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篇共享｜韩东育：史料所见丁汝昌自尽诸家说及相应价值误判

从丁汝昌死去迄甲午战争九十年祭，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有起伏的。

最初闻此消息后，国内的叫骂声曾不绝于耳。日本有媒体作编者按称：上海的报纸对丁氏之死群起而非难，径呼其触犯大忌，而少有对其自尽行为表示同情者。偶有怜悯之人，也只是话锋一转，借题发挥，历数国内之弊而已。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表述的内容开始变得复杂：据正月二十一日(清历)横滨来电称，十八日(同上)北洋海军提督丁尚书所在之刘公岛，已陷于缺粮、兵单和弹尽之困境，援军不至，难从抵御之命，竟派人乘兵船，举白旗投信函，往见倭将，称倘能保全水陆诸军中西员弁等人一律不受伤害，即以地方炮台、战舰军资等全部投献云。倭之水师提督伊东祐亨允之，抚慰来人，向水师致贺，旋阅传单，上称：十九日丁帅约款既定，乃引刀自刭(实为吞鸦片自尽——引者注)。有论者曰，丁帅蒙恩深重，至优极渥，今乃不战而降，辱国损威，作此忍心害理之事。且不战死而降死，则其死又何能塞其实(责)哉!有西友投函于本馆云：(中略)刘公岛约款之事，必引发轰然一时之物议，彼正直清议之主持者亦将再掀掊击浪涛矣。伊古以来任事之劳臣难以自明其身，卒死于抑郁而受其恶名者，岂又少哉！……倭提督于广岛献捷，谓：华军奋勇轰击战守者，实所罕见。守将尽亡而犹耐苦坚忍于刘公岛者，已殊属不易。是役也，死者计八十三，而伤者二百十九人，华军所开数字，则伤亡七百余人。威海岸上各炮台附近之小岛炮台，已先后为倭军所夺，仅刘公岛二炮台尚未失守。镇远、平远、靖远、济远、广丙等船虽然尚在，然改调济南进援之兵四十余营却恐难以速到。是则丁帅独撑危局，收合余烬，竭力据守，已逾二十余日矣。外援未至，敌围益紧，粮渐匮乏，军心乖离，万不得已，力尽计穷，其覆巢之下难期完卵，不如权宜纳款，更图后举，则庶几部下兵弁之性命可以保全，不至徒罹锋镝，是盖力屈而非降战之罪也。泰西战役时往往有之，此等降服兵将，不但不以寻常囚虏相视，且有特邀以优渥之礼者也，而两国战毕签订和约后即行释还。其本国则查其投降缘由，若实属力屈势微、无可解免者，不唯免罪，甚者还其佩剑，复蒙重任。若兵势未衰，遽行约款，不善调度，溃败贻误者，方治以通敌之罪刑，兹无赦。丁军门坚守力避，艰险备至，万难支撑，始定计议款，及约款已成，乃遽而自戕，畏罪之情，已殊可怜悯，此盖所待中国将士之法未能尽善，而朝野苛论难堪者亦可知也。夫不惜一己之名，不忍无辜之死，其心存仁厚，料事精明，多有不足，如此而败衂之耻者，丁帅不可以任受也。又，济南改调各营兵……竟坐失良机，甚可惜也。……败衄即死，古之道也，乌有委军降敌者耶!然时至今日，竟难以概论……嗟乎，丁军门之投书，岂为求生耶?款约既定，又何惧死耶！况其已从容饮刃、甘之如饴耶！

中国研究者戚其章指出，丁汝昌自尽之初，人们对他的看法和做法是“谓其既降而死，朝旨褫职，籍没家产”(陈诗：《丁汝昌传》)。爱国诗人黄遵宪曾作《降将军歌》以刺之，指责他“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直到宣统二年查明事实真相后，经孙家鼐疏奏，清廷始颁旨“复官”(《清史稿·丁汝昌传》)，其冤案才得以昭雪。其后，池仲祜在《丁军门禹廷事略》中还说：“论者不察其详，咸以为公咎，至谓其献舰资敌。呜呼，世之无辜受谤未有如公之甚者也。”(《海军实纪·战役死难群公事略》)这意味着，加在丁汝昌身上的不实之词，至此总算是被推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丁汝昌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一些有关论著对他的评价还很高，如称他“是一个有骨气的勇士”(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愧为一位爱国将领”以及“在抗击日本侵略问题上，率与李鸿章完全不同，是坚决主张抵抗的”等等不一。当然，仍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肯定丁汝昌其人，认为他所统率的北洋舰队“在战前就很胆怯，遭受丰岛之败后胆怯更甚”，把他当作“‘爱国将领’来加以颂扬，那是颂错了”。按照戚其章的说法，该阶段意见分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首先，丰岛海战前一天，北洋舰队未派大队接应，其责任究竟在谁？其次，旅顺危急时，北洋舰队未能救援，其责任又是在谁？对此，戚氏认为，前一事的责任完全在于李鸿章一人，与丁汝昌是渺不相涉的；后一件事，对丁汝昌则既不要过分美化，也不能无中生有地给他妄加罪名。

再后来，有些具体的反对意见，还在新一轮研究中重新浮出。有学者指出，甲午战争海上战役中国方面的战场指挥官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于他亲率北洋海军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的全线崩溃的黄海海战和威海卫海战，丁汝昌应承担直接的责任。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教训时，我们不能不论及海上战役的指挥问题，更不能忽视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的严重失误及其严重恶果。另有学者认为，丁汝昌之所谓“英勇就义”，也是大成问题的。张凤翔指出：“甲午中日海战中，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死于何时?是死于舰队投降之前，还是之后?他的死与北洋舰队的投降关系如何?”这既是对范文斓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所提出的疑问，也是对无名氏在《晨园漫录》中主张“北洋舰队的投降书是泰莱所谓‘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等说法而发表的反对意见。他认为，降书是出自丁汝昌亲裁，且其服毒时间也非投降前夕的18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的19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展限投降日期，并在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降书启程后才仰药自尽的。对此，戚其章发文回应，并再次肯定了“与敌议降是在丁汝昌死后，与他全然无关”的观点。张凤翔于是再撰一文，先是对戚文所据史料进行辨析，然后乃引用中、日双方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人记述，再行论定，以证明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降日乃确凿无疑之事实。在甲午战争迎来100年祭的1994年，这其实也构成了关于丁汝昌自尽问题的主要争点之一。

然而此后，随着史实勾陈的进一步细密，许多定量分析也逐渐代替了定性结论，对丁汝昌的死给予客观和同情理解者，亦重新渐居主流。有学者通过梳理丁汝昌自尽前的细节指出，因援军迟迟不到和日军水陆夹攻日急，港内海陆军官兵的情绪日趋不稳，管带中因绝望而无意再战者也日渐增多。1895年2月5日至9日，日军以鱼雷艇夜袭和利用夺取的岸上台炮炮击，先重伤铁甲舰“定远”，继又击沉巡洋舰“来远”“靖远”、练习舰“威远”，差船“宝筏”等。当来远、威远于夜间遭袭时，管带邱宝仁、林颖启方登岸逐声妓未归。在此期间的7日上午，还发生了13艘鱼雷艇和2艘汽艇在管带率领下的集体逃跑事件。10日，丁汝昌令将已搁浅的“定远”舰炸毁，“以免资敌”，管带刘步蟾于当晚服毒自尽。至此，丁汝昌已得不到管带们的支持，完全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先是刘公岛居民求放生路，“兵轮管带不欲战者复交煽其间，兵勇水手和之”。丁汝昌虽明确表示拒绝投降，并勉慰固守待援，但在军中洋员和部分管带的纵容下，士兵散而复聚，仍喧噪不已。丁见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乃命诸将候令，同时沉舰。“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11日，丁知陆援已无望，几次派人要将“镇远”舰用鱼雷轰沉，但无人动手。次日凌晨，他见投降已成定局，决以一身报国，遂吞鸦片自尽。当天，港内的海陆军官兵及残存的10艘军舰便向日军投降了。对此，苏小东强调说：“笔者无意贬低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也不否认他们都各有其长处，以及其中有个别相对的优秀者。本文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将北洋海军管带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察，试图以同样数量繁多的史料为依据补苴出他们的另一面，以使其形象更接近于真实和完整。”与此同时，某些带着历史文学强烈感染力的作品，还给丁汝昌的命运注入了无尽的悲悯和同情：“千古艰难唯一死(丁汝昌语——引者注)！汝昌之死堪称甲午战史上最为悲壮苍凉的一幕。这位性情温和、任事勤勉的水军老将，自大战伊始就承受着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限于种种情由，一手扶持、带领的北洋海军难期振作，后路炮台一失，舰队更是几如身陷绝地。丁汝昌困守刘公岛，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军的情况下，仍率领上下士卒先后击退日军十次进攻。他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又不忍心让全岛军兵随自己赴死，在全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他在深夜吞下鸦片，凄凉地死去。”陈悦的精彩叙事还显示，1894年8月1日，清廷正式对日宣战。见丁汝昌以威海为据点整装备战，８月２日，清廷突发谕旨，称：“威海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借此为藏身之固?”借诫斥李鸿章，骂丁汝昌胆小怯懦、畏葸惧战。其后，朝廷上下群起而攻之，说“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甚至有欲诛杀丁汝昌者。８月９日，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大队出巡，就在他走后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29艘军舰突然出现在渤海湾内，京畿震动。陈悦指出，不出战，责任是丁汝昌；出战，敌舰乘隙入寇渤海，责任自然还是丁汝昌。于是，8月23日，清廷一改以往通过李鸿章来指挥海军的模式，直接电令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对海军战守完全外行的清廷中枢，还直接向海军下达了不得越出旅顺、威海一线的战略命令，只一纸电文便将北洋海军彻底锁死在渤海湾内。结果，丁汝昌“始终以刘公岛为藏身之所，迨倭船扰威海、旅顺等处，犹复销声匿迹，不敢与较”，反而成了丁氏自身的错误。所以有人说，丁汝昌能继续留任北洋提督一职，不过是光绪帝(翁同龢)与西太后(李鸿章)两股势力即“帝党”和“后党”之间平衡牵扯的结果，尽管其中亦不乏北洋诸将领坚决抵制的作用。然而，直到刘公岛被日军重重包围并且所谓更换甚至杀掉提督的弹劾已毫无意义时，来自朝廷的呐喊才逐渐沉寂下来。这至少也亮明了丁汝昌最后阶段的实际处境，即1895年11月６日光绪皇帝以旅顺告急、丁汝昌统率海军不力为由，颁布革去其尚书衔、摘去顶戴、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之敕谕。

于是，到甲午战争120年祭的2014年时，对丁汝昌的看法，则基本上以“自杀殉国”的形象定型为学界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人们多倾向于把丁汝昌还原到他置身其中的超复杂局面中，即由于清流党所谓“移走李鸿章，必须先拔掉丁汝昌”舆论的鬼蜮缠身，甲午黄海大战后，特别是旅顺失守后，战伤未愈的丁汝昌更成为反对派攻击的靶子。然而，面对清流党的弹劾诛杀和光绪帝的降旨问罪，丁汝昌能够正确对待御史言官不顾事实的弹劾和诛杀，化冤屈为动力，丢弃个人名利恩怨，坚决拒绝敌人的劝降和利诱，率带北洋舰队广大将士，联络炮台守军，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积极防御，奋勇杀敌，勇敢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援军无望、兵心大变、无力挽救北洋海军命运和战局的最后时刻，拒绝投降，自杀殉国，兑现了以身许国的承诺，保持了中国军人传统的战争观和气节观。而更进一步，亦有学者在提出如何超越“人事上，有朝廷内部的‘战和之争’问题，有李鸿章的北洋本位和投降主义问题，有丁汝昌的指挥不力、刘步蟾的临机变阵、方伯谦的临阵脱逃和南洋舰队的见死不救问题；在心理上，有华夷观念问题，有上下虚骄问题，有军卒怯战问题；在战略上，有制海权忽视问题，有国际法暗昧问题，有敌情不甚了然问题”等具体纠葛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摆脱长期困扰学界的“置身物外”式的研究模式问题，即：当我们把战争失败的原因一股脑地判给“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时，其实已在潜意识中为评判者赋予了某种超然物外的属性，以为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都与“我”无关。这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只有给否定旧事物的新事物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才能证明“我”的既有判断的正确性；二是一旦所谓新事物再度招致史上曾经的不堪局面时，“我”则仍可以通过超然的站位，将原因的追究目标依次投向这一新的“责任者”，进而给下一个即将或已经发生的新事物重新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样的构图下，当20世纪“抗日战争”中国家的半壁江山亦惨遭沦陷时，曾经用“腐朽”和“腐败”抨击过清政府的民国政府，其自身的腐朽和腐败，也毫厘不爽地被再度问责，成为后人追究抗战失利原因的主要对象。然而，蒋家王朝能与清王朝犯下同一类错误，是否意味着后来者并没有真正汲取那些曾经有过的教训呢？如果不是这样，更多类似的现象就无从得到解释；可如果是这样，那么曾经和不断的厚今薄古行为，也就失去了超然物外的理由和根据。由于对历史教训大而化之的自明式原因交代有可能真正妨碍了人们在寻找真实因果关系时所必需的结构性反思，也由于反思者忽略了自己与历史文化之间无法切离的血缘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120年祭”的时刻，把“我”重新带回到曾经的母体中去审视那场并非与己无关的战争，或许才会产生某种切实的警示意义。

和中国一样，丁汝昌的自尽在日本方面也同样构成了重大军政事件。而且，仅仅从外观上看，日本的相关舆论，还更多表现出所谓钦佩、敬重、同情、怜悯等“惺惺相惜”的情绪，有些表达甚至与中国的相关反应亦十分相似，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大问题。发行于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1894—1895)的稀见战时杂志——《日清战争实记》，曾较为集中地搜集并推出过这方面的信息。《日本新闻》以“英雄之泪”为题写道：“倘有所谓天下之痛，则国是未定、庙算未固、出师万里、后援无继、将军力尽、寨外困死者，岂非天下一至痛耶！吾辈于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氏之所见者，即今日之至痛事也。”该报道进一步指出：“吾辈窃以为，丁提督之武也足多矣，况于刘公岛之败也，为兵民乞降而独以死全其节乎！吾辈深为丁氏之志也悲惜！”同情之泪，仿若沾襟。然而，其话锋随即一转，竟谓“支那人者，非爱国者也，唯贪利禄而事朝廷者也。文臣爱钱，武臣惜死”，而“能脱支那人之本色而保全武臣之颜面者，以吾辈所见，于其陆军为左宝贵，于海军则丁汝昌也”！该报道在叙述对于丁氏自杀前的举动不胜同情的同时，竟认为“支那的历史正像丁氏今日所直面的境遇那样，也在推进其自杀”。该报道深切地吊唁了丁提督，对伊东(祐亨)司令官不失气度的军人礼遇行为亦深表赞赏，最后还为丁提督而想到了明朝的事例，并引用当时一位诗人的作品，以为终结：“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幽魂夜见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引者注)，杜老酸吟意如何?”《每日新闻》云：“平壤之战二万清兵逃走，致坚城一日陷落。天下嘲笑清军之怯惰，而此间独有一人曰左宝贵，知耻能为国殉。大日本帝国遂以军人之礼葬之，竖墓标以悯其死节。盖尽忠所事，彼此无别。人生各膺重任，吾人之颂左宝贵之忠死也，又孰非对日本军人义侠气风之叹美耶！此番威海激战，丁汝昌已知胜负定数，然能以一己之死免残部之殉难，于蠢尔清将中，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矣！传其为礼葬左宝贵之日本军义侠之气洒一掬清泪也，信然！”《国民新闻》中所刊德富苏峰论文则称：“对丁汝昌，吾人不禁深表同情。虽敌人也，亦无法不感佩系之。敌我者一时之事，感佩者恒久之情。其能荣誉地防卫，也能荣誉地降服，更能荣誉地自杀！依丁氏之逻辑，自杀乃荣誉二字下的自觉。”德富苏峰怀疑，据守刘公岛一隅时，“岂有以自恃者乎，将无以自恃者乎?何以能体面尽瘁于职分，而一至于此?！”，进而以赞赏的口吻总结道：“未尝逆料者，在吾人眼中，作为破廉耻国标本之支那，竟有如清水长左卫门之文明绅士也存焉！”在分析丁汝昌自杀行为时，他还说：“细思之，吾邦岂应为一介丁汝昌而挥泪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识敌之美，美敌之德，方真个有英雄男儿心肠者也！”《二六新闻》认为，丁汝昌降服之初，即已立死节之决心。征之他回复给我伊东(祐亨)司令长官之书面文字，特别是得知他阅毕伊东中将书简(指劝降书——引者注)后“乃喟然谓左右呼曰‘尔等杀我矣’以及沉默片刻后乃怅然叹息曰‘友谊诚有所感，然报国之义予岂能弃之！予也只今唯有一死耳’”等事实看，丁汝昌实为部下命运计，才采此投降之“穷策”的。该报还进一步讨论说：“当我辈看到其部下中竟无一人鼓励鏖战以为快举的情形后，反益觉丁、刘、张气节之可贵也！”《朝野新闻》称：“呜呼，丁汝昌果然自杀矣！余辈岂可因其为敌而忍没其义烈之精神耶！呜呼，丁汝昌实殉国之烈士也！”并托比以清水高(宗——引者注)治之古事，称：“(清水)只一城之守将，丁氏乃四亿人之水师提督，事虽有大小之差，其高义大节凛然映照千秋者，则同也。称提督能全其终者可也。余辈坚信，我邦之人向提督表达满腔之同情也，将无疑矣！”该报还特地指出丁军门的下列行为，即：我辈当致谢提督葬我水兵之战死者于刘公岛之“义举”！“提督身处一败而不可复之困境，却行此蔼然仁义之举，在战阵匆忙之际亦不忘礼葬敌军死者于炮台之侧也！‘故余辈闻提督讣告者，无不为其大义凛然而深表同情，竟为敌失良将而悲伤不已’，涕泗横流。”《东京日日新闻》亦复感慨道：“他是在恳请保全内外将校士卒性命后才自杀的。‘呜呼，丁竟死耶?！真不愧为杀身成仁之仁人志士也！清国也算第一次有人了。吾曹未知真伪，尚不敢断言，可倘若丁氏之死属实，则三人(应指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引者注)之死最当痛悼！三人已尽其职守，孤军支撑劲敌于陆海十余日矣，丁氏力竭而降，亦不失荣誉之降将矣。而三人者犹以为不安，反甘于一死，其志也当何其高洁欤！’”《都新闻》以“弔清国烈士”为题，称：“人生岂无死耶！我谚曰：当死而不死，所耻有胜于死者。清国之将士多不知其当死之所，故怯名臭名千载流布，为天下笑，诚可叹也！”“其丑状，实日本男儿语之犹以为不洁者也！唯彼之林泰曹(增——引者注)、刘步蟾、丁汝昌、张文宣诸位，方可谓清国稀有之烈士也！”在议论清国将士不足道哉后，该文还感慨道：“丁汝昌知当死之时者也！故闻其死讯者无不为之感叹，对其有所耳闻者，虽妇人亦感慨不已，甚至茫然自失者亦有之矣！”

日本各类报章之议论，大体如上所示。其中，唯有《万朝报》的观点似与众不同：“余辈以东洋道德观之，丁汝昌可断定为不忠之臣。他已失却死而后已之义，其怜部下之死伤而请降，却不应只有他一人尽臣下之节，而陷部下数千子弟于不忠。”该报对丁氏之降服行为进行非难，甚至对其自刃(实为吞鸦片而死——引者注)行为亦议论道：“男儿生来即当奉身于君国，而不可妄死于自身之洁。其不在黄海、旅顺、威海卫竭力奋战而死于此，且直至自灭之期迫近而徒然致死，无资世以一分，而反失臣子之分，是余辈视其为不忠不义者之所以然也。虽遭遇鞭尸之酷薄待遇，然出于世风之需，殆不得不如此耳。”新闻末了所附一句“是亦一理之论也”云者，是想说日本舆论对丁汝昌之死，还没有做到百誉同声。

中国学者夏晓虹，从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写的汉诗中嗅出了部分日方朝野人士的某种真实看法。她认为，所有关于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当推高桥贞(白山)所作《征清诗史》的记述最全，也最能让人洞见日本政府的野心。此书1897年出版，其表露日本民族性的史论，在《论丁汝昌》一篇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威海卫交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中将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旧交，“因赠劝降书”。对于丁氏保全大众、选择自杀而不是做俘虏，《征清诗史》的作者也给予过有限的肯定，因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乞降》中才有“一死欲全千百兵”之句。但总论其事，高桥贞却对丁汝昌的举动大不以为然：“论者或以丁提督为苦节孤忠，有古烈士之风，曰：二万敌军拥后，数十舰艇迫前，坚垒尽陷，巨舰皆沉，孤城无援，弹尽食乏，提督之致舰纳炮台，一死以全清国、欧洲将校兵民，万不可已之势，而其所为，莫不可者。万口附和，称扬极矣。然使提督重清帝之命，知其责任之所存，身与舰共碎，将校皆横尸于炮台下，不殉兵民，而殉清帝，振起清人志气，有所决，则我军虽精锐，然未能遽逾山海关、大沽之险也。提督之所为，果能如此，优于保全生灵之功也远矣。此之不思，而致军舰、纳炮台，以利于敌人，与睢阳死守人相食之事相反。今盛称提督，使我国人仿其所为，害国风甚大。呜呼！如丁提督以我国臣子之道论之，岂得称苦节孤忠之士哉？”高桥以唐代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故事比论丁汝昌，认为其虽杀身亦不能成仁，因无法抵消以军械资敌、动摇民心的大过。故《论丁汝昌》一绝盖棺论定，口气严厉：“漫言一死救兵民，巨舰坚台委敌人。以我国风论士道，丁提督岂是忠臣？”就对丁氏的同情带有战胜者的优越感而言，夏晓虹认为，自己更相信高桥贞的论调代表了日本一般社会的认识。

丁汝昌是写完降书后自尽还是自尽后由人代理降书，这种争论或许并不能改变北洋水师整建制投降日本这一基本事实，尽管根据大量战中资料，笔者比较倾向于自尽前丁氏曾与伊东祐亨有过书信往来这一学术判断。同时，丁汝昌是忠臣烈士抑或奸佞叛臣，似乎也无法仅凭这简单的二分法就能说得清楚。当中日军政乃至国际舆论的全部压力悉数集中于丁汝昌一身时，作为北洋提督，他的对内说服装置和对外解释系统无疑会出现过片刻失效的空白期。研究者之所以会在降书与死孰先孰后的问题上纠结不已，事实上也是因为丁汝昌在决定自己最终行动方案前周围困境留给他做出选择的时间已十分局促。可是，当人们纷纷纠结于那些已无法完全还原的混沌史实时，丁汝昌痛苦的心理活动显然被忽视甚至无视了。我以为，那个能促使他决断自身生死的关键推力，除了神也无力破解的军政困局和西法东渐下的国际通则外，应该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劝降书》中所内藏的具有足够诛心力的中国传统观念和东亚共通价值。

1895年1月25日下午，英国军舰“塞文”(Severn)号转递来了日军劝降书。关于这篇文字，中国学者查找最便利者，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１册。拾级而溯，其更早的来源应该是桥本海关所著、约出版于1898年的《清日战争实记》卷十二，并且劝降书的名头是《伊东中将遗丁提督书》。因《清日战争实记》原本是《日清战史》的中文缩译本，于是出版于1896—1897年的《日清战史》便应该是这篇文字的更早出处。可继续追踪时又发现，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中的《伊东中将遗丁提督书》，应该还有其最原始的底本，那就是出版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七日的杂志——《日清战争实记》。杂志上讲到了作为新闻登载该文的情况始末，并且其最初显示的篇名也不是《伊东中将遗丁提督书》，而是《与丁提督劝降书》：“下面的新闻稿，是高桥(作卫)海军教授寄给中村弥六书简的介绍文字：左列一篇(《与丁提督劝降书》，以下简称《劝降书》)，是高桥海军教授在旗舰中起草的书信，与武田高级工程师执笔的英文信一道，推敲成文于战阵之中。前不久，高桥教授将该信寄存给中村弥六君，并称：‘在接受敌舰投降且丁汝昌已自杀之今日，此信本应弃诸故纸堆中，然念及私情而有所不忍。虽然，该信既属加密文档，最终亦只能被秘藏于筐底，但考虑到英文版同稿已被揭诸报端，且如今亦无甚妨碍，遂呈寄(汉文版)，以聊备一览’云云。因原稿现存于本社(《日本》新闻社)，故决计发表之。”

《劝降书》作者高桥作卫(1867—1920)，明治二十七年(1894)毕业于(东京)帝大法科。经穗积陈重推荐，曾入职海军大学校任教授，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国际法学者。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以国际法顾问身份随旗舰松岛号从军并在威海卫战役中，为丁汝昌提督用汉文起草了《劝降书》。甲午战后赴欧洲留学，归国乃任东京帝大教授。因好战，日俄战争中再度请缨出阵。大正时期曾任贵族院敕选议员。著有《平时国际法论》一书。对此，桥本在《清日战争实记》中这样写道：“伊东中将素与丁提督善，各为其国海军舰队指挥官。黄海之役，丁提督率败舰遁窜威海卫，伊东中将使高桥海军教授官草书，托英国息拔痕舰长遗之于丁汝昌。”

然而，这篇汉文《劝降书》的撰写理路，最早乃本于英文《劝降书》而来。有一篇报道这样写的：“《‹降服劝告书›有贺长雄起草》(东京日日３.９)。据知情者云，１月13日前后大山大将请来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言道：‘此度威海卫总攻击，敌军如拼死一战、破釜沉舟，无法捕获敌舰时，我军将不得不彻底粉碎敌军战斗力，轰沉敌舰，以至于生灵涂炭，此乃无益无谋非明智之举。若将此利害关系说与丁提督知晓，劝其降服岂不事半功倍。伊东海军中将是丁提督的旧友，以伊东的名义劝降或许会取得良效。丁是受过欧洲军事教育、具有识时务能力之人物，应该尝试劝降之可能。然而，用汉文贯彻降服之意颇有难度，采用英文乃为善策。书写思路先论述当前清国类我幕末，缺乏忧国忧民之士，如众心团结必能解救四分五裂之丑状。现清国形势既然如此，虽拥有坚船兵甲又有何用。今丁提督暂时降服，他日机会成熟必能大展宏图。引述史上法国大将麦克马洪、我国榎本海军中将等降将为例开导于他。’大山司令宫请有贺长雄以伊东海军司令长官名义，沿此思路起草一封给清国北洋水师丁汝昌提督的劝降书。此稿审时度势，议论古今，循序渐进，以理服人，经过数稿修改切磋于１月16日完成。”

《劝降书》是一篇文笔老到、逻辑谨严、事实难违、道理穿心，在修辞上还有着不输华人笔吏的傲慢之作。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篇仿若极具吸力的沼泽地泥淖和足以让被吸附者瞬间失去自拔力量的吸盘。或许，该文的力量，应该更在于原本是国家的事却大谈私谊，本来是军事的话题却大讲政治，结论是明摆着的却一定要层层剥笋等出人意表的文脉设计和写作手法上。然而，也正唯如此，除了某些心照不宣的共同感受外，日本人的这番苦心，却最终以超乎其逆料的结果被丁汝昌所终结。

《劝降书》第一段从叙旧开始。他试图通过曾有的旧谊，来表达对故知再会的渴望，因为自己寤寐思服的老友是一位胸怀大义兼具伟见卓识的“大兄”：

 北洋水师提督丁君汝昌大兄侍史：一别以来，不接謦咳久矣。往岁尝与大兄置酒高会，当时情款尚存梦寐，心窃期再会。而何图今日贵邦与我邦构兵，见大兄于硝烟弹雨之间。呜呼！是奉公之义，真不可得已也。然仆之于大兄私情岂有所少渝乎!旧时交谊，益加厚矣。是乃所以敢呈一书，窃通愚衷也。大兄尝谓仆曰：大清国与大日本同在东洋，唇齿相辅，与泰西诸国为对峙。(《日清战争实记》空30字，下有括号文字者，悉补正于《日清战争实记》，简称《日清》)当是时，贵国宜与我国深相结纳，以为长久之谋矣。高说一一与卑意相投，叹赏不措，深铭心肝。常以为如大兄之言，一世卓识，千古伟见，能审各国形势，知当今时务者也。清国有人如斯，东洋平和可必也。而今也两国开衅，遂致有今日，是实仆之所深忧，而大兄亦岂得无遗憾乎!呜呼!大兄与仆久同所见，而今日旗鼓相见，是奉公之义。虽出于不得已，然仆之私情遂不能忘于大兄之言也。是以敢输鄙诚，告下执事。大兄熟虑，幸惠贵答。书中所言，直吐赤心，不复为貌言以思大兄之切矣。情多语繁，娓娓不知所裁，伏惟炤亮。

这段话披露了伊东祐亨与丁汝昌之间的难忘经历和感受。首先，两人似曾有过推杯换盏的畅饮光景。他强调，尽管两国交战时彼此不得不各护其主，可若想起从前两人之间的肺腑之言和心灵交流，则既有之私谊非但未减，反更加醇厚。重要的是，这种醇厚的友谊，完全可以超越国家之间的一时不快，而应该回到丁提督以前所呼吁的“联亚抗欧”之大义上。然而，对于当下的中日纷争，不光我伊东忧心如焚，提督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相信，只要大清国有像提督一般的人物在，东亚的和平就一定会实现，眼前的摩擦也一定会很快过去的。所谓仅就字面而言，《劝降书》的开场白，显然是从“情”字切入的。其表达，似乎既不乏朋友间的“人情”，也充满了国家间的“大义”，而且从只有东亚一体才能抵挡住欧罗巴列强的角度看，充满区域“大义”的朋辈“人情”，最终又何尝不均出自“奉公之义”呢？正唯如此，我伊东与丁兄的交谊才应该更根本和更长久的。这意味着，“打感情牌”，将成为《劝降书》自始至终试之不爽的撒手锏。

那么，既然在不远的将来以中日合作为核心的东亚愿景是那般美好，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想办法来共克时艰，并尽快结束眼前的战争呢？《劝降书》无疑在说，以丁提督固有之伟健卓识，想必早已知己知彼，明察时势也久矣。可倘若行一时之意气，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则提督所率之部下将卒，岂不要做出无谓的牺牲？在数千名生灵之生死实系于大兄一念之动的情况下，能否成就“生死肉骨”之大德，就全看提督能否听老友一劝了:

丁君侍史大兄平心虚气，达观天下之大势以为如何？贵国及我国水陆军今日形状果如何？欧洲诸邦意向及方略果如何？大兄前途果如何？窃惟大兄明智固已洞察焉，何待仆赘言。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请使仆少言焉。顷者案天下之大势，窃谓贵国状况甚欠安稳。在外则我日本军水陆并进，有破竹之势，数节之后将迎刃而解，其锋不可止矣。且贵邦又开衅于法国，诸外国亦睥睨其间，顷者地中海舰队来东洋者十数艘(以下有四十七字，原缺。《日清》为“四十五字”)。是实大兄之所尝虑，而今也其祸已迫矣。大兄以为奈何。仆(《日清》接有“又闻贵国有内顾之虞，顷者”)读泰西新志曰:在美清民得洋人之助，窃谋大事，与贵国匪徒互通气脉，将乘机而发(《日清》为“一举，将行革命之事，清廷文武枢要之人，亦有暗煽动之者云”)，则其祸实不可测也。且夫贵军之与我军今日大势，其危机有更甚焉。我陆兵则首陷牙山，叶将军仅以身免。平壤之险，一步不支，贵国陆兵渐退散，鸭绿江亦遂失守。宋将军弃武器而归，我军未损一兵，而凤凰城、九连城相继而陷，如金州亦瞬刻而归我手。今也盛京一省全为我有，我军岂自称为仁义师乎，然欲必行仁义，故秋毫不侵民物，布政令，恤贫穷，是以民皆喜为我用。村落到处箪食壶浆而迎我师，如此而进行不已，则我军之入北京，决不出于旬月矣。贵国之民亦渐闻我军有仁义之实，则倒戈而降者陆续接踵也必矣。加之我舰队阅前日二战，势力百倍，顷者又陷大连、旅顺，士气益觉踊跃，无漏余勇之地，思再战以决输赢。盖海洋岛之战，大兄所率水师善战勇猛，实非贵国陆兵之比。然昊天偏幸于我国，使贵国多失精锐，而我舰不损其一，仅蒙伤害者亦皆修理完成，而战斗力则如旧。于是乎三军之士扼腕慷慨，惟恐不得战。仆平心熟察，今日之势，我水陆军之力或远出于贵国之上。窃为大兄谋，进而战乎？固我军之所期，而战胜之利恐未必在贵国也。退而守乎？我军水陆并进，以绝粮道，则不出旬日而军需渐乏。当此时，我军直撞之，则贵军恐无胜算。大兄若出港而去乎？我军尾行，穷天极地鏖战而后已。由是观之，贵军进退亦可谓难矣。抑世之大人杰士审天下之大势者，晓然能观后事，不误其归画处置。若夫进退无所决而待祸害至，是非策之得者也。果知无良策长计，事不可为，而徒致死以成(《日清》“以成”合为“洁”)一人之名者，是妇女子之贞，而决非英杰所宜为也。仆每谓为人臣者致死则易，得死所则难矣。古人曰，命或重于泰山，信哉。苟有司命之职秉生杀之权者，宜重身以护其部下之生命矣，是实大将之任也。计不及此，而出于无谋之举，安得为将帅之器耶！窃惟大兄所率部下将卒不下数千，其生死一在大兄掌中。今大兄非有成算而进击乎？绝贵军数千人之命，而无效于国家，是亦使数千人徒死也。大兄岂忍为之乎！若夫退而守，出而去乎？亦非有成算。

对方显然以软中带硬的口气，端出了中日军事实力间所存在的巨大落差。日军本来已势如破竹，而清廷又引来了法国的敌人，如此两线作战，已构成兵家之大忌，何况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正在向清朝袭来，即官方最感恐惧的“内乱”局面，已势成连天蔓草和海内外联合之态势。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把《伊东中将遗丁提督书》所删去的文字通过最早版本《与丁提督劝降书》以括号形式复原后发现，日本人所揭破的事实，日后还几乎构成了清廷的死穴，即：“仆(又闻贵国有内顾之虞，顷者)读泰西新志曰：在美清民得洋人之助，窃谋大事，与贵国匪徒互通气脉，将乘机而发(一举将行革命之事，清廷文武枢要之人，亦有暗煽动之者云)，则其祸实不可测也。”他试图强调，将倾之厦本已独木难支，日军也早已呈立体包围态势，目前的情况是，提督进战也不是，退守也不行，出港而去复不可能，最终也只剩鏖战一途而已矣——直到全部死去为止。可作为宽容仁厚的丁提督，您又如何忍看那几千名部下做出如此无谓的牺牲呢?对丁汝昌而言，不能不说，能否不让那些士兵为败局已定的战争去殉葬进而导致无数家庭的破败和绝望，倒的确成了唤起他伟大救赎使命的首要和最大的问题。这意味着，《劝降书》所内藏的软性激将法——“仁义”这一能激起一个人内在忠勇之气并足以下达最高道德命令的心灵上帝，将会对丁汝昌的最终抉择，发出无条件服从指令。

于是，为了让丁汝昌尽速地服从那道神圣的指令，《劝降书》显然还需要把丁氏喋喋不休的所谓效忠清廷等坚贞誓言，从他的效忠对象身上一一移除。它试图通过活生生的生动事例和比他还要高端的官宦大人们的遭遇和不堪，让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都来现身说法，目的只有一个，即如何才能促使丁提督及早进入到自身命运与清朝政治已完全无关的心理切割状态和生无可恋境地，并最终让这位敌军统帅“弃暗投明”或至少是“昧死一降”。更何况，丁提督倘有此壮举，一则可立救数千士卒于死地，二则可构建东亚和平与繁荣于千年，如此，则与其惜一身之名节而致天下之涂炭，孰若顺势而昌、从善如流呢：

则形势日非，而部下人士无复全身之地。于此时独洁一人之名，使部下陷死地，而其死无益于贵国，则天下称大兄为孤狷节介之士则有之，称为仁勇全责任之良将即未矣。呜呼！一人之名重则重，然洁一人之名而绝数千人之命，仆知大兄之不出于斯下策也。况东洋千岁之大计尝同卑见，则善后和好之议，固不得不期于大兄，而大兄亦不得不任其责也。然则如何而可乎？仆有一策，敢告之大兄，大兄乞虚心听之而幸决其可否。仆闻之效小节者不能立大功，思小耻者不能全荣名。管仲不耻不死于公子纠而耻霸业之不成，孔子以为仁。乐毅去燕降赵，全前功，保封土，不洁其名，而其荣名遂全徵之。泰西史乘，土耳其之与俄罗斯战也，阿须曼侯善战，英明轰于天下。然悟兵力之不支，则举其全军而投俄，下以全三万之师，上以安土国之危厄。平和之后归而为相，令名益高。地球各国之人自帝王至舆丁，皆赏其智勇仁慈。若当时使彼盲进狂奔，内无成算，外赴死地，徒致三军之死乎，天下皆笑其无谋，称为狷介之小丈夫也可知耳，乌称为临机应变、全节安国之英杰耶！此等皆足以见其远大度量矣。恭惟大兄居司命职，数千士人其死其生，一在大兄举措如何。大兄将如何决之进欤、退欤、将出而去欤？盖此三者皆非策之得者。思管仲、乐毅之立大功、保封土、留荣名而与阿须曼侯同其迹，以全其舰队投我军而徐为善后谋。则仆请与大兄同志而将从东洋千岁之大计矣。大兄以为如何？今大兄率其舰队来投乎，我皇待大兄以高荣。于是乎，大兄之舰队无复危厄之虞，而大兄徐为大清国计画处置，以护其颓运，则东洋之平和、千岁之大计可得而全矣。如是则大清国皇帝亦赏大兄之功，部下士人视大兄犹视父，论者攘臂谈其伟绩，大名轰于天下，地球之人亦将知有大兄而不知有阿须曼侯矣。大兄幸详思熟考而决之。仆之于大兄固非寻常一夕之欢，东洋前途有大可忧者略同所见，则平昔胸怀非向大兄倾倒而谁欤？仰止有年，寸心常赤，乞垂谅察，且所以呈此言者非独此也。区区私情，切为大兄一身谋，有真可伤者，是以重致愚衷。仆仄闻李中堂(《日清》后有“蒙皇帝谴怒”)被夺直隶总督，呜呼，其何不幸之甚也！中堂致忠帝室，拮据数十年，头发为白，而一朝夺其职矣(《日清》后有“清廷所以待功臣者可谓薄矣”)。如济远舰长方伯谦氏岂为不怯哉？然其战于丰岛也，进止有可见者，幸全其舰而归，则鈇钺立至。呜呼！何报施之颠倒也！叶志超、卫汝贵亦皆蒙谴责。夫(胜)败兵家之常，况驱惊悸崩溃无斗心之卒，而当奋进敢死之兵，仅全其军而归，则蒙谴责甚则赐以死。为贵国将帅，不亦难乎！仆窃忧大兄舰队进则胜算不可必，进而败，败而归，则方伯谦之辙殷鉴不远。进乎？将退乎？退则又将与叶、卫同其迹。然而捷闻不达，国家大势渐赴危急。则帝王赫怒，重臣蒙咎，虽中堂不能免严罚，大兄亦不得不分其责也。既而我舰队弥进，水陆互迫，则大兄退守之策亦将失其便宜。呜呼！(《日清》后有“外对奋前勇进精锐日加之敌，内奉恩威并施之君”)大兄今日之进退，亦难矣哉！李陵者，古之名将也，称为有国士之风。以五千疲兵当十万劲敌，麾下之士视死如归，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陵振臂一呼，创病者皆起，其勇武义烈如此。然见事之不可为，则决意而投单于。盖内奉好兵之君而有不测之祸，外当精锐大兵而成功不可必，则其势非可得已也。仆何敢以李陵望大兄，然切为大兄深虑其祸害耳。顷者操江舰长来投我军，我皇给之金帛，使之安堵。舰长深感皇恩，而请归化。平壤之役，来投我军者亦皆保其生命，特受优待。夫彼等捕虏固一匹夫耳，尚得款待如此。操江舰长亦固非有过人之才，而我待之以特遇。况如大兄才勇出众，抱一世卓识，知当今事务而东洋千岁大计，固不得不期于大兄，则我皇之待大兄岂得不以重要之任乎！大兄视以为如何？呜呼！今也大兄之进退至难，而顾有至安之地，大兄请幸察大势而裁决，勿失好机。仆虽驽钝，愿为大兄致力。大兄果将其舰队来投我国，我国必待大兄以高荣。如此而后大兄徐为大清国为善后之策，以保东洋平和者，是千岁大计。方今良策，其理易见，其事固非难行也。

《劝降书》作者对古今中外可以直指人心的相应典故，是谙熟的;对如何才能压倒丁汝昌心灵深处的最后那根稻草，似乎也是有成竹在胸的。事实上，丁氏那份凡事不忍的宅心仁厚，不独中国人，日本人也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他眼下的心理世界，其实一直是在“不投降”和“保部下”之间激烈地冲突着。他知道自己的地位跟李中堂相比轻若鸿毛，可连尊贵如中堂式的人物也只能俯仰由人、黜陟无常，一个尚在革职留任、戴罪立功中的自己，又如何全身自保呢！然而，作为一个军人，他显然无比在意自己的这张脸。历史上不顾颜面的管仲、乐毅之徒和土耳其阿须曼之辈，即便以所谓成则王侯的远大眼光获得了后人的钦敬，可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和粉饰其最初一念的懦弱和卑怯。所以，日本人的这番劝诱，不但没有让他认可，反倒激起了他心中那腔“不肯过江东”的项羽气概。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气概下，《劝降书》中那些高官厚禄的诱惑，已被丁汝昌轻蔑到何种程度——凡是有价的都是不值钱的！而与日方的小人之量和猥琐心理形成天壤之别的，则仍然是北洋的最高长官如何才能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既不失尊严又保全将士的可敬终结这一横亘于丁军门心中的临终关怀。结果显然是出乎所有人之意表的:既不是试图把丁汝昌简单描绘成英雄们所希望的“先自尽，后降书”形象，也不是极力想把丁汝昌渲染为叛国者的“已降复死死为谁”之所谓懦夫面目，更不是“爬出来啊给尔自由”之类日本人如意算盘下的恶意满足。《劝降书》最后一段的恳求语句，倒有些让人深思:

呜呼！仆之于大兄情谊有不能忘者，是以敢自忘其身而致款款之情于大兄。大兄沉思默考，幸惠回函。鄙见若有可采，则乞致其意，更缔盟约以全此事。临书不胜恳款诚悃之至。某顿首再拜。

其实，对“丁提督得书，不为彼所感动者默然久之。既而谓左右曰:虽友情实可深感，至报国之义断不可已，我唯死而后已”之记载的解读——“后及其力竭势绌，身自降于日军以救部下兵士之死，盖本于此书意也”一句，也只是日本方面的研究者事后才有所了解的恍然大悟。由于丁汝昌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最终选择经纬，对于后人认识如此关键问题十分重要，遂请允许笔者不厌其详，把日本研究者整理的那些或许是并不愿意公布的事实尽可能完整地载录并分析如下:

明治廿八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三十分，有小军舰一艘，前樯插白旗，后樯插黄龙旗，盖军使建白旗礼也。舰尾曳短舟，徐出东口，指日本旗舰而来。又渐近见之，即清国炮舰镇北也，载军使广丙舰长程壁[璧]光而来。旗舰即传命于小火轮飞霆，驰往留之，使矴系距离八百尺外，更传信号警戒诸舰。水雷艇四面来守，以围清舰，互相监视。壁[璧]光乘其短舟来旗舰松岛，日水雷艇为前导。伊东中将使参谋将校导至长官室，以问其来意。壁[壁]光即致丁提督书于伊东中将，且曰：提督方在病蓐，不能自来办事云。其书曰：

启。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全军丁为咨会事：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决意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之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右咨 伊东海军提督军门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廿八日

伊东中将得书，即与诸参谋等议。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官鲛岛少将、第二游击舰队司令官相浦少将、松岛舰长大佐威仁亲王、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大佐等佥会。诸将校曰：宜并军舰、炮台以捕擒清舰将。伊东中将排之曰：丁提督，清国海军名将也。自居北洋水师职以来辛苦经营，十年如一日，而今日之战术又有所可观，其伎俩决非可侮也。今力竭势绌，寄书乞降，察其心事，岂不可怜哉!此际若徒责降服条件不足，非日本义侠武士本心也。我快纳其降，以布示我日本人气象于地球也。竟许之。因又遗丁汝昌书曰:

谨领高意。小官当以明日与贵官议收贵国军舰、炮台。诸兵器已收毕，小官派遣我兵舰一艘，警卫诸兵送还其乡。且小官前日以书通鄙意，其大要有为贵官谋保无事者。贵官宜暂来敝邦，待事已定，图贵国将来利益，小官当礼遇保护也。小官素信贵官为人，故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为证也。贵官宜期明朝上午十点受答覆。

中将又寄语程璧光，致殷勤意于丁汝昌，且赠以葡萄酒及广岛干柿，曰聊以慰军中劳也。至下午三点钟，璧光即去。先是，伊东中将欲问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大将意见，时司令属官村冈炮兵大尉来，在旗舰，即使大尉急賫旨还虎山军司令部营。于是大山大将与参谋副长伊地知炮兵中佐议定数条项，使中佐抵旗舰松岛。石井炮兵大尉善熟中国语，因又从之。道路泥泞，行步极难，到则璧光已带伊东中将书而去。

可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丁汝昌在派人带信致谢日方同意释放数千名官兵并“深为生灵感激”的同时，竟奉还了伊东祐亨的礼品；而更出乎日方意料的是，丁汝昌在信尾处亲署“正月十八日，丁汝昌顿首”后，竟自尽而死：

程璧光出此书，且愀然曰：昨夜丁提督见伊东中将覆书，大喜，速容其请，曰：保全生灵之望已达，我事乃足矣。因更裁此书，又以电文报李中堂曰:我虽尽心极力以相战，势竟至不可不降。即托后事于客将亚独米辣路马库鲁哑(马格禄John Mclure，美国人，拖船“金龙”船长，1894年11月被李鸿章任命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原书注)，从容自尽而死。

而接下来的日方反应，亦如史籍所载录者:

呜呼！可谓节义之士矣！定远管驾官刘步蟾、刘公岛陆兵统领张文宣相继殉之。诸将校闻之，皆凄然，伊东中将殊有感容。此日镇中舰插半旗而来，盖为丁提督死也。中将即遗书清重官在威海卫者，延至二十二日，悉收军舰、炮台、军器，且结条约，放还外国人在清国舰者。寻传信号，告丁提督死，于诸舰队停止奏乐。盖中将以将官之礼吊之也(横滨来电、新闻报、英国新闻共记此事，与本文无异)。

至此，一代海军名将，就这样以一种超越庸常的特别告别方式，有尊严地结束了他的生命，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死，已不失仁义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这个使命的设计环节，又显然超越了所有人的臆断，包括日本人对丁军门不乏恶意的纳降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丁汝昌起草“降书”固然在自尽之前，但丁汝昌起草的“降书”显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数千名士兵和他们身后的数千个家庭。有这样一则报道显然被大家忽略了，即日本《每日新闻》1895年３月１日登载的《丁汝昌生命保险三万英镑》一文：“丁汝昌提督十年前在香港英国生命保险公司加入三万英镑的生命保险，由于丁在威海卫战中死去，保险公司立即派遣职员前去调查。生命保险契约中规定，自杀的情况下不支付保险金。如果丁提督的死因确系自杀，此保险金受领将会遇到困难。”这意味着，在丁汝昌的临终关怀中或许还有着作为提督的临终者所独有的特别境界：“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