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越南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多重转向—基于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的考察
关键词：日本 越南史研究 山本达郎 《安南史研究》 学术史
近现代日本对越南历史的研究，缘于日本近代历史学，尤其是“东洋史”学科对近代日本在东南亚活动及其东南亚地区策略的回应。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日本的越南史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出现了以山本达郎、松本信广等人为代表的越南史研究专家，产生了一批至今仍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经典著作，其中尤以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以下简称《安南史研究》）最具代表性。该著史料收集丰富全面，考证严密精微，秉承了东京大学史学研究延续至今的对史料进行全面批判的传统，也刻印了日本越南史研究的底色，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以后，深受美国影响的“地域研究”兴起，在60年代，包括亚洲经济研究所、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等区域研究机构的创办，使日本对于越南的研究在资料收集、研究视角、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等方面都有提升。同时，随着国际“新史学”研究的兴起，以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代表的传统越南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上也都随之改变。而以樱井由躬雄、古田元夫、桃木至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对诸如越南的村落的形成、民族政策、海洋贸易等不同以往的研究对象，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学界在世界越南史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
一、 “东洋史”的学科传统与日本越南研究的兴起
日本的越南史研究扎根于“东洋史”学科，而“东洋史”又需追溯到东京大学的建立和日本近代历史学科的创设。1877年4月12日东京大学创建，共设有文学、法学、理学、医学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下设第一、第二两科，第一科是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科，第二科是和汉文学科。但由于缺乏师资，史学科一度被取消，其课程并入和汉文学科讲授。1886年3月2日，仿照德国改革教育体制，东京大学改组为帝国大学，与此同时，文学部作为五大学科之一，改称文科大学，并在其所设的第一科哲学科、第二科和文学科、第三科汉文学科之外，增设博言学科（现称语言学科）作为第四科。1887年重新设置了史学科，并聘请德国人利斯（Ludwig Riess）到此任教，成为其历史学科的奠基者。利斯在东京大学执教16年，恪守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努力将德国的历史主义引入日本。日本学者坂本太郎认为，利斯把兰克一派的正统派德意志史学传到日本，是决定日本史学研究性质的重要事件。兰克的治史方法要求注意史料考证，力求应用原始资料，在表述上要严谨，杜绝不实的虚饰。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兰克史学以前，日本在德川时代就有考证学的传统，那么“东洋史”的一派学者是否只是延续日本固有的治学之术，而不是借鉴欧洲史学新策呢？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学者永原庆二指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就经济领域而言是日本资本主义确立即产业革命时期，在政治、国民思想领域是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本国民开始强烈关注亚洲。虽然说在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上，兰克史学与日本传统并无不同，但是伴随明治维新大潮涌入的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欧洲近代史学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学人的治史旨趣，使得“东洋史”成为与传统汉学截然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作为“东洋史”分支的越南史研究，自然也是日本史学近代化的产物。1890年，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率先在学习院大学开设了“东洋诸国之历史”的课程。1894年，那珂通世提出了“东洋史”的概念，1896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规定历史教学分为本邦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个部分。李庆在《日本汉学史》中指出，东洋史的奠基人白鸟库吉在留学过程中，受到了欧洲汉学或者说东方学的影响，使他得以脱出原来日本儒学家仅从日本或中国古代史书出发进行研究的狭隘传统，从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白鸟库吉认为,东洋研究的目的不是弘扬亚洲文化，而是要在文化上揭示和打破亚洲文化的陋习。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第一代东洋史学人，颠覆了过往日本汉学家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定位，“东洋”成了需要以欧式近代眼光审视的落后之地，这才是“东洋史”与传统汉学的真正分野。受此想法影响的学者必然会对中文史籍的真实和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从而强化了他们对中文史料的批判和分析。在越南古代史的研究中有大量的中文资料，这种研究思路也通过白鸟库吉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深深地植入了之后的日本越南史研究之中。
日本近代历史学科的创立为培养历史研究人才奠定了基础，兰克史学的引入和“东洋史”学科的创立，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为之后包括越南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作为日本越南研究第一代领军人物的山本达郎和松本信广都曾不辞辛劳地收集越南当地的一手史料，在其著作中往往集合不同来源的多种史料，相互对照批判分析，这些都体现了兰克史学研究方法的核心要求和“东洋史”学科的学术旨趣。在这种背景下，一代越南史研究巨擘山本达郎逐渐成长，登堂入室，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二、山本达郎及其《安南史研究》
山本达郎（1910——2001年），东京都人，文学博士，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30年4月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接受了系统的东洋史研究训练。1933年山本达郎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其毕业论文题目为《郑和西征考》。同年4月，山本达郎入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研习“海洋史”，在东洋史大家池内宏教授的指导下，展开研究。1937年，山本达郎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1957年，山本达郎成为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的第一位东南亚研究教授，并一直担任该职到1971年；1950年，山本达郎出版了他研究越南的力著《安南史研究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翌年，凭借此书获得博士学位，时年41岁。
《东京大学百年史》指出：“东洋史学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与日本对外扩张的政策紧密相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如弗雷德里克 · 鲁斯唐所言：“东方研究，或称东洋学，最初在日本明治中期发展起来，其双重背景是要在内部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在外部建立一个亚洲殖民帝国。”山本达郎等一批学者选择以越南研究为主攻领域，是和当时日本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交往日益密切，以及日本学界和政府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密切相关的。作为一种外交思想，“南进论”在日本发端甚早。李凯航和俞祖成所写的《明治日本“南进论”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一文，梳理了日本近代史上“南进论”出现的三次高潮，分别是明治中期即19世纪80—90年代，大政初期即20世纪10年代和昭和前期即20世纪30—40年代。而在第三个阶段，随着1936年广田内阁《国策基准》的出台，南进正式被政府列入最高级文件之中，成了国家政策。从近代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实践来看，早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日本青年女性背井离乡，前往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多个区域，从事性服务，为日本日后的“南进”运动奠定了第一座坚实的基石。在19世纪80、90年代，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法越关系的报告，派遣官员访问印度支那，表现出日本官方对印度支那的兴趣。伴随这种兴趣的提升，产生了以军官引田利章的一系列著作为代表的早期越南研究成果。到20世纪30年代，“南进”成为日本国策之后，日本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的兴趣，无疑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山本达郎这部主体写作工作完成于这个时期的《安南史研究》或多或少会受到当时日本政治动向的影响，但是这依然有猜测的成分，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说明两者的关系。
在此书的自序中，山本达郎提到“有关本书此次出版的内容，大部分是笔者在1939年提交给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若干补充和改进”。根据孙颖博士的研究，东方文化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的“支那文化研究所”，1929年4月改名为“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两个研究所。自成立起，该学院就接受日本外务省的领导，并接受和使用外务省的补助金。
1936年以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不断向东方文化研究院施加压力，要求进行更多符合当时日本政府需要的研究，尤其对京都研究所聚焦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批评。东京和京都两个研究所分离，京都研究所原计划划归京都帝国大学，后因预算费用问题没有成功，一度成为独立机构。1938年，原“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改称“东方文化学院”，继续接受外务省的文化事业部的直接领导和经费支持。其研究方向也接受了外务省的要求，更多地为日本当时的外交和战争战略服务，最明显的就是其在中国华北地区展开的文化调查，其中包括探讨如何在华北地区学校举办日语讲座、日本文化演讲会的内容，这显然是为日本当时的政治战略服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39年的东方文化研究院是一个由日本外务省直接领导，并提供经费支持的研究机构，其研究课题的设置明显受到日本当时国家外交策略的影响。
当我们了解到东方文化学院和外务省在山本达郎开展越南相关调研时提供的支持以及山本达郎的研究在东方文化学院的立项情况后，可以进一步看出，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确实与当时日本政府当局以及外交政策有直接关系。首先，有档案显示，1936年山本达郎作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助手，在去印度支那调研之前，时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所长的服部宇之吉就曾致信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为其申请致法国驻东京大使及日本帝国驻河内总领事的介绍信。
再者，通过查考东方文化学院1939年的相关研究课题（参见下表），我们进一步发现：
山本达郎关于安南史的课题在东方文化学院立项的正式研究课题之列。总之，山本达郎在从事越南相关的调查研究时，得到了东方文化研究院和外务省的支持，其关于安南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东方文化研究院的正式课题，直接受到日本外务省和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从《安南史研究》的内容看，尤其是关于明朝政府对安南政策意图的判断，山本达郎的部分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表现出了与当时日本政治环境一致的否定中国的倾向。山本达郎引用《明太宗实录》中永乐二年的两条记录，得出了永乐帝在永乐二年就有出兵安南的意图。而“将陈天平装扮成陈朝继承人，也是为其后出兵安南所做的准备”。如果我们继续阅读《明太宗实录》，就会发现有与永乐二年记载意思完全相反的内容。永乐三年十一月，永乐帝得知云南西平侯沐晟屯兵边境，欲用军事手段解决与安南的边境纠纷，永乐帝曾特意降下敕书，要求立即撤兵，称：“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虽扰我边境，今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在这里，永乐帝明确表达了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安南边境冲突的意愿，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完全推翻山本达郎对此问题的论点和论据呢？当然不能。我们不能仅凭单一的史料记载就做出历史判断，尤其是对于当事人的言语表述，我们更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当事人所处的立场，个人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分析其语言背后的真实意愿。
山本达郎所引用的材料和笔者所引用的材料，是永乐帝在面对安南侵扰边界和己方将领欲轻开战事的不同情况下，带有外交辞令和行政命令口吻的表述，如果据此就判断永乐帝是否有出兵安南的意图，显然过于轻率了。听其言，观其行，相较于永乐帝的只言片语，考察明廷出兵安南的实际过程也许更能说明永乐帝是否早在永乐二年就已经下定出兵安南的决心，并进行了周密安排。我们借用山本达郎对明朝出兵安南过程史料的细致考证，稍加分析可以知道，出兵安南是在陈天平遭到劫杀之后，明廷才做出的决策。按照山本达郎的考证，永乐四年四月癸未（二十三日），永乐帝任命朱能和张辅为主将，开始谋划出兵安南。第二天（四月甲申二十四日），敕命云南西平侯沐晟筹划调兵和军粮补给。征兵的范围既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安南附近区域，也包括浙江、福建、江西等较远地区。征调的各路军队分别在云南府（昆明）和广西太平府集结，其中太平府的集结日为九月初十日。从决定出兵到军队集结完毕，单调兵所用时间就超过135天。如果永乐帝早在永乐二年就决心出兵安南，并有周密计划，大可提前调兵，缩短准备时间，或是在送陈天平返回安南时屯兵边境，看准机会就迅速出动。
当然有学者可能会认为，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即使有了征讨他国的想法，他也可能没有计划军事行动的能力，或许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提前开展军事准备。对于永乐帝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早年跟随其父朱元璋东征西讨，打下明朝江山；还是明太祖去世之后，朱棣与建文帝叔侄反目，最终靖难成功，登基称帝，朱棣都是披甲跨马，戎马半生，他绝不缺乏军事活动的经验。当然，还有学者或者会提出，之所以不提前调兵可能是考虑大规模集结部队会给后勤补给和部队训练等带来困难，所以才没有提前调兵。可了解了当时后勤补给的调配情况之后，我们可以确定，出兵安南并不是长期筹划、精心准备的结果。山本达郎引用曾经参与明军粮食准备工作的明朝官员黄福给兵部尚书刘儁和给事中方士隆的信指出，到九月初六，大军即将到达太平府集结时，太平方面的后勤准备无法完全按计划实施。在大军出征之前，甚至还出现了主帅朱能病死龙州，临阵换将的奇事。综上所述，明廷出兵安南在士兵征调、后勤准备和将领选择上都显出忙乱，有许多不周之处，这不会是永乐帝朱棣这么身经百战的统帅精心筹划两年所应该呈现出的结果，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出兵安南确实是在陈天平被劫杀之后，明廷才做出的决策。
至于山本达郎认为“明朝将陈天平装扮成明朝继承人，也是为其后出兵安南所做的准备”，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山本达郎在书中对比了《明太宗实录》中陈天平自述的身世和越南史料《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陈朝皇位世系记载之间的差异，认定《明太宗实录》中陈天平所述，错误甚多，所以他不是安南陈朝皇室成员。对此，笔者认为因为目前史料不足，难以做出定论。虽然山本达郎认为“《大越史记全书》关于他出身的记载并未有明显不合理之处”，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提供了部分证据支持，曾有日本学者发现陈天平在赴南京以前建立反对胡氏（即黎季犛）的政权时铸造的铜钱。更为重要的是，即使陈天平的身份存疑，也不能得出明朝政府伪造了陈天平的身份，并利用其作为征讨安南口实的结论。无论是从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从情理分析，这种说法都值得讨论。
首先，从历史记载看，初见陈天平，永乐帝对他的身份也是半信半疑，由于之后得到了安南来访使者的确认，继而又派遣使者到安南求证，得到安南方面的书面确认，才最终确定了陈天平是安南陈氏宗室的后人。《明太宗实录》中记载，永乐二年十二月安南使者到达南京，由礼部官员安排见到了陈天平，“使者识其故王孙也，皆错愕下拜，有咸泣者。而裴伯耆亦责使者以大义，皆惶恐不能对”。永乐帝派使者前往安南调查陈天平身份，安南在回复中表示：“天平，本陈氏宗族，久弃在外，不谓尚存，悠悠之言，自此而致，圣恩弘贷，遣使下问，臣请迎归天平以君事之。”当然，因为这些史料均出自明朝一方的官方史料，若明廷存心伪造陈天平的身份，自然也有伪造历史记录的可能，不过从情理上分析，明廷显然没有伪造陈天平身份的动机。如果明廷只是需要一个派兵安南的借口，那么先于陈天平到达南京的陈朝旧臣裴伯耆已经揭发了黎季犛篡位的真相，这无疑给了明朝足够的理由出兵安南。另外，明安边境多有冲突，由此而言，无论是对内承担保境安民的职责，还是对外履行兴灭继绝的义务，明廷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安南。如果明廷刻意伪造陈天平的身份，扶持他掌握安南的权力，那么因为他的身份有可能在安南凝聚起新的权力中心，反而会对明朝形成新的威胁。正如山本达郎在书中所写：“在占领安南之后，若还有陈氏余党尚存的话，这对于明朝来说绝非好事。”“明朝出兵安南之际，寻找陈氏的族人，恐怕和寻找贤能之士存有同样的意图，意在对陈氏一族斩草除根。”这样看来，山本达郎也认同，从明廷希望在安南发挥影响力的角度看，有一个陈氏后人对明廷来说并不是好事，既然这样明廷又何必要伪造陈天平的身份呢？
当然，山本达郎可能会说，因为明廷早就预料到陈天平回到安南之后肯定为胡氏所不容，终会被杀，这样就可以给明廷更好的借口出兵，所以才伪造了他的身份。这种说法和明廷的实际做法也是冲突的，不能成立。假设明廷就是想让胡氏杀掉陈天平，那么为了保证这个计划成功，明廷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尽可能地向胡氏提出苛刻条件，从而激怒胡氏，逼其动手；二是不给陈天平提供任何必要的保护，任其自己回国面对胡氏。可明廷的做法却恰恰相反：“永乐帝在让陈天平返回安南的同时，封胡?为顺化郡公。”同时，还派出了5 000人的队伍护送陈天平出境。根据越南方面的史料，之所以只派了5 000人的队伍护送，是因为陈天平自己认为护送的队伍“不过数千，到彼则人自服”。明廷采取的册封胡氏和派兵护送陈天平两个措施，都是立足于要将陈天平安全送回安南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不认同出兵安南是永乐帝从永乐二年就处心积虑、周密筹划的结果，而是随着黎季犛篡位的信息不断传到明廷，明安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升级，陈天平被劫杀，最终导致了外交努力的失败，明廷才下决心与安南兵戎相见。
虽然上文对山本达郎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瑕不掩瑜，山本达郎对元明两朝中越关系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安南史研究》无疑是一部令后世学人获益颇多的不可多得的巨著。此书经毕世鸿、瞿亮和李秋艳翻译成中文，编入孙来臣主编的“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这对国内从事越南研究的学人来说，确是一大幸事。该书由“序编 关于陈朝诸王名号的研究”“第一编 元朝的安南征伐”“第二编明朝的安南征伐”三部分组成。序编部分通过对中越史料的比较和分析，厘清了安南陈朝的诸王和他们的世系关系。第一编则从元世祖经营南海的整体战略出发，阐述了元朝与陈朝的外交关系及元朝出兵安南的详细经过。第二编探讨了明代永乐帝时期出兵安南，之后实际统治安南及安南的反抗和明朝放弃直接统治安南的史事发展。对于该书的内容，已经有多篇文章做了更为详尽的介绍，本文不再重复展开。需要稍做强调的是，该书在史料收集上做出的努力和史料考证分析上的特点，既是日本传统史学和近代秉承兰克史学所形成的新趋势的体现，也是山本达郎治学的重要特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包括山本达郎在内的日本老一辈越南史研究者充分重视域外史料的收集。根据山本达郎在《安南史研究》自序中的叙述，1936年，山本达郎赴印度支那调查之际，在河内及其周边地区搜集了一些安南史料，并抄录了法国远东学院馆藏的若干安南史料。当时由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面临财务困难，为了这次调查，山本达郎不惜自费支出差旅费用。调查期间，在东洋文库和远东学院的斡旋之下，山本达郎还获得了内容十分详细的地理书—《同庆地舆志》的正文抄录本以及数张地图的照片。尤其是在自1929年起便担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院长的乔治 · 赛代斯（Georges Coedès，1886—1969）的指导下，山本达郎接触到了大批原始资料以及该院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并与法国远东学院学者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在此之前的1933年，与山本达郎齐名的日本另一位越南史研究专家松本信广在法属印度支那调查旅行，访问了顺化宫廷，并会见了时任阮朝国民教育部尚书范琼，极力要求翻印《大南实录》，在远东学院的加斯帕东（Émile Gaspardone，1895—1982）和该院院长乔治 · 赛代斯（Georges Coedès）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重印了《大南实录》。在更早之前，黑板胜美博士、岩生成一教授在赴印度支那考察期间，抄录了《抚边杂录》《乾坤一览》等若干安南史料。可以说，正是这些扎实的文献收集工作，为山本达郎等日本的越南史学者奠定了研究基础，如果没有史料的收集，也就不可能出现《安南史研究》这样的史学巨著。
在充分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山本达郎非常注重对史料抽丝剥茧地逐条考证。以《安南史研究》的序编为例，便已展示出山本达郎卓越的史料驾驭能力。首先，山本达郎优先选取了越南正史《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中国正史《元史》《明史》中关于越南陈朝诸王的相关记载，制成两相对应的陈朝历代国王的年表，直观而清晰地展现出中越两国史料对于陈朝国王名号记载的差异。第二步，通过对史料的来源加以分析，同时利用《越史略》等旁证材料的比对，确认越南方面的史料更接近史实。第三步，作者希望通过分析《安南志略》中的记载，找出中国史料与越南史料之间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之所以选择《安南志略》，山本达郎解释说：“该书的编纂者黎崱原是安南人，任职于陈朝，降元后赴中国。该书是黎崱赴元朝之后编纂而成的。由于黎崱与两国均有关系，对于两国史料中表述各异的陈朝诸王名号的问题，人们一般都会先在《安南志略》的记载中寻找解决这种矛盾的关键性史料。”令人赞叹的是，山本达郎通过将《安南志略》中“陈氏世家”和其他有关陈朝国王名号的内容进行本校，又利用不同版本进行对校，得出了流通本中出现的陈朝诸王的名号是后人作为说明附加上去的正确结论。最后，将《大越史记全书》《元史》和《明史》进行逐条比对分析，并以《南翁梦录》《齐东野语》等书中的记载为参照，再次确认了安南史料相对准确的结论。最后，利用人类学家关于安南人名字的研究成果，揭示中越史料中两种名号的存在有深层的思想动机，推测这一方面是安南方面认为其国王的名号有某种神圣性，所以在与中国交往时尽量避免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陈朝时期安南自视甚高，所以避开讳称而另制作别名。
从山本达郎对陈朝国王名号的考证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总结出山本达郎考证史料探究问题的特点：一，广采博收，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私人笔记，都纳入分析之中；二，方法精当，精审细致，多种校对方法信手拈来，运用自如，逐条逐句逐字分析，细致入微；三，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帮助推断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在山本达郎的考证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前文提到的日本“东洋史学”，甚至“传统汉学”扎实的汉文功底和娴熟的考据之法，当然这其中也有兰克史学对于史料科学实证分析的影子，二者相得益彰，没有拒绝其他学科对史学的介入。可以说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不仅是日本近代越南史研究第一阶段的巅峰之作，也是日本“东洋史学”的代表作之一。
三、日本越南研究的“新史学”转向
众所周知，山本达郎取得的学术成就远不止《安南史研究》，他对越南研究的范围也大大超出了传统政治史领域。他在越南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探索，同样为后辈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20世纪30年代，山本达郎就发表了《安南黎朝的婚姻法》和《黎氏安南婚姻法再考》两篇文章，可以看作他涉猎越南社会经济史的早期思考。20世纪50和60年代，山本达郎又先后发表了包括《安南的田簿》《越南村落的构造》《黎朝的均田和公田》《河内华侨史料》《越南的家谱》等在内，关于越南村社、土地制度、家庭组织的一系列文章织的一系列文章，大大拓展了日本越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开启了日本越南研究向“新史学”转向的大门。
在山本达郎等第一代日本越南史研究者的开拓、带领和悉心培养之下，以樱井由躬雄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逐渐在战后成为日本越南史研究的中流砥柱。这个阶段也是历史学这门学科迎来巨大变革的时期，强调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取代了传统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大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涵。日本新一代越南史研究者也受到了这股新学术风潮的影响，在更广阔的层面展开了研究。永原庆二认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作为战后历史学的反思和新兴历史研究的代表也在日本史学界受到普遍欢迎。对于新一代学者来说，社会经济史无疑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在2006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年报中，樱井由躬雄描述其当时主要的研究课题是通过梳理过去十年间对越南南定省（tỉnh Nam Định）务本县（huyện Vụ Bản）城利乡（xã Thành Lợi）百谷古村（làng cổ Bách Cốc）老人进行的采访调查，再现当地村落史，以及包括此研究在内的，涵盖了百谷村地质、农业、社会、宗教、历史等的有关该村落志的叙述。我们阅读樱井由躬雄的论著，明显能感觉到他和前辈学者的重大差异。在一篇研究越南黎朝农民和村落变迁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述：“一月至五月的干旱对所谓‘5月稻’（法语名：riz du 5e mois；越南语名：lúa chiêm）有决定性影响。在法属的部分地区因雨季洪水而不适宜栽培秋稻，因此5月稻作为在这些地区栽培的主要品种，分布在山西南部、河东、河南、南定、宁平西南方。从三角洲的夏稻栽培历来看， 10到11或12月期间准备苗床，旧历一月（新历12月或1月）插秧，4——5月中旬开花。其间苗床期所需的水是利用前一年雨季残存的水，每公顷需用水2 000立方米的插秧期和每公顷需用水4 000立方米的生长期里，主要利用被称作‘Crachin’的霖雨。”如果单从这些描述来看，作者似乎意在说明由于越南北部三角洲地带气温较低，又有霖雨，以至于湿度急速上升，这种气候条件更有利于5月稻的生长。这更像是一份关于越南水稻生产的报告，而不是一篇历史论文，从中我们可以一窥第二代研究者与其前辈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显著不同。社会经济的课题取代传统的政治外交在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多学科介入的趋势也愈发明显。樱井由躬雄于2007年从东京大学的教授岗位上退休，2013年4月东京大学引进了准教授岛田龙登主持东南亚史方向，这些事实也可以看作上述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表现。
除了上述新史学兴起给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的越南史研究带来的改变之外，还有一个研究趋势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史研究在日本兴起，对日本东南亚史研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产生了以桃木至朗的研究为代表的海域亚洲史的兴起。桃木至朗是樱井由躬雄的弟子，可以看作从山本达郎算起，日本越南史研究第三代学人的主将之一，其越南研究的代表著作为《中世大越国家的成立与变迁》。目前，已经有桃木至朗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使中国学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他的研究成果。在《3—13世纪的南海海域世界》一文中，桃木至朗一方面论述了3—13世纪南海贸易中的贸易路线，贸易交换的商品，结算使用的货币等经济史和交通史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从信息源、信息的记载与再记录、信息的理解和信息的利用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对南海的认知。这篇文章既有年鉴学派式的结构分析，也有“新的新史学”常见的针对文本的分析，体现出桃木至朗广博的学术视野。《10—15世纪南海贸易与大越=安南国家》可以称作关于南海贸易和越南历史研究的又一雄文，读之令人深受启发。文章首先考察了10世纪至李朝末期大越=安南国家在南海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具体分析了越南与中国和中国以外国家的贸易情况，其中与中国的贸易又细分为朝贡贸易、通过市舶司的民间贸易和非法的边境贸易。文章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越南参与南海贸易的过程对其政治统治，乃至国家体制的影响。文章指出，与南海贸易整体的发展相比，大越=安南国家在海上贸易中的国家地位实际上是持续下降的；同时，伴随着陈朝时期对红河三角洲的农业水利开发，小农经营基础形成，使得陈朝建立起了具有“非东南亚”色彩的政治体制。这一部分非常值得读者关注，因为它揭示了贸易在越南国家发展中所起的动态作用，同时揭示出越南在东南亚国家中呈现出的差异性，即“非东南亚”化的特征及其成因，这对我们理解越南的历史有很大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大量引用山本达郎关于元朝对越政策和樱井由躬雄关于陈朝村落和农业开发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日本三代越南史研究学者的学术传承。桃木至朗自己也说：“《安南史研究I》中对史料、国王名号、地名和政治史所进行的考证，也成为其弟子—樱井由躬雄，以及樱井的弟子—桃木至朗、八尾隆生等研究越南经济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出发点。”
战后日本的越南史研究除了由历史学家延续“东洋史”学术脉络展开的研究外，更多是在“地域研究”框架下展开的研究。为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对该地区国家的进一步了解，助力日本在该地区扮演政治和经济领袖的角色，1957至1960年担任首相的岸信介（1896—1987年）极力支持战后日本亚洲学术研究的复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持基于“地域研究”概念的亚洲研究的延续。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美国在日本处于主导地位，使得日本新建立的地域研究体制不可避免受到美国的影响。1963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京都大学设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时至今日，该中心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之一。通过阅读该中心最新的年报，我们可以发现以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当前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研究总体上说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强调采用广泛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截止到2020年10月，该研究中心在其年报中列出的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分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和医学科学”三大部分，共计22个学科。其研究部门的设置也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束缚，而着眼于“人们面临的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退化、传染病、人口老龄化、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衰退的民主国家”等现实问题的特点。中心包括五大研究部门，分别是：（1）跨区域研究部门，该部门通过不断开发信息资源和跨区域的开拓性研究来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它旨在通过基础研究、社会合作和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来发展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区域研究。(2)政治和经济共存部门，该部门分析和开发相关框架，用以研究和比较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动态政治和经济转型。为了解这些转变，并为这些地区做出具体和建设性的贡献，该部门不断与地区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3)社会共存部门，该部门探索当代和历史时期文化、社会和生态之间不断的互动变化，旨在倡导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共存。该部门研究涵盖了广泛的，包括社会、宗教和语言的转变，文化和知识生产的政治活动，家庭、性别和性行为等。(4)环境共存部门，该部门采用跨自然科学、医学和信息学的多学科方法来研究影响岩石圈、生物圈和人类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生态福祉、自然资源管理以及人类和动物健康。该部门旨在发展有关人类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和人与自然共存的知识和理论。(5)全球人类圈部门，该部门对21世纪发生的全球变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在对紧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中，该部门试图跨越当代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界限，旨在寻找人类和非人类社区共存的途径。
当今日本东南亚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度的资源整合，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有效利用数据科学的最新成果来提升信息交流共享的水平。2020年，经京都大学协同研究联盟(Kyoto University's Rescarch Coordination Alliance)的推动，在此之下专门成立以数据整合分析研究为导向的数据科学综合地域研究室(Data-oriented Area Studics Unit，简称DASU)，强调通过跨学科交流融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旨在以数据科学支持和拓展综合性的地域研究，以加深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理解。该研究所的建立以先前有关学术知识整合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知识数字化促进区域信息的共享和整合，以提高政策有效性、风险评估和模拟能力。二是搭建各类研究平台，加强与其他国家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一东盟科技创新平台，旗下包括三个联合实验室，分别是能源与环境实验室、生物材料与生物多样性实验室和防灾减灾实验室。三是通过访问学者项目，形成广泛的学术研究网络。自 1975年以来，该中心设立了访问奖学金计划，以促进杰出学者的研究活动。截至2021年，已有400多名学者（其中许多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利用中心的大量学术资源开展了开创性的多学科研究。
总之，日本的越南史研究是在日本近代历史学变革和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地区政治意图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兰克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东洋史”的学术旨趣为日本的越南史研究奠定了对史料持全面批判精神的传统，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意图也对日本的越南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学术传统和政治影响在日本的越南史研究第一代领军人物山本达郎身上都有体现，在其代表作—《安南史研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史料的严密考证，也可以看出部分结论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有失偏颇。山本达郎除了作为第一代日本越南研究学人的旗手外，也是引领日本的越南史研究开拓新领域的关键人物，他在深耕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领域外，较早涉足了越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开启了日本的越南史研究转向的大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樱井由躬雄、桃木至朗为代表的后辈学人，沿着山本达郎开辟的道路，不断吸收世界历史学科理论发展的营养，研究内容由以前的以政治和对外关系为主，演变为以社会经济为主，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内涵大大拓展，加深了日本学界对越南历史的理解。此外，当今日本在地域研究框架下开展的东南亚研究成绩斐然，其研究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打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集合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对东南亚地区展开全方位的开创性研究;二是充分整合研究资源，形成合力的研究模式。这两点也是日本学界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研究新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