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年轻的史学家曾说，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真实性只有5%。——这话虽有点夸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当然包括今天），国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宣传的成分远高于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能查阅到的近代史书，有关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和县令江召棠之死，大抵是这样描述的： 南昌教案，即1906年2月15日南昌群众毁教堂、杀教士事件。 1906年2月22日，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强求南昌知县江召棠扩大传教特权。江坚拒不允，遂被刺死。全城顿时鼎沸，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25日，各县民众数万人集会，连毁法、英教堂、学堂4处，打死王安之等传教士9人。清政府慑于英法势力，对内镇压，对外赔偿银两了结此案。赔法教士“恤银”5万两、教堂银25万两、医院银10万两。历史真的就是一些人或某个“组织”为了表达自己立场的工具？作为南昌人，对一个父母官被外国人无端杀害肯定是义愤填膺，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研究历史的人，自然不会去理会，何况教科书上都这么说。而关于江召棠之死与南昌教案之迷，不是没有人去研究，在面对几乎相同的原始材料时，两位学子的研究方向却不同，面对朴朔迷离的线索，面对自己的结论可能与当下公认的结论不同时，有人放弃，有人坚持。以往所有阐述这段历史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先表明观点，然后再找出相关史料加以佐证，这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通病。2009年，江西师大硕士研究生刘蕾把她的毕业论文定为“南昌教案”，指导老师是梁洪生先生。梁先生是资料整理的高手，所带研究生也多从这方面发展。刘蕾的论文题目是《南昌教案主要报刊资料汇编及研究》，文章写得非常用心，作为硕士论文，能有这种水平也算不易。只是，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汇编”出来的成果，仍然无法让我们得出江召棠到底是自杀还是被杀的结论。2010年，另一篇也是出自一位学生之手有关“江召棠之死与南昌教案”的论文则非常了不起，当然此人的起点也稍高一些，是一位博士生。他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名叫杨雄威，该同学的论文题目是：《杯酒之间：1906年南昌教案的叙事、考证与诠释》早在2009年，也就是和江西师大硕士研究生刘蕾完成毕业论文的同时，杨雄威就在《史林》2009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独有一死可塞责——江召棠之死与南昌教案》，杨先生的两篇文章结构不同，文风也有差异，但内容和结论都是一样：
南昌知县江召棠并非传教士王安之所杀，而是在酒桌上，面对王安之的威逼，江召棠用刀在自己的脖子上：你们不让我走，我就死给你看，其实是吓一下王安之，王安之可能认为大清的官僚个个贪生怕死，谅他也没这个胆，没料想江召棠在情急之下，江召棠真还就在自己的脖划开了一个口子，虽然血流了不少，但包扎一下，还不至于致死。
这一下，把法国传教士王安之吓个半死，赶紧让江召棠的仆人把人带走，赶巧江召棠这个仆从还是个聋哑人，一见这架式，吁吁呀呀又说不清楚，衙门里的人一看，县大爷好端端的出去喝酒，结果满身是血，人们奔走相告：“江大令被洋鬼子杀啦”。此事一下就闹大了，几天后，南昌各届民众在百花洲聚会，而那时南昌人的素质不再是像古代豫章人那样“尚清静之教，重于隐遁，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少争讼而尚歌舞......”
明末满初，满族人屠城，使南昌人换了一茬。此时的南昌人与前三百年的南昌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像前几年那些个砸日本品牌汽车的愤青一样，听到好事者们当街一呼，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人群越聚越多，最后大家一起跑到天主教堂里，见人就打，尤其是见到彩色头发的人，更是往死里打。此事一下上升到国际纠纷的高度。南昌教案的发生距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刚好5年。而八国联军之所以来中国，也与中国民众特别是义和团残杀传教士有关。因而，南昌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自上而下，无不惊恐万分。彼时的南昌城与明朝的格局大抵相仿，即除了知府衙门，南昌、新建二县的衙门和抚台衙门等都在一城之中，出了打死9名洋人的事，谁还坐得住？巡抚，藩司、臬司更是如坐针毡。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命调查此事，此时此刻，事件的当事人江召棠虽然说话困难，但仍然活得好好的，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江召棠尽快去死。但江召棠本人并不想死，然而此事却由不得他。在各路上峰们的威逼下，本想以死来吓洋人的江召棠，最终还是被人逼亡，只是这次逼他的不是洋人，而是他的同僚和上司。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江召棠其人。我们的历史书和某些专题文章对江召棠的评价似乎过于“理想化”。江召棠，江西鄱阳人。生于1849，字伯庵，号云卿。江召棠虽读过几年私塾，但一直只是个童生，也就是说他连秀才也没考上，像他这样的“文凭”在清朝要想做官，只有走另外两条路，一是捐班，就是花钱买官，二是获得军功，然后通过运作一下，就有可能谋到个一官半职。捐班不是个小数目，以江家的实力估计很难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说到江召棠的籍贯，史书多将归为安徽安庆，但很少有人知道，江召棠出生于我们江西鄱阳，大约在他6、7岁的时候，这一带来了太平天国军，江召棠的父亲于是将他带到了安徽安庆，——历史上的安庆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江西移民过去的，今日安庆市下辖的怀宁（大部分）、潜山、太湖、望江、宿松（不含沿江部分地区）、东至（除大渡口镇）、岳西（青天到石关一线以南）、桐城（部分）、石台（县城及西北部）、贵池（西部及东南角）等地的方言仍然属于赣语区。——随后就一直在这里居住下来，与江召棠父子一同避难的还有江氏家族的其他成员，这其中就有一位比江召棠大十多岁的堂兄江兆棠。 江兆棠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却有一身武艺，据说是加入了淮军，与太平军作战时曾获得了军功。江兆棠虽然有了军功，但一是没有文化，二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军功在他手上，就等于是一张废纸。 但如果是江召棠有了这张“军功状”，情况就大不一样。江召棠虽然没有考上过秀才，但他的智商还是很高的，早年既给人做过帐房先生，还曾经在兵部尚书彭玉麟幕下当文案，彭玉麟的文案幕僚虽然不少，但江召棠却是彭玉麟颇为喜欢的一个，这主要是因为彭喜欢画画，而且尤喜欢画梅花，巧得是，这江召棠也喜欢画梅花，而且他画的梅花在彭玉麟的眼中，似乎更有特色，于是乎，每当彭玉麟的画中需要梅花的时候，总是让江召棠代笔，最后署名却是彭玉麟。在兵部尚书家做过几年的文案，自然知晓 “军功状”的作用，于是，江召棠花了不多的钱，轻易就从堂兄江兆棠手上得到了这张“军功状”，俩人而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年龄虽然相差十来岁，但三十几岁和四十几岁的人，说是长相老成一点也不是没人相相信，更何况，购买别人的“军功”在清末时期也是常见之事，比如《官场现形记》中的冒得官就是这样一个人。江召棠有了这张“军功状”，加上他在兵部尚书彭玉麟幕下当过文案，运作起来就比一般人要顺畅得多，他先是在江西的上高做过知县，后来又在吉安、临川、新建，南昌等近十个县做过县令。这明清的官员，俸禄其实并不高。一个知县，年薪只有区区几百两银子，而且他的长随，仆从、师爷等的费用，官府是不会出一分一毫的，这些都要从他个人的俸禄中来支付，清中期之后，清政府也许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就设了一个“养廉银”，数量根据地方的不同，多少不一，但要比正规的“俸禄”要高一些。如果为官清廉，不贪不占，一年凭着这数千两银子，虽不能大富大贵，生活当然也不会很拮据。 由于地方不同，在正常情况下，各地的县官的收入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有的地方被称为“肥缺”，而有的地方则为“亏缺”，上司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一个县令如果不是特别优秀或特别差劲，多数都在好几个县里面轮流做。江召棠曾经两度担任南昌县的知县，南昌县的“养廉银”高达一千八、九百两白银，是江西诸县之中最高的一个，但这并不能说明南昌县令就是一个“肥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亏缺”。为什么呢，南昌这个地方和其它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大一样，说是省会，但除了巡府衙门（巡抚是清代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之外，还有藩台（承宣布政使：管行政，钱粮,想当于分管副省长）；臬台(掌一省刑名之事，主要负责一省的刑狱诉讼事务，同时对地方官有监察之责)。另外，南昌又是知府衙门所在地，以上这些虽和其它省会城市没什么不同，但比较特殊的是，小小的南昌城，又是南昌县和新建县这两个县衙所在地，同一城中，南、新两县各管一半，章江门，德胜门，顺化门等由新建县治理，而广润门、惠民门，进贤门等地又属南昌县治理，两县同城而治，上面又有南昌知府衙门，这种重叠治理的现象，在全国不算是独自一家，也是颇为稀有。可笑的是，这种不合理的格局本是从明朝就已形成，大清三百年来，竟未作任何改动。这是可能是因为，清朝建立以来，是从游牧社会直接进入农业社会，他们的文明阶段与明朝相距大远，冷不丁成为着几千年文明的汉族统治者，除了完全照搬，别无他法。所以，清政府和明政府的差别只不过是头上的毛发编织的形状不同罢了。所以，南昌县的知县从表面上看是肥缺，其实是亏缺。虽然钱拿得不少，但迎来送往的应酬去比一般的县城要多得多，且不说上述这些衙门的官来官往要打点，从北京来的官员，别的地方可能不会去，但南昌是他们的必到之地，无论来了谁，南昌、新建的知县也必须陪伴，而官银是动不得的，自己的那点收入，还不够请客送礼的。前面说过，江召棠的军功，是他从本家堂兄江兆棠那里买来的，江兆棠是个老实人，可是他儿子却不是一只省油的灯，江兆棠儿子听说本家叔叔当了县官，而且还是买了他父亲的军功才当上的，于是就找到江召棠，要钱来了，江召棠给了他一些银两，本以为没事，没想到过不了多久，这家伙又找上门来，可江召棠眼下过得也是日不敷出的日子，哪有闲钱给他，加上江召棠是个好名之人，无关紧要的小钱可能拿一些，公开的贪墨几乎没有过，在无奈之下，江召棠只好给这位侄儿写下欠条，这些欠条加上自己两次担任南昌知县，一次担任新建知县积下的亏空，已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江召棠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什么心思放在公家的事情上了，要说他是个一心为民的“爱国清官”，恐怕有些牵强。江召棠在任时，曾经处理过好几起教民与村民之间的纠纷，而最有名的一次，要数瑞州府棠棣镇龚姓家族与天主教教民的冲突了，关于这场冲突，双方的说辞大相径庭。也正是这场冲突，成为了南昌教案的导火线。当年义和团对教民和洋人的残杀历史记载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并非像我们历史教科书上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所有公开的史料目前都已证实，这是一场极端的恐怖主义运动。参加运动的人，以地痞流氓居多，被他们残杀的人当中，除了洋人，多数是一些老实胆小的市民，一个胡同里面但凡有一户入了教会，左邻右舍都跟着遭殃。八国联军走了以后，清政府跟西方列强签订的协议条款当中，保护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被列为重中之重。虽然如此，在大清官员的眼中，外国教士并不受欢迎，虽然碍于朝庭的规定，他们不敢公然与外国教会对抗，但在处理普通民众和教民的矛盾冲突方面，地方政府其实多半会偏向本国普通民众这一头。虽然如此，但仍然有少数百姓愿意加入教会，他们加入教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借助教会的势力，与强势的地方家族势力抗争。在中国，尤其是乡村，往往家族的势力要大过地方政府的权力。在土地、房屋或者牲口所引起的争端当中，大而强的家族往往会欺负那些小而弱的家族，这是公开的秘密。受欺的家族，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诉讼官府。如果而打官司的成本高于所受的伤害，大多数家庭会选择忍气吞声。那些弱小的家族，为了不被外人欺负，有的会集全家族之力，培养一、二个读书人，指望他们有朝一日中个秀才、举人甚至进士，一旦如此，这个家族就能免受其他强势家族的压迫，因为无论哪个家族怎么强大，在骨子里面，“民不与官斗”始终是中国老百姓的金科玉律。在明清时期，虽然只有中了进士才可能有官做，但只要中了个秀才，进了官府就可以不像普通百姓那样给县官下跪，就凭这一点，没有秀才的家族也不敢无端欺负有秀才出身的小家族，而大户人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更是不遗余力地让自己的子弟习文断字，这恐怕也是江西这一带的人会读书的历史渊源。然而这秀才进士并不是那么好考的，尤其是进士，全国每三年考一次，每次也就那么百八十个。秀才身份虽然好考一点，可惜作用不大，根据规定，有秀才身份的人，是不能出外经商的，而自己下地干活又会被人笑话，所以大多数秀才家境都不是很富裕，所谓“穷秀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县大爷可以给秀才一、二次面子，但如果老是出庭打官司，却会被人骂成“讼棍”。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入教会，让“神父”做他们的保镖。过去一些宣传品上说中国加入教会的人都是一些“二流子”，这是没有根据的，加入教会者虽不免有各种各样的队伍，但他们的社会结构，同一般的民众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前面说过，瑞州棠棣龚姓是一个很强势的家族，周边的百姓只要一听棠棣龚家的人，无不敬怕，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自负心态，在而少数龚姓人当中——特别是年轻小伙子里面——愈来愈强烈，一旦有人得罪了他们，他们会不计后果地报复。这样，一些势单力薄的人只好加入教会来寻求保护，而教会为了自己的发展，明知入教者的动机并非是信仰上帝，也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棠棣龚姓的人并不在乎这么多，多少年来，敢于挑战他们龚姓权威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终于有一天，棠棣龚姓的人闯下了天大的祸。他们杀死了好几个信教的村民，而且拒不接受官府的调解。江召棠此时虽是南昌知县，但由于他在南昌周边好几个县都呆过，并且在百姓眼中还是个清官，有一定的威望，于是巡府大人就让他出马去解决这个问题，江召棠单刀赴会，一个人就把杀害教士的元凶带了回来，当然，江召棠带回元凶，对棠棣龚姓还是有承诺的，也就是说，江召棠答应了棠棣龚姓的几个条件，而这几个条件，时任天主教南昌的管事王安之却不答应。在这个问题，一开始江的态度一直很坚决，但王安之通过法国领事不断向清政府外务部施压，外务部又向江西巡抚施压，最后的重担，其实都落到江召棠的身上，此时的江大令，真是国事家事，事事烦心。最后，就发生了上世纪中国最严重的教案在一——《南昌教案》。100多年来的，“南昌教案”的历史真象一直是扑朔迷离，有关江召棠的死因，所有官方的宣传毫无例外都是他杀，任何不同意见在一些人的眼中都是错误的，而公众的情感也不支持“自杀”论。然而历史不是遮羞布，更不只是荣耀榜。事实尽管让我们无法接受，但我们除了尊重它们，别无选择。“南昌教案”也谈不上什么光荣或耻辱，它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思考，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个普通人，该怎么思考和行动。“南昌教案”之后几个月间，清政府在调查当中发现，积极参与焚烧教堂、打杀外国传教士的人，多数是一些无业游民。从闹教案犯的供词可以发现，有游荡度日的、有挑担的、摆摊的、卖鱼的、还有帮工、车夫、轿夫等等，无一不是最底层的民众，说这些人是受教迫害最深的人，肯定不符合事实，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时年25岁，“帮工度日”的南昌县人杨大盛和刘狗子一同参与了闹教：他们的供词是这样的：二月初三日，有绅士在百花洲劝解，小的同刘狗子往看，绅士说，教士杀伤父母自有公论，百姓不可多事。大家不服，把桌子掀倒，…… …… 小的同刘狗了追到邹家门口,见洋人逃到屋,大家说,邹家和洋人是一伙，都进去打他家，器物打烂，洋人从邹家逃出，小的用伞顶打了他几下，刘狗子用脚穿钉鞋要他脸上揣了二下，大家把他拖到三道桥，洋人已没气了，小的同刘狗子把他抛到水里。正要走散，听说松柏巷洋楼上还了洋人，又赶往寻打…… … …扯住一个红须洋人,打了几下,就回家了。 在羊子巷摆摊卖鱼的罗中秋也参与了闹教，其供词如下：二月初三上午，小的在高家井撞见众人追一洋人，都说他杀伤父母官，要打他报仇，小的放下担子，用扁担在那个洋人肩甲上打了两下，就挑担走开，走到松柏巷，看见大家的那里拆洋楼的房子，小的将扫寄放，也进去把右边的板壁打烂了几十块。从上述这些人的供词不难看出，多数参与闹教的民众，既无组织，也无预谋，更无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豪情，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没有大脑的下等人，他们的热情来自动物原始的冲动本性，做事不经大脑，完了又怕得要死。由此联想到去年用钢锁链砸一个日本车主脑袋的民工，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爱国的热情却异常高涨，结果把自己弄进了牢房。这一切，就像《乌合之众》一书所言：他们是一群最没有理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