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之器：李敖的偶像王洪文

文摘 2024-07-03 23:00 江西

曾经有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对李敖的专访。记者问李，假如当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他今天会是什么样？

李敖的回答再一次突显出狂夫本色：

“我可能是王洪文（笑）。王洪文和我同岁啊。我当然不会像在台湾这样的玩法，我不会那么笨，我有别的玩法嘛！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情报头子，不一定要去住牛棚，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么笨（再次笑）？”

有才气的文人通常都会过高地估计自己，总认为投靠就一定能腾达；总是低估权谋者的犀利。我们姑且不扯历朝历代那些壮志凌云的书生们的一百多种死法，单说当年于会泳、汪曾琪、冯亦代等人，哪个不是才高八斗？哪个不是倾心伺候？结果不都是随风而飘？

或许李敖在记者面前表现的一种“自笑狂夫老更狂”的随意，可他无法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正是因为李敖不像王洪文那样“笨”，他才成不了王洪文。再聪明的人，在百世难出的领袖眼里，都不过是小丑一枚，绝无例外。

其实，李敖不仅与“王洪文同岁”，而且还是老乡。

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他俩都出生在当时的伪满州国。1935年4月，李敖生于黑龙江哈尔滨；1935年12月，王洪文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他俩出生时，正是日本侵占东三省并扶持溥仪当满州国皇帝的第三年。而李敖的父亲李鼎彝，1899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今扶余市），论籍贯，李敖与王洪文更是可以称为“老乡”。

不过，李鼎彝是1926年的北大毕业生，不仅当过吉林六中的校长，还曾又任教于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明显属于上流社会的一员。而王洪文的老爹王国胜，不过是长春郊外西新乡开源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51年4月，离16岁还差几个月的王洪文参军入伍，随即就上了朝鲜战场。他当过警卫员和通信兵，可能是因为没有真正打过一次场，也就没立功、没提干，只当了5年大头兵。还好，捞了张党票。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复员后，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后来娶了一位上海姑娘，名叫崔根娣。又过了几年，王洪文调到厂保卫科任干事。

当年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上科长，实在不行，副科长也可以。

而李敖此时正是春风得意。1959年，他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后，也服了二年兵役，随后便开始了在《文星》杂志社舞文弄墨，过着一支笔纵横岛屿的日子。李敖坐牢的缘由其实并非反社会，而是诈骗。李敖曾因侵占恩师萧孟能的财产被起诉，经过台湾法院两度开庭审，被判入狱。

论才气和知识结构，最多不超过初中文化程度的王洪文跟李敖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不知道李敖先生羡慕王洪文哪一点。

至于王洪文后来成为毛的准接班人，不到四十岁就跃上权力的顶峰，这完全是人家的运气，李敖再羡慕也是白搭，你即便那年那时也在大陆生活，就算是呆在上海或北京，就算你积极参加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充其量才只能混到像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样的角色，而他们在陈伯达眼中，却是小爬虫。

著名作家叶永烈给四人帮每个人都写过一本传记，唯独《王洪文传》，他觉得最乏味，因为王洪文说来说起就是组织了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而且还是在张春桥的大力支持甚至亲自策划下，上海工总司才真正具有号召力的。

从一开始起，王洪文就是一个傀儡，四人当中，他的职位最高，地位则最低。

王洪文的崛起完全受益于文革。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

这份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共有七个人签名，王洪文排在第一位。

在上海成功夺权的张春桥发现王洪文是个可造之才，通过一系列运作，终于将王洪文推上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总指挥位置。所以，王洪文成功的秘诀其实只有一条：

紧跟张春桥，永远不动摇。

如果换成是李敖，自己的鬼点子比张春桥还多，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会用他吗？

再说，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不是张春桥暗中使劲，北京金山上的太阳，光芒也不可能照在他身上。

当然这也还包括王洪文自己挡不住的好运。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1967年7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总司”围攻在上柴厂的对立派“联司”。武斗由王洪文任总指挥，指挥“工总司”，据说有24万人参战，仅用半天，就把“联司”给拿下了。

一天深夜，在上海毛主席突然提出想去上海街头转转，于是相关部门就安排了一辆装甲保险车，在张春桥等人的陪同下，到外滩巡视。毛在车内看见外面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好像是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这些人秩序井然，完全不像当年那批楞头青红卫兵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确实不一样，这里的工人造反派能够左右全局，于是心中颇喜。

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把十万工人阶级武装起来。

张春桥马上就问：“要不要发枪?”

毛犹豫片刻，回答说每人先发一条训练拼刺刀用的木头枪。

看到毛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就让电视台安排了一些节目：

只要随时打开电视，就有上海“工总司”的形象。

这天，毛从电视上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觉得小伙子形象口才都不错，于是向张春桥问起此人。张春桥赶紧把王洪文情况跟毛作了简要汇报。

至此，毛泽东开始注意上了王洪文。

196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的国庆节搞得还挺热闹，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国务院打算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不仅有幸参加，并且还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了中南海。国庆前一天的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

使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竟然单独接见了王洪文。

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知趣地转身回避。

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之后，毛泽东随即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毛平常接见一个晚辈的习惯，他先是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回答：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

毛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

毛又问，你原先是干什么的呀?

王洪文赶紧回答道：出身贫农，父亲早亡。小学还没读完，就给地主家放牛放猪，还种一点田。参军时还不满十六岁，很快就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保国卫国。

毛笑问：什么部队?王回答说是二十七军。

“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军一级的干部，毛全都熟识。

“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56年复员后，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打断他：“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

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王洪文诉苦道：自己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参加劳动。

没料相关最后这句话反而让毛感到十分满意，他告诫王洪文：

“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后来毛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

“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国庆观礼结束后，各代表团成员都回去，唯独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并列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让所有代表惊愕地是，毛主席在此次会上当众表扬了王洪文。

毛还在会议上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又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王洪文像个被点名的小学生那样怦的一声站了起来。毛介绍道：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毛若有所思地强调说：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

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与毛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

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被邀参加毛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

这些变化，除了党内高层，一般人都没有觉察出来。

1969年4月13日，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

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心目中，显然已经“过时”了。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他俩暗中都在推王洪文。

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

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得头打转。

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他竟然第一步就想到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是跟发言同样重要一件事。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

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治报告和新的党章。

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中，原来八大的期间留下来的，仅仅53人。

毛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

毛还重申，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就这样，王洪文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但没有人会想到，他后来在十大会议中，被摆在接班人的位置上。

庐山会议期间，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主席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

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山。

刘项原来不读书。喜欢造反的人通常摸着书就要打瞌睡，一向也不读书的王洪文，忽然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说，你应该向毛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当然不需要他自己亲自动笔，是不是余秋雨代笔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说看过的人都觉得文笔相当不错。

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

这时，毛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

毛于是决定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

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老王要进中央Z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

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一语成谶，王洪文果然“回不来了”。

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谁也没想到，包括王洪文自己，他会越过张、姚，成为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此时还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但预感到自己将会受到重用。

此后不短的日子里，毛还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还特意关照周恩来要对王洪文进行"传帮带"。

接下来，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时常让他发表意见，大家仿佛都明白了些什么。

此时的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

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

看毛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

“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Z治局的活动和z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W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主席的考查。

有时，毛特意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去“视察工作”，王洪文这才感到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就喜欢外出，而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地方转悠，更是开心得很。

而且是处理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和武斗。

其它工作不敢肯定，处理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工作，王洪文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

因为王洪文确实能把“一碗水端平”，经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多少都有些好转，这当然是成绩。

毛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

虽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同样是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

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当年毛选中王洪文，高层的阻力并非没有。

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壳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周恩来重申了毛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这让坐在一边的王洪文感到有些尴尬。

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他是一个没有半点资历的新人，也不是革命先烈之后。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叶帅大事不糊涂，毛没有看错。

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因身体不适缺席。

代表们看毛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

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其实大有用意。

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被赤眉军首领强行按在皇帝的宝座上，后来被刘秀打败，只好投降。《刘盆子传》告诫人们，贵为皇室宗亲的刘盆子，即便机缘巧合，无能之下也是枉然，不过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

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颇有点相似。显然，毛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毛的预感和警告后来都应验了，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从鸟枪换成了大炮。

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给了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

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的酒量不算大，但却有点贪杯。没发迹前在工厂时，只要有人请喝酒，他必须到。现在有了条件，酒还能少喝？

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快乐似神仙。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

毕竟烂泥扶不上墙。人们很快便发现，作为“储君”的王洪文，虽然官位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高，但实际地位最低，什么事都还是要听他们仨的。最后，毛选择了华国锋。

松本清张写过一部名叫《砂之器》的小说，后来拍成了电影，讲的是出身低贱者难成大器，即便成功，也可能是一场悲剧的故事。砂器就是海滩上砂子做成的各种东西，再漂亮也没用，潮水一来，甚至风一吹，一切又归类于砂粒。

王洪文的人生也大概与此类似。

搞不懂李敖为何想成为他？或者，言外之意：“我要是他，肯定可以顺利接班，最后成为国家元首，然后，想要几个老婆都可以。”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忽然有点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谁知仅仅过了一天，王洪文就被宣布隔离审查。

没来得及离婚王洪文，从此成为阶下囚。当有关方面领导找崔根娣谈话时，这位没跟王洪文享过一天福的女工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被押在秦城监狱后，每年国庆节，崔根娣都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赶去探监。

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

仅凭这一点，王洪文就完胜李敖，毕竟，他有一个珍爱他的女人。

史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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