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债务人迟延催告要件的拙文，因发表时篇幅有限，经过考虑删去了与实质论证不直接相关的历史解释部分。不过，“未名私法青年学术沙龙”的小伙伴们曾评价文章对立法史的梳理仍有价值，因此不揣浅陋也将这部分在此分享出来，希望能引起对具有本土化性格的法史方法的关注。
另外值得提及者有二：一、之前曾写道，“中国合同法有些地方其实受到苏联民法（以及东欧那块）的影响很大，谷神在这块做了非常好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我们关于苏俄民法知道得实在太少”。第511条第4项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二、梳理过第511条第4项在四次民法起草中的源头后，敬佩朱庆育老师《债法总则消亡史》分析之精准、各层次资料之全面，应是未来具体制度史研究极好的基础文献。
《民法典》第511条第4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主流观点将该项中的“请求履行”解释为催告，催告后，履行期限方才明确下来，债务人此后陷入迟延，这可概括为“催告到期”立场。 少数反对观点认为，第511条第4项只是对债务自动到期的规定，即债务发生后（无需催告地）等待必要期限经过即自动到期，债权人在此之后有权“请求履行”（债权中的请求权能发生），债务人应立刻履行，否则陷入迟延。 使用霍菲尔德（Hohfeld）的术语可以看得更清楚：主流观点对“可以请求履行”的理解是行为意义上的可请求（实施“请求”这一行为的“privilege”），而反对观点的理解则是规范地位上的可请求（“请求权”即“claim”）。
反对催告观点提出的理据之一是，在历史-主观目的解释的层面上，我国立法者在制定原《合同法》时大幅参考了CISG和PICC的立法例，而CISG和PICC完全采纳了英美法立场，因此立法者的意思应是仿照英美法立法例不要催告；通过解释增加催告要件“显然与我国立法者的初衷——为违约责任设计统一的事实构成并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明显不符”。[1]
然而，我们如果仔细梳理第511条第4项的立法史，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定实际上来源于前苏联、捷克等社会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与英美法和国际统一法无关。在履行期限的问题上，立法者的“初衷”恰恰是追寻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先例，采取了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催告到期规则。[2]
1. 催告到期规则的起源
催告到期规则源起于第一次民法起草。在第一次民法起草中，关于债篇通则共形成有3次室内草稿。其中，1956年8月23日的《[债篇通则]债的履行部分（第一次草稿）》第7条第2款第1句规定：“不定期债务，经债权人提出请求后，债务人应即履行，如果立即履行确有困难，可以给债务人七天的准备时间。”[3]这一规定明确地在时间顺序上，将“应即履行”置于“提出请求”之后，显然是明确的催告到期规则，并无其他文义解释可能。此后的2次室内草稿均维持了相同规定。[4]
将这一规定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对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草案的规定应系苏俄民法第111条的翻版无疑：“债务应依法律或契约所定之期限给付，如期限未经订明，或约定应依请求为给付者，债权人有权请求而债务人即行给付。此种情形，如法律未另行规定时，债务人于债权人提出请求[5]后，有七日之优惠期间。”环顾其他立法例，前述第一次室内草稿中的“七天”当是来自苏俄无疑。
更直接的证据是，在1957年2月5日的《债篇通则（第三次草稿）》打印稿的第11条页边，有这样一条手写旁注：“苏111、捷306、保69。见《分解》50页。”其中的《分解》是指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印的《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第三辑）债权部分（一）。[6]该书第50页所载《捷克民法典》第306条规定：“清偿期未作规定者，债权人得立即请求清偿。在请求清偿之次日债务人即有清偿之义务。”同样也是明确的催告到期规则。这一旁注直接证明了，第一次民法起草在履行期限的问题上，参考的是苏联、捷克、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阵营法典，没有照搬欧陆传统法典，更谈不上借鉴英美法和国际统一法。
在世界范围的立法例中，绝大多数国家均采自动到期，唯有前苏联及其加盟国构成了一股特殊的潮流。除前述《苏俄民法典》《捷克民法典》外，《斯洛伐克民法典》第563条、《波兰民法典》第455条也同样规定了催告到期规则。[7]中国民法典在起草之初就投身于这一潮流之中。
2. 催告到期规则的成型
六十年代的第二次民法起草，因受计划经济影响，没有继承第一次起草的成果，而是另起炉灶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定了第二编“财产的所有关系”以及第三篇“财产的流转关系”（即各种计划经济关系），未涉及债务履行期限不明的规定。
八十年代的第三次民法起草，摆脱了计划经济影响，重新回到了第一次民法起草的起点。顺理成章，催告到期规则也得到了承继，并最终定型，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民法典》。
1980年8月15日《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25条集中规定了质量、期限、地点、价格约定不明时的处理问题，将第一次民法起草时的各项规定整合为了一条，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后来的《合同法》第62条。草案第3款规定：“履行的期限，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向另一方履行义务；也可以随时请求另一方履行义务，但请求履行的时候，应该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8]请求履行“的时候”表明起草者并没有改变关于催告到期的想法。
1981年4月10日《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第121条第3款进一步精简了表达，但内容上应无实质差别：“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向对方履行义务，也可以随时请求对方履行义务，但是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一表述自此成为定案，后来的征求意见三稿第141条第3款、四稿第142条第3款、《民法通则》第88条第2款第2项、合同法的各次草案，以及第四次民法起草时的2002年12月23日《民法（草案）》均保持了一致，未再改动。
上世纪我国大多数学者（特别是那些曾经参加过第三、四次民法起草的先生们）在所著教材和专著中也都明确表达了催告到期的意思。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的《民法基本问题》一书认为：“实践中因合同而发生的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从债权人提出请求时起一般在一个月内履行”。[9]又如，王家福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认为：履行未定有确定期限的，“债权人请求履行的表示，即相当于外国民法上规定的催告。”[10]再如，佟柔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88条，“没有约定履行期的债，从经债权人请求后的一个合理的债务准备期届满时起计算”，“《苏俄民法典》第172条[11]规定，如果不是必须立即履行的债，债务人应在债权人提出请求后的7日内履行。我国民法通则对此[7日]未作具体规定”。[12]这段话不仅指明了债权人需要催告，而且点出了《民法通则》的参考对象正是苏俄民法。[13]
3. 结论
由以上立法史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立法者的原意从来就不是仿照CISG和PICC，而是借鉴《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先例，选择了催告到期规则，从此与自动到期的世界主流拉开了距离。
今日《民法典》第511条第4项的多种解释可能，源自第三次民法起草中1981年4月10日《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第121条第3款的文字精简。前一版征求意见稿中的“请求履行的时候”或许被认为与“随时请求履行义务”表述重复（或者也可能是因无法一体适用于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的情形），因而被删去，这导致了如何“给”准备时间产生了歧义。不过，在起草者的眼中，这一改动应当只是文字上的，并未触及催告到期规则的实质。
[1] 参见王吉中：《迟延损害催告要件的制度意义与规范选择》，载《南大法学》2022年第5期，第56、58、64页。
[2] 第511条第4项的催告到期规则与违约责任章救济进路的并存，是我国混合继受的历史写照，它们之中可能的抵牾要如何消除，本文最后一部分将作探讨。
[3] 何勤华等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页。
[4] 参见何勤华等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184页。
[5] 苏联学者均将此处的“请求”解释为催告，至今俄罗斯学者还持相同立场。参见[苏]布拉都西：《民法》，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编译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印刷，第110、165页；[苏] И.Б.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康宝田译，李光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7、191页；[苏]A.M.坚金主编：《苏维埃民法》（第1册），李光谟、康宝田、邬志雄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78、322-323页；Jan A. Busslinger, Zahlungsverzug nach russischem Zivilrecht, WiRO 2011, 163.
[6] 参见何勤华等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184页。金平先生曾回忆，《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为我们的民法的起草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金平：《亲历新中国三次民法典起草》，载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7] 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1-3卷），付俊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31页。
[8] 何勤华等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4页。
[9]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社1958年版，第180-181页。
[10] 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11] 原文如此，似为笔误。
[12]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13] 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学者，参见佟柔、赵中孚、郑立主编：《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郑立执笔）；陈国柱主编：《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王忠执笔）；唐德华主编：《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郭明瑞执笔）；徐开墅等：《民法通则概论》，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顾昂然：《〈民法通则〉概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145页；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页（郭明瑞执笔）；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谢怀栻：《民法总则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