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高玉宝，这一代人已经对他很陌生了。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或许多少还知道一点；而六、七零后们，则几乎可以用如雷贯耳来形容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塑造了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一个“半夜学鸡叫”的地主，名字听起来都很恐怖: ☞“周扒皮”。
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本很奇怪但却红得发紫的书，书名叫做《高玉宝》。
以主人公命名的书原本也很正常，但作者的姓名与书名、主人公名三位一体，且体裁为小说的，既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在五十年代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除了那些经过是专业训练的作家或具备一定修养的文学爱好者们，绝大多数读者都曾把《高玉宝》当作作者的个人传记来读，就这样，当时人们都相信“半夜鸡叫”是真的，周扒皮也确有其人。
1927年4月，高玉宝出生于现在的辽宁省瓦房店孙家屯村，其祖辈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东北的。看过电视剧《闯关东》的人都知道，当年山东不仅人多地少，而且因为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极其恶劣，很多人甚至于长年处于温饱线以下，而闯关东——就是越过古长城的关口，去开发被满清封闭了几百年的东三省——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清朝末期。
凡闯关东者，只要不傻不懒，多数人的日子都过得比在原籍要好得多。高玉宝一家却不知何故，一直很穷，穷到什么程度，据高玉宝自己说，他甚至要过饭。
他小时候只读过一个月的书，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差不多等于文盲。
1947年，二十岁的高玉宝参军，最早是一位通信员，也就是负责送文件和书信的小兵。因为不识字，他经常把信送错，在被领导骂过几次后，他突然觉得识字的重要性，于是，在行军打仗之余，他开始了艰难的识字过程，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终于学会了100多个字，跟我外甥女报名上幼儿园的水平差不多。——语言文字这东西，超过了学习最佳时期，智商和勤奋也帮不了多少忙，从高玉宝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其实是一个智商不算太低的人。
没文化甚至于文盲的人，有些也很聪明。
这是一年以后，高玉宝的入党申请书。大家不妨猜一猜，这上面写了一些啥？
这份复印件，高玉宝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拿出来给人看。给人看完之后，他的话锋一转，告诉人们，当年，他写长篇传记小说《高玉宝》时，用得就是这种形式。
小说《高玉宝》“最精彩”的片段，就是“半夜鸡叫”——
周扒皮这一啼明不要紧，笼里鸡叫唤起来，全屯的鸡也都叫唤起来。玉宝憋着一肚子气没敢吱声，又听到周扒皮破着喉咙喊：“还不起来给我上山干活去？鸡都叫了！”说完就回家睡觉去了。玉宝走回屋一看，伙计们都气呼呼地说：“他妈的，早也不叫，晚也不叫，才躺下就叫了。这个鸡真不叫鸡！”刘打头的问：“不叫鸡叫什么？”“叫催命鬼呗。我看这样干，再干几天就得累死。”有的说：“我才睡……”有的说：“我躺下，一袋烟还没抽完呢。”玉宝心想：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周扒皮搞的鬼呢，就坐下说：“咱们可省事了，连衣服还没脱下来。快走吧，我有一个笑话对你们讲。”
大家忙问：“玉宝，有什么笑话？你快说。”“不，我现在不说，等到路上再说。”大家忙披好衣服，扛着锄头上山。在路上，大伙又问玉宝：“什么笑话？你快说。”玉宝笑了笑，瞪起小黑眼珠说：“叔叔，你们再别骂鸡，那不能怨鸡，是怨人呀。”大家奇怪地问：“怎么回事？”玉宝就把周扒皮学鸡啼明的事全告诉了叔叔们。
…… ……
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从周扒皮的老祖太爷子起，就有人说周家有这一手，一直传到周扒皮这一辈。这样，到三遍地快铲完时，把伙计们累跑了，他们就得着了，到秋天便一点粮也不给呀。
过了两三天，伙计们把棒子全准备好了。吃完晚饭，把灯熄了，叫玉宝在门后偷着看。等了有一个多钟头的工夫，周扒皮蹑手蹑脚，刚到鸡屋门口，玉宝喊了声：“有贼！”伙计们拿着棒子都跑出来，把老周扒皮捺倒就打起来。周扒皮说：“别打呀，是我。”伙计们说：“打的就是你。看你再来不来偷鸡！”玉宝跑到院子中间喊：“保长呀，快起来，有贼啦，我们抓着一个贼！”
小说《高玉宝》这一情节，后来被单独给改编出来，编进了中、小学课本，编成了动画片和小人书，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周扒皮成了恶霸地主的代名词。
与此相似的，还有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电影（后改编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加上泥塑《收租院》故事中的刘文彩，一共四人，成为当年中国最出名的四大恶霸地主的代表人物，其中前两位是文艺作品的虚构人物，而刘文彩与周扒皮却是实有其人，经过艺术加工后，成为符合我们“要求”的地主形象。
并以此类推，只要是地主，他们个个都是刘文彩和周扒皮，除了剥削穷人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的本质没什么两样。
这种仇恨教育非常成功，一时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响彻云霄。
“半夜鸡叫”的故事，最早怀疑它的，是高玉宝家乡里的一群小孩子，他们在课堂上学完《半夜鸡叫》一文后，一伙毛孩子，，半夜不睡觉，一个个学公鸡叫，结果村里的鸡们，没有一只跟着他们叫。
家住黄店屯村的孔庆祥是高玉宝的外甥，有一年他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于是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开始没吭声，后来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其实笔者小时候也和几个小伙伴们学过。那是夏天，南昌的天气太热，那时家家户户连电风扇都没有，只好在外面摆个竹床子睡觉，几个邻居家的孩子把竹床子搬在一起，打打闹闹到半夜时，有人提议学鸡叫，当年我们住在城乡结合部，几乎家家都养了几只鸡，特别是公鸡，留给半大小子发身子。——结果学叫了半天，也是没有一只公鸡跟着我们叫。不过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由此得出“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假的，因为都觉得，这里在公鸡不跟着叫，可能是我们学得不像。
终于有一天，一位名叫孟令骞的人，写了一本《半夜鸡不叫》的书，揭示了“真相”，据作者自己介绍，他的母亲，便是高玉宝“半夜鸡叫”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孙女。
《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
周春富（周扒皮）家的房子一直保存到本世纪初都还在。
现住户叫高殿荣，孟令骞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高殿荣对周春富的评价是：人不坏。
（周扒皮故居？）
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
周家的户主周春富，在两次划成分中被划为富农，因有小作坊被划做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
据周春富的大儿子周长义回忆：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
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高玉宝对他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说法，高玉宝后来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
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还说村里有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为此，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每次作报告时，高玉宝都会学一次鸡叫。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
1970年，高玉宝又写出了一篇反映“周扒皮”家乡变化的报告文学《换了人间》，这篇文章也节选进了后来的中学语文教材。
当人们纠结于半夜鸡会不会叫时，孟令骞通过读高玉宝的文章、听高玉宝的演讲录音录像，搜集有关高玉宝的各种宣传报道，采访与高玉宝有过密切联系的形形色色的人，终于得出结论：
《高玉宝》的作者并非高玉宝，高玉宝甚至于连口述的资格都达不到，《高玉宝》一书高玉宝的形象，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高玉宝只承认了后者，即《高玉宝》是一本小说，不是他自己。
但对于此书是否是他自己写出来的，高玉宝总是语焉不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孟令骞发现，《高玉宝》的真实作者，名叫荒草。
荒草，原名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来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的称赞。1951年，他赴朝鲜采访，回国后出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总编辑。
上世纪70年代，郭永江因病，回到故乡资阳，1984年迁居重庆，1993年病逝。
临终前，他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
《高玉宝》是我写的。
孟令骞在半信半疑之下，经资阳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军大扫盲。为树立典型，郭永江接受任务，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孟令骞还证实，高玉宝的报告文学集《家乡处处换新颜》——其中一篇《换了人间》选入了七十年代的中学课本，也是由别人执笔，高玉宝署名的。
而高玉宝在谈到他创作小说《高玉宝》时，却是这样的——
当他“写起了他童年给地主老财扛活时，周扒皮半夜捅鸡窝而发生的半夜鸡叫故事时”…… 半夜鸡叫”四个字他都不会写。“半”字不会写，他画了半个窝头代替，一目了然；“夜”字画了颗星星一看是夜晚；“鸡”的繁体字最难写，他画了一只鸡代替；“叫”字在小学看图识字课本上见过，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便画了一张大嘴，张着口大叫的样子。创作进入意境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夜，可是高玉宝毫无睡意，直到把《半夜鸡叫》这一章“画”完他才休息。”（《党史文苑》2007年第3期）
看来，高玉宝不但创造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盲写出长篇小说的案例，还成为中国象形文字的另一形式的发明家，就不知道他自己独创的绘图文字，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他是否还认得自己发明的文字，如果自己后来都认不全，这种发明有什么用，因为别人更就认不出来，如果都可以记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全世界语言学家都不敢做的难题，让一个文盲（至少是半文盲）给攻克了。
孟令骞的文章出来之后，高玉宝一直保持沉默，但却激怒了另外一个人，此人名叫莫树吉，是原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
莫树吉先生197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个年代能读大学的人，毫无疑问是苗红根子正“红五类”家庭出身，至于是不是读书的料，根本就不重要，七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名叫《决裂》，说的就是一位开拖拉机的农民，凭着长满双手的老茧，就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这一批人总共有五、六十万，后来根据国家规定，所有工农兵学员，都按照大专的文凭享受待遇，但在很多单位，工农兵学员经常受到歧视，少数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气之下就去考研究生，如敬一丹。
但莫树吉走了另外一条路，他毕业后主动请缨去西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莫树吉是广西人，但从长相看，竟然跟高玉宝颇为神似。这可能是他从小就崇拜高玉宝的缘故，据一种未经证实的心理学说法，从小看一个人的照片，慢慢长得就会像那个人。——笔者的看法是，莫树吉与高玉宝长得像，纯属偶然撞脸，很正常，马云那个鬼样子，网上一搜，一个模子的有一大堆。
莫树吉彻底否定了孟令骞的说法，认为“半夜鸡叫”完全可能的，而且他还认为，孟令骞否定高玉宝，是一种居心不良的行为。莫树吉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有志之士”的赞许，他们纷纷留言，有的说他经常听见过半夜公鸡打鸣，有的还说，在东北的夏天，早上三点钟天就亮了，公鸡半夜打鸣很正常，诸如此类。
高玉宝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给周扒皮当猪倌，力没少出，气没少受，还挨了多次打。但是，也算开了眼界。我觉得，周扒皮‘土’是‘土’了点，连多送几个孩子读书都舍不得，也不善待儿子和媳妇，还喜欢偷偷摸摸。但是，他这个人很精明，很会动脑筋，很勤快，也很会管理。他要学鸡叫，就得比长工还要起得早吧？嘿嘿！实际上，他是靠勤劳致富，靠剥削发家。我现在还在想，周扒皮要是改造好了，要是能活到现在，没准还是个有出息的农民企业家呢！只要他改恶从善，不与人民为敌，改掉那些坏毛病，我还要带头投他一票，选他当个村干部！哈哈！哈哈！”
高玉宝没记住，他书中的周扒皮学完公鸡叫后，把长工叫醒后，自己就去睡觉了。
2009年，高玉宝还与华西村的吴仁宝等11人，荣获第二届道德模范之敬业奉献模范，看来，尽管高玉宝已淡出人民视线很多年，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1991年8月，高玉宝还出版了《高玉宝续集》，全书58万字，据说，这本书是他自己独立创作的，“毕竟咱后来读了大学嘛”。（1962年，高玉宝保送进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
但一直到2013年，作家李国文却仍然认为：
五十年代，工农兵走进文学领域，也是一时间的文坛新景。其中以刚刚读完速成识字班，就写出的《半夜鸡叫》（高玉宝），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例子。当然，急于培养出自己文学队伍的关注之情，可钦可佩；几乎是手把手地描红模子式的帮助，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也可嗟可叹。
同是作家协会的会员，李国文一点面子都不给高玉宝。
附：
高玉宝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只有8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除了一个“我”字外，其他都是用图形画出。“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有“钟声”，“当当”——党!不久，高玉宝以突出的表现，破例正式加入了党。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高玉宝后来用名片的形式保留下来，作为教育后人的一个教材。
然而有位早年的文盲党员说，其实那时不会写入党申请书的人很多，组织上会让人帮写，你只需在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即可，如果连名字都不会写，也没关系，只要在别人帮你写好的名字上按个手印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