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北部的“法兰克化”：罗泰尔一世子王国政权研究
摘 要：在古典地中海世界裂变后，中世纪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意大利北部通过“法兰克化”在政治上北向融入阿尔卑斯山外的欧洲大陆。“法兰克化”主要是意大利北部各级政权系统性地被法兰克统治者掌握的进程，完成于罗泰尔一世统治时期。罗泰尔效仿加洛林帝国政治体系，在核心区、外围区和边疆区有次序地分配了各级统治者的权力，并通过生产型修道院和皇家庄园在基层社会进一步扩大了加洛林意大利政权的权威，形成了差序政权结构特征。意大利的“法兰克化”提供了子王国这一次生政权系统的新视角，来理解中世纪早期复杂多元的法兰克国家形态。关键词：意大利北部；法兰克化；罗泰尔一世；子王国；核心区
作为古典文明沃土的意大利半岛，进入中世纪早期裂变为三个历史时空：以米兰或帕维亚为核心的北部意大利，以罗马为核心的中部意大利，以及在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南部意大利。北部是我们了解较少的一部分，具有特殊性，是加洛林世界的一部分。774年查理曼征服伦巴第王国，创建了加洛林意大利王国，但统治阶级系统性的法兰克化则发生在之后。2016年4月，欧洲研究委员会（ERC）重大项目“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凝聚力、身份和宗教”（Social Cohesion, Identity and Relig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在维也纳召开了名为“9世纪意大利及其统治者：是否存在加洛林意大利？”（Italy and Its Rulers in the Ninth Century: Was There a Carolingian Italy?）的学术会议，许多学者对加洛林意大利的内涵和形成进行了讨论。托马斯·诺贝尔（Thomas F. X. Noble）认为，法兰克贵族大规模迁入意大利主要在9世纪30年代，君主罗泰尔一世才得以完全接掌意大利政权，完成对旧王朝统治阶层的系统性代际更迭。耶尔格·雅努特（Jörg Jarnut）将这一进程称为“法兰克化”（Frankonization），他研究了罗泰尔与父皇虔诚者路易之间一系列的政策对抗，讨论法兰克君主在意大利王国独立权威的建立。埃琳娜·斯克林（Elina Screen）依据对这一时期罗泰尔令状的研究，梳理了罗泰尔权威在不同阶段的线性发展过程。令状史料的的披露对于土地关系研究有重要影响，使得加洛林意大利时期基层社会和地权产权的一些情况得到认识。但对于法兰克化进程中形成的意大利政权结构特征，学界讨论较少。对意大利王国政权结构的讨论则较少。国内中世纪意大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经济史和城市史，对中世纪早期意大利政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了解较少。而在加洛林王朝史方面，近年来的研究虽然涉及到加洛林内战和帝国分裂阶段，但对各个法兰克化区域次生政权的研究仍有待推进。 加洛林帝国的统治是一套从帝国核心区，到王国、子王国，再到边疆区，分而治之，政治直辖能力从中心到边缘递减的体系。法兰西亚是帝国核心区，自然条件优渥，是全帝国内宫殿、城市、主教区、修道院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一般被视为皇帝的直辖领地。加洛林帝国没有法定首都，但皇帝却经常留驻在此地的亚琛皇宫。核心区的法兰克化程度最深，在其外围则由一些加洛林王子统治下的王国、子王国形成拱卫。一般来说，子王国是在原有的相对独立的民族地理基础上形成的，有古代晚期的渊源，以晚近臣服法兰克人统治的民族为主，例如勃艮第子王国、巴伐利亚子王国、意大利子王国等。更远的边疆区因新近才被征服，军政状况仍比较复杂，皇帝委任军事实力强大的贵族统治边区，具有接近半独立的高度军政自主权。这一体系与法兰克人政治传统有关。最初在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委派王子建立子王国，7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模式被推广到纽斯特里亚。三大子王国（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形成后，其周边又有一系列边区侯国或公国：阿基坦、巴伐利亚、阿勒曼尼等等。随着这些边区侯国或公国权力越来越强大，又会成长为新的子王国，形成一个生成和再生成机制。 罗泰尔在意大利建立独立的政权基础时，将同样的差序政区结构移植到了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使意大利半岛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山北的欧洲大陆世界区别开来。而意大利内部众多自然屏障将意大利划分成为不同的几个世界：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将波河流域环抱其中，形成北部平原的单独区块。中部以罗马城为中心，包含拉丁平原和低矮丘陵。南部又因南段亚平宁山脉分隔开来。意大利半岛内的许多山脉实际上更为陡峭，道路通行难度甚至高于阿尔卑斯山。北部平原具有发达的河网，除了波河干流以外，还有提契诺河、阿达河、阿迪吉河等。事实上，意大利在中世纪尤其早期基本处于分裂状态，以北部平原为中心的加洛林意大利和以半岛南部为基础的拜占庭意大利之间的联系，远不及跨越阿尔卑斯山和加洛林帝国中央的联系。加洛林意大利王国的核心区和外围区占据了意大利半岛自然条件最佳的地方，也是最为富庶的地方。即便在罗马帝国时期，除了罗马以外，米兰、帕维亚、维罗纳、拉文纳也都是意大利的主要中心城市。 帕维亚现在是加洛林意大利王国的核心区，正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中心，临近波河。帕维亚最初在公元前218年的布匿战争中是罗马在提契诺河防线的一个驻军城镇。493年，东哥特意大利国王提奥多里克开始在帕维亚建设宫殿、圆形剧场和浴场。572年开始，帕维亚被伦巴第人占领并成为他们的都城。773-774年，查理大帝在围困帕维亚一年后攻陷该城，并在帕维亚戴上伦巴第铁王冠。在加洛林意大利王国建立后，早期的子王将都城移到了米兰。822年，已被确立为共治皇帝的皇长子罗泰尔被派往统治意大利。在罗泰尔到来前，前任的意大利子王伯纳德因权力被褫夺，发起了对抗皇帝虔诚者路易的政变。可能是为了提防前朝叛乱势力，罗泰尔将都城移回了帕维亚。825年，罗泰尔颁布敕令，在帕维亚建立一所教授法律和神学的学校，招募学者，扩大法兰克君主法律权威的影响。帕维亚开始成为汇集法兰克政权支持者的一个中心。 帕维亚地位的真正核心之处是它成为王国政令所出之地。唐纳德·布罗夫（Donald Bullough）认为，尽管帕维亚在伦巴第王国时代就是都城，但它成为意大利半岛的权威中心和后来许多律令制作于此有关。“帕维亚对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和法律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创立了一个专业的‘宫廷公证员和书记官’阶层，负责将许多纠纷带到这座城市进行最终裁决。”由于内战原因，法兰克史料带有强烈政治倾向性，对罗泰尔持敌对态度。因此，罗泰尔在意大利发布的敕令和令状等法律史料成为了解罗泰尔统治意大利细节的关键。罗泰尔统治意大利主要有两个阶段，在早期阶段的822-833年，罗泰尔时常往返于法兰西亚和意大利之间，在这个阶段发布了一些敕令；在统治的第二阶段即834-840年，是罗泰尔长期留驻意大利的阶段。罗泰尔关闭了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开始经营在意大利王国的独立权威。这个阶段的法律史料主要是令状。840年后的罗泰尔再度回到法兰西亚参与内战，后来留驻地主要是中法兰克。收录在《日耳曼史料文集》中的罗泰尔令状多达200件。在意大利发布的政令绝大部分签署地都在王都帕维亚。这些令状的手稿保存在阿雷佐、贝加莫、米兰、蒙特卡西诺、诺南托拉、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等地。这些皇家令状需要在大书记长（Archchancellor）的监督下，由公证员和抄写员产生。这些人在罗泰尔宫廷中是转达其意志的重要人物。政令发布集中，文书官僚充足，这都意味着帕维亚的王化和国家治理水平有了明显进步。 罗泰尔在帕维亚的岁月开创了“罗泰尔纪元”。835年后的罗泰尔政令不再以父皇虔诚者路易的尊号签署日期，而是使用他在833年之前的皇帝尊号（Christo propitio imperii domni Hlotharii pii imperatoris）来签署。从835到840年2月8日，收录在《日耳曼史料文集》的21件令状，编号22到43，基本上都是此种格式。而虔诚者路易对于帕维亚宫廷的做法并没有实际干预的能力。他834-840年的岁月中仍时不时面临其他的区域军事叛乱，甚至后来主动寻求和罗泰尔的和解。在各种意大利政令中，罗泰尔全方位地完全履行君主职权，分封土地，裁定权利，解决争端。意大利虽然仍是一个王国，却是一个拥有皇帝的王国。罗泰尔不再像普通子王一样前往法兰西亚述职觐见，迈克·德·容（Mayke de Jong）认为，罗泰尔拒绝前往法兰西亚述职断然不是忙于意大利事务，而是一种挑衅姿态。耶尔格·雅努特（Jörg Jarnut）提出罗泰尔实际上是“意大利皇帝”（imperator Italiae）。埃琳娜·斯克林认为，罗泰尔败退意大利实际上是一种均势。已经复位的皇帝虔诚者路易并无力真正处置罗泰尔麾下的众多大贵族，只能任由他们前往意大利。罗泰尔在帕维亚的岁月，以其完整的宫廷职能与法兰西亚的帝国宫廷形成了对抗。在意大利王国的历史上，罗泰尔以皇帝地位在意大利建立全面统治的核心区，对于将法兰克政权的影响进一步推进到意大利其他区域具有重要意义。
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481—814）的法兰克王国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A%A0%E6%B4%9B%E6%9E%97%E7%8E%8B%E6%9C%9D#/media/File:Frankish_Empire_481_to_814-zh-hans.svg
在王都帕维亚之外，北部不同地区对法兰克君主的服从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性，其中三个家族的贵族统治者明显地代表了意大利王国贵族权力的不同层次。在罗泰尔统治意大利王国的早期阶段（822-833年），意大利事务仍深受加洛林中央和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影响，虔诚者路易派遣加洛林皇族的瓦拉作为罗泰尔的指导者；在罗泰尔建立意大利独立权威的阶段（834-840年），他将意大利西北部众多领地交给以埃提乔家族的于格和马特弗雷德为代表的法兰克流亡群臣；东北部弗留里边疆区的公爵埃伯哈德则可以视为与法兰克君主处于合作半合作状态的边疆公爵的代表。
1. 构建早期国家治理框架
瓦拉出身显赫，父亲是矮子丕平的兄弟伯纳德，瓦拉按辈分是查理大帝的堂兄，虔诚者路易的堂伯。瓦拉在查理大帝时代权力很大，在宫廷内地位尊崇。天文学家（Astronomis）的《皇帝路易传记》称瓦拉“在查理大帝在世时期占据最高权位”。811年，查理大帝立下遗嘱时，瓦拉是作为见证者名单的十五位世俗贵族之首。瓦拉随罗泰尔前往意大利有特殊的权力斗争背景，是虔诚者路易将瓦拉排挤出帝国权力中央的安排。 瓦拉在意大利的第一阶段是822到826年间，以辅政大臣和指导者的身份来意大利，虔诚者路易要求罗泰尔在各种公私事务都要听其谏言。 瓦拉在政令、立法和外交各个方面影响着意大利。822、824年有令状显示瓦拉在意大利期间处理过罗泰尔极为重视的诺南托拉修道院的捕鱼权争诉。罗泰尔早期发布的敕令也与瓦拉的建议有关。瓦拉还曾在824年出访罗马，参与谈判。瓦拉的兄弟阿达哈德曾于796年以后辅佐过意大利前朝国王丕平，并在810—814年间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为后继国王伯纳德效力。兄弟两人在意大利都担任了类似的重臣职位。这种家族背景使得瓦拉对于意大利事务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于刚刚接手意大利事务的罗泰尔来说，一位能够承接和妥善处理前朝旧势力的重臣具有重要意义。 罗泰尔在834年战败而流亡意大利后，在此次内战中支持罗泰尔的瓦拉也随之前往意大利，这是瓦拉驻留意大利的第二阶段。罗泰尔将意大利西北部核心领地范围内的博比奥（Bobbio）修道院赐给了瓦拉。在这一阶段，皇帝罗泰尔已经具有独立处理意大利政务的能力。但瓦拉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帝国政治人物，充当着往来阿尔卑斯山南北的沟通者角色。836年初，虔诚者路易主动派遣使臣与罗泰尔接触，要求罗泰尔派人来谈判。836年5月，瓦拉出席蒂永维尔全国大会，代表罗泰尔与虔诚者路易达成和解协定，罗泰尔这边同意率众前来朝见，虔诚者路易这边保证他们的安全，瓦拉也被虔诚者路易原谅。他在帝国中央和意大利子王国两边都获得了足够的尊重。 瓦拉为罗泰尔统治的早期阶段确定了宪政性的基础架构，是罗泰尔和虔诚者路易父子决裂后能够保持有限交流的少数渠道。836年秋季，一场瘟疫席卷意大利王国，以瓦拉为首的一批重臣纷纷去世，是震动意大利政坛的重大事件，连虔诚者路易闻知丧讯也深为痛心。837年，罗泰尔在诺南托拉修道院为病逝群臣祈祷，这是罗泰尔唯一一次为他直系亲属以外的人祈祷。850 年，伊明加达皇后还在圣萨尔瓦托布雷西亚女修院纪念瓦拉，说明瓦拉这一代重臣对罗泰尔和他的妻子的重要性。
2. 在外围区建立支持者统治阶层
埃提乔家族（Etichonids）兴于阿尔萨斯地区，7世纪中期勃艮第北部的阿托利恩斯（Attoariensis）公爵阿玛加（Amalgar）被认为是家族的始祖。其孙子阿达里奇（Adalrich）获得了阿尔萨斯公爵领地，其名字的变体“Eticho”被用作家族名称。在9世纪，埃提乔家族的后代于格（Hugh）被任命为图尔伯爵，他的内兄马特弗雷德（Matfrid）则是奥尔良伯爵。于格家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多位当朝显贵，其中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皇长子罗泰尔。 埃提乔家族是在内战爆发中的关键角色，又与罗泰尔有姻亲关系，当罗泰尔以共治皇帝身份接过内战领导权后，于格和马特弗雷德的军事支持不遗余力。在834年虔诚者路易第二次复位而罗泰尔已经败逃到普罗旺斯的维耶纳时，马特弗雷德仍对前奥尔良伯爵欧多（Odo）奋力作战并取得大胜。当罗泰尔败退到意大利后，就将于格、马特弗雷德等流亡群臣在意大利西北部安置下来。因对流亡群臣的安置侵犯了意大利教会原有财产，虔诚者路易还曾于836年对罗泰尔发出告诫。而虔诚者路易则将于格和马特弗雷德视为真正的敌人，他在后来原谅了许多参与内战的罗泰尔支持者，唯独从未原谅于格和马特弗雷德。现今学者们认为加洛林内战的导火索一开始并非皇室内部的继承纠纷，而是以埃提乔家族为代表的贵族同皇帝及其宠臣之间的矛盾。这些流亡贵族在意大利对罗泰尔权势的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单一性的，没有退路和虔诚者路易谈判及和解。 在败退到意大利后，埃提乔家族转变为以意大利为根基。这段时期（834-840年）罗泰尔在意大利发布的政令中有许多与埃提乔家族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836年8月10日的编号29土地令状。罗泰尔将米兰罗卡特（Locate）地区的森林、牧场、磨坊、河道所有权永久授予贵族于格的妻子阿瓦（Ava）。于格被称为罗卡特公爵（dux de Locate）主要来自于这件令状。结合于格家族和米兰相关的其他令状，可以推知于格家族在意大利的主要去向。837年10月，于格去世，而阿瓦在839年去世。 埃提乔家族的于格和他的内兄马特弗雷德是流亡群臣中的重要支持者，罗泰尔将旧都米兰这样重要性仅次于都城帕维亚的地方交给了于格，说明了对皇后娘家埃提乔家族的信任。在瓦拉这一代早期重臣去世后，罗泰尔的重臣人员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变动，第二代的重臣很多来自于外围区重要支持者的后代。于格的儿子柳特弗雷德（Liutfrid）继承了家族在意大利的土地，后来在845到847年出现在史料中。意大利北部的瓦尔泰利那（Valtellines）被封给马特弗雷德，他的儿子马特弗雷德二世（Matfrid II）继承了瓦尔泰利那。外围区支持者稳定的代际接替说明了这一层次的贵族在罗泰尔政权体系中的重要性。
3. 在边疆区争取合作
与前两个范例不同，弗留里公爵埃伯哈德（Eberhard）也是法兰克贵族，却不是流亡群臣，显示出边疆权力与罗泰尔核心支持者权力的异质性。埃伯哈德来自安罗克家族（Unruochings），得名于9世纪初弗留里和特尔鲁瓦伯爵（comte de Ternois）安罗克（Unroch）（？-853）。安罗克是查理大帝遗嘱十五位世俗贵族见证人中的第五位。其子贝伦加尔（Bérenger）是图卢兹伯爵和塞普提曼尼亚公爵，埃伯哈德（810-866）是意大利弗留里公爵。 弗留里是意大利的一个重要边疆区，除了包括今天的意大利弗留里地区外，还包括威尼托（Veneto）地区的大部分，是防御斯拉夫人的要地。 埃伯哈德试图同时平衡在意大利君主和帝国中央的法兰西亚君主之间。836年，埃伯哈德奉命随同瓦拉出使前往法兰西亚进行谈判。史料中称他为“忠诚的埃伯哈德”。罗泰尔选择埃伯哈德作为使臣之一，应该与埃伯哈德并未参与内战同时与虔诚者路易关系良好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埃伯哈德在出使中与公主吉赛拉成婚看出，虔诚者路易将安那佩斯（Annappes），阿斯克（Ascq）、富勒斯（Flers）、格鲁森（Gruson）等诸多领地作为嫁妆封赏。埃伯哈德被虔诚者路易拉拢为盟友，而不是作为宠臣获得奖励。但公爵自己的态度仍是保持一定的中立，促成父子和解。罗泰尔在他的婚姻之后仍对其保持“信任”。839年5月4日，罗泰尔在帕维亚签署编号37的令状，将阿斯蒂（Asti）伯爵领地的埃布拉斯（Eburlas）庄园封给他。此地位于罗泰尔的西北部领地内。 在之后加洛林兄弟君主的内战中，埃伯哈德依旧保持这种半中立和平衡的态度。842年6月，在罗泰尔惨败的情况下，埃伯哈德作为使臣和秃头查理、日耳曼路易谈判。埃伯哈德声称罗泰尔已经知道自己对上帝和兄弟的罪过，希望结束兄弟之间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虽然是为罗泰尔争取和平，却也表示了对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行为的理解。罗泰尔在边疆防御上依然需要埃伯哈德。在再次促成内战和解之后，埃伯哈德回到意大利对抗撒拉逊人入侵。842年，贝内文托公爵在其中怂恿鼓动，导致“非洲撒拉逊人”劫掠罗马和意大利半岛。埃伯哈德击败异教徒的同时还向他们传播基督教，埃伯哈德后来还被教会封圣。 瓦勒里·伽弗（Valerie L. Garver）认为，边疆公爵埃伯哈德不像流亡群臣一样对罗泰尔或虔诚者路易具有依附性，而是皇帝的合作者，能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经过与皇室联姻，安克罗家族权势日益上升，是边疆权力成熟，新的王国权力再生成机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公爵效仿加洛林宫廷，在克罗索因（Cysoing）建立具有部分相似功能的权力中心。建立了修道院和家族墓地，接济穷人，搜集了很多图书、手稿、圣物，试图将克罗索因打造成那个时代的模范。埃伯哈德的儿子贝伦加尔一世在888年胖子查理被废后被选举为意大利国王。安罗克家族通过皇家婚姻获得加洛林母系血脉的合法性，公主吉赛拉的孩子成为了意大利国王，在新的代际更替和结合中完成了家族的崛起。 修道院和皇室有密切、私人的联系，除了作为皇室的宗教敬祷之地，还经常接受皇家地产的转移，许多修道院是生产型修道院。根据《日耳曼史料集成》收录的意大利政令来看，在罗泰尔常驻意大利的834-840年间，超过半数的令状是颁给修道院的。其中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Santa Maria Theodota），诺南托拉修道院（Nonantola），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Sant'Ambrogio）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三座修道院。
1. 核心区和外围区的重要基层修道院
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位于王国核心区，都城帕维亚，埃琳娜·斯克林以此认为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是罗泰尔最为看重的修道院。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所获颁的罗泰尔令状是收录在《日耳曼史料文集》中最多的，包括4件令状。通过其中的3件重要令状，罗泰尔为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特许了各种政治、司法、经济、地产的特殊权力。833年4月17日，罗泰尔在帕维亚签署编号12的令状，建立了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自主的政治、法律基础，授予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豁免权，享有皇家保护和自由选举修道院长的权力，并任命吉赛尔兰（Giselram）院长监督本笃会规的执行。834年6月25日，在编号22的令状中，罗泰尔授予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在卡波纳里亚森林中伐木的权利，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中捕鱼的权利。839年5月6日，在编号38的令状中，罗泰尔为圣玛丽提奥多塔女修院划定了从都城帕维亚的马伦卡城门到修道院塔楼的土地，作为地产基础。 诺南托拉修道院可能是罗泰尔的一个宗教敬祷的中心。诺南托拉修道院752年由圣安瑟姆建立，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中央区域，一直是北意大利拥有大量地产的重要修道院。诺南托拉修道院的特殊性体现在837年2月3日签署于诺南托拉的编号32的令状，罗泰尔授予诺南托拉修道院根据圣本笃会规自由选举修道院长的权利，其中提到了罗泰尔唯一一次为他直系亲属以外的人祈祷，即是在诺南托拉修道院悼念836年纷纷病逝的流亡群臣。此外，通过令状，罗泰尔也授予了诺南托拉修道院各项政治、经济权利。 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位于外围区的米兰，是后党埃提乔家族的势力范围。皇后伊明加达尤为重视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将埃提乔家族的纪念祈祷放在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并隆重准备。835年1月24日，罗泰尔签署编号23令状，为了“亲爱的妻子”伊明加达（dilecta coniux nostra Hirmingardis），罗泰尔把皇家庄园利蒙塔（lemunta）封给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准备教堂装饰，为皇后去世的兄弟于格祈祷。罗泰尔对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的重视或许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是已故意大利国王丕平及其子伯纳德的埋葬地。叛乱国王伯纳德是一位敏感人物，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可能曾经与他关系密切。810年，伯纳德成为意大利子王，却因不满意大利转为罗泰尔所有而发起叛乱，被镇压后于818年被刺瞎而去世。而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祭坛旁竖立起了纪念伯纳德的碑文，埃琳娜·斯克林认为这表明了人们对前朝国王的强烈记忆。伯纳德的王后库宁贡德（Kunigund）仍然生活在意大利。罗泰尔需要压制和平衡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中的前朝势力，警惕意大利王国内的反叛势力借机复燃。
在修道院所辖庄园体现的基层社会中，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所辖利蒙塔庄园是记载较详，值得讨论的一例。编号23令状是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地权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此后的一系列令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确认、增加和扩大地产和其他权力。“我们赐封一处名为利蒙塔的地产，附带私有房屋、临近的一座纪念圣杰尼斯的礼拜堂、橄榄树林、六个农场，其中生活着三十四户人家，以及其他利蒙塔地产的附属物。”。835年5月5日，罗泰尔签署了编号26令状，确认了大主教安吉伯特（Engelbert）对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的拨款。835年5月8日，编号27的令状再次确认和扩大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对利蒙塔的所有权，将利蒙塔庄园，包括房屋、教堂、森林、牧场等，都封给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以编号23令状为核心的皇家令状形成一套产权文本体系，后世的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以此为基础在地产整合和扩大过程中发展成为拥有众多地产，在意大利西北部基层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修道院。 利蒙塔位于米兰以北 40公里，是科莫湖沿岸的一个村庄，是830年代罗泰尔治下庄园从皇室所有转向为修道院所有的一个缩影。在令状中，我们可以看到利蒙塔庄园的基层社会构成。依据租佃关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农场房屋和圣杰尼斯礼拜堂是一个区域，由五人每年供给一定的黑麦、葡萄酒、猪、公羊、鸡和鸡蛋。其余区域由数量不清的农奴耕作，他们以货币形式每年合计上交9索里达金币。另外有一个橄榄园每年产60磅的油。利蒙塔庄园的例子使我们看到意大利王国一个修道院治下的基层社会和前皇家庄园内的统治秩序。 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围绕这一庄园的法律纠纷延续了百年之久，对于我们理解皇家令状的权威和再诠释机制具有参考价值。利蒙塔农奴试图通过法庭反抗修道院的剥削，而赖谢瑙修道院（Reichenau）也试图在皇帝面前争辩利蒙塔的所有权。皇帝派出特使进行调查后，再以令状的方式重新裁定地产所有权，调查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从罗泰尔一世以来的历代皇家令状。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依靠这些令状，不断赢得诉讼。后世皇帝的裁定令状，例如880年3月21日胖子查理颁发给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的令状，也尊重罗泰尔时期奠基性的编号23令状，重复类似的语料。对于僧侣来说，文本既是一种知识形式，也是一种确立合法性的手段。罗泰尔令状为修道院建立了法理权威，在争诉中获得法理制高点。而农奴对于令状文书也有理解，他们试图对令状话语进行争诉和解释，也体现他们对加洛林权力的认知。 和王国政区的内部差序格局类似，罗泰尔最为重视的三所修道院也分别地呈现内部次序，圣玛丽提奥多塔是核心区帕维亚的修院，诺南托拉是宗教敬祷的中心，圣安布罗吉奥位于京畿重要支持者的势力范围内。此外，罗泰尔政令还显示了他和意大利北部各地更多基层修道院和教区的联系，包括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克雷莫纳教区，阿雷佐教区，佩内教区，蒙塔米亚塔修道院，皮亚琴察教区，布雷西亚女修院，圣克里斯蒂那修道院，圣伊拉里奥修道院，雷焦教区，诺瓦拉教区，贝加莫教区等。罗泰尔和各地修道院和教区的联系，提供了干预复杂的意大利基层政治的渠道，同时也将皇家权威传达各地。 1. 意大利北部“法兰克化”的动因
子王国统治的巩固，王化日益加深，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较长时段内的动因；而另一个特殊时段时段内的动因则是，在意大利王国和帝国中央抗衡的特殊历史情境下，因追随罗泰尔的法兰克加洛林阶层系统性迁入意大利，促使法兰克化在罗泰尔一世统治时期这一特定时间段内完成。
2. 意大利北部“法兰克化”的差序特征
在意大利王国政权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核心—外围式差序结构特征。王国核心区是都城帕维亚，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中心；临近的京畿米兰由罗泰尔的坚定支持者掌握，加上外围的瓦尔泰利那、科莫、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博比奥、帕尔马、雷焦、诺南托拉、阿斯蒂、伊夫雷亚等臣服于罗泰尔的西北部领地，形成对位于王都帕维亚的拱卫，使得意大利西北部，或者说是波河流域，成为罗泰尔权威的实际影响区；而在外围区的周边，东边的弗留里、南边的托斯卡纳、斯波莱托等边疆区，法兰克君主争取这些边疆公爵的合作；各生产型修道院和庄园散布其间，成为罗泰尔影响意大利基层社会的渠道。对罗马以南的贝内文托公爵领地，法兰克人的影响已经很小了；至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普利亚和巴西利卡塔等地区，则已经不在法兰克化的范围内。法兰克人跨越了地理障碍在意大利建立政权，唯有依靠对各级政区的灵活策略，采取不同统治模式、合作模式，才能实现跨境统治和法兰克化。斯特凡诺·加斯帕里（Stefano Gasparri）认为加洛林君主在意大利的影响力超过前朝以及伦巴第王国时代。
3. 意大利北部“法兰克化”的影响
对于加洛林王朝史来说，意大利北部比较成功的“法兰克化”为帝国增加了守卫边远国土的稳固政权，也在后来为罗泰尔在帝国中央的统治提供了支持。对意大利史的影响更为深远。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三个历史时空中，北部意大利有更多的西方特性，法兰克化提供了这种最早的与西方世界的政治纽带。这对今日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地理仍有影响，北部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区域交流密切，是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4. 意大利北部“法兰克化”和中世纪早期国家形态
乔纳森·乔勒特（Jonathan Jarrett）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中世纪复杂的、非民族国家式的政治形态模型。在理解中世纪早期国家形态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法兰克加洛林帝国这一最重要的中世纪早期政治实体由不同层次的王国政权系统构成。子王国是其中的次生政权系统，对于这一层面的政治形态，相关研究较为不足。以往的观点认为王国分立对帝国政治影响消极，而“法兰克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向线索，即次生政权对帝国治理的增益。 从法兰克多元国家形态的角度来看，分割王国不完全是国家分裂，而是次生系统内的调整，这为我们理解9世纪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分割子王国是一种传统的法兰克政治习俗，帝国巩固的关键也在于分级统治核心区之外的区域。在帝国-子王国的政治平衡中，皇帝和子王都明确地认知到自己出自加洛林王朝，都是同一血脉的加洛林家族。简妮特·尼尔森（Janet L. Nelson）认为，有关统一帝国的共同记忆会在长时段内持续形成重建统一的冲动，但国家形态在短期内可能多变且处于分割状态。 观察9世纪中前期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子王国在割据状态中仍然通过建设地方极大地扩展了帝国权力。子国分立和帝国权力之间存在特殊的张力。既可以通过承担地方统治巩固帝国权力，又可以在帝国分割后维系血亲联系和再统一的可能性。在意大利，罗泰尔一度切断了与法兰西亚中央的联系，建立自己在意大利的独立权威。但在更多时间里，通过不断往来阿尔卑斯山南北的帝国钦差，往返法兰西亚中央述职的子王，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大陆建立了真正的政治联系。当罗泰尔掌权中央，内战所造成的王国和中央之间隔阂不再，意大利迅速融入帝国政治，成为罗泰尔中法兰克政权的重要基础。
转载自：新史学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