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4~7
这里关着政治犯七八十人，男女都有，似乎多数是“嫌疑 犯”。有时也有“法官”来提审，但更多的是不闻不问。我被关一年多，从没有人来问过。
当局对待政治犯的残暴，充分表现在空袭时不准犯人疏散一事上。冬春的雾季一过，日本飞机的轰炸就很频繁，成都毫无空防，敌机可以任意低空扫射、轰炸。我们多次要求在空袭时疏散出去，总是置之不理，还把架在防空洞口的机枪对准我们说谁在空袭时有点越轨行动就立即开枪。
1941年7月27日, 27架敌机狂炸成都。飞机吼叫声，炸弹的爆炸声，由远而近听得很清楚，但我们只好束手坐待炸弹落在头上。突然大地震动，房子飞迸，天昏地暗，只闻惨叫之声。过了片刻，才看见我们的门窗已经飞走，整座牢房也炸垮。我看见难友在瓦砾堆中挣扎叫吟，不顾牢头禁卒的威胁阻止，挺身而出，号召幸存的难友飞速抢救，终于救出三十多人，只有两人埋得太深，已经死了。当时我正年富力强，经过一年多的监牢摧残，身体已很衰弱，但到紧急关头，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只顾拼命翻刨，连十指刨出血来都不觉得。
当天晚上，大部分人（包括轻重伤的）送出去了，据说是要送到青城山劳动营。我们十多人（中有一女的叫黄梦谷）武装押解到宪二团团部。这原是一间女子中学，因疏散下乡，就被占用。敌人把教室隔成四间，把窗子都堵死作牢房，是名副其实的黑牢。我们饱尝过轰炸滋味的人，看这砖砌的大房子，知道一被炸垮，休想再活命。我们多次向狱方提出空袭时疏散出去，但敌人根本不理。后来又提出至少把我们疏散到操场边上，虽毫无遮拦，总比压死在砖楼下面好。但敌人还是置之不理，我们看穿了敌人借刀杀人的阴谋，认识到敌人不可理喻，只有斗争。经过一番周密的商量后，开展了绝食斗争。第一天绝食敌人还恶狠狠地说，大米饭咬你们的肚子了，你们自己不想活，死了怪不得谁。我们答复说：宁可饿死，也比敌机炸死或炸得半死半活强。敌人欺我们身体衰弱，有的还有病，料定坚持不了，但我们以顽强的意志，互相支持鼓励，终于挺住第一天。第二天敌人才慌起来。尽管是秘密监狱，死了人外边未必知道，饿死十多个政治犯，他们可以无动于衷，但怎样向长官交待，他们是要考虑的。如果人死了，万一外边知道，官长怪罪下来，他们是吃不消的。所以从早晨起，姓姜的牢头就装出伪善的笑脸，用软话来哄骗我们，说“犯人不准疏散是奉上司的命令，我不敢自作主张。但我可以替你们再三恳求上司通融办理，现在我劝你们先吃饭，不要饿坏了身子。”我们坚定的答复，只有明确肯定地同意在空袭时把我们疏散到郊外，我们才能复食。到下午，姓姜的对我们说，上司已允准了，他保证空袭时一定疏散出去。我们同意复食，胜利结束 这场绝食斗争。
在绝食斗争之前，我们考虑到要有一点物质准备，但大家都没有钱，就把我的一双九成新的高腰皮鞋卖了，托一个清洁工人买一些花生米和药品，以便绝食斗争能坚持下去。特别是李昌藻拉痢半个多月，狱方一直不给医治，身体已很弱，不把他的病治好就不能维持下去。后来李昌藻的病终于治好，斗争取得胜利，这点不多的钱，起了不小的作用。
绝食斗争之后不久，发生了两次空袭，敌人还不敢立即撕毁自己的诺言，只好把我们疏散出去，但也尽可能地给我们吃苦头，对我们的越轨行动实行报复。他们给我们带上脚镣，还两个人共用一付手铐套起来。这样上下卡车就得费很大的劲，也增加了更多的痛苦，有的人还撞得脸肿鼻青，手脚被镣铐擦破。
斗争的胜利，使难友们的压抑情绪开始松动，团结也更加加强。如果有党组织的领导，是可以展开更有效的斗争，锻炼出许多优秀同志来的。
但监牢的条件是非常坏的，堵死了的窗户白天几乎没有光线，大热天一点风也吹不进来，牢里闷热得像坐在蒸笼里，整天大汗淋淋，却只给很少的一点开水喝，热不可耐时，只好把洗脸用的黄水拿明矶沉淀一下来解渴。晚上是蚊子、臭虫、虱子、跳 蚤联合逞凶，简直无法睡眠，我曾凑过几句诗，略可窥见一斑：
昼暗暗兮逾夜里，夜有微光昼无日。无日无风复无水，囚徒枯瘦命如丝。命如丝，心如沸。惯作奋飞凌霄梦，弧矢罗网岂能禁？
尽管难友们互相鼓励，决心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生命力来战胜这非人的活地狱，但如果时间长了，一些人的身体难免要被摧毁。三个多月后，又把我们关进另一个秘密监狱一王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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