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当前大众旅游与大众文化的耦合

        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中提出，指的是一个地区、社团、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信奉、接受的文化。对大众文化，西方学者多持批判态度，认为是文化工业强加给大众的一种伪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等特征。但也有很多学者持欣赏态度，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普通公众的文化，代表了通俗、感性的文化层次。

        这是工业时代的雅俗文化之争。要强调的是，这个俗是通俗，不是低俗。

        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别，对文化产业的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怀有警惕，认为复制手段可能会侵害个性化。但是，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批判较为激烈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内部出现了转向，我国的学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发生了转变。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创意的成功使用，证明它与特色化、个性化并非不可调和。

        当然，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批评乃至于批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积极意义。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产业有多个认识的维度和不同的看法，将长期存在，多听听不同的意见，对产业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兼听则明。

        中国古代也有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与古代文化市场和市民阶层相关联，是今天大众文化的源头。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进入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才出现了大众文化。

        中国的大众文化，区别于同样具有大众性的群众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社会文化、公共文化，但与它们在共同的嬗变和累积中形成了亲缘关系，并且互为表里，这使得我们的大众文化不完全相同于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毕竟，基础、环境、传统不同，走过的路也不同：

        ——群众文化对应于专业文化，发端于战争年代我们党开展的文化工作，因此从开始就带有政治属性和传统，到今天仍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馆（站）、图书馆（室）、博物馆、美术馆，还有工人文化宫、少年宫，都承担着这样的职能。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等等，也属于群众文化。原文化部设有群众文化司，一度还进一步设立了图书馆司、少儿司等。

        ——民族民间文化是带有民族特色和乡土特色的文化，原文化部设立过民族民间文化司，现在还有民间民间艺术发展中心，政府职能后来分别纳入公共文化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社会文化也是改革开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背景是公民身份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文化融入新的社会分类、分层，原文化部一度将原来的群众文化司以及图书馆司、少儿司等并为社会文化司。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原文化部将社会文化司改为公共文化司。文化与旅游融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之后，公共文化司也承担旅游公共服务的职能。

        ——大众文化则是文化市场的产物，产业属性是其根本属性。在原文化部由文化市场司、文化产业司管理，文旅融合后，由产业发展司、资源开发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市场管理司等部门管理。文旅融合指的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的“三业融合”，主要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同步兴起于改革开放后，作为现代产业，具有内容产业的一些共同特征。由于旅游需要“有钱有闲”，门槛相对而言要比看电影、买图书等要高，真正进入大众旅游的时代，是近年来的事。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才会产生大众性的旅游消费需求，并且把它作为时尚。大众文化与大众旅游具有同源、同质、同构的特征，由于大众文化比大众旅游在社会化层面上先行一步，因此，在当前文旅融合背景下，特别是在数字化的推动下，大众文化把自己的理念、方法、模式传导给大众旅游，同时在大众旅游中获得新的空间和载体。

        传媒技术的革命，是大众文化的基础。正在有了工业时代的印刷和发行，还有音乐、美术、表演、影视的制作与传播，才有了流行的条件——流行也是这些产业实现规模化、批量化发展的基础。一个时期以来，大众文化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化的深化是同步发生的。当前大众文化与大众旅游的交汇，与数字技术的助推也息息相关。大众旅游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同步性更明显，大众旅游局面的出现，首先是经济条件的改善、文化需求的提升，但是，新的传媒手段是重要杠杆。近年来崛起的全国性旅游企业，基本上是这类技术企业。随着数字化向数智化演进，智慧旅游成为旅游行业集面向消费者、运营者、管理者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具，为大众放心踏上旅途提供了安全、便利、舒适的保障。

        大众旅游具有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表现得更加充分：

        一是消费性。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一样，通过市场实现产品、服务的价值。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转化为公共服务的内容，在当前主客共享的趋势下，这种变化会进一步彰显出来，但是，其主体部分应该产业，通过旅游市场满足大众的旅游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表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和国家文化安全是政府的责任，其“市场失灵”的部分应该由政府承担，而能够交给市场的部分要尽量交给市场，“抱在怀里的孩子是长不大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区分，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下已经形成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强劲崛起，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且事实证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用消费的方式，效果比免费的要好得多，不仅是因为它惠及了全社会，满足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更是因为消费者肯为产品自掏腰包，是最真诚的点赞。中国的现代旅游业，从起步就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在消费理念、消费方式上有着良好的基础和发展优势。应该坚持市场导向、产业主体，即便会有少部分朝着公共服务方向演化——这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变化，但必须牢牢把住消费的主要定位。

        二是流行性。大众旅游与大众文化一样，都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利用现代传媒，反应了一定时期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而且，这种社会大众的文化选择或旅游选择，具有一定的节奏和周期，作为新的审美取向和行为模式，波浪式地推拥和扩散，成为社会性的生活方式。

        三娱乐性。 先秦时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就认识到艺术的愉悦特征，即所谓“乐（ye，第四声）者，乐(le第四声)也”。艺术的教化功能要通过娱乐的方式实现。如果没有教化功能，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娱亲”，就是模仿孩子嬉闹讨得年迈父母的欢心。韩愈用游戏之笔写篇《毛颖传》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攻击，柳宗元则认为，娱乐有益放松身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所题》）。

        当然不能一味追求大众文化。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倡导高雅艺术，但不是将它们对立起来。面对大众文化，不要那么高冷，认为“不高级”，不要总想着拔高，更不要搞鄙视链，不要用“阳春白雪”否定“下里巴人”！承认并鼓励大众旅游中的大众文化取向，不是否定先进文化的引导、否定高雅艺术的地位，而是要形成健康的文化生态。作为政府部门，恰恰要发挥先进文化对大众旅游、大众文化的引导，促进高雅艺术与大众旅游、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

        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在历史上是变动和转换的。历史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都不能登大雅之堂。唐诗、宋词、元曲在起始阶段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带有市场气息和草根味道，只是后来一步一步走向精致和高峰，也完成其“兴于民间、衰于庙堂”的历史周期，成为“非遗”。文学史上一直把民间文学当作文人创作的源头。其实，民间文学是经过大众文化的转换，才成了当时文人趋之若骛的“心头好”。有的作品长期没有得到正统文的认可，靠着市场和市民文化的渠道传播并得到涵养，《牡丹亭》曾是禁书，所以《红楼梦》中的宝黛钗都是偷偷看。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关汉卿，因为写戏被人瞧不起，所以自称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鲁迅为代表，才改变了态度。高雅艺术、大众文化各有其长。三十年前，原文化部推动所属院团进宾馆等场所，有人认为与旧社会唱堂会无异，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今天，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边界模糊，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互动频繁，比如，“上海大世界”一方面上演国内外精品，一方面下沉商圈、休闲区，其他很多地方的专业院团也纷纷走出了一步。

        数字化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文化现象将重新定义，一些“文化规律”也要接受检验。当此之际，更应多点包容少点狭隘，多点应变少点僵化的态度，特别是杜绝那种居高临下的指摘。

        一是对看不清的新现象，不妨耐心一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新现象、新趋势，莫急于下结论，莫用过去的做法或现在预设作为“标准答案”，这不是客观、理性的态度，更不是对新生事物应有的态度。等子弹飞一阵，观察一下再做结论，天塌不下来。

        二是对基层、年轻人的做法，不妨肯定多一些。“肉食者鄙”（《左传·曹刿论战》），今天的管理者和专家不要成为这样的肉食者。文化发展，向来是“创造在基层，希望在民间”，旅游发展也是如此。应该允许试错。创意产业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心插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本是正常现象，何必冷嘲热讽？有本事总结出网红规律的一二三四出来，比简单粗暴地批评甚至一棍子打死要科学一些，至少是厚道一些。年轻人从来是求新求变的主体，要鼓励他们的尝试。别总是看不惯，甚至用雷人雷语、恶言恶语去否定、打压，一种新现象、新业态、新模式出现后，在社会上会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只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公序良俗，就不要吹毛求疵，甚至上纲上线。

        三是对大众旅游中的新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不妨包容一些。对这些语言，一本正经地进行所谓专业分析、学理分析，横挑鼻子竖挑眼，是不是有点儿“冬烘先生”？年轻人恐怕也不需要教他们怎么说话吧？事实上，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很多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社会表达甚至官方表达，表现出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应变能力，表现出中国语言自有的筛选机制。

        特别要强调的是，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已经内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意识，中华优秀文化深刻作用于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各个层面，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和旅游各个领域的共同基础，也是一个时期以来的大众文化、大众旅游的主导力量。大众文化、大众旅游的变化，只是文化内驱力发生重大变化的表证。大众文化、大众旅游又因其开放性和灵活性，既是多种文化的综合反应，又是文化生态体系中的“社牛”，无论是大制作还是小作文，无论是顶流还是闷声发财，无论是“正剧”还是“软文”，作用都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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