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生育率的问题，原先我还以为只是梁建章等一些海龟博士们在瞎忽悠，这几天看公众号文章，一些笔者过去认为还算理智的作者们竟然也纷纷着了套，他们顺着这个话题，说一些“如今养儿成本高、社会保障缺失”之类的废话，全然没有发现，如今这种人口低出生率现象，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线曙光，是这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唯一希望。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的提法永远不会过时。
凡自然繁殖率(生育率)高的国家，都是穷国。而活得像人的国家或民族，出生率普遍不高。
前段时期，两条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新闻引起了笔者的感概。
一是江苏泰进一位48岁的外买员为讨薪自焚（《三联生活周刊》对此有详尽的报道）；二是著名的人口学者，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先生又在重弹他的老调。
此次他文章的标题是：《狼真的来了！如何应对低生育危机》。把国内目前的经济困局归罪于人口红利的缺失，是很多“专家”的似是而非所谓新人口理论。那些海归博士们自以为学到了一套前沿的经济大法，其实不过是镀金的菩萨。很多人谈到低生育的后果，老是以“未富先老”来恐吓我们，好像“未富”是我们的责任，“先老”是百姓的罪过。如今，像梁老板这样的“企业家”招不到打工人，又开始怪国人生得太少了。他们的理论是：一个人要养活两人或三个人不如三个人养活一个人的“红利”充足。然而对于自然资源的实际存量问题，他们却闭口不谈，用一大堆没卵用的数值去论证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其目的何在，我们不得而知。目前的困境并非低生育率，而低素质生育率。科教文卫等资源相对丰富的大城市不仅晚婚晚育，而且是不婚不育。
而越穷越生的现象目前仍然存在。来自【财新网】报道说：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参与的一项中国地区抽样调查显示，在24—30个月的贫困农村汉族儿童中，有53%的比例智商偏低。这篇报道同时还指出，如果在婴儿早期不能通过科学养育、补充营养等方式及时干预，未来中国劳动力素质将很难整体提高，甚至会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不提高国人的智商——“未来中国劳动力素质将很难整体提高、甚至会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论，未必正确，换句话说，此结论未必“符合咱中国的国情”。因为经济的发展，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区，与劳动力素质的关系并非成正比，说白了，就是与公众智商之高低的关系不是很大。正如有些海归学者们呼吁的那样，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应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赶快繁殖下一代，管他智商是多少。有人不禁怀疑，我们刚进入全面小康，现在就鼓动每家再多生几个孩子，是否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另外，如果刚刚“富起来”就大量地增加人口，教育、医疗等配套跟得上吗？当代所谓人口专家——尽管多数都属于民科的性质，在梁博士的号召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其论调也基本上跟梁博士高度一致。 这些“学者”们论证人口多的好处，莫不落脚于可以产生多少“人口红利”之类，如此这般把“人口”当作“资本”的逻辑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今日之中国学者，早已不把我们普罗大众当“人类”来研究。无论是人“口”还是人“手”，在他们的眼中，莫不都是“人形工具”或“劳务资本”，他们以“利”为核算标准，而他们或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社会精英和官僚，才是他们研究课题当中所谓“人口”的主人。 只可惜，他们忘了，几千年中国历史形成的另一种规律便是：富不过三代；文雅一点地说就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如果不以善为根本，智力或智商的基因通常几代之后便会产生变异，好窑也难免烧出破瓦。别看这些精英们现在活得是有模有样，寄希望于底层百姓给他们和他们的主子多生一些打工崽或小保姆，别说什么一千年，就是百年之内，他们的后代会不会跟我们后代的身份倒转一下？按照千百年来“淘强留弱”的中国规律，这种可能性极大。“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打败精英者，多半是文盲或半文盲，比如刘邦、朱温、朱元璋；秀才或半秀才造反，通常半途而废或为文盲们做嫁衣裳，比如张角、黄巢、洪秀全之流。当今号称有赤色基因的人，绝大多数人的祖上也是穷棒子出身。 再者说，看到人口暂时稳定或稍有下降就胡乱惊呼，就好比一个体重三百斤的人刚瘦了几斤，你就推算人家若干年后会瘦成皮包骨，要人家赶紧增肥，这到底想救人还是害人呢？ 作为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强国（即金灿荣教授宣称的今后全世界制造业只有两个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美国的制造业总量只相当于广东省），其经济建设的劳务大军似乎并不需要素质太高的群体。以富士康生产线为例，像许立志那种会写诗的人，简直就是企业的灾星。因为心理学家发现，只要智商高于90的人，脑子里都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智商越高想法就越多，这不是个好现象，因为人的想法一多，就会有想不开的时候，想不开的人，往往动不动就往楼下跳，那可是件麻烦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是大，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这个，用一句通俗且不好听的话说，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断子绝孙。民间最恶毒的诅咒，也是这句话。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备受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转者到处声称：吃了转基因食品生不出孩子。虽然这样的理论多少带了一点恐吓的成份，但梁博士认为，惟其如此，才会有影响力。笔者楼下那位修自行车的大爷常说，自己苦巴巴地过了这么大半辈子，还指望多生一些娃来替自己翻本的人，活该受罪。自然界的规律通常是这样的，越是简单的生命体，其繁殖的能力就越强。人类的发展肯定也在遵循这条定理：即“高贵”的人类种群，他们富贵起来的第一代也许很会生，繁殖能力特强，比如朱元璋，一人就生了几十个，光是儿子就有26个；但几代之后，就会慢慢形成了“繁殖递弱”现象，没有继承皇位的那几支还好，一旦继承了皇位，生育能力便急剧下降。这也是很多朝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往往都不是前一个皇帝亲子的原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崇祯皇帝和清朝的光绪、宣统皇帝。而穷人则恰恰相反，越穷的地方，生殖能力则越强，比如早期的中国、印度和越南。本来贫穷的，后来富裕了，总体生殖能力马上就下降，比如现在的日本。今天中国人的生殖能力下降，说明我们已开始富起来了，这是好事。但有些国人的老毛病总是与众不同，他们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开始瞎折腾。其实，即便是今天中国人口现状，并不存在梁建章们极力鼓吹的那种现象，我们的人口只是增长的速度放缓了一点，总的基数每年仍在上涨，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全民富裕的程度，否则，每年的人口规模的基数应该是彻底向下的。我们知道，自清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生齿日繁，生计日蹙”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们，过去我们老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地大物博”是假象，“人口众多”才是真，因为土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比如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绝大部分区域都不适合人类居住，而适合人类居住的沿海发达省份，比如江苏、山东，广东，其人口密度甚至高出梁建章们口中不离的案例——日本2倍以上。日本每平方公里人口在330人左右，而在中国，我们姑且抛开那些人口密度千人以上直辖市不算（比如北上天），超过或接近日本人口密度2倍的就有江苏省（780人）、山东省（638人）、广东省（621人）；其它人口密度在日本之上的省份还有河南（573人）、浙江（542人）、安徽（446人）、河北（398人）等。另外像湖北、湖南、福建等省，人口密度也都在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难道我们要把那些新出生的人口移民到沙漠或青藏高原上去吗？前面说过，大自然的规律总是这样：热衷繁殖后代的生物（人也一样），智商总是低人一等。高智商的人鼓励别人多生，其用心就很值得怀疑，他们可能在为穷人设置一个无法摆脱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