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高峰枫，男，1968年11月出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
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
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
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
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
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
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
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
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
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
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
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
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
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
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
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
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
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
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
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
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
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
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
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
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
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
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
他不是质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窝端，将全部希腊古书斥为伪作。按说这样的全称判断最容易推翻，只要随便找出一个特例，作者惊悚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为证明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疑人物”(125页)，作者引用了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苗力田的综述。
苗力田撮述西方学者的论点，介绍了亚氏著作在早期的传抄和编辑。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扑朔迷离，但苗教授并未遽然下判断，将亚氏所有撰述均斥为伪造(否则翻译中文版全集，意义何在?)。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从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飞跃到取消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存在。
如果《希腊伪史考》的作者想证明亚氏作品全是伪造，那么他也需要同时证明，现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对亚氏的引用、总结、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刘歆”们阴谋羼入的。
希腊和罗马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要想将希腊枭首，也必须要砍罗马的头。所以，我建议作者为证成己说，不妨采用更简单、更凶猛的做法，就是干脆宣布所有拉丁文献也是伪作。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斩尽杀绝，从而将西方古代所有载籍夷为平地，变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到那时，再妄诞的理论都不愁没有立足的空间。
这本书拉拉杂杂，啰里啰嗦，但其独到之处可归纳为两点：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书中有一篇一页半的博文，题为“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可算是对作者的创作心理最好的诠释。作者以为，既然顾颉刚可以怀疑中国古史和古籍，那我们为何不能怀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
“无脑一族的不少中国精英只会怀疑中国古史的一切，对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腊伪史则始终深信不疑”(79页)。
因为不满国人对自家历史的怀疑，于是在缺少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硬要去怀疑西人的古史，这多少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
作者仿佛说：你们自甘堕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毁给你们看!这样可爱的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动力。
所以，作者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创造的迷信，是老顽童闲暇之一乐”(97页)。作此书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找寻真相，戏弄西化精英并博智者一笑。也让西人知道中国人还并非皆属无脑一族”(101页)。
这“一笑”和“一乐”，说明作者很戏谑、很欢乐，但是要真想让西人知道国人并非“无脑”，这本书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西方学术宣告胜利，有两法。一种是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然后以严谨的学术、充足的证据、理性的语言，将人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让老外输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视我天朝上国。
这件工作，若假以时日，不见得就没人能完成。
这是笨办法，也是讲理的办法。
还有一种巧胜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书，不学习，不和人家真正过招，将臆造的理论如同符咒般念动上千次，然后直接宣布自己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来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价，它拼的不是学识和学力，而是胆量和张狂。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又没有练得硬功夫，便只有在新时代活学活用精神胜利法了。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
可怜的胡适，被作者册封为“共济会的中国门徒”(96页)。据作者称，这位胡骨干发展了他的下线顾颉刚，策划并制造了“古史辨”运动，否定了中国的上古史，沉重打击了国人的自尊自信。
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会引来小说家的注意。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想再问一句：证据何在？如何证明胡适是共济会中国分舵的堂主呢?共济会给他的委任状也罢，派遣证也罢，密电码也罢，好歹也应举出一两样证据，以作为呈堂证供。
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希腊伪史考》的论点，因为没有任何论证，所以连荒谬都说不上。
书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这样一部蛮不讲理的书，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西文拼写错误、逻辑不通、排印错误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