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我所知道的徐景贤

文摘 2024-06-25 05:53 江西

作者简介：

沙叶新（1939年-2018年7月26日），回族，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历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编剧、院长、顾问，国家一级编剧。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其话剧代表作有《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等。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

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

当年在上海滩，谁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

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

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

每当听到这种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

“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

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

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

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

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

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

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

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

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

徐景贤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

“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

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他全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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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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