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自恢复高考以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累计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人才逾万人,毕业生培养质量高,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大批杰出校友活跃在社会各行各业,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有长江学者3人,博士生导师30多人,省内高校历史学科负责人80%毕业于本校,安徽省历史特级、正高职教师60%为本校毕业生。对于一所省属高校来说,培养出如此众多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是十分罕见的,有人称为历史学界的安徽师大现象。为了更好地呈现人才培养成果、展现优秀校友风采,也激励后辈学生向学长学姐学习,编辑部决定设立《校友访谈》专栏,采访各类优秀校友。今值世界古代史年会在芜湖召开,编辑部首先开启《学术名家篇》,在年会期间对晏绍祥教授进行了专访。
校友简介
晏绍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审组第八届成员,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曾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1980年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为我校杰出校友。
采访视频
本月正值开学季,许多学生第一次踏入了大学的校园,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踏入师大的校园心情是怎样的吗?
那不用说,第一次进大学校园确实很新奇,和你们现在的同学比的话,可能是那时候更新奇。因为我考大学高考的时候,走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进了一趟我们的县城,我们的县城就一条马路,还没多长。到了大学,那个大学比我们的县城都要大。而且里面的房子,显然比我们县城也要多。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是现在我们同学肯定都不是这样的,有的肯定之前都已经来过了。
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学校园和外面,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它的文化氛围,往外面看可能都是各种市场啊什么。但大学里面,比如说很明显的学校里面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图书馆、教学楼,都是给我们提供学习条件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以后在大学生活中,主要应该跟它们打交道的地方。
您离开师大已经整整40年了,回顾往昔,您在本科4年里,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我觉得大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我只记得当年我进大学的时候,以为我这就已经到顶了,念书到此为止了。直到在大二的时候,我们77级的学长毕业,他有一个叫陈意新的,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是英国近代史。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请他来给我们做报告,结果做报告的时候,这位学长也真的是滔滔不绝,给我整整讲了一下午,讲的核心就是进了大学该拼搏还得拼搏,继续学习。那时候正是中国女排,讲这个拼搏的时候啊,那得继续拼搏,你不拼一下怎么行呢。他就讲他自己怎么学习,考上研究生等等啊。我那时候才知道,哎呦还有考研一说啊。之后才准备开始考研,完了以后又开始学外语,做其他的准备。应该说这场报告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前辈的这些学长们,他们的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另外,有了这些想法之后,你下一步,我觉得是要尽可能的去找老师,跟他们咨询我怎么实现我的这样一些想法。那当时实际上我就是跟历史系的好几位老师,尤其是世界史的老师,跟他们联系比较多。他们也都很热情,没有任何犹豫的,把他们知道的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学里面,虽然总体上来讲,可能师生关系不像在中学。中学基本上是,老师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经常会跟在同学的后面。但是大学的老师,基本上就是你愿意干啥干啥,他不会追在你后面问。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你自己的主动性的时候。如果你自己不主动,那么4年毕业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认真学习的同学和不认真学习的同学,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如果说印象深刻,我觉得这一点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那这个我觉得对现在的同学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的同学早都知道这些事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些土包子,啥也不知道啊,突然来这么说,这还有这么多事是吧。
所以当时我觉得师大虽然条件非常有限,但是老师啊、学校啊,是尽量地给我们创造了尽可能好的条件。包括后来,我考研初试过了之后,要去面试之前,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那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辅导员老师特意给我放了个假,你就去准备面试就行了,这课你就可以逃课了。虽然说当时条件很有限,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还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感念我们师大的这些老师。
那在师大求学期间,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有很多老师给了我很深刻的这种印象,比如说我的世界古代史老师。虽然那时候我第一次进大学,来听课听得也是云山雾罩,而且后面我的世界古代史期末考试考得挺差的,我都没想到我后来会来教世界古代史。但是他当时讲课的那个风格,冷幽默的那种风格,还是给我的印象很深的。
但是我打交道最多的实际上是当时我们历史系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叫施兴和。他是教世界近现代史的,当时他是刚留校不久,比较年轻,跟学生也特别随和。我土包子啥也不懂,就去找他,跟他聊的比较多。加上考研的时候又准备考的世界近代史,所以跟他的联系相对比较多。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刘际钢,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到后面,有很多有些我遇到的,包括生活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有很多是他帮我处理的,他直接给我拿的主意,我也是非常感谢。如果说师大这边印象给我比较深刻的老师,这两位确实对我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但是其他老师,比如有的老师,我们很不幸没有听上他的课。比如说光仁洪先生,他在大概84年85年就调走了,他在之前给79级的学长上过课。我们年级有一同学去听课,去蹭课,听了之后回来哇的赞不绝口,就说光先生上课如何如何。
另外,当时我们这边二战史的权威,陈正飞先生,我当时去研究生面试之前,我专门去问了他,我面试的时候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老先生那时候已经退休在家了,人家啥话没说,直接就告诉你啊,应该怎么怎么着,帮助非常非常大。当时师大的那些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的老师我相信,只要学生去找他,老师都还是很乐意帮忙的。我觉得大学的老师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当然不会来找你。但是你如果有问题愿意去找他,他肯定是很乐意帮忙的。不管是给你提供学习上的咨询啊,或者是甚至给你推荐各种书目啊等等,他可以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
那是什么支撑着您走上了学术道路,并且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呢?
首先我得说啊,成就不敢当。我呢,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大学里面教书的,我到现在还是在给我们的本科一年级的同学上世界古代史。原来在华中师大的时候,我也上过不少的基础课。所以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跟我的大学教师身份有关的东西。大学教师的身份给我们的主要的任务就俩,一个你得教书,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本钱;第二个事,当然就是你要教好这个书。那么你光去看上几本这个什么教科书,或者是随便看看上几本书,你就来教,那这个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大学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如果说中学是养成我们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同学更多开阔他们思维,让他们养成一种开放的心态,成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的公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所有的东西,你就告诉他一种结论,就像原来有一个老师开玩笑说了一句,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学生都认字,他们自己去看书去随便一看就行了,如果你没有给他什么启发的话。那这启发从哪来?老师必须自己要看书,你自己要思考,如果你不做这些工作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教学还是研究,都出不了东西。如果说有什么支撑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基本的职责,告诉我必须去做这些事。
您在漫长的学术生涯里,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或挑战?您又是如何应对他们的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人一辈子等到他老的时候,他固然能记得他一生中间高光的那几个时候,可能更能记得他倒霉的时候。我倒霉的时候多了去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倒霉,要么躺平,要么就怨天尤人。你记得只要你有能力,这个社会会给你提供机会,但是首先你是在做准备。
比如说我就拿我眼前我自己的事说说例子的话,我的第一本书是怎么出的。我第一本书是我去英国的时候写的,实际上是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期工作,是做学术史写的古希腊罗马史在西方发展的一个情况。那我心里想的是干这个,但是当时,因为在英国的时候,当时还不会敲电脑呢,是拿稿纸写的,背的稿纸去背的稿纸回来。我当时没想过要出版,在90年代中的时候,学术出版非常非常难,尤其像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二愣子,谁理你啊。我把那书写完了以后,我也就没理了,我就放那了。结果后来有机会,我当时任职的那个学校,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一个学校的出版基金,只做学术出版。当时没几个人能交出书稿来,我就把这个书稿交出去,他们看看,觉得,哎还行,所以就把这书出版了。你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你说现在反正没希望了,我也不用干了,就这么着吧,那机会来了,你也把握不住。
所以中国有句话说的是,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因此呢,当你倒霉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再想想我自己还可以干一些什么,把这事做好,那么将来,他总会给你一定的机会。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话,失败中也看得到光明,有的时候这光明不是说他会到你面前来,你得先有准备,然后光明来了你才能走上去,这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事。
您对历史学院的学生有什么建议或者寄语吗?
我说实在话,我真的最怕说这种寄语,因为我自己就特别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跟我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说的话就是,你们进了大学,第一件事是要读书,第二件事是要读书,第三件事你还是要读书。
所以大学这几年,你要经常的跟图书馆打交道。当然现在我们除了纸本书之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和电子文献,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得充分的去利用。你不读书的话,仅限于老师教给你的那种东西,你和中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也就实现不了你下一步的飞跃。你只有自己去读书、自己去思考,最后你才有了想法,你才想到我得去写点什么东西。那么这样,你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给自己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对同学们真的想说什么的话,没什么别的,好好读书。
供稿:吴书画
排版:马心晨
审核:詹瑜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