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勇丨1340 年代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的金融危机与应对

1340 年代，佛罗伦萨的商业银行接连发生危机。1341 年，阿恰伊沃利银行破产，随后伯纳科尔西（Bonaccorsi）、昂泰莱西（Antellesi）、科尔西尼（Corsini）、达·乌扎诺（Da Uzzano）、佩雷多利（Perendoli）以及科基（Cocchi）等规模略小一些的银行纷纷破产；1343 年，当时世界第二大商业银行佩鲁齐银行破产；1346 年，规模更大的巴尔迪银行破产。阿恰伊沃利、佩鲁齐、巴尔迪三家银行破产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333—1346 年佛罗伦萨共有近 350 人宣布破产。1340 年代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破产规模及其破坏力前所未有，因此可称为 1340 年代金融危机。

以往学界主要探讨这次危机爆发的原因。“爱德华三世赖账不还说”与“佛罗伦萨国内政治与金融危机说”都颇具影响力，但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都无法解释已经国际化的商业银行为什么整体都发生危机；第二，不应忽视危机的影响与商人银行家的应对措施。佛罗伦萨虽然经历 1340 年代的金融危机，但是 14、15 世纪，佛罗伦萨依然保持着欧洲商业银行中心的地位。危机过后，新兴的商业银行迅速崛起，如阿尔伯蒂银行、达蒂尼银行和美第奇银行，这些银行取代了过去巴尔迪、佩鲁齐等银行的地位，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业银行。本文利用贸易网络说，探讨 1340 年代 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商人银行家的应对举措，借以认识意大利银行的发展趋向。

以往学界把巴尔迪与佩鲁奇银行的破产归咎于英王爱德华三世，为了与法国的战争，爱德华三世向这两家大银行借钱，数额巨大又欠账不还，最终导致两家银行破产，进而引发了佛罗伦萨的金融危机。这种观点主要源自同时代佛罗伦萨编年史家乔万尼·维兰尼。据维兰尼的估算，因英王无力还贷，巴尔迪银行损失 90 万佛罗琳，佩鲁齐银行损失 60 万佛罗琳。维兰尼批评商人银行家的贪婪，认为“他们为了从君主那里获得利益，将自己和他人的财富都投入到君主的权力和统治中，却最终失去了这一切。”维兰尼是编年史家，同时又是一些银行的合伙人，还是 1340 年代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因而，他的观点得到后世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并流传开来。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一批新档案、新材料的发现，维兰尼的“英王赖账不还说”遭遇挑战。意大利学者阿尔曼多·萨波里认为，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巴尔迪银行的损失介于 53.5 万至 90 万佛罗琳之间，佩鲁齐银行的损失介于 39.6 万 与 60 万佛罗琳之间。英国学者 E.B. 弗莱德则认为，至 1345 年，爱德华三世拖欠巴尔迪银行的债务与未支付的利息共计 10.3 万英镑（折合 68.7 万佛罗琳），拖欠佩鲁齐银行的债务与未支付利息共计 7.1 万英镑（折合 47.4 万佛罗琳）。尽管这两位学者修正了维兰尼的数据，但他们仍认同英王给两家银行带来的资金损失“数额巨大”。1990 年，英国学者埃德温·S.亨特著文推翻了维兰尼的观点。他的理由有二：第一，维兰尼的巨额欠款数据远远超过两家银行的融资能力。维兰尼说 1337—1338 年，佩鲁齐银行向爱德华三世提供了 40 万佛罗琳的贷款，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个数额是佩鲁齐银行总资产的两倍。第二，萨波里与弗莱德两位学者的数据之所以居高不下, 是因为他们只对爱德华三世的借款数额进行累加, 却没有扣除同时期英王的还款。实际上，爱德华三世是一边还一边借，再还再借。换句话说，爱德华三世的很大一部分借款实际来自他的还款，如此周而复始。

其次，学者们开始质疑两家银行的英国分行破产，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有事实为证：第一，1343 年在佛罗伦萨的佩鲁齐银行总部宣布破产，但佩鲁齐银行的英国分行却依然持续经营了两年，直至 1345 年为止。这无疑从一个侧面说明佩鲁齐银行的倒闭与爱德华三世的欠款没有直接联系。第二，早在 1339 年 5 月 6 日，第一次远征归来的爱德华三世迫于财政压力，宣布从今以后延期支付所有债务，其中包括巴尔迪与佩鲁齐两家银行的借款。爱德华三世的此番举动严重动摇了这两家银行的商业信誉，但是, 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倒闭。自 1340 年始，这两家银行就大规模缩减在英国的金融活动。第三，佛罗伦萨的阿恰伊沃利银行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没有涉足爱德华三世的借款业务，但是它却与巴尔迪银行、佩鲁齐银行几乎同一时间倒闭。这说明导致 1340 年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英王，而是“另有其人”。

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银行大都兼营贸易，因此称之为商业银行公司。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的贸易已然国际化，分支机构遍布地中海世界各大商业中心。国际化的商业银行公司，它的一家分行破产不足构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寻找危机的“祸首”，必须抓住对这些公司至为关键的要素。佛罗伦萨经济史家理查德·A.戈德怀特说：“佛罗伦萨国际贸易与金融业的力量源自于它的海外网络。”商业银行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尽可能地促进彼此的生意，构成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是其国际贸易与金融业务的基础也是资源。达蒂尼公司 14 世纪中后期的通信记录显示，该公司位于普拉托的呢绒染坊，向其佛罗伦萨分行寄送了一批呢绒料，分行把这批呢绒料寄给了达蒂尼银行驻威尼斯的代理人宾多，宾多拿这批呢绒料换取珍珠，寄送给达蒂尼银行设在瓦伦西亚的分公司，再由后者将这批珍珠运往加泰罗尼亚出售。这笔生意一共牵涉三家分公司与一家代理行，呢绒料没有直接进入市场销售，而是换成珍珠再售出，买卖的最终完成涉及普拉托、佛罗伦萨、威尼斯、瓦伦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等五个城市和地区。显然，呢绒料换成珍珠在加泰罗尼亚能卖个好价钱，利润比直接销售呢绒料高得多。网络的优势就在于各分支机构利用各自掌握的市场信息，不仅确保每一次商品交易的迅速完成，还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英王爱德华三世

商品贸易是网络发展的动力。与意大利海港城市不同，内陆城市佛罗伦萨的贸易活动建立在手工业，尤其是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美国著名经济史家詹姆斯·W.汤普逊说：“佛罗伦萨发展了国内工业，特别是发展了呢绒制造业这一事实，是它强盛的首要原因。”总体而言，羊毛纺织业对商业银行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的发展引发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形成巨大的粮食需求；第二，毛纺织业的大发展导致佛罗伦萨对羊毛原料的巨大需求，推动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不远万里前往英国发展贸易。

有学者估算，1175 年左右，佛罗伦萨城市人口可能有 1—1.2 万；12 世纪末上升到 1.5 万人左右；13 世纪中期大致 5—6 万之间，可能接近 6 万。1280 年，佛罗伦萨城市人口约 9 万；1300 年约 10.5 万；1338 年约 12 万。从增长曲线来看，最为显著的增长发生在 13 世纪中期。在短短 50 年的时间里，佛罗伦萨城市人口增长了约四倍。坚尼·布鲁克尔指出，佛罗伦萨城市人口之所以在 13 世纪猛增四倍，主要是羊毛纺织业造成的，“它为成千成万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羊毛纺织业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激增，在 14 世纪下半期，佛罗伦萨乡村地区的粮食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当时的粮食贸易商人多梅尼科·伦齐估算，这时期佛罗伦萨乡村地区每年生产的粮食仅可维持城市人口 5 个月的生存。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佛罗伦萨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进口粮食。大批量经常性的谷物需求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提供了巨大商机，他们聚焦于意大利著名粮食产地，位于南部的那不勒斯地区。起初他们遇到来自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海港城市的激烈竞争，一直处于劣势，到 13 世纪中后期才发生转变。在安茹的查理与霍亨斯陶芬家族争夺西西里王国的斗争中，佛罗伦萨支持 教皇和安茹的查理。查理获胜后，作为回报，他授予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大量特权，最终确定了佛罗伦萨人在那不勒斯粮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粮食贸易为商人银行家提供了丰厚利润。1311 年，佛罗伦萨从那不勒斯进口的谷物达到惊人的 45 000 吨。1327 至 1331 年，佛罗伦萨三大超级公司平均每年进口谷物约 12 300 公吨（metric tons）。虽然粮食贸易的利润空间不高，但是粮食属于大宗商品贸易，数量较大，商人银行家的利润仍然相当可观。有学者估算，如果每蒲式耳谷物的利润是 2.5 索里迪的话，佩鲁齐公司每年的进口量是 330 000 至 440 000 蒲式耳，相当于每年赚取的利润高达 80 000 至 100 000 索里迪或 13 000 至 17 000 佛罗琳。

粮食贸易还为佛罗伦萨的呢绒织品提供了销售市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利用自身的贸易网络，不发生现金转运，直接用布匹换取粮食，从而实现了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之间的贸易平衡。如 1348—1355 年，佛罗伦萨的卡瓦尔坎蒂银行在卡拉布里亚地区设置了一名代理人，专门从事布匹与粮食的进出口贸易。一个世纪后，布匹与小麦之间以货易货的交易在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地区相当普遍。学者埃德温·S.亨特评价说：“正是因为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王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粮食与衣料之间的双向贸易，最终使少数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发展演变为超级银行公司。”

羊毛纺织业的发展增加了市场对羊毛原料的需求，这又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提供了商机。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经历了从落后到繁荣的发展历程。14 世纪初，佛罗伦萨生产的呢绒布质量低劣、价格便宜。1306 年，阿尔伯蒂家族购买的布鲁塞尔的呢绒布，每卡纳（Canna）的价格在 58—133 索里迪之间；来自（比利时）根特（Ghent） 的呢绒布，每卡纳在 53—142 索里迪之间。而同时期佛罗伦萨生产的呢绒布，总体价格介于 10—53 索里迪之间。产品质量与价格差距成正比。佛罗伦萨呢绒布的销售市场十分有限，出口很少，绝大部分留在意大利，从未进入到欧洲北部国家及德意志地区。这时身在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总是倾向于购买佛兰德斯的呢绒，对佛罗伦萨生产的呢绒布毫无兴趣。

转变发生在 1320 年代。佛罗伦萨开始仿照北方产品生产所谓“法国风格的呢绒布”，同时转向生产高档呢绒。高档呢绒对羊毛原料的要求非常高，而托斯卡纳以及意大利地区出产的羊毛大多不符合要求，于是，佛罗伦萨商人直接从英国进口质量上乘的羊毛。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则创立了佛罗伦萨、英格兰与教廷三者之间相互平衡的三角贸易体系，他们把在英国征收的教廷税用作银行的现金资源，向当地缺乏现金的修道院提供借款，要求他们以羊毛作为抵押或还款。他们再把羊毛运回佛罗伦萨加工生产成高档呢绒，然后运往教廷销售。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一举两得：第一，他们解决了佛罗伦萨高档呢绒的销售问题；第二，他们用高档呢绒代替教廷税金，避免了实际的现金转运，在英国征收的教廷税金顺利转移到教廷所在地，还实现了佛罗伦萨、教廷与英格兰三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平衡。

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国际贸易网络的运行取决于贸易平衡。各分行之间的贸易活动必须有来有往、相互进行对等交换才能形成循环，并保持长期稳定和持续盈利。如果一方一直在向另一方出售货物，而对方却没有相应的货物进行对等交换，这意味着其中一家分行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一边倒的贸易显然无法形成循环和网络，也注定不能长久。因而一旦失去平衡，整个贸易网络就有崩溃的危险。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通过创立以那不勒斯粮食贸易与英格兰羊毛贸易为中心的贸易体系，维持了整个国际贸易网络的平衡。

13 世纪欧洲经济的最大变化就是从“未饱和经济”过渡到“饱和经济”。所谓 “饱和”指的是“商品社会能够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与社会能够消费的商品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这个变化逐渐累积就会成为危机”。从 10 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 14 世纪初，欧洲经济的主旋律是“增长”。随后，欧洲经济开始步入“衰退”期，有学者称其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衰退”。人口数量与城市面积的变化是经济的“晴雨表”。1300—1350 年期间，欧洲人口增长发展到顶峰。随后因黑死病的暴发，人口急剧下降，至 1425 年左右才开始缓慢复苏。城市面积的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新城墙的修建。1100—1250 年，欧洲北部城市共兴建了 37 座新城墙；从 1250—1400 年，欧洲北部城市兴建的新城墙总数下降为 33 座；1400—1550 年，这一数目急剧减少到 10 座。

在欧洲经济社会处于“未饱和”状态时，“它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用和吸收比实际 ‘流通’更多的商人和资本、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它有大量未经开发的资源、可以扩张的地域、增长的人口、总体上升的消费能力，因此对贸易、财政和工业生产的拓展都有很多机会”。这时绝大部分欧洲城市和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都表现得更加开明和自由，对此亨利·皮朗断言：“它们从不曾在控制商业活动方面做过任何尝试。”直至 13 世纪，“国际主义”仍是欧洲各国经济行为的显著特征。到 14 世纪，欧洲经济出现 “饱和”。“饱和”意味着西欧经济开始进入保守期而非创造期。因为资源有限、竞争加剧，这时西欧各国的经济政策显得更加保守和排外，一些具有“排外主义”与“自我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纷纷出台，中世纪早期的“国际主义”逐渐被各国之间的“自我主义”政策所取代。

饱和经济时期，国王与普通市民对外国商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一般市民具有排外情绪，对外国商人普遍敌视，而国王总是显得慷慨大方，时时授予外商特许状，赋予他们从事某一项贸易的特权，保障他们在本国内安全通行。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欧洲各国统治者，特别是那不勒斯国王与英国国王纷纷陷入不同程度的财政赤字困境，极度缺乏现金资源。以英国国王为例，从爱德华一世（1272—1307 年在位）至亨利六世（1470—1471 年在位）统治时期，历任英国国王去世后都遗留下一大笔债务。爱德华一世的欠债是 200 000 英镑，爱德华三世欠债 500 000 英镑，亨利四世欠 30 000 英镑，亨利五世欠 20 149 英镑，亨利六世欠债 372 000 英镑。那不勒斯王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国王罗杰二世统治时期（1130—1154 年在位），欧洲盛传他有许多财富。他的继任者因战争不仅耗尽了王室财库，而且还欠外国银行的债务。为应对财政赤字，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增加税源。但是，国王增加税收常常遭到贵族和城市商人等多方面的反对，困难重重；而且从批准征税到税收进入国库，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甚至要花数年时间。征收新税无法满足国王当下的紧迫需求，如战争需要迅速凑集军费。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实力雄厚的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自然成为他们求助的对象。通过借款，统治者很容易筹集到所需款项，也避开了筹款的各种约束性政策，得以放手干事。因而有论者说，“是外国借款人让国王得以构想并实施其征服欧洲大陆的伟大蓝图。”

饱和经济时期是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的经济收缩期。作为国际化的贸易组织，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对欧洲各地因经济“饱和”而发生的变化与危机，有着最为敏锐的感知。实际上，早在 1340 年代危机爆发之前，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如佩鲁齐银行的雇员减少了近 1/3。

商业银行公司衰落的另一个征兆是利润不断减少，甚至出现亏空。1331 年佩鲁齐银行重组时，总资本是 60 000 里拉；至 1335 年，该银行的损失高达 59 228 里拉，被迫再次重组。重组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处于亏损状态，至 1338 年佩鲁齐银行的损失减少到 31 078 里拉。巴尔迪银行的情况也差不多。1330 年巴尔迪银行重组之际，盈利高达 30%，每位股东得以分得 10% 至 13% 的利润；银行重组后，1331—1332 年尚能维持盈利，但是记录显示，1332—1334 年盈利开始大幅度下滑，利润只有 1% 至 1.5%。

对此，商人银行家的应对举措是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分行，把经营活动集中到英国和那不勒斯等重要分行。1330 年代以来，佩鲁齐银行雇员人数已呈下降趋势，不太重要的分行和小规模的分行陆续减员。比如撒丁岛的雇员去世、突尼斯的雇员离职，银行总部没有安排人接替他们的工作。1337 年后巴黎分行的雇员开始减少，1341 年阿维尼翁分行的雇员开始减少，而佩鲁齐银行总部减员最多，会计、管理人员和一些负责基础性贸易、谷物贸易的雇员不断被裁撤。但是，它的英国分行却始终没有减员。佩鲁齐银行总行宣布破产之后，英国分行仍然保持了 6 名代理人。

饱和经济时期贸易机会减少，竞争加剧，排外情绪与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326 年，当佛罗伦萨的斯卡利银行宣布破产时，来自同一城市的巴尔迪银行也遭受无妄之灾。斯卡利银行的倒闭使许多英国客户深受其害，由于无从发泄，他们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同样来自佛罗伦萨的巴尔迪银行，抢劫并放火焚烧了该行位于伦敦的仓库。面对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以及各地日趋严峻的贸易保护政策，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应对举措是全面介入王室金融，以“贷款”换取特权。英国与那不勒斯的统治者都面临金融困境，这就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打开“缺口”提供了便利。他们贷款给两地的统治者，帮助后者渡过暂时的危机。作为补偿，他们要求国王以未来的税收、关税减免或自由从事贸易活动的特权，作为抵押或还款的保障。饱和经济时期，佛罗伦萨商业银行与王室金融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

在英国，随着羊毛关税制度的逐渐创立与王室对羊毛出口管制的日益加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与英国的羊毛贸易，必须首先取得英王的“特许”。英王也不失时机地把借款与从事羊毛贸易的特许权结合起来：1327 年 5 月，爱德华三世颁发特许状，特许巴尔迪银行的英国代理人，可以在不遵守有关羊毛集中出口条令的情况下，自由购买和出售羊毛，为期一年，但前提是巴尔迪银行必须向国王缴纳相应的“关税”。那不勒斯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早在诺曼国王统治时期，因为占有最为广袤的土地，那不勒斯国王及其亲属逐渐成为南部意大利最重要的粮食生产者。他们通过征收粮食进出口税，间接控制那不勒斯的粮食贸易。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插手那不勒斯的粮食贸易，必须首先征得国王的同意。与英国一样，借款也成为打开那不勒斯粮食市场的“敲门砖”。如 1294 年，巴尔迪、佩鲁齐与莫齐银行向查理二世借款 1 000 盎司黄金。作为交换，查理二世授予三家银行公司从阿普利亚港出口 2 250 吨小麦的特权。随后，三家公司另外又追加了 200 盎司的借款，换来查理二世更多的特权：允许他们另外再出口一定数量的小麦、大麦和豆子。随后，此类特许状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1290—1329 年期间，巴尔迪、佩鲁齐和阿恰伊沃利三家银行公司共收到超过 40 份类 似的出口特许状，每一份特许状往往都伴随着一笔借款。1304 年 7 月至 1305 年 8 月，佩鲁齐银行向查理二世提供了 18 210 盎司黄金的借款。随后，为帮助查理二世征服西西里岛，佩鲁齐与巴尔迪两家银行又向查理二世追加借款 9 000 盎司黄金。

在饱和经济时期，王室金融、贸易特权与银行业务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发展王室金融成为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的经营重心。

14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佛罗伦萨乃至欧洲同时爆发了政治与经济危机，从整体上破坏了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与国外分行之间正常的贸易活动，从根本上破坏了其国际贸易网络的平衡，最终导致它们破产。

危机首先爆发于那不勒斯王国。14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卢卡危机彻底恶化了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关系，两者的贸易中断，引发了以阿恰伊沃利银行为代表的第一轮破产风潮。1328 年，卢卡的僭主卡斯特鲁乔去世，卢卡政局开始动荡， 统治权几度易手，至 1335 年 11 月，维罗纳领主马斯提诺·戴拉·斯卡拉取得对卢卡的统治权。为博取最大利益，马斯提诺玩弄两面手法，同时与比萨和佛罗伦萨进行外交谈判。佛罗伦萨遂与威尼斯结盟，共同对抗卢卡。双方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三年 （1336—1338）。1338 年威尼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未与佛罗伦萨商议的情况下， 私下与卢卡达成协议。1341 年不甘失败的佛罗伦萨重启对卢卡的战争。期间比萨又适时介入，1342 年卢卡最终落入比萨之手。1341 年 10 月，眼看征服卢卡的战争即将失败，佛罗伦萨向传统盟友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求助，而这时安茹王朝因远征西西里的失败，无力援助佛罗伦萨。无奈之下，佛罗伦萨向自己的传统对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寻求帮助。这样就破坏了佛罗伦萨、教皇与那不勒斯三者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对佛罗伦萨的背信弃义深感愤怒，于是命令 手下的伯爵、高级教士以及其他富裕市民收回他们的存款。1340 年代的第一轮破产风波由此爆发，佛罗伦萨的阿恰伊沃利银行首当其冲。随后，伯纳科尔西银行、科基银行、达·乌扎诺银行、安泰莱西银行、佩雷多利银行等纷纷宣布无法承兑存款。

中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

凭借与英国之间的羊毛贸易网络，规模更大的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顺利渡过了第一轮破产风潮的冲击。随后，1337 年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与英国的财政危机，对两家银行造成了第二轮冲击。爱德华三世从战争开始，便在金融方面高度依赖巴尔迪银行与佩鲁齐银行，至 1337 年 12 月，爱德华三世共向两家银行借款 82 400 英镑。1338 年，他在两家银行的借款额攀升至 97 000 英镑，其中巴尔迪银行借款 62 000 英镑，佩鲁齐银行借款 35 000 英镑。

英法百年战争严重冲击了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国际贸易网络。首先，爱德华三世的借款耗尽了巴尔迪与佩鲁齐两家银行在英国的金融资源。从 1338 年 10 月开始，两家银行的借款急剧减少。1338 年 9 月至 1340 年 2 月，两家银行共提供借款 28 376 英镑，只相当于 1338 年 1 至 10 月借款的 39%。同时，两家银行的偿付能力开始出现问题。阿维尼翁教廷记录显示，至 1338 年末，英国的教廷税官通过巴尔迪银行向阿维尼翁教廷汇款 540 英镑（大约 3 600 佛罗琳）。由于缺乏现金，巴尔迪银行阿维尼翁分行无法立即承兑这笔汇款。1339 年 10 月，同样因为缺乏现金，巴尔迪银行不得不分三次承兑另一笔 2 667 佛罗琳的汇款。

其次，1339 年 5 月，爱德华三世宣布延期偿还所有国家债务。因为意识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佩鲁齐银行首脑伯尼法奇奥立即动身前往英国，并在那里驻留到 1340 年逝世。伯尼法奇奥没能力挽狂澜，巴尔迪与佩鲁齐银行以借款换取爱德华三世羊毛出口特权与包税权等贸易体系由此崩溃。1340 年以后，巴尔迪与佩鲁齐银行在英国的经营活动急剧减少。1342 年 10 月，爱德华三世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开始全面清理两家银行与自己的债务。

正当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先后在那不勒斯和英国陷入困境之际，佛罗伦萨国内因卢卡战争的失败爆发了金融与政治危机。在 1336—1338 年佛罗伦萨与卢卡的战争中，商人银行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佛罗伦萨负责战争事务的委员会被称为“六人战争委员会”，其大部分成员来自商业银行公司。在 1341—1342 年的新一轮卢卡战争中，佛罗伦萨成立“二十人委员会”（i venti），全权负责外交谈判与战争事宜，佛 罗伦萨三大银行巨头均有代表在其中任职。商人银行家的“借款”是佛罗伦萨发动战争的支撑点，而这又与佛罗伦萨的税收体制密不可分。佛罗伦萨的税收制度是城乡分离。乡村地区实施估税制（estimo），相当于直接税；城内则实行“加贝拉”（gabella） 税制，即间接税，主要对进出城市的商品，如食物、谷物、酒、盐和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征税。为弥补征税过程缓慢的弊端，14 世纪初佛罗伦萨政府又创立了“强制借款税” （prestanze），即每当面临紧急财政支出时，政府可以选择向富裕市民借款。由于该笔借款属于“强制性的借款”，因而政府不仅需要支付通常为 8% 的利息，同时还要承诺归还本金。据维兰尼的说法，佛罗伦萨的年度税收约 30 万佛罗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加贝拉税。因而，卢卡战争爆发之初，为帮助政府筹集战争经费，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的 10 位“贤人”代表共同组成“康采恩”（consorzio），向佛罗伦萨政府提供了 10 万佛罗琳的借款。

战争失败引发了严重危机，商人银行家首当其冲。由于政府的大量借贷要付出较高的利息，因而在民众看来，商人银行家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支持这场战争，他们理应为战争失败负责。卢卡战争的长期持续导致政府财政开支一直居高不下，赤字严重。据维兰尼估计，政府每月花费近 2.5 万佛罗琳（相当于每年 30 万佛罗琳）。至 1338 年， 佛罗伦萨因为卢卡战争共耗费了近 60 万佛罗琳。卢卡战争结束后，政府留下 45 万佛罗琳的债务。绝大部分债主都是商人阶层，尤其是国际化的商人银行家。佛罗伦萨政府不得不选择延期支付欠款，情况严重时政府连欠款利息都无法支付，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债务利息或无限期延期支付利息。

对此，商人银行家采取了过激的自救措施。他们试图发动政变，幻想以控制政府的方式确保政府偿还借款。1340 年，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弗雷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 内尔利以及罗西等商业银行家族孤注一掷，发动政变。11 月政变流产，16 名巴尔迪家族成员被判处流放，一同被流放的还包括弗雷斯科巴尔迪、内尔利与罗西家族的部分成员。

政变不成他们转而扶植暴君沃尔特，试图借助专制权力缓解银行危机。1342 年 9 月，在拥立沃尔特（Walter of Brienne）为僭主的过程中，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等商业银行家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拥立沃尔特，是由于爱德华三世赖账不还和卢卡战争失利，导致银行的金融资源已经枯竭，他们希望借助绝对的专制权威帮助他们渡过危机。沃尔特上台伊始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人银行家的措施。1342 年 10 月，沃尔特与比萨签订和平协议，结束旷日持久的卢卡战争。26 日，沃尔特颁布法令，授予戴拉·昂泰拉银行延期支付储户存款的权力，时间为五年。虽然这是一个个案，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法令同样适用于其他商业银行。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因此得到五年的喘息时间。但是，政府的财政赤字依然悬而未决。在自身统治地位逐渐稳固后，沃尔特还是不得不采取有违商人银行家利益的举措。1342 年 11 月 20 日，他宣布延期支付佛罗伦萨政府拖欠的战争借款。同时规定：所有已经抵押出去、原本用来偿付商人银行家借款的间接税收益，全部收归政府所有，用来应对政府当前的开支。

商人银行家已经陷入金融匮乏的困境，收回政府“借款”是他们摆脱危机的唯一指望，沃尔特延期支付政府“借款”与收回间接税收益的举措，不啻于毁掉政府信誉。因此，支持沃尔特的商人银行家，如巴尔迪家族与佩鲁齐家族等，这时开始转而密谋推翻他。1343 年 8 月沃尔特被驱逐，佛罗伦萨恢复自治，成立了 14 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商业银行公司，其中包括巴尔迪银行的主事人里多尔弗·巴尔迪与佩鲁齐银行的主事人西莫内·佩鲁齐。这年 9 月 24 日佛罗伦萨平民发动叛乱，推翻 14 人委员会，建立了平民政府。

为保护平民利益，新建立的平民政府宣布：取消对商人银行家的保护政策，废止有关五年延期支付的规定。失去政府的庇护，商人银行家不得不独自面对自己的债权人，10 月 27 日佩鲁齐银行宣布破产，公司财产“任由债权人处置”。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12 月 29 日，平民政府决定成立“债山银行”（Monte）。该银行负责统一管理政府债务，旨在推动还款过程清晰化，逐步还清政府债务。但是 1345 年 2 月 22 日，平民政府又采取了革命化措施，规定政府不再偿还“债山银行”的本金，改为支付年利率为 5% 的利息。此举意味着政府在金融方面的破产。因而，在债券市场开放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政府债券的市场价值开始大幅度贬值，跌至票面价值的 25%—30%，即面值 100 佛罗琳的政府债券，在市场上出售只能卖到 25—30 佛罗琳。平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彻底击垮了苟延残喘的巴尔迪银行。1346 年，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佛罗伦萨的巴尔迪银行宣布破产。三大银行的破产极大地损害了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的信誉，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破产浪潮，酿成 1340 年代的金融危机。

1348 年黑死病流传到佛罗伦萨，全城死亡人口近 1/3。刚刚经历了银行破产风波，这时人口又大量锐减，市场急剧萎缩。黑死病过后，佛罗伦萨的经济环境混乱不堪，商业银行公司的海外贸易网络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许多雇员被迫涌回佛罗伦萨，四处寻找工作机会。

进入 1350 年代，佛罗伦萨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下降的店铺租金止跌回升，手工业行会与商业行会会员人数呈增长趋势。1349—1356 年，毛纺织业行会新增会员 100 多人，卡利马拉行会新增会员 132 人，货币兑换商行会新增会员 224 人，丝绸工业行会新增会员 41 人。1348—1354 年，金币佛罗琳兑换银币的比例出现上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佛罗伦萨经济的迅速复苏。

佛罗伦萨经济迅速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危机没有完全摧毁商业银行公司的海外贸易网络。很多身在国外的佛罗伦萨商人不仅挺过了危机，而且在黑死病之后重新恢复并扩大了商业贸易活动。1345 年，在意大利罗马涅地区的里米尼、法锘、派斯卡拉等地，共有大约 50 名佛罗伦萨人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1350 年代，阿维尼翁共有 13 家佛罗伦萨公司从事教廷金融业务。1369 年，据说有 106 家佛罗伦萨公司在比萨从事贸易。

经济复苏与商人银行家吸取教训，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密不可分。金融危机暴露了巴尔迪、佩鲁齐等银行集权式组织形式的弊端。“巴尔迪公司和佩鲁齐公司的最重要特点，是它们由佛罗伦萨的总公司和所有国外的分公司形成一个单一的实体。他们的资本被分割成股份，净利润按照每位合伙人所持股份份数分配。”这种组织形式有两大弊端：其一，容易陷入多人决策的窘境。理论上，所有居住在佛罗伦萨的合伙人在管理上都有发言权。有时候合伙人数量相当庞大，佩鲁齐公司 1324 年有 16 人，1331 年有 21 人。当公司面临损失或困难之时，合伙人之间很可能因决策和补救措施的分歧而陷入争吵，于事无补，反而误事。其二，一旦其中一家分行破产，其他分行均要为该分行的债务负责，很容易引发破产的连锁反应。因而，当巴尔迪、佩鲁齐和阿恰伊沃利等三家银行公司破产之后，至 1350 年左右，出现一种更加灵活的、非集权化的组织模式，普拉托商人银行家——弗朗切斯科·达蒂尼的商业银行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为总经理的达蒂尼控制着整个银行网络，同时他与每一位分行经理单独签订了合伙协议。换言之，达蒂尼公司实际是由多个独立的合伙公司组合而成。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总行与国外分行都是相对独立的合伙公司。各分行均拥有自己独立的合伙人、合伙资金以及账户。在相互的业务往来中，各分行之间的行为类似于独立的公司之间的行为，相互之间甚至还收取佣金和利息。在这样的组织模式之下，各分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一家分行破产，影响有限，不会危及整个银行网络。

金融危机深刻教育了商人银行家，使他们认识到与王公贵族做生意的风险。危机过后，新兴的商业银行公司开始有意识地避开与王公贵族打交道；在无法避开的情况下，商人银行家都会灵活行事，一般都规定一个借款数额的上限，尽量避免过多介入王室金融。阿尔伯蒂银行是佛罗伦萨为数不多的、成功挺过 1340 年代金融危机的商业银行公司之一，它没有发展与王公之间的金融业务。普拉托（佛罗伦萨属地）商人银行家弗朗切斯科·达蒂尼（1335—1410）终其一生，始终坚持远离政治。他建立的一系列合伙公司规模都不大，而且都刻意避开政治与政府金融。他从没有借钱给任何国王或主教，也没有资助过任何形式的战争，甚至有意避开国内的党派冲突，他的借款对象大多是商人与商业公司。尽量避免与王公贵族做生意似乎也是美第奇银行约定俗成的规定。在 1469 年 12 月 5 日签订的美第奇银行布鲁日分行的合伙协议里，高级合伙人强烈要求分行经理“尽量避免与勃艮第公爵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宫廷打交道，尤其是在发放贷款和向他们提供金钱方面，因为这牵涉的风险大于利润。”当然，在确实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分行也可以便宜行事，但至多只能借给公爵 6 000 格罗特镑。

1340 年代的金融危机还宣告了早期商业银行公司，以毛纺织业为重心的经营策略破产。如前所述，羊毛纺织业、那不勒斯粮食买卖和英国的羊毛贸易，是佛罗伦萨早期商人银行家经营的重心。金融危机与随后流行的黑死病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黑死病之后，佛罗伦萨城市人口大规模减少，极大地降低了粮食需求。直至 16 世纪后期城市人口重新增长，托斯卡纳地区一直都能维持粮食的自给自足。因此，商业银行公司纷纷减少甚至停止在那不勒斯的粮食贸易。1348 年，阿尔伯蒂公司关闭了设在普利亚的分行。1349 年，该公司又关停了设在那不勒斯的分行，转而雇用代理人经营生意。14 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壮大的达蒂尼商业银行公司在地中海西部的许多重要商业中心都设有分行，唯独在那不勒斯王国只雇用了几名代理人。1397—1420 年，那不勒斯分行在美第奇银行所有分支机构中是最不起眼的。那不勒斯分行的总利润为 15 944 佛罗琳，只有美第奇银行利润总额的 10.5%。1407 年、1408 年、1410 年 和 1420 年，那不勒斯分行甚至出现了亏损。平均而言，从 1400—1420 年，那不勒斯分行的年度利润勉强超过 760 佛罗琳。由于利润不高，1426 年美第奇银行关停了那不勒斯分行，直至 1471 年。

1340 年代佛罗伦萨金融危机与英国王室财政危机，破坏了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以贷款换取英国羊毛出口特权的贸易体系。危机过后，英国王室提高了羊毛出口关税，导致英格兰羊毛出口困难。14 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羊毛出口量逐渐减少，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开始转向意大利中部的阿布鲁齐以及西班牙等地购买羊毛。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地区出产的羊毛，质量比阿布鲁齐羊毛更好。用卡斯蒂利亚羊毛织成的呢绒称为拉西亚布（Rascia）。这种布是更加精细的绢布，比用阿布鲁齐羊毛织成的所谓 “加尔博呢”（Garbo）重量更轻、质量更高。在卡斯蒂利亚羊毛的冲击下，以前使用英国羊毛的圣马尔蒂诺布料生产商也转而使用西班牙羊毛。

佛罗伦萨

失去英国羊毛，佛罗伦萨商业银行不再热心经营毛纺织业。因为毛纺织业从投资到最终回本的周期越来越长。有学者指出，从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订购第一批羊毛开始，到成品布的最终出售，需耗时三年半，最终利润却不超过 8.92%。1420 年，美第奇银行在佛罗伦萨投资了两家呢绒工场，一家盈利 6 837 佛罗琳，占总利润的 5.5%；另一家盈利 1 634 佛罗 琳，占 比 1.1%。1420—1435 年，这两家呢绒工场的盈利为 5 777 佛罗琳，仅占银行总利润的 3.1%。这些数据说明在美第奇银行的历史中，制造 业始终是副业，远不及银行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来得重要。因此有人认为，美第奇家族投资呢绒工场主要是为佛罗伦萨工人提供就业机会，政治考量大于商业利益。

投资毛纺织业利润下降，发展教廷金融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美第奇银行的秘密账册显示，1397 年至 1420 年，美第奇银行盈利最丰厚的是罗马分行，利润为 79 195 佛罗琳，占总利润的 52.1%。佛罗伦萨营业所的盈利排在第二位，为 25 344 佛罗琳，占比 16.9%。威尼斯分行的盈利排在第三位，为 22 705 佛罗琳，占比 14.9%。那不勒斯分行的盈利排在第四位，为 15 458 佛罗琳，占比 10.2%。第二家呢绒工场的盈利排在第五位，为 6 837 佛罗琳，占比 5.5%；第一家呢绒工场的盈利排在第六位，为 1 634 佛罗琳，占比 1.1%。1420—1435 年，盈利最高的依然是罗马分行，利润为 117 037 佛 罗琳，占总利润的 62.8%。令人吃惊的是，罗马分行的利润没有资本投入，因为教廷拥有充足的现金资源，银行没有必要投入任何资本。

14 世纪，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是商业银行与贸易公司的混合体，以贸易确保银行盈利，而为各地王室提供贷款，以换取后者的保护和贸易特权，则是他们的经营特色。他们建立了以那不勒斯粮食贸易和英国羊毛贸易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实现了贸易利润的最大化。14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欧洲以及佛罗伦萨同时爆发的政治经济危机，破坏了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的国际贸易网络。英王爱德华三世延期偿还国家债务犹如雪上加霜，终结了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与各地王室的“蜜月期”，充分暴露了私人银行介入王室金融的高风险，导致 1340 年代佛罗伦萨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深刻教训了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他们认识到与王室做生意的风险。因此危机过后，他们竭力避免介入王室金融，不与王公贵族做生意。1340 年代金融危机与随后的黑死病，大幅度降低了佛罗伦萨对粮食的需求，那不勒斯粮食贸易已经无足轻重，同时，以英国羊毛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又因英国羊毛出口实行高关税而瓦解。金融危机似乎迫使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改变经营重心。

在意大利投资生产领域利润太低。当时最兴旺的毛纺织业的盈利周期长而利润率却不足 10%，因此，商人银行家投资毛纺织业的比重很小。15 世纪规模最大的美第奇银行来自毛纺织工场的利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结果到 16 世纪，来自西班牙的卡斯提利亚商人垄断了佛罗伦萨的羊毛供应，失去羊毛贸易主动权的佛罗伦萨毛纺织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竭力避开与王室做生意不等于远离权力。罗马教廷掌握的金融资源成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逐利的目标，教廷在各地的税金通过银行转汇是稳赚不赔的业务。危机之前，佛罗伦萨商业银行收储教廷在英国征收的教会税，再转借出去，还款要求以羊毛折算，再将羊毛运回佛罗伦萨加工生产成高档呢绒，然后卖给教廷。危机过后，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紧紧抓住近在咫尺的罗马教廷，依傍教廷的资源他们继续保持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如此，尽管意大利的银行最早诞生，但是传统的经营模式导致意大利银行经营的重心始终徘徊在商业领域，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即是典型代表。在中世纪晚期，教廷金融与王室金融一样充满风险，不可预测。意大利生产领域似乎也不需要银行的支持，于是意大利银行的经营重心始终在商业领域，在现代化方面踟蹰不前。缺乏工业支撑的佛罗伦萨银行业注定走向衰落。人

本文作者陈勇，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4年第三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