大突破,而这正是千百年来我们孜孜以求的文化进步和文明梦想:
首先是打破了主体限制。手机在今天中国已经普及,有手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文化活动。艺术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孔子,作为万世师表,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有教无类”,把教育的权力还给社会,还在于他把“六艺”明确为教程,并且编辑《诗经》,用作教材。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首倡“美育”,他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可以更多发挥美育的作用,后来的北京大学美学教授朱光潜、宗白华,都主张生活美学,而主张生活美学,必必然会指向大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今天中小学的教育目标,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反应了当今社会对健全人格的设定。千百年来要争取的大众文化权力,主要是受教育的权利,这是要解决的最突出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大众的文化创造权和表达权越来越重视,大众在这方面的需求也日益提升——一个时期以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而最重要的技术支持,则是数字化,它明显降低了参与门槛,创造了参与机会。从文字到图片,到声音,到视频,展示的手段越先进、越便捷,大众参与的积极性越高。借助AI,把自己的想法作为提示词提出,即刻生成自己想要表达的作品,文化民主与科技平权,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是打破了时空限制。碎片化与集中化结合,在场与在线结合,现实与虚拟结合——数字化带来的这些变化,拓展出全新的时空载体,解放了使用者的手脚,也颠覆了一些有关文化活动的理念,比如对碎片化,经历了从批评到认可的转变,承认碎片化阅读与集中时间阅读、数字阅读与书本阅读,各有优势。在场与在线原有的主次关系也在变化,以旅游为例,网民的在线作用,造就了一个个旅游爆款现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原是作为现实的补充,但从趋势上看,主次关系还会变化。
打破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限制。这可能是最具历史意义的突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社会分工,曾是社会文明演进的关键性一步,因此才有了物质与精神各自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有了城市与乡村的各自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历史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而近三十年来,借助于文创,特别是借助于数字化,又出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融合的趋势,当然,这是在分工基础上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突出表现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文化体育业、特色农业等众多产业的融合,近年来,工文旅、农文旅、商文旅、学文旅(研学)、军文旅(军事主题旅游)又蔚然成风,在这些产品和业态中,实现了物质性与精神性、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在数字化进程中,具有艺术感的虚拟人、虚拟场景、元宇宙、特别是AI等为工具,先是进入艺术领域,进而广泛介入各个行业,成为新的生产工具,它们到哪里,就将技术与艺术同时赋能到哪里。
这些变化当然是我们要热情拥抱并且积极推动的。但要知道,人类总是在付出过程中前行,技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双刃剑。在社会发展中往往存在着历史与道德的二律悖反,马克思还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如果处理不慎,数字化将淹没我们,让我们在虚拟中虚化了生活、生产、生命,在元宇宙中失去了 天地大宇宙和内心小宇宙。我们已经生活在城市丛林中了,下一步有可能进而生活在密不通风的数字化密网中。
如不防范,AI将不仅可能是人类最后一个科技发明——就像霍金等人警告的,也可能是人类最后一个艺术创新。数字技术是要帮助我们追求真、善、美,否则,所带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不一定能求仁得仁:
一是求真反失其真,拉大与自然、生活的距离。覆盖、立体式,是数字技术最突出的特征,一个时期以来的数字技术取向,是越来越趋近于真实。特别是数字技术所具有的超写实、高保真能力,更增强了人们求真的信心。但理论上,任何“全面”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艺术是对现实摹拟的摹拟, 这已经是他质疑艺术价值的原因,数字时代的摹拟,很多材料来自二手经验,来自计算机处理的大数据,甚至经过了“信息茧房”的精准投喂、“算法偏见”的层层过滤,其真实性更是大打折扣。数字技术已经能全方位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五脏六脏和神经系统,这种立体效果前所未有,令人惊艳,但是,凡事都是利弊相伴,老子认为,美言不信,大音希声,大巧若拙,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音令人口爽”,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辩证法。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看到,即便AI写真能力这么强,但是,“用笔”也不用太满,要善于留白。艺术学上常要求采用”典型“的方法,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偶然看必然,要选择最能反应事物本质的内容去展示,以小见大,以部分见整体。这是塑造所有艺术形象的铁律,AI也不例外。
二是求善反失其善,拉大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科技向善,AI用于任何场合都应有这样的追求,特别是AI往往以具有艺术感的形象出场,比如虚拟人和虚拟场景,除了用于艺术场合,也用于其他生产、生活等领域,这就带有情感好恶和价值判断,就有善的问题。善有人类共同的遵循,但善又是具体的,有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面对新技术,包括AI,总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使之造福于社会,促进人类进步,对于可能产生的问题,则积极防范,趋利避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裹足不前。同样是洪水主题,中国神话中以鯀、禹父子治水成败所表达的“宜疏不宜堵”,显然区别于选择避让的诺亚方舟神话。有关AI可能存在的风险,中西方文化都有共识,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而且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是我们对面数字化、面对AI的动力与定力。
三是求美反失其美,拉大与审美的距离。一是离审美对象太近。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认为,创造和欣赏美,要与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近年来,围绕旅游,也有学者提出要有仪式感,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入戏感”,就是为了获得这种审美距离。AI的应用,要注意离对象过近,“过犹不及”。二是太密。有道是久居之处无美景,古人亦云“久居兰室不问闻其香”,久居鲍室不闻其臭。今天也要想到,如果处处是数字技术打造的“审美场景”,也会造成审美麻木。尤其是,不能把美理解成装饰和比拟,理解成所有新的、有利的就是美。三是发展节奏太快。数字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波波袭来,而文化的发展、审美的认知,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不只需要文化成果的累积,还需要社会心理的累积。文化发展是吐故纳入,有沉淀、有静观、有反思,不能迷失在眼光缭乱的光影和心浮气躁的状态中。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工信部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散文学会校园文学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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