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曾产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些学者的思想见识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似乎没有例外，从梁启超到胡适，从鲁迅到陈寅恪，或者林语堂、徐志摩、傅斯年等人，即便是辜鸿铭这种到死都留着小辫子的怪胎，只要一生病，全部都去看西医。
梁启超被协和的西医割错了肾后，这些大学者们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揭批”西医的弊端，相反，譬如那位胡说什么“国学是全球第一学问”的辜鸿铭，看个感冒都要找正宗的老外大夫，可惜这个有一半西洋血统的假汉鬼子，抗感冒的基因却没有纯中国人厉害，虽经法国名医救治，终因感冒而谢世。
最让中医派头痛的人其实是孙中山，既然不敢公开骂他，最好办法就是“不提此事”。
1925年，孙中山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当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他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赞赏：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鲁迅因为自己从小的切身经历，甚至说过中医是“自觉或不自觉”骗子之类的过激言论，若放在现代，恐怕这样的言论早就给了他一个红红的感叹号。
鲁迅对中医的否定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
——
前段时间，有人找出《南腔北调集》中的一段话，来证明鲁迅先生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医，有人甚至据此嘲笑鲁迅自己“打脸”，果实如此吗？
因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
——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
如果只看文章中的一段话，那叫断章取义，我们最好看一下这篇题为《经验》的全文：
经验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
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
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六月十二日。
（以上是全文）——认真读完这篇文章，你很难不佩服鲁迅先生的见识，对中国人的性格分析之透，至今无人可及。鲁迅肯定中药中的合理成份，并不影响他对中医整体认识。
我们知道，西医的药方出来之前，先是做动物试验，功效和副作用都清楚之后，再进行临床试验，其中的药理、化学成份都要弄个清清楚楚，什么人不能用，什么人能用，用量多少，出现副作用应该怎么办，都有详尽的说明。最有意思的是“临床试验”，西医的药不是分二组进行对比，而是分三组，一组服试验药，一组不服药，另一组则服面粉做的“安慰剂”（服时要跟试验者说是新药），三组人得出的数据往往很奇怪，最奇怪的是“安慰剂”也经常是有效的，当它的“有效率”接近新药时，说明新药是无效的。——这里面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笔者在这样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并不专业。
我想说的，是代价问题。无论怎样的“艰难探索”，以人的生命作代价是不对的，更不应该作为经验来继承。
事实上，大多数不信中医的大学者，对中药的价值并不全盘否定。
陈寅恪先生自幼体弱多病，从小到老，可以说是药不离身。陈寅恪1969年去世时，差几个月就80岁，如果不是红卫兵把高音喇叭对着他家窗台天天吵，活到80岁以上根本不是问题。陈寅恪眼盲腿残还能长寿，并非用了祖传的中医调养，虽然他们家确有不少祖传的“秘方”，但陈寅恪却从不用它们。
他说：
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
“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的观点与迅哥儿是“不约而同”。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刚来清华任教时，因为胃病，常常要吃药，但他从不看中医，要吃西药，而且还要吃进口的胃药，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陈寅恪曾说：
《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
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188一190P）。
中医中药是否可用，这本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话题，中医中药要说服人，还得走临床验证之路，作用与副作用都应该清楚表明，那些对人体危害“尚不明确”的中成药，最好弄明确之后才能上市，这是对人对己都负责任的前提。
另外，西医总是向前看，每年每月都在进步，新药及新的诊断与医疗技术日新月异，西医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一直在发展，所以叫现代医学；而反观中医，老祖宗的饭吃了几千年，自己医术不行却抱怨祖传秘方“失传”，认为若不是曹操杀了华陀，华陀的医术没传下来，否则中医啥病都能治。
传统固然要继承，但创新在哪里？中医大师们想过没有？我个人认为，中医必须运用现代科技提升自己，变模糊为精确，把每一种中草药的基本属性重新检测，屏弃那些不符合基本常识或有害的配方（比如对舍水银砒霜乌头碱之类的药)应立法禁用，摒除望问闻切，其它各种中成药都必须重新做药理药效试验，没有标明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药物不可上市销售。
振兴中医要依靠科学而不是喊口号，骂人更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