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晚清以来的封建“世家”中，家里有不少藏书。父亲书架上堆满了线装史籍，他也常在饭桌上、以及晚上休息时间对我们谈论史事，这引起了我对历史越来越大的兴趣。我的曾祖父刘瑞芬曾任清朝驻德、俄、奥和英、法、意、比的出使大臣，所以家里曾有一些十九世纪的欧洲地图，和后来的欧洲各国疆域不大相同。这使我对历史地图，特别是疆域变迁图，很感兴趣。三十年代前期，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开始受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的影响，对历史地理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禹贡》和顾先生主编的《古史辨》，以及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他一些有关古代地理的论著，均以其突破传统成说的洞察力，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见解，对我也起了有力的引导与启发作用。此后，每遇到一些被人们视为当然的说法，我总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期探明究竟，弄个水落石出。
1938年夏，我高中毕业时，北平已是沦陷区，许多国立名牌大学都已南迁，我遂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在燕大，结识了侯仁之先生。他当时是研究生，专攻历史地理。他告诉我不少他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心得体会，引导我逐渐自觉地对这一学科进行初步探讨和系统求知。以后修读洪业(煨莲)先生“历史方法与实习”课，开始受到认真的史料学训练，初步体会到考证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去伪存真作用，和学风“谨严”意味着什么。1941年2月，我们一些同学带着要求抗日、民主的共同望，离开北平，进入“大后方”。我在福建、江西短期工作了一年半，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是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动行径，对它大失所望。后又转到当时流亡于兴国乡间的“南昌豫章中学”任教，担任了全校从初一到高三的中外历史课，并有两学期兼教一些语文和地理课，首次在实践中用我所学，和各班同学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结下了终身难忘的情谊，也奠定了自己愿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兴趣。也在这时，我有机会阅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英文本)，予我思想感情上很深的触动，大大地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钦敬与感激之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大被日军封闭。次年，燕大在成都复校，我也在9月份从江西回到成都母校继续学习。1943年秋冬间，徐中舒、陈寅恪教授等先后来燕大任教，我连续听这两位老师好几门课，感到耳目一新，进一步开拓了我的学术眼界与思路。特别是陈师的讲课，那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敏锐深的洞察力，和谨严深厚的功底，尤其他那种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出人们意料不到、而细想又理所当然的新问题、新见解，使我感到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学术享受!1944年夏，我考入成都燕京大学研究院，在陈师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不久陈师双目失明，我兼任他的助手，得以朝夕随侍，耳濡目染，在治学与做人两方面都受益非浅。使我出乎意料的是:陈师竟然同意我在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内选择论文题目，最后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成为陈师指导的唯一的一篇中国近代史的硕士论文。在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陈师要求很严格，对史料之搜集、鉴定与运用，逐条审查核实;对待“理证”尤为慎重，使我在实践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要做到“学风谨严”、“一丝不苟”，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深厚功力。1944年下半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大后方的学生民主运动蓬勃开展，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人，我也积极参加了学运，并成为校内一个有影响的核心团体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6年夏,燕大复员迁回北平,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达到高潮。1948年夏，我的硕士论文刚刚完成，国民党政府就在北平发动了“8·19”大逮捕，我成为黑名单上的重点对象，被围困在燕京校园三天之久，在陆志韦、夏仁德、严景耀、范天祥、翁独健、张玮瑛等许多中外老师和同学以及工友的支持、掩护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终于脱险，于9月初进入华北解放区。在正定县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就被调到河北良乡县，参加接管北平的准备工作。1949年2月初，北平和平解放。我先后在市军管会属下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任军管联络员，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高教处、随后在中央教育部高教司任副科长、科长，在高教部教学指导司任研究员。前后共做了五年行政工作。1954年2月才归队，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几年，讲授一些中国中古史和近古史等基础课，随后又教过两年中国近代史，继之，经历了三年政治运动的浮沉，直到1961年，才把专业活动的重点完全转到我所珍爱的历史地理学方面。选自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