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常说，他的一生都处在左右摇晃的矛盾当中。临终之际，他或许会想起苏格拉底的忠告：
现在你要是能清白无辜地离去，那么你就是一个受难者而不是一个作恶者……
1926 年，十七岁的千家驹考入了北京大学。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小个子，原本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可天性好动的他，却总是不安份，不久便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
1931年，他起草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带着一伙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人，跑到南京去请愿，结果被押回北京。后来北大非常学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主席。
1932年，千家驹即将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常在课余为一些二三流的刊物写文章赚点稿费。
他写了一篇《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一个刊物上。他从中国海关的报告中发现，凡是抵制日货的第二或第三年，日货输入反而激增。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他没有像一般的作者那样，把原因粗暴地归结为国人的“三分钟热度”。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工业不发达，才是问题之根本，应该早日使中国工业化。
那天胡适坐火车去南京，与该刊的主编在同一车厢相逢，在主编相赠的杂志上读到千家驹的文章，大为激赏，即向主编查询作者，得知千家驹还在北大就读。
胡适回北平后，通过他的高足吴晗找到千家驹，恰好吴晗与千家驹又是同乡。见面后问起千家驹毕业后准备去哪工作，当听说千家驹工作没着落时，便推荐千家驹去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
陶孟和虽说对胡适相当尊重，但他打听到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头头，还是一个著名的捣乱分子时，就有点踌躇，谁知胡适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陶孟和无话可说，只好接受。
1934年，胡适又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抟嫌千家驹只毕业两年，资历不足，怕他“下不了台”，其实赵更多地是嫌干家驹思想左倾。
千家驹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发了一通牢骚，胡适又去说服赵乃抟，最后因胡适的坚持，赵乃抟也只好让步。显然，千家驹能在毕业不足三年就进入北大当了讲师，完全靠胡适提携。那年他还不到26岁。
胡适明知千家驹服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立场上坚决反对国民党，但胡并未觉得不妥，胡适不仅有爱才之心，而且心胸广宽，虽然他名满天下，却从来不去尝试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即便是多次受他帮助的青年千家驹，他也丝毫没有引他“向上”的企图，胡适处处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宽容精神。多年之后他在台湾也是这样帮李敖的。
颇有意思的是，喜欢做红娘的胡适，尽管没有像帮沈从文那样给千家驹找老婆，但千家驹结婚，胡适先生还是主动担起了主婚人的角色。
胡适在北平办《独立评论》时，曾约千家驹写稿，岂料千家驹却提出写稿可以，但不能署真名，他坦承这是因为胡适在进步青年中“臭名昭彰”，胡适听后一笑置之。
当年在《独立评论》写稿的，多数是像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大学者，一个毛头小子居然不肯以真名并列其间，可谓不知轻重，然而胡适却不以为忤。
1948年，千家驹一行八人由香港乘轮船北上，在烟台登陆后，辗转来到当时的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
当晚，千家驹等人就在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拜会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被其接见的每个人姓名和经历都问得十分详细。轮到千家驹时，他回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
毛随即笑道：“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湖南江西一带口语，意思是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千家驹单刀直入问毛泽东道：
“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即使胜利了也变了质，如刘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证中共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会变质呢？”
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因为时势不同了，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有无产阶级，不要看不起这百分之十，这是中国能取得胜利、胜利后不会变质的保证。”
千家驹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经常对民主人士说的玩笑话：“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
千家驹后来在自己的自传年谱中写下了一句这样的话：
“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千家驹特别对毛泽东当年在北京香山时跟民主党派头头们的一次谈话记忆深刻，当有人担忧外国不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之时，毛泽东轻蔑的回答说：
“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人们当时都为毛泽东的“幽默”所感染，却没有一个人明白，人家说的是真心话。
“大跃进”时，千家驹也曾被那种如火的生产热情所感染，他也觉得此时的中国，不但已进入社会主义，而且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了，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千家驹跟大家一起喊得口号，认为世界上的事：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其实，早在1945年，毛泽东曾告诫人们：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可到了1958年，却突然要人们把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了，而且把不同意这样做的人称为“小脚女人走路”的“促退派”。
后来的千家驹反思，认为造成这种思想变化只有一个解释：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千家驹五十年代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高等顾问”和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同时还兼任兼清华、交大教授。
他认为刘少奇在天津关于所谓“剥削有功论”的讲话精神是对的，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到香港去。
担任私营企业局副局长期间，千家驹见识了政府处理外资企业的高明手段。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
千家驹认为毛泽东的聪明是斯大林所不能及的，他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采取一不没收、二不征用的办法，而且还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
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无条件地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
就这样，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企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不欠外国人一分钱！
招数奇绝，让人家“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外国资本家虽然哭笑不得，同时又感到十分无奈。
千家驹时常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积极参与对章伯钧和罗隆基批判，让他终生愧疚。
千家驹认为，所谓“章罗联盟”，绝对是捏造出来的“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一直是势如水火，哪里谈得上联盟？
其实，这一点人家也都清楚明白的很，制造这个事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他们定罪时有个说辞罢了。
当年吴晗名义上在民盟，实际上早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到 1957年才公开身份。吴晗和盟内的左派在批“章罗”之疯狂，至今都让千家驹感到心寒不已。
他谈到吴晗时说：“没想到文革中他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文革期间，吴晗在批斗会上，脖子被铜丝勒得直流血。
千家驹对章罗之内疚，主要因为他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尤其是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他对自己的表现深感痛心。
千家驹与章乃器相交多年，认为作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他却在反右时批判章乃器“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还无耻地“揭露”人家男女关系混乱。
千家驹后来不得不承认，章乃器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并没有错，很有见地。现在想起来，他对章乃器在压力下不认错的表现十分钦佩。尽管毛泽东把章乃器称之为“花岗岩脑袋”，千家驹后来才明白：这种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
反右时，千家驹因为和华罗庚、钱伟长、童第周、曾昭伦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被划为大毒草。因为上面有人保他和华罗庚、童第周三人，而钱伟长和曾昭伦则没有他仨人那么走运，被划为了右派。
当年华罗庚刚从美国回来，被人反复追查“归国”原因，连续几次检查通不过。后来华罗庚灵机一动，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竟然蒙混过了关。
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千家驹便由“左派愤青”转向了“右派愤青”。他最不理解的是有人为何将自己称之为“秦始皇加马克思。”
千家驹说，阅遍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也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把自己与秦始皇相提并论，如此天不怕地不怕之人，显然是不世出的豪杰。
千家驹认为只有周恩来看得最透，呈毛的文件中，但凡有一丁点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
而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螺丝钉，不需要有独立思考的思想。”
周常找机会跟他们谈话。刘少奇和千家驹只在天津黄敬市长请客时交谈过一次，回到北京后，两人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从未有私人交往过，千家驹认为刘可能看不起党外人士。
文革中千家驹当然不能幸免，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斗过。
起因大致是这样：事情是在和他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策划下进行的。这个被千家驹称为“混账王八蛋”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
令人气愤的是，打完、抄完家后，他们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作钧、吴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
后来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受了这变相的酷刑。”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我实在想不通，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甚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刚到半山就被一群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中途趁人不备跳下一处不算高的悬崖，大难不死。
妻子流着泪对他说：“我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千家驹虽自杀未遂，却摔断一条肋骨，然而造反派们不让他医疗，第二天又被拉去批斗，这次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他痛感“在这个荒唐的岁月里，自己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
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为1928年被捕过，从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革命”。
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然被其亲儿子揭发。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
1989年7月，80岁高龄的千家驹飞赴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
他常去西来寺听星云星大师讲经，终于在当年的11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至此，这个向来比较激进的历史“愤青”完成了他的涅槃，成了世外之人。
皈依前他这样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
“由于对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1993年。千家驹回深圳定居直到2002年去世，享年93岁。
他最终的期望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作为一位”党外”人士，他的经历其实跟多早期革命者相似，从秘密加入共产党到悄悄退党（很多人的可能是与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仍然视自己为党内一份子，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经历种种挫折后，留下的人慢慢已变得识时务，但也有不少像千家驹这样的“老顽固”。
随着“老顽固”们一个个驾鹤西去，像千家驹这样的人，对今天的一些政协团体人士来说，几乎难于理解。现在他们大多数人的言行，有时就连主管统战的干部们都感到奇怪，因为这批人忽然开始左得有点离奇，是否是表演还不好定论，但这种矫枉过正的心态，对改革开放也难言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