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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沙叶新:我所知道的徐景贤
文摘
2024-06-25 05:53
江西
作者简介:
沙叶新(
1939
年
-2018
年
7
月
26
日),回族,
江苏南京人
,毕业于
上海戏剧学院
。
历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编剧、院长、顾问,
国家一级编剧
。
1956
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其话剧代表作有《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等。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
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
当年在上海滩,谁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
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
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
每当听到这种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
“文革”已经奄忽
40
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
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
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
年
12
月
15
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
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
1974
年
3
月
21
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
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
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
1976
年
1
月
13
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
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
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
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2003
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
5
月
2
号上午
9
时
45
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
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
徐景贤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
1925
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
15
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我问:“
18
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
18
年。
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
1992
年
6
月让他保外就医,
1995
年刑满,
1999
年恢复公民权利。
2003
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
“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
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
10
月
31
日下午
4
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他全带走了……
史学探源
这是个人学习笔记,有相同兴趣者可交流,三观不同者请绕道。文章觉得还行,转发等于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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