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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一提到袁世凯，最便捷的称呼无非是逆时代潮流的“窃国大盗“。而他的个人形象，留在后人心目中永远是一个肥头大耳、任人愚弄的老糊涂。“83天皇帝梦”之后呜呼哀哉的结局，袁世凯似乎又像是一个可怜鬼，被所谓的历史爱好者们嘲笑至今。但真实的袁世凯，却非那些自以为是之辈想像的那么简单。他不仅是一位强者，更是清末民初的一代枭雄，同时代的历史人物，没有谁比他更有份量。想当初，无论是小站练兵抑或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袁宫宝，他的远见卓识实非一般清朝官僚可以企及。尤其是在“庚子事变”前后，此人以其冷静与睿智，对义和团处置之果断，为“新政”运筹维幄之用心，都堪称不可世出之才。别看他读书不多，但他却欣然接受西方的文明典范，创建过中国第一支巡警队伍，开办新学堂，大力修建铁路等交通设施，而且极力主张以宪立国，是当年一位思想与观念全面超越李鸿章等人的封疆大吏。袁世凯当年既不像今人以为的那么顽固不化，更看不到他身上有半点的保守之气。辛亥年间，武昌的一次小规模的兵变竟然演化成一场各省纷纷独立的乱象，若非袁世凯说服隆裕太后和平交权，那时的中国，一场大混战几乎不可避免，而所谓中华民国也不可能诞生。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并非仅仅是因为他有钱有炮，实为社会各界之共识。后来他调头向下开起历史的倒车，除了其自身基因深处的心魔作祟，当年扑朔迷离的政治气候加上各种自私自利阶层与某些权术者的推波助澜，都是其中缘由。
想当年，袁世凯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之后，也曾意气风发，心中为国为民的热情，不输任何一位爱国者。即便是被国人后来诟病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本人也并没有做出过任何“违背祖宗的决定”。作为从旧体制中移植出来的民国精英们，当年也并无一人真正理解所谓共和与民主制度的真谛，袁世凯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清代军营出身的一个旧人，让他像华盛顿那样主动接受民主制约，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这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就必然走上专制独裁并登基当皇帝之路。我们几乎所有人其实还没有思考过民主在过渡期很可能会出现双向渠道，毕竟当时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政体，而专制恰恰是亚洲人超过千年的一种统治习俗。
当时的《临时约法》，首先就规定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参议院，这本来就先天不足。英美国家实行的两院制，才能有效地避免了一院制一党独大产生的“集团独裁”。而临时参议院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因为国民党议员占大多数，总统的法令即使合理也经常受到阻挠，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纷纷，完全不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气候。当然，袁世凯曾以为大总统至少可以像当年他当总督时那样，手下人个个都是唯命是从，这是他不懂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有效制约的现代政治游戏规则。但约束如果超出了限度，让大总统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显然也不正常。如此现状，令袁世凯极度不安。
1913 年，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来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他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民众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自治经验，习惯于专制统治，尚不具备共和制所要求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因此更易于行君主立宪。两年之后，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将这个看法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古德诺对拟订中的宪法提出意见，说对总统权力限制太多，不利于维稳和解决内政外交诸多问题，中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袁世凯和他身边的中国幕僚们却把古德诺的忠告故意遗漏了，古氏强调：在中国已然选择了共和制的情况下，如要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不可引发政局动荡。袁世凯一心想把权力不受制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并不奇怪，权力本来就是一种致幻鸦片，尝过都会上瘾。但说到“做皇帝”，袁世凯一开始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是他身边的宵小推波助澜，袁世凯绝对不会走到最后一步。除了梁士诒、袁克定等人之外，当年极力主张袁世凯当皇帝的人不在少数，就连后来第一反对者蔡锷也不例外。蔡锷其实跟黎元洪一样，无非是想看别人出洋相，自己好从中谋取私利。他们明知无论是谁一旦称帝，则民心尽丧，却挖好一个深坑，上面盖铺一层迷人的鲜花，引诱袁世凯往里跳，如此用心，堪称罪大恶极。只有一个人是真的相信，袁世凯称帝可以救中国，那人便是杨度。
杨度曾经是一位坚定的立宪派，深受梁启超赏识，同时也颇得孙中山好评。早在1903年，杨度对照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文体，作《湖南少年歌》，发表在梁启超《新民丛报》上，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之句，让人心潮澎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
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本人便是帝师。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
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妄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此言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
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后来洪宪帝制一出台，杨度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甚至被湖南的家乡人骂为汉奸，而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更是骂他是：
“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古德诺曾经告诫袁世凯，说恢复君主制一定要经过国民的同意，袁本来对此并没有多大的把握，他的内心其实是相当矛盾的，可在杨度和袁周克定等人的忽悠下，尤其是下属官僚与将领们的迎合追捧，被权力损伤大脑的袁世凯渐渐执迷不悟起来。
就这样，英明伟大的袁世凯被杨度等人吹嘘为上天之选，就连北京的乞丐都拿着小旗到处挥舞，请求袁大总统顺应民意，早日登基。在军界，近二十个省的督统、护军也纷纷表忠心，这是压垮袁世凯内心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试想一下，别说袁世凯，世界上有谁能抗得住这样的捧杀？与杨度的投机逐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梁启超先生，他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说自己早年虽主张立宪，视其为社会进化的产物，但今天中国既然已经选择了共和国体，就不应该再来一次变更，这是瞎折腾，不仅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且会适得其反，让国家越陷越深。梁启超说：你们声言立宪尊法，而搞这种国体“革命”，尊的又是哪一法律？我看你们以君主立宪之名，行君主专制才是真吧。起初蔡锷也曾上过劝进书，而一旦袁世凯真的称帝，他便跳出来第一个反对，所谓“护国战争”就此打响。那些同样向袁世凯表过忠心的政客与将领们，此时竟无一人出来为袁世凯摇旗呐喊，不公开背叛就已经算是大力支持他了。而国际社会同样不承认中国变更国体，“洪宪”字样的外交文书竟然被西方列强给退了回来，这对袁世凯几乎是致命一击，于是，仅仅过了八十三天，袁世凯便宣布撤销称帝计划，废止“洪宪”年号。良心未泯的袁世凯很快病倒，临终前他彻底醒悟，知道“杨度误我”。1916年6月6日，57岁还差3个月的袁世凯离开了是是非非的人世间，留下“千古骂名”，却无人提及他的丰功伟绩。袁世凯走到这一步，他本人责任无论大小都应该被判“全责”，这是当权者无法推脱的宿命。袁世凯也曾视梁启超为好友，但他却没有将梁氏期望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作为奋斗目标，当他迷信杨度之时，梁启超的至理名言如何听得进去？正是因为杨度这个催梦师作怪，梁任公自然是叫不醒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