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16—19世纪中国器物在拉美的传播与影响

文摘 2024-10-18 23:44 天津

文明互鉴：16—19世纪中国器物在拉美的传播与影响

潘天波

摘要：明代以来，伴随海上国际贸易航线的开通、海洋气象学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殖民扩张，中国器物外销拉美市场逐渐扩大。在三角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器物交往持续了250年的历史。流动的中国工匠与器物以特有的文化表达向拉美民众传递了中国的造物理念、审美情趣和人文思想，促使拉美民众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迸发出新的艺术灵感，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创造出独特的文艺样态，也由此拓展了他们的生活空间。中国器物为拉美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促进了拉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在拉美文明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关键词：海上贸易；工匠流动；中国器物；拉美民众；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工匠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4年第4期“美术学与设计学”栏目刊出 2024年6月28日出刊

引论

全球范围内，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器物文化交往既呈现彼此互动、互惠与互鉴的形态，又出现彼此交融、体认与创生的独特文化走向。在太平洋上，器物文化已然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交往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也是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拉美的一个航向标，更能看出一个不争的事实——拉美民众因中国器物文化而萌生新的艺术创作，进而使得拉美国家诞生了新的文化样态，并由此创生新的生活空间与审美情趣。因此，任何忽视或低估中国与拉美国家交往中器物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的学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拟在全球史视野下，简略考察中国与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契机与机制之后，聚焦器物交往过程中的互动、体认与互鉴，以期镜像器物在交往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进而展示中国器物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逻辑与文明意义。

一、交往的契机与途径

从人类学角度看，考古人类学家证明了中国和拉美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即“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和埃斯基摩人——从人类的系统来看，即为蒙古利亚种之一，再向东移植，和中国人是有亲属关系的”。从工匠文化角度看，器物文化更能提供中华文化样态和拉美国家在彼此交往中逐渐形成亲缘关系的有力证据。

（一）交往契机

就目前考古实物证据看，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的交往历史，主要是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的步伐，在殖民者的第三方中介干预作用下，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始了海上器物交往，也实现了文化的交往。

首先，太平洋国际航线的开通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前提。约在明代中期，“中—菲—墨航线”正式开通。1525年与1526年，西班牙船队曾两次沿麦哲伦航线，驶往菲律宾，但最终因风暴而沉船，部分人员返回。1559年，西班牙船队再次前往菲律宾，并发现一条返回墨西哥的海上航道。1565—1568年间，经过多次“在往返菲墨之间几次航行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中国(海澄、泉州、广州等闽粤海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从此，中国和拉美国家间的海上贸易之门打开，中国器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菲律宾，再经过太平洋输入拉美国家。至明代后期，中国港口贸易又开辟了“澳门—马尼拉航线”“广州—秘鲁航线”“广州—里斯本航线”三条国际海上贸易航线。这三条航线的国际贸易除了“广州—秘鲁航线”明显地直接与拉美国家有关之外，另外两条国际航线也与拉美国家有关。因为，“澳门—马尼拉航线”是中国和拉美国家海上航线的跳台，澳门和马尼拉成了中国器物运往拉美国家的中转站；“广州—里斯本航线”运往印度和葡萄牙的中国器物，也被葡萄牙人带到拉美国家。明代后期多条海上国际航线的开通，为中国器物流通至拉美国家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其次，海洋气象学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技术保障。航海贸易的商人和水手必须熟练掌握海上季风、海潮等海洋气象学知识，否则很难顺利抵达目的地。在明清时期，中国发达的海洋气象学为海上丝绸之路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造船与航海技术也是海上丝路通商的重要保障，明代的《郑和航海图》已然显示出中国古代航海测绘技术的先进性。显然，这些技术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与保障。

最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殖民扩张提供了可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欧洲殖民帝国在殖民扩张中与东方国家进行着海上贸易，通商已然成为15世纪欧洲各国最受鼓励和支持的国际贸易活动。因此，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殖民文化的空间拓展扩大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互动，为中国器物外销拉美国家市场提供了新动力。

（二）交往途径

在国际交往体制层面，“马尼拉帆船贸易”是16—18世纪中国贸易和拉美国家主要贸易的体制，这种贸易体制的特点是依赖第三方贸易中转，成为中国和拉美器物文化交往的重要体制。但迫于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巨大的商业诱惑使得走私贸易成为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其中一种重要途径。

16世纪中晚期,“华人通过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开始陆续抵达拉丁美洲。当时,菲律宾的华商转运销往墨西哥的瓷器、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用以换取后者丰富的白银矿产，另一个目的国是古巴”。塞维利亚文献也记载：“马尼拉城是建造在马尼拉河的旁边，那时候，从中国来了3艘船，船上满载货物。”显然，马尼拉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器物运往海外的中转站。1571年，西班牙非法侵占菲律宾之后，于万历三年（1575年) 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进行中转，直至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航线（Acapulco) 和秘鲁的利马（Lima) 航线。根据史载，“1573年菲岛殖民当局开始向西班牙国王建议由墨西哥派商人来菲岛贸易……1574年有两艘马尼拉帆船驶往墨西哥，船货中只有价值两三万比索的少量中国商品，包括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瓷器22300件等”。从此，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始了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站的海上贸易，器物交往也由此展开。16—17世纪，从广州港起航的海上贸易，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再到里斯本，这条航线的海上贸易航道异常繁忙，特别是运往海外的瓷器、漆器、丝绸等货物被海外民众奉为“异域之花”，拥有或使用中国器物成为拉美国家上层人士社会生活的时尚物品以及身份地位的象征。

至19世纪，拉美很多国家在沦为英国、美国殖民地之后，与清政府建立了官方的正式贸易关系，并与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先后签订了《中国—秘鲁通商、航海友好条约》(1874年)、《中国与巴西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880年）、《中墨和好通商行船条约》（1889年），从而结束了“马尼拉帆船贸易”体制，正式开展中国近代和拉美国家直接的官方海上贸易活动，从而加速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器物交往，促进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除了官方贸易之外，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早期贸易方式还有民间贸易，其中走私贸易是中国和拉美国家贸易的民间体制。

从“马尼拉帆船贸易”到“官方贸易”，再到“民间贸易”，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器物交往持续了250年的历史，数以万计的瓷器、漆器、金银器等中国器物被运往拉美国家，走进拉美国家的民众生活中。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如是描述：“两个半世纪来，大帆船年复一年地航行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漫长而孤独的航程上。没有任何一条航线能持续到如此之久，没有任何一种正规的航行像它那样艰难危险，250年里，它承受了几十艘船、成千上万人和数以百万计的财物。”可以推断，这些商船、商人、工匠和器物在拉美国家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中国器物为拉美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促进了拉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二、工匠与器物的跨太平洋流动

在跨太平洋交往中，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最引人注目的、最常见的交往方式莫过于工匠文化交往，这主要表现为工匠和器物的直接交往。

（一）工匠流动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工匠或从公元5世纪就来到拉美国家，并将中国的工匠文化带到拉美国家。譬如公元458年，沙门慧深抵达扶桑国。根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第327卷）转录《梁书》认为，扶桑国或为美洲的墨西哥。慧深在扶桑国生活了数十载，他是最早将器物文化传播到拉美的中国工匠。另外，考察拉美出土的佛珠、石碑以及佛像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器物、造像，这些古物的来源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中国僧侣或商人带去拉美；二是由前往当地的僧侣与土著居民共同创作。

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在拉美的华人工匠，大部分是被西班牙人掳掠或拐卖到拉美做工的，即为一种契约工匠。1585—1590年间，“菲岛殖民当局又遣使到福建、广东招募华工，于是数以千计的中国木匠、泥瓦匠、铁匠、织工等各行业手工工人及农民陆续到菲岛侨居做工。……西班牙人有时也把自己雇佣的中国仆役和工匠带到墨西哥去。”也就是说，早期在拉美的工匠主要是菲律宾殖民地的华人，工匠大部分来源于福建和广东等地，主要通过招募、雇佣等方式，工匠种类主要有木匠、铁匠、泥瓦匠、纺织工匠、裁缝匠等。就工匠的工作地点以及签约方式而言，“最早的秘鲁华人移民也从事家佣和工匠的职业,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矿山、鸟粪场以及安第斯铁路的建筑工地。……大部分华人劳工是在受到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签约的”。换言之，16世纪末期华人工匠基本上是通过不正常的招募方式前往拉美的。这主要是因为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已由殖民征服阶段转入开发掠夺时期。在继续奴役土著印第安人的同时，急需补充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手，主要靠从非洲大量输入黑人奴隶。当时侨居菲律宾的华人中有许多能工巧匠，他们的精湛技艺吸引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注意。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许华人工匠进入拉丁美洲。于是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匠，包括织工、裁缝、木匠、泥瓦匠、铁匠、金银首饰匠以及理发师等，从马尼拉陆续转往拉丁美洲做工”。那么，这些侨居菲律宾的华人工匠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说，在菲律宾的华人工匠的可能来源是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第一，亦商亦工的人群在海上丝路贸易的诱惑下，从中国沿海或内地迁徙到菲律宾做工匠。根据《三洲日记》记载：“闻金山华商言，墨西哥都城房屋有类华式者，似华人之经商于墨古亦有之。”可见，墨西哥的华人建筑工匠或本为海上贸易商人。第二，来源于中国的一些僧侣工匠，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国工匠文化，并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第三，受到明朝政府的匠籍制度迫害，或涉及犯罪，流亡至菲律宾做工。在明朝，严格的匠籍制度对工匠的生活、流动以及造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工匠迫于生计而逃亡海外，并分布在全球各地，为当地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工匠前往拉美国家之后，带动拉美工匠文化朝向新的文化样态发展，并改变了拉美土著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追求。这些来自中国的工匠群体本身在异国他乡就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性力量，他们在创造带有国别文化特征的器物的同时，也在传播着本国文化，并在拉美生根发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国家的文化发展。

除了工匠流动之外，19世纪还有清朝官员前往拉美国家。1887—1889年，清政府派遣傅云龙出使日本和北美后，他乘船经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前往古巴、秘鲁和智利，并经过阿根廷和乌拉圭访问了巴西。在拉美之旅中，他写了20多卷报告、游记和诗歌，其中就有篇章涉及拉美国家的工匠文化。傅云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周游美洲并访问拉丁美洲国家的官员，他对拉美的访问是19世纪中国与拉美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在中拉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二）器物流动

考古学家在墨西哥曾发现公元5世纪前后的中国风格的文物，可推测中国和拉美的交往时间在公元5世纪前后。著名考古学家奈云：“在墨西哥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在墨西哥一处农田曾发现几只装有许多泥塑古佛的石匣，古佛的面貌和服饰与中国中古时代的装束毫无差异。还发现一串刻有中国文字的古钱，串钱的麻绳并未腐烂，组织法和形状也和中国的相同。”这些考古出土的中国风格器物显示，中国和墨西哥的交往时间可上溯至公元5世纪，而且显示出可能从佛教文化的交流开始，伴有器物交往以及贸易交往。另外，美国考古队曾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的印第安人贝塚中,发掘出明代万历年间青花瓷70余件。经考证,这批瓷器来源于大商帆船“圣·奥格斯汀号”。该船是1595年11月从马尼拉经北美沿岸驶往墨西哥的大帆船，但因遇风暴沉没，之后被印第安人打捞后埋入贝塚。这批中国青花瓷是中国和美洲或拉美国家交往的有力古物证据，揭示出中国和拉美国家海上贸易的悠久历史。

在南美洲秘鲁，考古学家也曾发现公元5世纪左右的中国文物。1865年秘鲁人孔德·德瓜基“在特鲁希略附近掘出一座金属女神像，梳中国式发辫，脚踏龟蛇，神像旁边刻有汉字‘或南田井’四字。德国考古学家约塞·基姆克确认这尊神像为中国文物，埋藏地下可能已有千余年。……在秘鲁利马国家博物馆中，有两件画有八卦图形的陶器，编号为1470号。秘鲁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艾萨断定它们是中国文物，是由中国运到秘鲁的。秘鲁境内还曾掘出一块石碑，虽已剥落不堪、字迹模糊，而中文‘太岁’二字却很清楚”。很明显，秘鲁出土的神像、陶器和石碑与墨西哥出土的古物序列大致一致，是早期拉美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器物证据。

三、拉美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体认

在与中国长期的太平洋海上工匠文化交往中，拉美民众也由此诞生了更深层次地对中国文化的文明体认，这主要体现在器物体认、技术体认和国家体认三个维度上，展示出中国工匠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深远影响。

（一）“丝船”的体认

丝绸是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也是海外国家最为渴望得到的东方产品。菲律宾学者欧·马·阿利普在《华人在马尼拉》中记载：“西班牙殖民者立即发现与华人友好是很有益处的。他们需要华人的精美货物，出口到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华人能够向他们提供丝绸、瓷器、漆器和其他重要的东方产品。”可见，西班牙殖民者是中国丝绸、瓷器和漆器等货物输入欧洲和拉美国家的中间掮客。由于大量的中国商船停留在拉美国家港口，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丝船”的印象是深刻而持久的。他们称这些“丝船”为“中国之船”。这些“中国之船”经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将中国器物行销至拉丁美洲各地，并影响了拉美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体认。或者说，在跨文化国家形象体认中，物的体认总是先于其他体认，尤其是中华诸物的奢华与精美带给拉美国家民众具有冲击力的审美感知与艺术享受。

另外，葡萄牙商人也是中国丝绸和瓷器等货物运往拉美国家的掮客。16世纪初，葡萄牙人发现了中国精美的丝绸、漆器与陶瓷。法国人布罗斯在《发现中国》之“从瓷器到神学”一章里这样描述：“当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他们便在那里出售香料以换取瓷器和漆器。”而这些葡萄牙商人又将中国器物贩卖至拉美国家，并开启了中国商人和工匠的拉美之旅。随着“丝船”而去的中国商人、工匠也在拉美国家定居生活，开始他们在拉美异乡的商业及造物活动。16世纪墨西哥城的唐人街和17世纪墨西哥城的阿卡普尔科中国市场就有大量的中国器物、中国商人和中国工匠，这些“中国元素”成为拉美土著居民们心中的一道风景线。

（二）技术物的体认

对于土著印第安居民而言，来自中国的工匠技术物给他们带来了多重体认。譬如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1967年）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尽管作品描述的是传奇故事，但也能镜像出中国和拉美国家民众工匠文化交往中的技术体认。作品描述了吉卜赛人将科学技术带到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并使布恩迪亚迷上了科学技术。《百年孤独》如是描述：“每年到了三月光景，有一家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家到村子附近来搭帐篷。他们吹笛击鼓，吵吵嚷嚷地向人们介绍最新的发明创造。最初他们带来了磁铁。一个胖乎乎的、留着拉碴胡子、长着一双雀爪般的手的吉卜赛人，自称叫墨尔基阿德斯，他把那玩意儿说成是马其顿的炼金术士们创造的第八奇迹，并当众作了一次惊人的表演。”尽管作品有一定的虚构成分，但显然能镜像出太平洋上海上贸易的科学技术物对拉美民众的触动并由此产生对来自远方磁铁的朴素感知。文学作品的体认往往来自生活原型的建构。实际上，作者既展现出欧洲科技物给拉美民众带来的触动与好奇，又有中国技术物给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百年孤独》这样描述：“翌年三月，吉卜赛人又来了。他们这次带来了一架望远镜和一具放大镜，有鼓面那么大。他们公开展出，说这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最新发明。……为了证实放大镜在敌军身上的威力，他竟亲自置身于太阳光的焦点之下，结果多处灼伤，经久方愈。”这段文字，是作者对拉美人遇见西洋望远镜和放大镜的场景描写。“（法国艺妓）她们拿花花绿绿的阳伞遮住灼热的阳光，肩上是华丽的丝绸披巾，脸上搽着胭脂和香粉，发上插着鲜花，手上戴着金手镯，牙齿嵌着钻石。……这次失败的创举唯一留下来的，是法国艺妓带到马孔多的新的生活气息，她们那种出色的技艺改变了传统的爱情方式。她们宣传的‘社会福利’思想正在排除卡塔林诺游艺场，并且把僻静的小街变成了热闹的市场，市场上吊着中国灯笼，手风琴手奏着郁悒的乐曲。”很显然，这段文字描述能镜像出中国丝绸给拉美民众带来装饰美学或生活空间的改变。同样，这些描述也暗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欧洲殖民者 “趣味贩卖”至拉美国家，进而深刻影响了拉美土著居民的生活空间与审美情趣。

（三）对“拔山拏”和“China”的体认

清朝使节谢希傅说, 秘鲁当地人称中国华人为“拔山拏”，即西班牙语中“同乡”之意。“拔山拏”的称呼充分说明秘鲁人对华人的友好，也能镜像出中国和拉美民众器物交流带来的思想渗透和情感联络，以至于称中国华人为自己的“同乡”。“拔山拏”的称呼也说明海上贸易沟通了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民心。民心相通是工匠交往的产物，也是海上国际贸易发展最为深刻的影响。

秘鲁土族居民对华人的认同，自然能产生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同，而他们心目中的“丝国”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China”的认知。1874年，巴西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小阿尔梅达 (Francisco Antonio de Almeida Junior)曾随法国科考团前往日本，其间曾到访中国部分沿海城市，后来在他的旅行日记(后被收录在《从法国到日本: 关于中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居民历史、习惯和风俗的旅行记叙及描述》)中首次出现“China”的国家形象。换言之，“China”的国家形象在拉美民众心中出现的时间是较晚的。

简言之，在太平洋海上贸易体系中，拉美国家民众心中的中国是一个器物国度、技术国度和友好国度，体现出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特征，即带有物质认知和审美体认的偏向。显然，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体认基本围绕朴素的物质认知维度，并没有涉及国家政治和制度，或停留在朴素的感性认知层面。

四、工匠文化润泽拉美文明

拉美文化是多元的，呈现出异质性的混合结构特征，这主要来自欧洲殖民者的扩张和拉美文化自身的双重影响。就殖民者而言，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殖民者来到拉美国家之前，他们本身就在中世纪文明、文艺复兴以及阿拉伯文化等多元文化中浸染，而呈现出混合结构性文化特质；就拉美土著文化而言，它本来就丰富多彩，新奇而不拘一格。因此，当中国文化到达拉美国家之后，被迅速移植至拉美的土著文化之中，欧洲文化、亚洲文化与拉美土著文化的激烈碰撞，必然妥协性地形成拉美多元的混合文化，最终深刻影响了拉美国家的文明进程。

（一）工艺文化在拉美

伴随中国工匠来到拉美国家，加之太平洋海上贸易的影响，“明清之际踏上拉丁美洲土地的马尼拉华人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更多的华人工匠、仆役和奴隶在拉丁美洲从事各行各业的生产劳动。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与扩大中拉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促进双方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且直接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与风尚，包括房屋建筑、家具陈设、室内装饰、饮食起居、游艺玩耍、节日娱乐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某些中国民间传统的风格与特色”。这些带有中国风格的生活习俗与风尚是中国和拉美交往带来的艺术果实，是侨居在拉美的中国工匠的汗水与智慧的结晶，也是拉美工匠吸收中国文化的产物，展示出工匠文化在拉美国家文明发展中的功能与价值。

瓷器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影响了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全球文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书法、戏曲、建筑、民生等无不能在精美瓷器上寻觅到踪影。在丝绸之路上，与其说是中国瓷器的输出，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艺术与美学的输出。在17世纪的拉美国家中，中国风格的瓷器不仅成了民众的生活用具，还成为建筑材料。譬如墨西哥城的瓷宫所用瓷砖敷料均来自中国；同时，瓷器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为显赫的装饰品，并日益成为他们生活空间中最为重要的装饰艺术符号。在墨西哥和利马等城市，中国瓷器被当作装饰品摆设在客厅和餐厅里，巴西的贝莱姆·达卡乔埃伊拉修道院教堂钟楼上也饰有中国瓷器。更有甚者，在墨西哥和利马等城市，中国瓷器有时可充当货币抵偿官税。可见，瓷器在拉美国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生活时尚领域，还表现在经济领域。

漆器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在丝绸之路上，漆器的精美，其他工艺品无可比拟，19世纪，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北安第斯国家厄瓜多尔的基多人特别喜欢仿制中国漆雕像。秘鲁学者陈-罗德里格斯（Euguenio changrodriguez）在《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中这样写道：“中国在雕刻方面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雕像使用玫瑰红的颜色上，而且也表现在使用描金技术上，这种方法就是先将雕像涂上金色的底色，然后涂上一层其他颜色的颜料，最后用刻刀在上面进行刻画。基多人特别想模仿东方的上漆方法并按照中国风格的配色使用红色、蓝色和绿色。”显然，厄瓜多尔基多人的工艺在刻刀、用色及其髹法上明显受到中国漆器技法的影响。拉美印第安人手工艺的中国色彩十分显眼，当地土著艺人对中国图案及色彩表现兴趣十足。美国学者帕克斯（Henry Bamford Parks）在《墨西哥史》中写道：“在殖民地墨西哥的漆器和镶嵌金银的器饰上出现了中国式的图案，印第安工匠对这些图案特别爱好。”中国漆器的风格对印第安工匠在色彩、图案以及技法上的影响是多元的、系统的，这也显示出全球范围内工匠文化的流动和互鉴。

（二）绘画艺术在拉美

僧侣是丝绸之路上中外工匠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力量。18世纪，随着中国僧侣和建筑工匠来到拉美国家，中国艺术风格在拉美的传播影响到了当地的教堂装饰，尤其对壁画艺术的影响最为典型。譬如：“在（巴西）奥罗普雷托附近的莎巴拉市的教堂里有中国古代的木雕壁画。……莎巴拉是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以东30千米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小镇上竟有3座教堂拔地而起……颇似中国的宝塔。进入教堂,迎面便看到神龛两侧有4幅典型的中国木雕画。……据了解,圣玛丽亚·奥教堂动工于1717年,由一位从澳门来的中国技师主持建筑。”这些中国的木雕壁画、中国宝塔以及中国的木雕画显示出中国工匠文化在拉美宗教建筑中的渗透与影响。

19世纪初，中国绘画文化由美国远及墨西哥，特别是墨西哥虽然受当时“表现理想社会艺术”的影响，但“民众仍然非常喜欢组画、漆器、宗教仪式用的面具和龙舌兰酒店的壁画等这些乡土作品”。墨西哥著名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1896—1974）颇受中国漆画艺术影响，“在运用源于哥伦布到达以前时期雕刻的人体形态方面，西凯罗斯显示出娴熟的技巧。他喜欢使用新型材料作画，如加漆的颜料。洛杉矶艺术中心广场的几幅优秀壁画就出自西凯罗斯之手”。毋庸置疑，拉美艺术家利用中国的漆材料作画，他们的创造明显受中国壁画和漆画的影响。

（三）拉美家具陈设以及建筑的东方格调

明清时期，中国艺术格调对拉美民众消费与审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对拉美上层社会的家具陈设和室内装饰的审美情趣与时尚偏好的影响。或者说，“中国传统的清新高雅的东方格调，也强烈地影响着当地社会上层对家具陈设和室内装饰的爱好与追求。如墨西哥的塞万提斯家族和科尔蒂纳公爵等，为了夸耀其门第的显赫和高贵，都曾派专人赴华订制成套的‘纹章’瓷。他们在居室厅堂精心布置摆设中国屏风、精雕漆柜、镂花硬木家具以及丝绸绣花台布和窗帘，墙上贴着中国的壁纸并悬挂着中国的山水字画，造型优雅、高达一米多的大号中国瓷瓶，则摆在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里，并备有各式中国瓷制餐具，非常引人注目地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换言之，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屏风、橱柜、丝绸纺织品以及壁画成为拉美人炫耀财富与吹嘘地位的器物。

另外，在巴西的建筑空间,同样呈现东方器物文化的格调。譬如：“萨瓦拉的一座圣母院内,小教堂的塔楼不仅与亚洲的宝塔形状相似,而且装饰其托座的图案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可见，拉美国家的宗教建筑风格里有着中拉工匠文化交往的痕迹。

（四）拉美的养蚕业及水磨技术

丝绸是海上贸易的大宗货物。在中国和拉美国家交往中，丝绸占据很大的份额。“印第安人用土特产品交换中国货物，秘鲁的矿工也喜欢用结实耐穿的中国亚麻布缝制衣衫”。随着中国丝绸以及亚麻布服饰在拉美国家的普及，拉美对蚕丝量的需求越来越大。拉美国家的养蚕业及丝织业开始发展起来。“1503年，养蚕技术从西班牙传入伊斯帕尼奥拉岛。此后不久，墨西哥中南部地区养蚕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541年，墨西哥的生丝产量已达15000磅以上。随着养蚕业的兴起，墨西哥的丝织业也兴旺起来。1543年墨西哥城已有天鹅绒作坊40家以上。墨西哥丝织业的繁荣引起宗主国西班牙的不满。西班牙为保护本国的丝织业，并使西属美洲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便对墨西哥新兴的丝织业采取了遏制政策。”可见，中国的养蚕技术传入拉美国家之后，给当地的养蚕业带去深远影响，促进了拉美国家的丝绸织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拉美的水磨技术或来源于中国。巴西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阿道夫·德瓦尔雅热认为,葡语“manjolo”(水磨)一词可能源于汉语“磨”，它很有可能是葡萄牙殖民者布拉斯·库巴斯将传入葡萄牙的水磨带到巴西的。巴西人用中国的水磨压榨甘蔗，蔗糖和蔗糖经济为拉美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影响到拉美民众的饮食习惯。

当然，文明的交往是互动的。中国给拉美国家带去工匠文化，拉美文化也被华人工匠或商人带回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拉美对中国器物的大量需求，直接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根据《龙溪县志》记载，明清时期的福建漳州“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福建龙溪“机杼轧轧之声相闻”。同时，“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墨西哥银圆得到了广泛的流通，并一度成为我国通行的银币。这大大促进了我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我国由使用银两到使用银圆的币制改革，对我国商品经济的扩大起了积极的作用”。很明显，拉美国家的工商业文化也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文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工匠文化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样的和互为的。在跨太平洋贸易中，中国给拉美国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经济、艺术、文学等领域，在生活方式及文明发展上也展现出中国器物的文明力量，体现出中国器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功能与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增长，更进一步确证了中国和拉美国家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关系。

结论

在分析中认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殖民者从16世纪开始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逐步形成了联结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全球交流网络，把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器物交往中，中国工匠文化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空间的交往价值。中国工匠文化不仅使得拉美民众产生对中国形象的他者体认，还使得拉美民众创生了新的艺术样态。在太平洋上，中国器物以特有的物的表达和美学理念传递了中国工匠文化，也促进了拉美国家民众的艺术表达。通过阐释，还可进一步引申出这样的基本判断：在全球文明体系中，流动的中国器物改变了世界文明结构及其走向，发挥了全球民众器物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功能与价值，实现了世界民众彼此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建立了世界多元的民族文化生态和互联互通的文明体系。

(责任编辑尹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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