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不由得惊叹：一向纤弱温柔的女性为何会如此凶残？
仅举几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女红卫兵的残酷印象事后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个女红卫兵挥舞着带铜头的皮带，向一个老者的头上打去，一抽一个眼珠掉下来了，形象极其的恐怖。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师大女附中的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当场打死。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
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
——安文江：〈我不忏悔〉，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布告吗？”“好啊！你竟然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
——丁晓禾编着：《狂飙──红卫兵狂想曲》
……
“文革”中的女红卫兵形象何以凶残至此？这凶残的行为背后有其怎样的社会氛围作导向？女红卫兵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真实心态是甚么模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女红卫兵作为女知青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女红卫兵的过去式：女性神话的崛起
众所周知，新中国标榜的是打倒一切旧有秩序，与“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挥手告别，全面进入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天地。在这除旧布新的滚滚潮流中，有关两性地位的颠覆、性别压迫的消弭等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看作体现新社会进步的砝码；对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化口号……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平息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
很侥幸地，中国妇女从中受益，逐渐被视为完成了自身本质解放的平等成员，女性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也相继得以被具体的法律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中国妇女抗争数千年的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社会择业权、财产继承权、子女监护权、同工同酬权、妇女享有三期保护权与被照顾权，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
主流意识因而断定中国已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甚至有意地将女性地位提升至历史新高──与男性完全无差别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氛围中，“男女平等”的评判准则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建国后，无所不在的女性神话在神州大陆争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传材料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辉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寻常可见。女性似乎总显得比男性还能干：文学作品中，李双双、蓝凤凰式的人物屡见不鲜；生产劳动中，“铁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无数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参政”的迹象亦是见强不见弱。
“女性参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文革”前它最鲜明、最典型的的表现便是“后妃参政”。
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参政”的案例──江青、叶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脑儿投身热闹纷呈的政治斗争，无疑是这一政治冒险行为的具体阐释。
笔者认为，女性作为弱势，要想改变已有的两性格局，可行方法之一便是依靠彻底的休克式“革命”来颠覆其千古未变的弱势地位，从而在新的社会分层中成为强者。
“文革”开始前，中国女性追逐政治资本的社会氛围渐浓，已如危崖之转石，静候一只提供推力的手。这只手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即将爆发的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无疑为她们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为了达到目的，就算是采取暴力、就算是被利用，她们也在所不惜。然而，历史的可叹之处便是，利用人者往往反被他人所利用。
值得对照研究的是，中国“文革”爆发的60年代，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席卷了全世界。同时，蔓延全球的还有激进的女性解放运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行动目的是“解放”而非“自由”，革命是其终极目标。
女红卫兵的现在进行式：“文革”中她们的心理状态及真实处境
阿妮达‧陈在《毛主席的孩子们》里探讨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了弗洛姆的“权威人格”：
“年轻的红卫兵，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
他们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且对任何异端信仰持顽固的排斥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也当然具有这种心态。她们虔诚、顺从地崇拜“大偶像”，也在内心深处崇拜羡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将其作为自己的追随榜样和努力目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也是可以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她们在崇拜偶像的同时，自己也被其它人崇拜着。这种循环导致了红卫兵运动一浪接一浪，不断地“后继有人”，从而也使得投入政治运动的青少年年龄愈来愈小，那些不懂事的年幼小学生往往是最顺从的红卫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样板戏、影视作品中，女性不仅是绝对的主角，而且很多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是带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这些向江青献媚的宣传品，占据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它们所塑造的“去女性化”、与男性无差别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女红卫兵一代人。
我们来剖析一个普通的女红卫兵申晓辉，她在《文革日记》中真切地记载下来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们，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对身为女红卫兵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军服，显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说话声调很高，她支持我们的行动，说有人在迫害她，靠我们这些人进行斗争。由于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会议进行中吃药。
再来看《红色少女日记》中的张新蚕，她也拥有大大小小无数的女英雄作榜样：“女共产党员王翠兰，以共产党员的气魄和超人的毅力，把无限精力投入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之中。她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染着我。被抓住之后，酷刑在她面前都一一失败了。学习英雄，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格外亲切，充满了无限的力量。我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女红卫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样还有很多：作为造反派头头的聂远梓、彭晓蒙、宋彬彬、谭厚兰等；作为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江姐、阿庆嫂、刘胡兰等等；还有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农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
以上女性的传奇神话都成为她们心中拼命追随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们行为举止的榜样源泉。
女性的优越感和从众心理使然
很多女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她们政治面目纯洁、成绩优秀、行动坚决狠辣，连很多男性红卫兵都自愧不如。那是因为「在成为红卫兵头头时，她可能已经是学校的红人。有着骄傲的经历，或者是成绩突出，或者是聪明过人，或者是班级的干部，或者是学习尖子，或者是小美人，或者小有名气或者是所有都兼而有之。得到成年人的偏爱，享受着同辈的艳羡。
因为在青少年早期成长阶段，女性身体发育、智力成熟水平都比男性来得早，所以她们往往显得比男性优秀，因此对男同伴、同龄人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文革”来了，她们毫不避讳对权力的热切追求，一如既往地努力维持她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争第一的野心。
由于女同学一般能歌善舞，较之男性更适合承当文艺兵、广播员的角色，因而得以在各种表演活动中容易出风头，被快速地视作排头兵，从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
如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常在外滩演出，大大强化了人们对女红卫兵参与政治活动的认可度；平日集会中，经常能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个女同学铿锵有力地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为政治作喉舌，这无形中赋予女红卫兵一定的权威性。
由于这些女红卫兵的不俗表现，她们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某种正统的、合法的、严肃的、受人尊重的良好印象。于是，社会默认这些女性走上街头，从事和男性一样的造反活动，甚至给她们以更高的评价。
文革中，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女红卫兵确实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她们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赢得了男性竞争者们由衷的钦佩，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个体优越性光芒四射：红卫兵组织“炮轰派”的女头头“潘二嫂”，在我们的心中，她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女豪杰！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有结婚。理论水平和宣传鼓动极高。
作为先行者的这一批女红卫兵们既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后来加入的女红卫兵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入潮流。因为身为女性，好象天生具有一种跟风、从众的心理。于是，女红卫兵的队伍一呼百应，应者纷纷，益发发展和壮大起来。
再来看一则反映文革中女性的从众心理的例子──她们往往善于得风气之先──破四旧中，天那么热，女演员们带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旧。尤其是一班跳舞的，个个苗条匀称脸蛋漂亮，说剪辫子，刷地一下全班变成了齐耳短发；说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赛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里扔，像集体小合唱似的具有观赏性。
于是，一些女红卫兵常为跟不上流行而惊慌：“我常常为家里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而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练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坚持和其它同学一样，喜欢穿有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发白、补着整齐补丁的衣服，心中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的衬衫心情是十分相似的。” （黎若：〈走出藩笼〉）
可见，文革中，女红卫兵投身造反运动，有出于对信仰的纯洁追求，也有出于攫取优越感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打算，当然也有纯粹的跟风的从众心理使然。这些复杂的心态构成了女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图景，引导着她们做出种种顺应运动潮流而动的举动。
不得不进入秩序的无奈
法国女性主义在论证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新概念──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她们认为女性不得不进入现有的这种男性规定的象征秩序，进入的过程伴随着女性自身的性别特质和女性意识的丢失，即这种秩序虽然给了女性一个社会位置，但却是以压抑女性的潜意识为代价的。
我觉得这种理论十分适合于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红卫兵的社会处境。她们自愿或被迫，不得不进入文革的造反秩序（当然，用秩序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有点不妥，因为进入文革，已是无秩序，不存在政治规划，也没有固定的运动目标可循，通行的游戏规则便是一派不断打压另一派）。因为只有进入这种社会规定的秩序，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并且只有根据这个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个人才能有机会获得晋级、升迁的可能。
个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下生存，飘摇无定，更遑论是女性。她们必须加紧依附现有的社会秩序。女性不得不进入文革的游戏规则，代价是和男性一样行事，而完全抹杀掉自己温柔、善良、纤弱的所谓女性气质。
尤西林说：文革中打人最凶者，往往是红外围。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女性。由于身体的原因，女红卫兵天然地处在弱势，她们唯有彻底、矫枉过正地抹杀自己的本性，改变自己的形象，才能获得红卫兵组织的认同，被承认为其中一员；她们的所作所为，必须表现得比男红卫兵更凶残，才能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气。
特别是到了1966年的后期，红卫兵的造反已经升级到以武力斗争为主，1967年夏季开始，暴力逐渐取代了辩论，身体的武力和体魄的强健是获取关注的关键，同时也意味着更高政治地位的本钱。这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时代，不爱红妆爱武装。女性势必要对平日温良的习性作出反弹，以暴力行为换取发言权。
于是，一幕幕女性施暴画面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平时的柔弱，女红卫兵们向残暴的转变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个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第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
借助暴力作通行证，进入文革秩序后，女红卫兵们享受到了造反的满足感（特别是一些女红卫兵头头，凭借此为政治资本，爬得很快）：
哈尔滨发生了一件给全市造成极大震动的事情──几个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将一个中学女红卫兵劫持到一处建筑工地轮奸了。因此，全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击流氓的高潮。
轮奸红卫兵这种残暴的罪行，尤其在红卫兵们心中激起了报复的愤怒。她们对那些流氓比男红卫兵更手下无情。因为她们是中学女学生的时候，怕他们如畏狼虎。瞧着那些半年前远远第看见就使她们少女心中充满恐惧、唯恐避之不及的除了名的，她们认为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大流氓大恶棍一排排双膝跪在她们面前，战战兢兢，个个如犯了杀头之罪跪在女皇面前引颈待死的奴才一样，她们体验到了一种惩恶除暴的女豪杰般的救世气概和复仇雪恨的满足与痛快。
但是，女红卫兵们进入文革秩序，失去的更多。
文革中两性间的性别压迫被「阶级论」所遮蔽，社会政治对于女性去女性化的性别阉割也往往被女性自己所忽视，可悲的是，她们往往还将此种压迫转化为对更弱者的压迫，这更弱者便是没有政治生命的人──那些被打倒者，再被踏上一只脚的人民。而且，出于嫉妒这一女人的天性，她们被男权社会所压，往往转压自己的同类，甚至更残酷。
女红卫兵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恶性，强迫她们的男性社会的「象征秩序」有罪，她们自己也有责任。
女红卫兵在迫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是受迫害者。实际上，与主流话语的表面文章相反，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总比男性承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妇女被赶出家门参加和男人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但是平时赚取的劳动工分却是不一样的，男人10分，女人一般只有7分。
女红卫兵的将来式：下乡插队后她们的命运何去何从？
1967年夏天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红卫兵一代人陆续走向社会，开始了为期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女红卫兵转换为女知青角色，人生大大起大落，前途被完全扭转。笔者想要追怀的是女红卫兵们成为女知青后，她们的命运将以怎样的图景展开。
报春的第一燕便是邢燕子，1960年她的事迹受到表彰宣传，成为上山下乡知青的楷模。相信下乡插队后的女红卫兵们仍然是以她为榜样，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个毫无性别差异的铁姑娘形象。在有关回忆录里，这样的景象俯拾皆是：
我们那个连队的一位女性，身体很弱，患有较严重的胃病，初来东北根本吃不下那里的粗茶淡饭，每天只能卖点饼干充饥，即使如此，她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劳动，干着和其它同学一样重的活。我们连还有几位女知青，看到男同学都扛着180斤的麻袋上屯，也要求扛整袋的麦子，看到她们走上跳板时的困难劲，使人不能不佩服她们的意志。她们也硬是这样坚持了下来，成为了有名的铁姑娘。
尽管女性一直努力遵循这样苛刻的标准，她们在插队生活及返城风潮中的遭遇还是比男性更加恶劣与不幸，从一些现象便可看出差别──比如男知青有参军的渠道，女知青没有；工农兵学员中，女性也就占到11%左右；到了70年代后，知青点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现象，男女是很不平等。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的统计，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7.1%……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达到了创纪录的86.1万人，占10%。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提供的资料，已婚知青中帚和农民结婚的超过70%，知青间结婚的，约20%，与城里人结婚的，不到10%，而且，更重要的是：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
正如冰冷的资料所告诉我们的，女红卫兵─知青中有很多人嫁给当地的农民，很多人被基层的掌权者所玩弄，很多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献出了青春。
文革十年之后，红卫兵作为一个团体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将女红卫兵剔除出来，单个研究，这样的著作笔者还未曾读到。笔者也无法忍受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女红卫兵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意淫想象──有人创作了主题为“女红卫兵”的系列油画，将她们想象成为黛玉葬花式的、挣扎于血雨腥风之中的性欲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