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江西人，对“艰辛探索”年代主政该省的程世清，应该不会陌生，当年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程麻子”。
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记忆虽然很难抹去，但对他的认识，却不一定清晰。
很多人对那个年代的南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满街冒着浓烟、没有方向盘、只有老式横杠转向轴、经常压死人的三轮汽车，程世清给当年这种新款汽车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起宏图”。
这种车的安全性能，比手扶拖拉机还要糟糕，仅在小小的南昌，每天都可以看到“起宏图”自我倾翻的场景。撞死撞伤行人的事故，更是大大高于其它车辆。
后来人们一提到“起宏图”，就会在不约而同地叹道：“程麻子硬是害死人”。
程世清对南昌另一个贡献则是，把南昌城区里的一些中小企业拆除，迁到离南昌几十公里外的石岗和湾里这两个偏僻的地方。如今这两个地方的企业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一家不到闭，留下大量的失业工人，让他们从头再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此现象归罪于程世清，因为留在市区的中小国有企业，能存活下来的也没有几家。
但另一件事却真的是办得很差劲。
据说这事当年还被选进江西省的中小学课本当中，这也是程世清的诸多“伟大创新”中的其中之一。
1970年，程世清在江西农村推行“新村图”，根据当年这位幻想家诗人描绘——
八字头上一口塘，
两边开渠在山旁，
中间一条机耕道，
新村建在山坡上。
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在“八”字形的山谷上端，建一个小水库“一口塘”，用于蓄水，在“一口塘”的下边，则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然后又在山坡上盖起了一些简易农舍，强行把一些农民搬迁到那里，美其名曰“新村图”。
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作业，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还要“多、快、好、省”。
然而，“多、快、省”这三方面做得还不错，就是这个“好”有点难办。
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第二年春天，蓄水到还可以，就是排泄有点来不及，结果导致大面积垮堤，数万劳力大干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还有新农舍，让洪水冲了个精光，农民又只好从山上搬下来，回到了他们祖居的老村庄，幸亏很多村因为忙于“新村图”建设，没把老村庄给推了（庆幸没有什么现在这么多挖掘机和“蓝翔挖掘手”，不然，一夜之间，老村也会变成废墟。）
据说陈云从《江西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就批评说：“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将来怎样向江西人民交代。”－－从这句话也能看出，当年陈云仍然很纯朴，人民什么时候有权利向官员们要过“交待”？
因支左留在江西的程世清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却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文武双全的治世奇才。
程世清1918年生于河南新县。1928年，工农革命军第7军在他的家乡一带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第二年，刚满11岁时程世清，就参加了红军队伍，当了一位传令兵。
没事时，程世清就跑到宣传队玩，你还别说，这小子还有点文艺细胞，不多久，他就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还会表演快板等。两年后，程世清被编入红军团宣传队任宣传员，据说还当上了宣传队的一个小队长。
1932年夏，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只好放弃根据地。根据规定，年龄太小的儿童团和伤病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4岁程世清也被疏散回家。
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25军。听到消息后，程世清便来到檀树岗投奔。师长徐海东看他机灵，留在了身边。就这样，程世清归队的第一天就和徐海东结了缘，成了徐海东身边的小马夫。不久程世清的文艺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徐海东便把他安排到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分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世清在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当过副部长和部长，后来还升到了装甲兵的政治部主任。1963年，程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任政治委员。
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头目万里浪、涂烈等人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他们甚至把一些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都赶走。
6月1日，造反派竟然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
6月29日凌晨起，造反派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后来又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最后发展到夺人武部的枪，夺军区政治部的枪，夺警卫团的枪。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
“临危授命”的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
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玉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此次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
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
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程世清在搞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大抓了工业战线的突破，产品要创新，要出新玩意儿。当时出于备战的需要，程世清把突破口选在汽车工业上。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怪车“起宏图”，就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1967年、1968年时，程世清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生产的汽车仿制苏联嘎斯。
1968年，这个厂做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程世清对这件事大力宣扬。1969年《红旗》杂志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非常显要的位置，大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引起了全国震动。由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代表的是党中央声音。
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压力非常大，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么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程世清一搞就是500辆。对这样的汽车厂，你们要重点支持啊。”于是，时任一机部汽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省考查。江西省领导带他们把所有汽车厂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外，还有5个重点，都是程世清亲自命名，用的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还有什么桐木岭汽车制造厂，双马石汽车厂等等。这些汽车厂都需要国家投资。实际上所产汽车质量并不好，到处抛锚。
胡亮考察后觉得行不通，认为相对于另外5家地市汽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汽车厂条件较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应该能给予支持和投资。因此，他们就跟江西省机械厅和井冈山汽车厂商量，想重点扶持井冈山。但机械厅不敢做主，因为程世清要“遍地开花”。
考察组的意见还没来得及跟程世清沟通，井冈山汽车厂的负责人就秘密向程世清汇报：“胡亮那个工作组来考察，他们反对遍地开花，反对我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汽车厂。”
程世清大发雷霆。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他根本就不听胡亮的汇报。
程世清原是林彪四野的老部下，但是由于当时程世清并不是一个高级军官，林彪当年并不熟悉他。
两人关系被广为人知，始于196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在林副主席家里作客》，据传这篇文章是程世清自己写的。文中极力吹捧林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给林彪、也给程世清脸上贴金。此文发表后，国内许多报刊纷纷转载，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林彪线上的红人。
1968年，为了突出林彪，程世清下大力进行井冈山形象改造。当年春，根据他关于“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的指示，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
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专题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纪念馆里有一张1929年1月红4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4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4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
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朱德的扁担，实物被撤走了，换成一幅油画，挑粮的毛泽东、林彪在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小憩。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成为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在一面闪动阳光的红4军军旗下，走来身穿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
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
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
程世清还下令将茨坪纪念馆（即后来的井冈山烈士陵园）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并在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20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4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11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
与此同时，山上、山下发动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8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通宵达旦。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茨坪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来到黄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面徜徉良久，又在里面仔细地看了一遍，一连说着“好，好，好！”不知是旧地生情，还是称道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当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身说：“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颔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3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程世清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也题个词。”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笔抄了半阕《西江月·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一行下井冈山不久，黄洋界上树起了新的纪念碑，正面即是林彪题写的“黄洋界”3字，背面则是叶群书写的半阕《西江月·井冈山》。
从此，坊间又有议论：
“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担，又偷了黄洋界。”
邓小平到江西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会，说邓小平夫妇马上要疏散到江西。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特意交代说：“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还有陈云和王震）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350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知道是周恩来的交代后，程世清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作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
10月19日，周恩来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指示，程世清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23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邓小平到南昌步校后不久，程世清便代表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前来看望。对于邓小平，程世清虽然没有当面严厉地斥责这个“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却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次，程世清连称呼都没有地对邓小平说：“你来江西七八个月了，有什么体会呀？”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程世清自讨没趣儿，便调转话题，大谈特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以及他在江西的“政绩”。但是自始至终，邓小平一言不发。谈完了自己的功绩，程世清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程世清又羞又恼，尴尬地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整个见面过程，还不到10分钟。程世清离开时，和他一起来的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是另一个下放到江西的中央级领导。
初到江西，根据程世清的指示，陈云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后来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的情况不同，是属于疏散的中央领导，而不在被“打倒”之列，因此，程世清对陈云还是比较尊敬的。邓小平、陈云来到南昌后，程世清先见了陈云。不知是出于表功还是表态，程世清见到陈云后，就开始大吹特吹起来，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并说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1963、1964年发展速度太慢。
不过，在程世清眼里，陈云毕竟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因此除了礼节上的尊敬外，并没有特别热情的交往，有一次遇到了还避而不见。那是1969年11月13日，陈云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6日，程世清为了某种武器的制造和生产到该厂视察金工车间。很巧，陈云也正在金工车间。厂领导请示程世清见还是不见陈云，程世清很干脆地表示不见。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把工作人员喊来，要他设法使陈云“暂避”程世清。工作人员很为难，无奈之下，请陈云上楼休息，领进一个小房间。
1979年，陈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再次批评了程世清：“‘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15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07亿斤，江西全年只产197亿斤稻谷，折合133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90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程世清继续做他的省委书记。半年后的1972年4月27日，中央下发中发[1972]17号文件，给了程世清这样一个定性：
“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
这时的程世清仍然被称为“同志”，省委书记的职务也没有撤掉。直到当年6月28日，程世清才被隔离审查。个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蛰居斗室，伏案写成了30万字长篇小说《柴山堡故事》，原稿以圆珠笔芯裹胶布书写，字密如麻。书中故事源于他儿时家乡生活原型，上百人物如郭永泰、赵文品等等，乡土气息扑面而来。1981年三、四月间，程世清写就了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录，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转业后的程世清居住在福州北大路某院内，其院名“半野轩”，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故宅，程世清居一角，取名“野半庐”。
晚年的程世清有两大爱好，一是潜心学画，他作画时喜欢以白布代纸，经常画些奇松怪石、飞禽走兽等等，据看过的人说画得很不错；二是特别喜欢喝酒，60岁每日1斤，70岁每日半斤，80岁每日仍3两，而且喝的都是竹叶青等烈酒。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时49分，因病医治无效，程世清在南昌逝世，终年90岁。
（本文根据李意根《程世清沉浮录》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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