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 董晓佳：晚期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世界周边“蛮族”的经济互动及其特征

 布罗代尔在其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认为，“地中海历史的规律是：海上生活向着远离海岸的地方扩展影响，作为回报，又不断受到内陆的影响。影响往返，多次反复。……人员往来，以及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交流，在地中海周围划出一条条连续的边界线和一个个同心圆”。虽然布罗代尔在该书中主要考察的是16世纪后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但是上述论断同样适用于16世纪之前地中海沿岸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史。

地中海是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水上通道，地中海世界囊括了亚非欧三大洲的大片地区，埃及、赫梯、腓尼基、犹太、希腊、罗马等诸多古代文明均在其沿岸地区兴起、发展与壮大，并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往来。其中，经济往来是地中海世界居民与周边地区最为基本与持久的交流方式。按照阿布拉菲亚的看法，最初定居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人类，正是通过海上航行来到这里以寻找定居地、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的。在安纳托利亚南部乌鲁布伦（Uluburun）海岸附近的一艘约公元前1300年的沉船上，发现了来自塞浦路斯、埃及、叙利亚、努比亚以及两河流域的各种商品。古代埃及与努比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经济往来，古希腊商人在黑海沿岸与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业活动等都是这种经济交流的具体表现形式。当罗马人通过军事征服赋予地中海沿岸地区有史以来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政治统一之后，地中海世界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随着罗马道路体系的建设、所谓“罗马和平”对于商业活动的保护与促进、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本身的经济需求以及共和国与之后帝国时期上层社会的消费需要而继续得到保持与发展。与此同时，按照皮朗的看法，由于地中海成为罗马政权的内湖，罗马帝国的最为本质的特征便是其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character），这一特性给予帝国自身以一种统一性。虽然在这种统一性之下，地中海世界从东至西、从北至南的各个地区从自然地理至物产与生产等方面均充满多样性，但是地中海世界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互动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有学者认为“罗马世界具有一种内聚性品质”，并体现在政治、军事、法律、行政管理与心理等诸多方面；但是这种政治与军事上的“内聚性”看来在早期帝国时期并未对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的经济联系造成不利影响，并且这种经济联系虽然在晚期罗马帝国（Later Roman Empire）时常由于各种非经济原因受到干扰，但总体而言仍然得以继续保持。本文拟梳理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的经济互动概况并探析双方经济互动的特征，以抛砖引玉。

在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的经贸往来中，以丝绸等奢侈品以及黄金等贵金属的远距离贸易最为当时与后世所瞩目。尤其是丝绸贸易，由于具有横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文明交流与文化交往的代表性意义，甚至亚欧大陆东端与西端的陆上贸易道路体系也被近代德国学者用丝绸予以冠名。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希腊科斯岛等地区出产一种经由特殊大型蚕虫所结虫茧抽丝而制成的半透明织物，被称为“科斯岛丝绸”，但由于这种本地丝绸粗糙并缺乏光泽，随着通过阿拉伯商人转卖给罗马人的东方丝绸数量日益增多而在公元20年前后消失于奢侈品市场之中。来到地中海世界的中国厚纺丝绸经由分布于叙利亚、意大利、埃及等地的丝绸作坊中的织工分解、拆洗、加工、染色，重新制作为轻薄精美的面料，并裁剪为旗帜、饰物与高档服装。

帝国初期的知识精英认为这些来自东方的丝绸是由赛里斯人（the Seres）所制造的，但对其制造过程的了解则较为贫乏。根据普罗柯比在《战史》中的叙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某些来自印度并且得知皇帝渴望今后不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丝绸的修道士向皇帝表示，他们曾经在印度以北一个名为赛林达（Serinda）的地区长期居住并学会了生产丝绸的方法；当查士丁尼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时，修道士向皇帝解释，产丝的是某种虫子，天性是它们的老师并令其不断工作，同时描绘了这种虫子是如何繁殖孵化的；在查士丁尼许以厚赏后，修道士前往赛林达并将虫卵带回帝国，在虫卵孵化后饲以桑叶，从此以后罗马人的土地便可以出产生丝。根据这一资料在普罗柯比叙事中的顺序，学者一般认为蚕种在公元552年前后传入帝国。

普罗柯比的传奇故事可能并非完全的历史情境再现，东方蚕种传入地中海世界的过程或许更为平淡而非如此跌宕起伏，或许蚕种传入更早而普罗柯比在追述其传入时将其移动至自己的时代并赋予商贸交流的正常结果以戏剧性色彩。然而，无论蚕种是在查士丁尼一世时代或是之前传入，记载这一问题的史家显然认为蚕种的传入是经由中介者而实现的。从普罗柯比的描述来看，他本人相信或是希望告知读者，直至这些中介者将蚕种传入帝国之前，关于生丝的来源并不广泛为人所知，否则修道士就大可不必在回答皇帝问题时介绍生丝来自于蚕。

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是丝绸得以进入晚期罗马帝国治下地区的关键通路，也是普罗柯比笔下蚕种流入东地中海世界的路径。一般最为人所知的“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西北部经过中亚到达地中海世界的。与此同时，还有从中国华北经由蒙古草原至黑海地区的“北方丝绸之路”。来自东方的商品经此路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北方丝绸之路”西段的必经之路高加索地区正是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激烈争夺并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之地。罗马帝国早期与帕提亚王国之间的长期斗争可能就与控制草原丝绸之路的高加索段存在密切关联。考虑到晚期罗马帝国统治者极力想要摆脱萨珊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在高加索地区的长期对峙与战争或许也有继承罗马—帕提亚草原丝绸之路高加索段控制权之争的意味。“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南部海岸为始，经海路抵达地中海东部地区。直至6世纪中叶，虽然经过多番尝试，但是帝国始终无法控制或部分控制这条海上通道的西段地区，其原因首先在于这条通道在其西段一分为二，一至波斯湾，一至红海，而从孟加拉湾前往波斯湾的海路显然较前往红海的航路更短，因此控制着波斯湾贸易的萨珊波斯在从海上丝绸之路得益中占据着先天的地理优势。

晚期罗马帝国无法实现对“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控制，这虽然不利于帝国关税或财政收入，但是并未对帝国的商贸交流造成重大影响。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产品仍然可以通过红海与波斯湾港口转运及陆上商路而抵达埃及、叙利亚、腓尼基等地，帝国民间商人也并未被拒绝进入这些海上航路。根据6世纪商人“印度旅行家”科斯马斯的叙述，他就曾在经商时途径红海、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根据科斯马斯的记载，在35年前，有一位他的同乡商人索帕特努斯（Sopatrus）也曾经由阿克苏姆王国的海港前往锡兰经商。学者认为，从科斯马斯对锡兰（Ceylon）以及印度港口、商业与动物的精确描述来看，即使他首次出航未能到达印度，他也一定有另外一次更为成功的尝试。因此看来，经由海路进行的东西方民间商贸交流即使受到帝国层面的地缘政治考虑与关系变化的影响，却也并未中断。

从晚期罗马帝国的出口来看，通过远距离贸易通道输往帝国之外并且对帝国最为宝贵的贵重商品就是黄金。早在帝国早期，普林尼就曾经宣布，东西方贸易导致每年有5000万塞斯特斯从帝国流向印度。以金币形式大量流出帝国的贸易状况至晚期帝国时代并无太大改变。科斯马斯赞扬了罗马帝国的金币在海外所得到的承认。根据他的记载，当时与索帕特努斯同时到达当地的有一位波斯商人，两人均被收取关税的官员带去谒见国王；在讨论两人谁应当居先时，当地国王询问两人所在国家的统治者哪个更为强大有力；波斯人称波斯国王是万王之王，想要实现的无不如意，因此更为强大有力；索帕特努斯起先保持沉默，在当地国王追问之下，索帕特努斯称这种事要了解真相，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此时此刻就让各自的国王在场，当面观察谁更为强大有力；当地国王当然惊奇于如何让两位统治者现身于当前，于是索帕特努斯要求比较罗马钱币与波斯钱币；比较的结果，不出当时与现今的读者所料，在当地国王看来，罗马钱币是金币，因此是波斯银币所无法相提并论的，这场较量当然是罗马商人索帕特努斯胜出。

这段叙述与普林尼所记载的一名释奴通过不同皇帝所发行的罗马钱币重量相等而取得锡兰国王信任的故事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或许属于“新瓶旧酒”的夸耀。尤其是由于萨珊波斯对于东西方贸易的长期垄断以及罗马与中国之间距离过于遥远等原因，实际上在丝绸之路的东段终点地区的萨珊银币的遗存远多于罗马金币。据我国学者21世纪初的统计，百年来中国境内共发现4—7世纪铸造的波斯银币1900多枚，广泛分布于新疆、青海、宁夏、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江苏等地。与之相比，罗马及其继承者拜占庭帝国的金币则寥寥无几，即使加上银币与铜币也相距甚远。但是，从考古发掘成果看，目前罗马金币遗存的地域分布范围确实远超过波斯银币，西至苏格兰，东至印度、中国、越南等国，北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至阿拉伯半岛与红海沿岸，均有罗马金币或钱币出土。因此，将罗马金币看成是罗马帝国在远方的形象、象征或无声的代表也并无不可。

除了以丝绸和黄金为代表的贵重商品贸易外，在利比亚以及红海沿岸港口的考古发现证明，在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经济互动中也包括各种农牧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等日用品交易。因此，晚期罗马帝国边疆地区正是其与周边“蛮族”经济交往的主要渠道。

总之，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地区居民以奢侈品与日用品贸易为主体的经济互动的全景图，展现了3—6世纪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活力及其与地中海世界周边“蛮族”的密切交往，因此或可就此从人类生活更为基本的层面为理解这一时期的帝国历史发展提供不同于“罗马帝国衰亡”论的另一种书写选择。

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无论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奢侈品贸易还是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之间大宗产品交换，均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特征。

所谓时间上的长期性，指的是从帝国早期直至晚期发展阶段，通过或经由边疆地区的贵重商品与日常用品的贸易渠道始终未曾完全中断，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的经济联系迄查士丁尼时代一直得以保持。就贵重商品而言，以丝绸、香料、宝石、珍珠、黄金等为主角的“丝绸之路”上的远距离贸易之长期延续乃是得到丰富的东西方文献与考古发掘双重证实的历史事实。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段，除了罗马帝国之外，这一远距离贸易的西段路线参与者包括萨珊波斯、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等也都已经为人所共知，在此无须赘述。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体察并赞叹空间上横跨亚欧大陆及其周边海域、时间上绵延超过千年的“丝绸之路”的宏大悠远的同时，不应忘记，对于大多数遥远异域产品的使用者而言，他们所真正能够了解、关心并认知的只是商品及其在当地的用途，除此之外，就是商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在当地或邻近地区获取商品的销售渠道与途径。对于古代社会的这些远方商品使用者而言，商品源头往往模糊不清，与之相关的信息往往经过多重过滤、虚构、扭曲、想象以及以讹传讹，并与真实信息的碎片相互交缠，这种特征鲜明体现在关注这些信息的知识精英所留下的相关记载之中。与此同时，这样一种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充满神奇色彩与误解的或耳食之言的信息能够长期得到关注，本身就说明东西方贸易的长期性。随着时间流逝，罗马帝国作家不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对其描述加以修改，更证明了这种贸易的延续性。

与在东西方文献中均留下了丰富记载的远距离贸易相比，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日常经济往来的长期性则需要进一步梳理。早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商人已经被贸易吸引越过莱茵河，易北河流域的日耳曼人部族向罗马商人出售战利品。至公元前1世纪，包括葡萄酒在内的奢侈品已经进入富有的日耳曼人家庭。罗马帝国早期作家不时在其作品中提及与周边“蛮族”的日常经济交往。例如，普林尼宣称，在阿拉伯人中，依靠贸易与劫掠为生的数量相当，他们向罗马人与帕提亚人出售了大量从海洋或是树林中获得的产品。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及，居住在帝国附近的日耳曼人由于通商而将金银视为贵金属，并且拥有一些罗马人的钱币；同时他们更喜欢白银而非黄金，因为对于购买日常使用的廉价物品而言，白银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多瑙河沿岸距离帝国最近并忠诚于罗马的赫尔姆恩杜人（Hermunduri）不仅可以与其他部族一样在多瑙河沿岸进行贸易活动，而且还可以进入帝国边疆，在拉埃提亚最繁荣的城市交易。在帝国晚期阶段史料中，同样不乏类似描述。例如，4世纪史家阿米安努斯声称，居住在莱茵河沿岸地区的“蛮族”前往罗马城镇与军营进行贸易，购买从珠宝至谷物的一切商品，比起其传统的粗糙大麦，他们也更喜欢罗马的小麦面包，因此他们希望可以开放边疆并自由进入市场。4世纪时出现于帝国史家视野的匈人（Huns）也与帝国进行贸易，他们用马匹、肉类、毛皮与奴隶向帝国商人交换亚麻衣物、铁剑、谷物与奢侈品。文献也显示，阿提拉（Attila）时代，在匈人控制的土地上，可以用罗马金币购买奴隶、马匹与食物。6世纪史家普罗柯比在叙述帝国与波斯的战争时，提及在波斯人占领阿米达城（Amida）时，当地有农民向波斯军队出售包括家禽与面包等在内的各种食物。如果在战争时期帝国居民仍能与敌国军队进行商业活动，那么平时边境居民彼此之间的贸易活动也就可想而知。例如，拉奇卡（Lazica）地区的居民一直与居住在黑海沿岸地区的罗马人进行贸易，因为他们既没有盐，也没有谷物或任何其他好东西，因此只能向罗马人提供毛皮和奴隶以交换其所需物品。据说，亚美尼亚的多比奥斯（Doubios）由于其良好的气候与干净的水源吸引了众多商人，来自印度、伊比里亚（Iberia）、波斯帝国中的所有民族以及罗马统治下的一些民族都将商品带到此处交易。6世纪时，罗马商人在红海与来自阿克苏姆王国的商人以及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希米叶尔商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活动。实际上，考古学家在红海港口贝雷尼斯发现了大量覆盖时间段长达近8个世纪的各种贸易品，包括纸草、陶片、来自波斯湾与印度的陶器、釉瓷玻璃（enameled glass）、来自阿克苏姆和印度与斯里兰卡的珠串、印度套染纺织品、椰子、稻米、柚木、贝壳饰品碎片、象牙手镯、翡翠与假翡翠，等等。

考古发掘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这种在帝国时期的史料中零散而不断出现的贸易活动记载的真实性，尤其以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之间的贸易活动最为明显。在1—2世纪的日耳曼人墓葬与其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1600件来自帝国的铜器，从式样看1世纪出口物品绝大部分是坎帕尼亚生产制造的，包括葡萄酒桶、带把手的平底锅、水罐与平底浅盘等。随着时间推移，来自高卢的产品开始进入日耳曼人地区，至2世纪后期已经在当地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其他一些产品则来自多瑙河中游地区行省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除了铜器之外，玻璃器皿与陶器也是帝国重要出口商品，而葡萄酒与橄榄油则是重要出口农牧产品。在墓葬中同样发现了进口自罗马的陶器与玻璃器皿。这些陶器、玻璃与金属制品广泛分布在日耳曼人居住地区，而在弗里西亚（Frisia）发现的大批低质量陶器与领针显示罗马出口至该地区的商品并不局限于供地方精英使用。由下多瑙河地区西向的贸易则以青铜器与玻璃器皿尤为引人注意。在下多瑙河北岸的日耳曼人定居点，考古学家发现了1—5世纪期间罗马制造的陶器、玻璃器皿、搭扣、青铜器与钱币，显示当地居民与对岸有规律的互动以及对于罗马产品的大量消费，证明了跨越多瑙河两岸的紧密商贸联系。托德认为，日耳曼人中的罗马商业活动就其范围与地理覆盖而言是令人震惊的，从荷兰北部直至波罗的海东部，乃至于乌克兰大平原以及第涅伯河与顿河流域，都发现了大量来自罗马行省的产品。

在出口之外，帝国长期从日耳曼人那里进口各种商品。除了之前提及的奴隶外，主要还包括动物毛皮与琥珀，琥珀在3世纪与4世纪早期仍经由边疆贸易通道到达帝国西北部行省。根据考古发现，当日耳曼人中的一支汪达尔人于5世纪占领北非地区并在当地建立“蛮族”王国后，当地生产的手工业制品继续行销于包括东罗马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世界，而来自地中海世界东部的进口商品在5—6世纪时也仍然出现在意大利、迦太基与南部高卢地区，谷物从北非被运往东地中海地区出售，来自东部的大量黄金也出现在汪达尔王国。这一事实证明，当晚期罗马帝国政府在帝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统治崩溃瓦解后，在各“蛮族”继承国家中，与现存的东部帝国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贸易往来。一方面，这种经济交往当然是地中海世界内部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汪达尔王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也可以看成是长期以来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世界经济联系在新形势下的变种：随着汪达尔人控制了原先属于帝国的阿非利加边疆，北非与东部帝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也就具有了罗马帝国与“蛮族”控制地区所进行的双边贸易往来的含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之间的经济互动总体上并不会因为帝国与“蛮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或战争而出现彻底中断，夺取了帝国西部行省并建立独立政权的“蛮族”诸王国与东部帝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极为典型的事例。与此同时，这种从早期帝国就已经开始的经济互动也不会由于帝国周边“蛮族”族群或政权内部的权力转移而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早期帝国与晚期帝国周边的“蛮族”群体当然是存在相当大区别的。如前所述，与经济相关的活动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活动，因为它可以满足个人或群体的众多需求，其中有些需求对于人类而言更是与生存有关（例如谷物贸易），因此这种经济互动的需求自然会具有超越政权或族群兴衰的生命力，并且也将渡过帝国与周边“蛮族”关系紧张或恶化的阶段而继续顽强而长期地存在。

所谓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经济联系在空间上的普遍性，指的是帝国周边“蛮族”地区之间的日常经济交往广泛发生于帝国各个边疆地区，而非仅是局限于某个局部地区的特征。如前所述，在多瑙河边疆和莱茵河边疆地区，帝国与日耳曼人、匈人等存在着长期的经济互动；在位于东西方贸易商道西段终点地区的东方边疆，则以贵重商品贸易最为人所瞩目。除此之外，在不列颠边疆、阿非利加边疆与埃及边疆同样可以看到与其他边疆地区相似的经济活动。

在帝国最西部并与亚欧大陆在地理上分离的不列颠边疆，来自2世纪的罗马帝国要塞维因多兰达（Vindolanda）的书板显示，当地驻军的大麦供应部分来自于边疆之外，而惠特克进一步认为，有理由相信，罗马帝国在不列颠驻军所需的大量日用消耗品，如马匹、牛皮、骡子等中的部分需求是由边疆之外的地区所满足的，而在爱丁堡附近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从2世纪开始就不断有向罗马帝国方向移动的畜群；在苏格兰，也发现了相当广泛的罗马产品与大量罗马钱币。在苏格兰西南部的卢塞湾（Luce Bay）沿岸发现的一座墓葬的主人可能是跨越边疆的罗马商人或水手。另一方面，苏格兰境内的特拉普赖因劳（Traprain Law）是提供了当地与罗马帝国在3—4世纪之间持续联系证据的遗址之一。该地位于洛锡安（Lothia），从新石器时代至5世纪一直是人类定居点。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罗马手工制品，包括陶器、领针、玻璃制品等，也有大量罗马钱币。关于这些物品的来源，则包括当地居民劫掠帝国的战利品、帝国给予酋长的礼物直至宗教用品，各家说法不一。就此问题，汉森认为，在该遗址发现的罗马钱币的年代除了在公元160—250年左右存在缺口之外，一直持续至5世纪初，其中3世纪后期与4世纪的钱币占了所发现钱币总数的2/3，而这一情况最可能的解释是这反映了帝国与边疆之外地区的非正规并且不连续的贸易联系，同时与纯粹的经济意义相比，这种贸易联系可能含有更多的外交意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特拉普赖因劳定居点持续至5世纪，这一时间段正与帝国军队主力撤离不列颠以及不列颠边疆逐渐脱离帝国的时间相吻合，如果将这一定居点的罗马钱币与手工业品在5世纪的消失与定居点本身的发展情况置于这一背景下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可以提出的问题就是，罗马不列颠边疆的瓦解对位于其邻近居民的社会是否造成了影响或是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影响。由此出发，或许可以对帝国边疆地区内外经济联系以及罗马帝国边疆对于邻近“蛮族”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阿非利加边疆，学者认为，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就已经通过商业活动而出现。直至公元7世纪之前，上述商道路线看来都被柏柏尔人（Berbers）所垄断。关于罗马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的意义存在较大争议，大致形成了对立的两派。部分学者认为这一贸易路线繁荣发达，并为罗马北非带来了包括黄金、象牙、鸵鸟毛、奴隶等各种物品。对此持异议的学者则认为罗马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贸易被严重夸大，斯旺森就认为这些强调罗马时代的跨撒哈拉沙漠贸易的说法是通过零散证据构成的神话。彻里也认为，就其范围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来看，跨撒哈拉贸易可能重要性不大。就笔者看来，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争论双方对罗马北非与边疆之外贸易的规模与影响有何不同观点，所有学者均承认确实存在着这种贸易关系。由于柏柏尔人基本上垄断了跨撒哈拉贸易的通道，因此所谓罗马北非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贸易实际上也是通过分布于阿非利加边疆内外的柏柏尔人之间的贸易活动所实现的。因此，宏观而言，通过罗马北非与柏柏尔人连接了地中海世界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两大地区的贸易体系，伽拉曼特人（柏柏尔人部族）正是地中海世界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不断增长的交换市场中的中介者之一；而就阿非利加边疆本身而言，则边疆地区的直接贸易对象是柏柏尔人而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居民。

与不列颠边疆的贸易活动一样，虽然同东方边疆、莱茵河边疆与多瑙河边疆相比，提及帝国在阿非利加边疆与邻近地区的“蛮族”商贸往来的文献为数甚少，但是考古发掘与铭文证据的确为我们提供了阿非利加边疆与边疆之外地区存在商品交换的确切证据。1858年在北非发现的一条铭文记录了3世纪对越过罗马北非边疆的货物征收关税的情况，关税列表中的相关货物有长袍、毯子、披风等织物，有马匹、骡子、驴、牛、绵羊、山羊、猪等动物，还有皮革、兽皮、无花果、豌豆、坚果、松香、树脂、奴隶等；伽拉曼特人的墓葬中也发现了罗马玻璃器皿。在布杰姆（Bu Njem）发现的陶片上，有伽拉曼特人向罗马驻军提供大麦、驴等商品的记录。在贾尔马（Jarma）与费赞地区之外的其他区域，不少地方都发现了伽拉曼特人从事制盐业的痕迹，传统上认为伽拉曼特人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盐以交换黄金与奴隶，并将其中部分奴隶再出口至罗马北非，同时又从罗马北非进口陶器、玻璃制品与食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盐可能也用于向罗马北非出口，这就能解释为何在靠近罗马边疆的地区会有制盐业存在。同样，通过布杰姆陶片上的铭文记录，学者认为伽拉曼特人向罗马军队出售其自己种植的新鲜水果，在考古发掘中也证明伽拉曼特人显然也从事水果种植业；而伽拉曼特人的半游牧经济所出产的大量相关产品，不仅用于满足罗马驻军的一定需求，也用于供应阿非利加边疆的民间市场。

在晚期罗马帝国埃及边疆，同样存在着跨越边疆的经济交往，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还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贸易活动。公元1—3世纪时，罗马埃及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尤其繁荣，部分出口产品是葡萄酒与纺织品之类的商品，但是可能占出口总额50%的出口商品是黄金与白银；最主要的进口商品则是香水、香料、宝石、象牙和包括丝绸在内的纺织品以及木材等。经由埃及东部沙漠道路中运送的奢侈品可以与日用品一起用于在红海沿岸与印度洋的港口交换印度货物。同样，来自红海港口的货物则经由埃及东部沙漠运输至科普托斯（Koptos）。直至6世纪，经由埃及转运的东西方贸易依然兴旺发达，来自罗马埃及的商人频繁往来于从埃及至阿克苏姆王国与红海沿岸乃至斯里兰卡的商路上，之前提及的科斯马斯与索帕特努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商人的活动踪迹必然伴随着商品贸易活动，因此，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埃及边疆在东西方贸易中依然在发挥作用。

除了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埃及边疆与边疆外的邻近地区同样存在各种用品的贸易交换。曾经被罗马占领的下努比亚（Lower Nubia）在贸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罗马边疆直至尼罗河第三瀑布，位于下努比亚与中努比亚（Middle Nubia）的一系列与贸易密切相关的定居点将埃及与努比亚麦罗埃王国的中心东哥拉（Dongola）等地区连接起来，许多这样的定居点选在便于利用河流运输或是便于防范劫掠的战略位置。即使是在麦罗埃王国于4世纪中期后逐渐消失后的努比亚，上述地区的基本生活方式直至5—6世纪也始终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现在确定的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定包括了努比亚与埃及边疆的贸易联系，考古发现可以为证。在青尼罗河（Blue Nile）与白尼罗河（White Nile）沿岸大量4—5世纪的墓群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来自当地以外的进口产品，其中就包括定年在公元200—400年之间的亚历山大里亚式样的玻璃容器以及定年在公元5世纪或6世纪的双耳细颈瓶。在墓葬中发现，罗马的埃及边疆输出至努比亚麦罗埃王国的出口产品多种多样，包括银器、金属器皿、灯具、珠宝、玻璃器皿、各种陶器与彩陶、葡萄酒与橄榄油容器等，而从麦罗埃输入罗马的物品则包括黄金与象牙。同时，麦罗埃也向地中海世界供应奴隶与热带产品。在3—4世纪之间，与罗马埃及边疆接壤之地的人口大量增加，从而为自埃及与地中海东部其他地区进口的奢侈品提供了市场。即使在麦罗埃王国瓦解后，罗马埃及的手工业制品也仍然在随后的多个世纪大量到达下努比亚地区乃至更南部的地区。4—6世纪之间，数量相当庞大的来自晚期罗马帝国的各种类型的进口产品仍然不断到达努比亚，而努比亚与埃及之间的奴隶贸易也仍然得到延续。

根据5世纪史家奥林匹奥多鲁斯的记载，在他那个时代，居住于埃及边疆南部附近的布勒米耶人控制着普里马（Prima）、腓尼科（Phoenico）、基尔斯（Chirsi）、塔匹斯（Thapis）与塔尔米斯（Talmis）等五座城市，并控制着那里的翡翠矿，他们因此向埃及大量供应翡翠。这些布勒米耶人居住于尼罗河谷与红海之间的沙漠地区，直至6世纪都在该地区拥有强有力地位。在埃及东部红海港口贝雷尼斯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相当多被认为由布勒米耶人制造的陶器，并且大多数定年为晚期罗马帝国时期，杰克逊认为这可能是罗马与布勒米耶人之间贸易往来频密的结果。麦罗埃王国崩溃后，布勒米耶人在4—5世纪出现于下努比亚。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罗马埃及边疆与下努比亚之间的贸易联系当然也包括和布勒米耶人的贸易在内。考古发现也与笔者的推论吻合：在现今苏丹的萨雅拉（Sayala）附近发现了大量用于盛放葡萄酒的双耳细颈瓶，并且与布勒米耶人有关。此外，之前已经谈及阿克苏姆王国在东西方贸易通道西段地区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罗马埃及边疆的紧密经济联系。从考古发现看，阿克苏姆王国并不仅仅是来自东方的贵重商品的中介者与转手者，它也是罗马与更遥远的非洲地区之间的南北贸易重要通道。阿克苏姆王国辖下的众多地点都发现了大量进口自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各种产品。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长期以来就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许多重要商品，包括可能出产于肯尼亚的黄金以及“产自非洲本地的鸵鸟毛、香料、乳香、没药、象牙、野生动物、黑檀木、奴隶、兽皮等”。实际上，罗马商品的辐射范围在非洲东部一直深入今天的坦桑尼亚（Tanzania），在当地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出土了罗马的珠串，当地人用象牙、犀角、海龟壳向罗马人交换长矛、斧子、匕首、锥子。阿克苏姆王国本身也进口与使用来自罗马的产品，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考古发掘中，不仅发现了来自罗马的大量玻璃与金属制品，也发现了进口葡萄酒与橄榄油时所用的双耳细颈瓶，一些来自罗马的奢华玻璃器皿与金币。上述交换无论是经由阿克苏姆王国所部分控制的红海贸易通道，还是经由阿克苏姆王国本身的陆上通道，从其方位来看，罗马帝国的埃及边疆必然在这样一种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欧美学者的注意力更为集中于关注晚期罗马帝国与分布于莱茵河边疆、多瑙河边疆附近的日耳曼语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讨论“罗马帝国衰亡”还是“罗马世界转型”，帝国与日耳曼人之间的联系、冲突与合作几乎在相关经典著作中都被置于首要或重要地位。在日耳曼人之外，萨珊波斯由于是晚期罗马帝国最为重要的战略对手，因此其与晚期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相当重视。帝国的埃及边疆与阿非利加边疆周边的“蛮族”在“衰亡”与“转型”讨论中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学术趋势的出现，一方面当然与日耳曼人或萨珊波斯在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发展中处于更加令人瞩目的地位存在直接关联，另一方面可能也或多或少受到“罗马帝国中心论”的影响，柏柏尔人、布勒米耶人等的历史活动在“罗马帝国衰亡”论或“罗马世界转型”论的宏大理论框架下几近消失。但是，与人类的政治和军事事务相比，更具有基础性质的经济活动则显示出另一番景象，晚期罗马帝国居民与周边“蛮族”的互动本身并非如现代学者在各种关于帝国命运的理论阐释中所建构的那样重北轻南，而具备全方位多层面经济交往的特征。

无论是以丝绸等奢侈品为代表的贵重商品远距离交易，还是贵重商品与日用产品并存的日常经济交换，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与周边“蛮族”的经济往来长期而普遍存在。帝国与周边“蛮族”的经济联系自帝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贯穿于3—6世纪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中，而帝国各个边疆地区则是帝国与周边“蛮族”进行经济互动的渠道，帝国各大边疆均与边疆之外的“蛮族”地区存在着从奢侈品贸易至日常用品的贸易往来，而所有的对外贸易通道或路线也均经过边疆地区。与此同时，这种经济互动总体上对于交易双方而言是互利互补的，例如，丝绸贸易满足了帝国上层社会的需求，又为帝国丝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原料来源，并由此为帝国财政做出贡献。丝绸的出售方则获得了黄金或其他自身所不能生产的罗马手工业制品。伽拉曼特人、麦罗埃人、阿克苏姆人等向帝国输出的黄金也是帝国所渴望的，而帝国向这些交易者输出的玻璃器皿、陶器、葡萄酒、橄榄油、金属器皿与工具等也是这些地区在当时所无法充分生产的。在帝国的边疆地区，进口商品不仅可以为帝国提供关税收入，而且进口的牲畜、大麦等还是边疆驻军重要的补给来源。正是由于帝国与周边“蛮族”经济联系中的这种互利互补性质，双方（或多方） 的贸易交换才能长期并普遍存在，并直至我们所谈论的时期结束之时仍然能够得以保持。

这样一种经济互动既不如战争与军事活动引人注目，也不如外交与政治互动受到重视，而是通过贸易与经济往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晚期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各地居民（无论其居于边疆还是腹地）与更为广阔的其他地区的民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较少受到身处于其中的普通民众关注乃至无法被他们所认知，但是这种经济互动为其所带来的影响则是长期而持久的，并构成了亚欧非三洲经济史与交流史的重要章节。虽然笔者目前认为尚不可将之称为古代世界的“世界体系”，但是出于进一步识别并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潜流的需要，这一历史现象仍有理由获得进一步关注。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从讨论晚期罗马帝国及其周边“蛮族”关系这一角度而论，国内外学界往往更加关注帝国与其邻人的政治、军事互动以及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双方的经济互动虽然在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就研究现状整体而论，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独立性，往往附着于帝国与“蛮族”的战争或外交活动等方面，构成相关论述的背景，而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专门性论著就笔者所见为数不是很多，至少远不及政治、军事互动与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的论著。实际上，这样一种研究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形成了一种研究上的“路径依赖”：因为前人关注帝国与“蛮族”间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宗教互动等方面的论著极为丰富，因此后人在着手研究晚期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世界周边“蛮族”关系时，自然便更易于在前人著述的引导或影响下，更为偏向这些方面的研究，经济互动研究自然就会偏于冷门。此外，研究中所遇到的各种现实困难也会阻碍学者研究帝国与“蛮族”经济互动关系，这些困难包括但不限于：古代社会的各种经济数据难以收集、帝国与“蛮族”间的经济互动难于定量分析；古代史书的内容大多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或宗教有关，关于经济活动或是确切的经济问题的论述或记载相对较少且较为零散；帝国与“蛮族”的政治与军事互动或是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由于同“罗马帝国衰亡”论或是“罗马世界转型”论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较为受人关注，经济互动则内容较为枯燥且由于史料匮乏而难以深入，因此与上述研究相比就显得乏人问津；古代社会经济模式与当代相比也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这就可能导致研究者出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代人的“傲慢”态度或心理“隔阂”对于帝国与“蛮族”之间经济互动的本质、意义、影响等方面出现误读或是过度演绎。凡此种种，均彰显了古代社会经济史以及晚期罗马帝国与位于其周边的“蛮族”群体经济互动研究之不易，但是，这仍然是当代学者有必要去攻克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