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中国旅游的六次破圈

        中国旅游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历史逻辑。几千年来，山一程，水一程，一次次出发，有六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破圈。

        第一次破圈是“旅”字进入中华文化元典，实现“旅”的自觉，标志是《易经·旅卦》。这是《‌易经》第56卦，下卦“艮”是山，上卦“离”是火，山上的火燃烧起来，象征旅行者急着赶路。《易经》历来被公认为是群经之首，“旅卦”的阐述对后世影响不言而喻。在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旅”字，是个会意字，意指众人聚集在旗下。《国语·齐语》有“故二千人为旅”， 许慎《说文·㫃部》认为是“军之五百人为旅”，都是指军旅。继而引申出众多、驻扎、军令等与军队相关的指称。又进一步引申出离家远行的含义，而且大多是被动性的，比如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有“羁旅之臣”。《周易·旅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旅”字。虽然它不等同于今天所说的旅游，但反应了先民关于旅行和旅居的原初认识，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旅游理念和行为。这是中国旅游史上第一个发展界标，其突破性意义，是“旅”由悲情转向积极——不能说已由“苦旅”变为“乐旅”，就像旅卦不能说是好卦还是坏卦，可以是苦，也可以变苦为乐，这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乐感”特征。

        《旅卦》在旅游理念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旅”的态度上，即“旅：小亨，旅贞吉。” 远离乡土是出于各种不得己的原因，而且路上困难重重，充满挑战性和未知性，但保持谦逊和谨慎就可以亨通，能坚守正道就必然吉利，相反呢，“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如果旅路上表现猥琐，就会招致灾害。这种认识对于后来从军游、宦游、商游等出游者有直接影响。唐代王勃《送杜少甫之任》：“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视野开阔，心胸旷达。唐代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昂扬豪迈，慷慨苍凉。我们今天当然要像《旅卦》所说的那样，怀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走上旅路和人生之路。

        《旅卦》对后来旅游还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在旅路上，“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意思是柔软、宁静，方能吉利，旅游也要这样的身段和心境；又比如“山上有火，旅”，帝王登山临水，以火祭祀，像《周礼·天官·掌次》载有“王大旅上帝” ，这种对自然、对传统的敬畏之心，旅游者也应该有，只是方式不一样。

        第二次破圈是实现“游”的自觉，进入“旅+游”，标志是孔子《论语》、庄子《逍遥游》。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而且是传文的作者。不好说《易经·旅卦》已经融入他的思想，但他肯定是践行者。他周游列国，历经艰辛，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仍保持着从容、积极的状态，显然是“小亨，旅贞吉”的表现。孔子的出行当然是为宣传政治主张，但已经不是《易经·旅卦》所说的被动行为，而是主动地一路“乐山乐水”。并且，如今几乎所有旅游类型都可以追溯到他这里。他带着学生边走边学，首开研学之路；他对山水风光由衷喜爱，赞叹学生曾点说的在暮春时节叫上朋友到沂河洗澡、在舞雩台吹风、然后唱歌回家（《论语·先进》）；还有传统文化游，孔子到了敬奉周王先祖的庙里，“每事问”；还有城市漫步，到了卫国首都，与弟子一起看到人很多，提出在人多的基础上，“富之”、“教之”（《论语·子路》）；还有乡村游，尽管被乡野老者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第二天仍派子路前去讨教，受到老者款待（《论语·微子》）。

        庄子是将“游”引入旅游的关键人物。“游”，《说文》解释是“旌旗之流也”。本义是人执旗子，引伸为旗的飘动，又引伸出水中游动，进而引伸出交游。最初，水中游用三点水作偏旁，陆上游用走之旁，后者在演变中并入“游”字。《庄子》中的《逍遥游》在“游”中表达出的自由、超越的精神，正是以后旅游的本质所在。其《秋水篇》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庄子欣赏的就是这种悠然自得。《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水之上》也是这种“游”。它与孔子说的“游于艺”（《论语·述而》）相呼应，成为后世“艺”、“游”相融的滥觞，也是今天文旅融合的源头。

        第三次破圈是山水诗涌现，进入审美旅游，标志是王羲之《兰亭集序》。通过儒道互补开创审美旅游新阶段的是魏晋六朝文人。东汉末年，大灾频仍，战祸不息，谶纬神学崩塌，人性觉醒，文学实现自觉，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等各类艺术都如同一夜醒来，大师云集，流派纷呈。旅游也在这时实现自觉，曹操《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纯写景的诗，也可以说开创了诗体游记体例；他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则首开康养旅游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等文人，在朝廷、军旅则为上下级，在文人雅聚则是平等的诗友、谜友、游友、酒友。继之而起的竹林七贤，以“竹林”为标识，将文学艺术活动拓展到自然山水之间。西晋富敌国的石崇的洛阳城外的召集的“金谷之会”，表现出更自觉的山水意识，成为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横空出世的铺垫。

        《兰亭集序》是中国审美旅游实现自觉的宣言。衣冠南渡，来自北方的侨族，始终怀有旅居意识，他们在南方秀丽山水中寻找寄托。淝水之战的统帅谢安，东山就是他退隐时与子弟游玩、唱和之处。与谢安共同奠定“江左五百年之业”的王导，是一位名相，也是参与和推动玄学的人物，玄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儒释道合一，表现在审美上，则是以山水为场景和题材的文学艺术蔚然兴起，山水诗、山水画更是另开生面，发生在兰亭的山水邂逅，吸收了此前的哲学、美学理念，并把这些理念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曹操、曹丕还是在军务、政务途中欣赏山水的话，到了兰亭诗人，进入了以山水审美为取向的新阶段。与王导有叔侄关系的王羲之，其《兰亭集序》集中反应了旅游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一是玩，这是旅游与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在审美上的共同点，在游玩中修身养性，增长才干。二是悟，通过体验和感悟，达到王羲之《兰亭诗》中说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三是美，在天地俯仰之间寻找诗意，在风景与身体的交融中达到审美的意境。

        第四次破圈是求知游，进入探索旅游，标志是《徐霞客游记》。晚明是中国旅游的重要节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综合作用下，旅游成为社会风尚，旅游的目的也是多元的。王阳明悟道，还有他和弟子讲学，都发生在山水之中，“三三两两，水间林下”。此时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领袖人物，都主张面向山水，抒发性灵。公安派掌旗人袁中道说：“凡游山者，决必往之志，毋为人挠，毋为风雨寒懊阻”。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旅游也是有档次差别的，王思任在《游唤》中将旅游分为23类：“予尝谓官游不韵、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穷游不泽、老游不前、稚游不解、哄游不思、孤游不语、托游不荣、便游不敬、忙游不谦、套游不情、挂游不乐、势游不甘、买游不远、赊游不偿、燥游不别、趁游不我、帮游不目、苦游不继、肤游不赏、限游不逍、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谓游，则酌衷于数者之间，避所忌而趋所吉，释其回而增其美。”

        现存《徐霞客游记》第一篇《游天台山日记》是1613年5月19日作，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徐霞客成为中国古代旅游代表，与他的旅游目标、方式以及旅游精神是相关的。旅游行走于大地，转换于空间，与地理学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徐霞客在地理学上取得新的成就，与他坚持实地考察的求实精神是分不开的。晚明四大科学家都表现出这样的精神，除徐霞客，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27年时间从湖北、安徽再到湖南，走了伏牛山以及大别山等一系列名山。徐光启写《农政全书》，并且在多个科学领域有所建树，曾由上海到广东、广西游历。宋应星六次赴京参考，每次都沿路考察，写出《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志向是“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他的游记是一本地理考察日记，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特别是他的地理大发现，提出金沙江是扬子江上流，推翻了《禹贡》说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 “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 17 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 20 世纪的野外考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

        比徐霞客大四十岁的王士性，“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二人在伯仲之间。而我们从旅游的角度看，徐霞客还胜在他的精神：“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 ‘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 故凡论先生者，或仅爱其文章，或徒惊其游迹，皆非真能知先生者也。” （丁文江编《徐霞客年谱》），还有求知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乃求知之念专，则盗贼不足畏，蛮夷不能阻，政乱不能动，独往孤行，死而后已。” （丁文江 《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

        第五次破圈是出现“旅游业”，旅游成为产业，标志是邓小平“黄山谈话”。旅游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在我国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产物。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在黄山视察工作时，首谈旅游生意经，强调“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2013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从市场的角度、法制的要求出发，强调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强调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强调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现代产业的旅游业，迅速做大了规模。事实证明，作为一种内容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做大做强。唯有在市场中，才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才能保持市场的敏锐，激发企业的活力，形成良性的旅游行业结构。旅游业的这种产业特征和市场特征，与中国自古以来关注民生的传统和生活美学结合，驱动了旅游业朝着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方向发展。

        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同步兴起，而且，旅游业与文化产业难解难分。在国家《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一直有“文化旅游”的类别。特色旅游与特色文化产业，都是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越是乡村、在欠发达的地区，可以说是同一项工作。2018年，文化和旅游实现融合，壮大了产业实力，改善了产业结构，增强了产业竞争力。文旅融合带动了进一步的行业融合，工文旅、农文旅、商文旅、学文旅（研学）、军文旅（军事主题旅游）方兴未艾。夜经济、冰雪经济，支撑的力量主要是夜文旅、冰雪文旅。这种融合，不是拉郎配式的硬性撮合，而是产业自身的需要。

        第六次破圈是旅游与互联网、数字技术融合，进入数智时代，标志是旅游纳入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数字技术作为一项具有颠覆性、革命性技术，正在创造人类发展的新纪元，这些年来旅游业迅猛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拜互联网之所赐，数字技术已经全面刷新旅游的各个领域、层面、环节，新现象、新模式层出不穷。在旅游业，数字技术正在打通营销、经营、服务全产链，同时打通主体与客体、现实与虚拟、在场与在线、网民与游客，旅游业的很多业态将接受重新定位乃至于重新定义，一些“规律”也将接受重新检验。

        当此大变革之际，旅游发展有很多方面看得还不是很清楚，唯应禀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不要急于下结论，更不要排斥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的创新创造，不要自外于数字时代的潮流。历史上几次旅游突破，也是在嘲笑、漫骂中走出去的：孔子被骂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然受到追捧，但这个诗集中收集的山水诗，其实也是玄言诗，王羲之本人的诗就属此类，而历史上对玄言诗乃至于玄学的评价也很复杂。徐霞客为什么旅游？今天的很多分析者仍然首先想到的是他科举和仕途无望，言下之意，旅游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徐霞客确实有过一次失败的科举考试经验，但他少年时就有“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的理想，这才是最重要出游动力。旅游发展的历史同时还告诉我们，各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指指点点，没有让探索者裹足不前，今天就更不可能了。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