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畅访谈整理 |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史学理论研究——陈启能学术访谈录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史学理论研究

——陈启能学术访谈录

黄畅访谈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陈启能，1934年10月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史学理论研究》主编、《世界历史》副主编、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会长、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副会长。著有《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起步与进程》，合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文明理论》，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书。本次访谈主要围绕陈启能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对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研究的认识、在推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等问题展开。

一、从“作家梦”转向“史学梦”

黄畅：陈先生好！请您简单介绍下您的求学经历。

陈启能：我1934年10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上虞。我从小喜欢文学，自幼就有“作家梦”，特别喜欢看小说，小学时主要看武侠小说，初中时开始看侦探小说，高中时沉迷于现代文学和翻译小说。我不仅爱看小说，自己还动手写侦探小说并制成手抄本。小学五年级时，老师指定我给全班同学在课堂上讲历史故事。1949年年底，我还在上海的一份侦探小说刊物《蓝皮书》（1949年第25期）上以笔名陈以白发表过一篇题为《贩毒血案》的侦探小说。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高中。高中三年期间，学习很忙，社会工作也不少。我为学校出壁报，还参加了学校的通讯组。1952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遇到了著名的游国恩老师，希望可以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在北京大学，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黄畅：您自幼的梦想就是当作家，进入北京大学后最初选择的也是中文系，那么后来是在何种机缘下转到历史系的呢？

陈启能：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我很快发现中文系并不是单纯地培养作家。我清楚地记得，1952年12月5日下午，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杨晦介绍说，中文系未来要培养三类人才，分别是研究人才、教学人才和新闻编辑人才。这种模式显然是学苏联的。随后，系里要求大家填报志愿以分配专业，最终的分配情况是全班选择编辑专业的23人，选择语言文学专业的45人，我选择的是语言文学专业。一二年级时，两个专业共同上课，虽然一年级有叶竞耕和林焘合讲的“语法修辞和写作实习”、吴组缃的“现代文学作品讲读”等课程，但更多的是“中国新文学史”“文学引论”“语言学引论”这类文学基础课程和新闻编辑方面的课程；此外，还有邓广铭（第二学期改为许大龄）的“中国历史”、张芝联的“世界历史”等历史基础课程。1953年，我在完成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后，乐黛云在系里正式宣布陈之骅、孙美玲和我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派送至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二部（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语。1954年，我被派往苏联学习，同期约有一千多人。启程前，我们在中南海获得了习仲勋同志的接见，聆听了他对我们的行前讲话。当时规定每人可填报三项留苏学习的志愿，我全部填写了文学类专业：苏联文学、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仍然追逐着“作家梦”。到苏联后，我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专业是苏联史。虽然最初的志愿没有实现，但语言的困难（在北京只有一年的俄语训练）、生活的不适应，反倒使我没有时间因为志愿的改变而低落。在花大力气克服了语言困难后，我逐渐能够听懂专业课程。期间，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兴趣，这与我逐渐了解和喜爱19世纪俄国著名的理论家有关，如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还分别成为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正是在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1954年，我真正放弃“作家梦”，爱上了历史学，并决定一生为之奋斗。

黄畅：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的经历及收获？

陈启能：我中小学学的是英语，现在要随苏联大学生上课，一年的俄语培训实在不够用，在课堂上只能“坐飞机”，晕头转向不知老师讲些什么。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克服语言上的困难。当我在二年级第一节课忽然发现自己开始能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并能顺利记下笔记时，心里是何等的高兴，真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我的学习就转入了主动。

苏联的历史教学是相当正规和严格的，也是相当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各国历史、专题课程、课堂讨论、班级论文、辅助学科、史料收集等，哪一方面也不会偏废。在苏联五年的学习对我十分重要，我当时就明确一点：要珍惜这五年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为以后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在这五年里学习了考古学、原始社会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苏联古代史、苏联近代史、苏联现代史、世界近代史、东方各国史、南斯拉夫史和西斯拉夫史、苏联史学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并辅修了德语。在听课以外，我们还有课堂讨论，老师每讲完一个单元就要举行一次课堂讨论，事先会有一份提纲，列出几个题目发给学生，大家做准备。在1955年的一次课堂讨论中，我受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热潮的影响，完成题为《社会主义的春天》的小文章，这也是我第一次用俄语写文章。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二年级的班级论文，指导老师帮我拟定的论文题目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看他的政治观点》。《序幕》这部小说反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形势的看法，这个问题在当时苏联的史学界有不同意见，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的语言老师薇拉·巴甫洛芙娜（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的帮助下，我在苏联完成了人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写这篇论文，我多次前往莫斯科查找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档案材料。

正是在这五年中，我深深地爱上了历史学，逐渐感到它无穷的魅力。历史学绝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枯燥无味，也绝不是年代事件的死记硬背。为了尽量与我对文学的爱好相衔接，我选择的具体领域是19世纪俄国的思想文化史。当我逐渐了解俄国历史上这个充满戏剧性事件的世纪，深入这个思想文化领域群星灿烂的时代后，我不仅阅读那些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著作，而且去凭吊他们的墓地、参观他们的故居。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从布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从列宁到赫鲁晓夫，我对苏联和俄国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都有了理性的认识，进而产生了深入研究的愿望。历史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色彩斑斓、极富魅力的。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关于历史的魅力有过这样的论述：“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在列宁格勒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切实地感到，能感受历史学的魅力才是成为历史学家的首要前提。历史学既具有科学性也具有艺术性，它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点上，它有类似于文学的地方。

五年的学习生活也培养了我对理论的浓厚兴趣。我逐渐认识到，历史学固然需要扎实的史料基础，但仅有史料还不够，理论才是历史学的命脉。历史学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这并不是说要干巴巴地理论说教，而是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都必须说明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历史学的题材应该尽量广泛，表达形式应该尽量生动，但不管如何，它都应该说明问题，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必须注意学习理论，学会理论思维，具有更多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使他在从事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得更深，想得更远。

从二年级到五年级，我每次口试成绩都是五分，加上班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好评，结果五年的年终考试成绩全部是“优”（当时在苏联考试全是口试，所以当场就能知道成绩），在全班的中国留学生中名列前茅。1959年7月，我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得优秀文凭（Диплом с отличием）。

黄畅：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您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与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能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筹建过程吗？

陈启能：1959年8月，我满怀报效国家、大干一番的热情回国，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的世界历史研究组。研究组主要成员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其使命是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1960年，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陈翰笙被派来做我们的业务指导，他每周三下午来指导业务工作。1963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通知以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组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陈翰笙兼任研究室主任。我当时负责编辑内部刊物《外国历史资料》。1963年12月15日，陈毅副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向中央呈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新建一批研究外国的研究机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根据毛泽东同志要加强对外国的认识与研究、建立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所的指示，1964年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陈翰笙继续指导业务工作，汪士汉担任副所长。程西筠、张椿年分任所学术秘书。

黄畅：在世界历史研究所，您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又如何走向了史学理论研究这条道路？

陈启能：我回国时才25岁，满怀报国热情，正可以安下心来，埋头苦读，做出一些成绩来，我本人也是一位实干者，可是实际情况不允许。从1959年10月我到历史研究所报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参加劳动，在参加“四清”和知识分子下乡“滚泥巴”等运动中度过。在此期间，我完成三篇论文，最早一篇是《怎样正确理解和评价洛克的“第二性质”学说？——与吕大吉同志商榷》（于《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7日、1961年11月24日连载），后来还写了《论莫尔和康帕内拉》（刊于《文史哲》1963年第4期）、《普列汉诺夫论空想社会主义》（后该文以《普列汉诺夫论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

20世纪60年代，我还参与了外国历史学发展动态的收集和编译工作。1963年，在陈翰笙的支持下，我主持创办了作为内部参考使用的油印刊物《外国历史资料》，刊名由陈翰笙亲笔题写。这是一本不定期出版的非正式刊物，印数很少，除了发给本所研究人员，也只分送给少数有关单位，内容主要是摘译国外史学期刊的各类资料和前沿动态信息。刊物持续了三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停办。1965年，陈翰笙已经离开世界历史研究所，我与时任副所长汪士汉商量以《外国历史资料》为基础创办一份新的公开出版刊物，但最终未能实现。直到1975年，我与同事一起创办了另一份不定期刊物《世界史动态与资料》，所里当时给予资金支持。这份刊物从油印变为铅印，内容丰富了，分送单位也多了，但也仅持续了三年。1978年以后，学术研究的春天来了，此时我面临是全身心做研究还是继续做动态资料编辑的两难选择。当时，所里希望我继续推进史学动态和前沿信息的收集。经过思想斗争，我意识到过去的“运动岁月”不仅耽误了我个人的科研工作，也耽误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设法努力改变学科的发展，个人发展得再好也没有用。于是，我先后参与了《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史学理论》（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的创办和编辑。这些工作虽然占用了个人的科研时间，但对我掌握国外史学发展情况，了解史学发展前沿动态极为有益。除继续做的俄国史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实证研究外，我的主要研究领域逐渐转移到史学理论上，先是西方史学理论，后来是俄国史学理论。这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对我国史学理论专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对外国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都非常薄弱，遑论史学理论，这或许与传统史学重考证有关。虽然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实证研究，但除了专题性的文献考订和研究，还应包括史学史性质的史学评论。1984—1985年，我访问美国胡佛研究所，这次学术访问对我走向史学理论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我最初的目的是收集苏联史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情况，以及查阅1984年在美国公开的托洛茨基档案。虽然这些史料价值很高，但在国内很难公开使用，这就促使我更加坚定地选择史学理论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二、一生为了史学理论

黄畅：可以谈谈您转向史学理论研究后的治学心路吗？

陈启能：我想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一篇受访的题目“一生为了史学”来表达我的治学心路，我认为我是“一生为了史学理论”。关于史学理论研究，我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研究工作；二是学科创建工作；三是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从研究工作的内容来说，我的研究可以分为西方史学和苏联史学两方面。在西方史学方面，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法国年鉴学派进行研究，同时关注英国、美国、德国的新史学的研究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我着重研究了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包括新微观史学、宏观史学、心智史、概念史等。在苏联史学方面，我注重将史学理论研究与文明研究相结合，关注苏联解体前后历史学的变化，如从社会形态分析到文明方法、苏联史学对历史认识论的重视等。我先后主持了四个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别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苏联西方史学理论”“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当代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研究”。我还组织翻译了德国史学家约恩·吕森（Jrn Rüsen）主编的《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法国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过去之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伊格尔斯夫妇（Wilma Iggers and Georg G. Iggers）的回忆录《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史学理论作为一个专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当时我与刘家和、何兆武、张椿年多次商议。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我应该是首倡者之一。从1984年开始，我与刘家和、何兆武、苏双碧、庞卓恒、高德等人共同组织了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在1993年的第十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我当选为会长，一直担任至2005年。

此外，我积极与国外史学家交流，从1990年开始参加国际史学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理事会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一般情况下，学术研讨会举行两三天后，再开一天或半天的理事会。与会的都是国际知名学者，如美国的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科默·范恩·伍德沃德（Comer Vann Woodward）、王晴佳，德国的约恩·吕森，荷兰的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日本的佐藤正幸，波兰的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等。我一直没有参加理事会，直到1995年，由于伊格尔斯和范恩从理事会退休，需补充两个名额，吕森推荐了我，另一位被推荐的是保加利亚的戴安娜·米什科娃（Проф. Диана Мишкова）。

黄畅：请谈谈您为什么要倡导史学理论研究？

陈启能：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贡献。然而，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可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是一门较新的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而言，关健是要有一批有志于此的专业工作者，孜孜不倦地长期从事艰苦的研究，写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来。但这还不够，尤其在初创阶段，还需要做大量的学术组织和规划工作，尽可能地多创造条件以推动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队伍的组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多次强调要重视历史学中的理论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就着手酝酿此事。1983年5月，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举行，会上正式成立了由上述研究所部分学者组成的“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史学理论的“身份问题”被提了出来，史学理论作为一个专业在此时正式形成。

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首先是时代的要求，现实生活的需要。密切联系现实，努力解答现实提出的历史问题，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其次是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如何扎实推进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是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的研究还是集中考证史学，局限于具体历史过程的阐述而缺乏理论概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重视不够，这说明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是迫切的需要。

黄畅：请您谈谈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陈启能：要把史学理论作为学科建立起来，难度是很大的，关键在于它的“身份”问题，即什么是“史学理论”。我们过去也讨论过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它们是“史学理论”问题吗？严格来讲，历史理论著述与专门的史学理论研究还是有所区别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正是我当时苦心思考的问题。1986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在该文中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譬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均属这一类。有些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小一些，只同某个专业或专门领域有关，如农民战争史中的皇权主义、让步政策，封建社会中的清官、贪官，乃至近来比较热门的文化史、现代化比较等等，所探讨的也无一不是客观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后者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我们把这两者加以区分，并不因此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丝毫没有想说明孰轻孰重的意思。但做这样的区分却是十分必要。”一般来说，广义的史学理论也包括历史理论，然而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历史理论研究的问题不仅涉及全球化、近代化、历史过程的分期、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大问题，也包括“五朵金花”、文化史、现代化比较等问题，黑格尔、汤因比的理论问题也属于历史理论研究。狭义的史学理论研究的是有关历史学科本身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范式的转变、史学流派、各种重要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等。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史学理论应当包括五方面的研究内容：1.历史学的对象、范畴、概念、功能、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2.对主体（史家）的研究，如主体的认识能力、知识结构、环境等问题；3.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研究，也就是历史认识论问题；4.史学方法论；5.历史学与其他学科（首先是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以及历史学新分支（如历史心理学、历史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问题。这篇文章是中国学界首次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联系与差异的文章，一经发表便获得瞿林东的支持和回应，他在《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一文，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进行了佐证和补充。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当时无论西方还是苏联，对广义的史学理论问题都非常重视。西方史学界较少使用“史学理论”一词，而是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术语。“历史哲学”既对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以阐明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又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历史学家在探索和思考史料过程中所使用的程序和范畴，与广义的史学理论十分相似。从西方史学发展实践来看，很长时间内历史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不是很大，原因是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是由哲学家从事的，脱离历史研究，因而历史学家不大感兴趣，如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就公开说他们不做理论研究。实际上，他们也提出不少理论问题，如“长时段”“总体史”“跨学科研究”等，大多是历史理论。20世纪下半叶，关心和从事理论的史学家越来越多了。到20世纪末，“历史”和“历史学”逐渐分离，“历史学”用“historiography”这个词专门表述，以区别于“历史”（“history”）。国际史学会之下，专门开设国际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苏联出现了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高潮，突破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本身的方法论的框架，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获得蓬勃发展，出版了大量著作。然而，俄罗斯历史学家伊凡诺夫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指出，这些著作中很多是在探讨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这个提法大体上等同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历史理论，但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向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这里所说的历史认识的理论问题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说的史学理论，可见这个变化在苏联也是存在的。只是苏联在一开始（20世纪60年代初）就强调要研究历史认识的理论问题，并开展了影响很大的“史学方法论”（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и）讨论，他们较少使用“史学理论”一词，而多使用“史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历史认识理论，包括狭义的“史学理论”。

一个概念和一个学科的提出，总会经历一些质疑和讨论。1986年，在安徽歙县举行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两代学者就什么是“史学理论”问题争论热烈，随着我和瞿林东的文章先后发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解释工作的进行，“史学理论”的“身份”逐渐明确，学界对史学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了解越来越多，史学理论也获得自己应有的学科地位，许多高校开设史学理论课，书店也开辟了专架，相关著作和译介不断问世，“史学理论”这个学科终于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壮大。

黄畅：“史学理论”这个学科产生后，您和学界开展了哪些工作以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

陈启能：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后决定，在“六五”规划期间，先从举办全国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和组织翻译国外专著入手。1984年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并形成传统延续至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与自己相关的前七届：1984年，在湖北武汉举行了首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主题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和“历史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第二届于1985年在上海举办，主题是“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方法”；第三届于1986年在安徽歙县举办，主题是“史学方法论”；第四届于1987年在四川温江举办，主题是“历史认识论”；第五届于1988年在山东烟台举办，主题是“社会形态问题”；第六届于1990年在福建厦门举办，主题是“四十年史学的理论回顾”；第七届于1991年在湖北十堰举办，主题是“中外史学的比较和相互影响”。

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制度化、常态化在推动国内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建设、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为基础，我们编辑出版了《史学理论探索丛书》，翻译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译介了大量外国史学理论的名家名著，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茹科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雅克·勒高夫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它们也是在此时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之中的。

“七五”规划期间，加强对国外历史学发展的了解和研究工作日益重要，加快对国外史学论著的译介迫在眉睫。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椿年的努力下，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成立之前，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明确指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三个所都要成立史学理论研究室，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史学理论研究室前要加上“外国”二字，重点研究外国史学理论。1987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创办《史学理论》，张椿年兼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同年，我离开《世界历史》编辑部，担任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并于1989年接任《史学理论》主编。中国史学要想关起门来自我发展，与国际史学隔绝，或者若即若离，那是行不通的。积极主动地研究、介绍、选择、鉴别国外的史学思潮，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研究室和杂志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黄畅：您刚刚提到了《史学理论》，请您谈谈该刊物的创办和发展经过。

陈启能：要想推动史学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创办一份专门的学术期刊是必要的。学术期刊不仅可以为学者提供发表文章和交流的学术平台，还能成为网罗和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渠道。

对于如何办好《史学理论》，我与张椿年组建编委会、确定办刊宗旨、物色具体编辑人员。在这些筹备工作中，他给予了我充分信任，也给了我极大的空间。在《史学理论》“代发刊词”中，我以“时代”“历史”“理论”为关键词，强调《史学理论》是在时代精神召唤下的史学理论的大胆探索，而“理论”尤其重要。“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灵魂。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长期以来，历史学这门理论性十分强的学科，却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办刊宗旨下，“信息性”“思想性”“专业性”“批判性”“开放性”成为《史学理论》的目标；“新观念”“新视野”“浓厚的时代特征”成为《史学理论》的特色。我们设置了针对性很强的栏目，如“圆桌会议”栏目每期会选择一个既有新意又有争鸣的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前往当时还在东厂胡同的世界历史研究所，面对面交流，在畅所欲言中碰撞思想火花，并最终形成文稿；“专访”栏目编辑部邀请身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外国著名史学家进行访谈，包括波兰史学理论研究学者耶日·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美国华裔史学家黄宗智等，促进了国内外史学界的交流。

《史学理论》也为当时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才提供了舞台，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颇为有名的学者。山东大学王学典的第一篇论文在《史学理论》发表时，他还只是一位刚毕业的研究生，但从他的论文和与编辑部的互动中，可以看出他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也是刚毕业不久在本刊发表了他对历史理论最早进行系统思考的文章，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助理研究员，他以散文诗方式撰写的《史学论》，我特地全文发表在《史学理论》1989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后来经其扩充修改，以《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为题，199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如今，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史研究》主编。

《史学理论》创刊后短短三年内，就拥有了许多读者。大家纷纷来信表示通过阅读《史学理论》获得国内外史学的前沿动态信息，我们也备受鼓舞。然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削减1/3刊物。当时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有三份刊物，另外两份是《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史学理论》由于起步晚、研究者少，不得不于1990年停刊。虽然《史学理论》不能完全代表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情况，但由于它是该学科唯一的全国性杂志，它的停刊对于当时全国刚刚兴起的史学理论研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以书代刊，继续推进史学理论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史学理论丛书”，包括《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全力追踪西方史学理论前沿动态和史学思潮，努力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原计划是每年出两期，但最终两年出了两期。“史学理论丛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杂志停刊带来的危害，但以书代刊也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不能一直贴补，于是我奔走呼吁恢复出刊。历经千辛万苦，1991年下半年世界历史研究所终于打算复刊。1992年1月，在原刊物名称“史学理论”后加上了“研究”二字，以《史学理论研究》为刊名复刊。

《史学理论研究》的再出发，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当时，史学理论专业已不再像1987年《史学理论》创刊时那么“冷”了，全国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史学概论”等相关课程。在1993年的第十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我们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我当选为会长。我们拥有了一份刊物和一个学会作为交流平台，全国史学理论研究继续发展和推进。2019年，《史学理论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所刊，次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为更多的研究者、学习者提供了平台。

三、坚持为人民书写历史

黄畅：您一直倡导要结合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包括哪些内容，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

陈启能：四十多年前，我在《世界历史》发表了《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一文，强调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这是时代和现实的要求。密切联系现实，努力回答现实提出的历史问题，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1949年以前，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好地回答了他们所处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对诸如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等问题，从史学理论上作了论证。

学界有很长一段时间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史学理论本身，我在纪念《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创刊30周年文章中指出要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理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指南，但是不能用它们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就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我认为可以从五方面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第一，要做现实的学问。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应当从现实中寻找问题，解决和回答时代问题。第二，要做经典的研究。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史学著作进行原原本本的研究，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还要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如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的经典著作。第三，要做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要做到这点，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的史学传统做清理和总结，还需要全面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传统。第四，要对学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动力、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等问题，从历史理论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第五，要关注史学手段的现代化，但不能夸大其作用。20世纪，国外史学界已经将数学计量方法、控制论与史学理论研究结合，产生了计量史学等理论。目前，在“数智化”时代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与历史学紧密结合，但我们不能夸大现代化研究手段的作用，人工智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更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黄畅：您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指南，也曾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正确解释“历史事实”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请您谈谈对“历史事实”概念的认识。

陈启能：“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这也是国际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苏联著名历史学家М.А.巴尔格（М.А.Барг）在《历史事实：结构、形式、内容》一文中提出，“如果考察一下最近一百年来在资产阶级方法论学者著作中‘历史事实’范畴涵义的演变过程，那么不能不得出结论：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的变革，就其深度而言，只有19—20世纪之交自然科学中的‘物质’范畴的遭遇可以与之相比。”我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文中曾指出，英美国家的以研究主体的认识为主的历史哲学（即分析历史哲学）具有唯心主义本质，并且在发展中逐渐走向极端，“它只是孤立地探讨人的认识问题，不仅否认客观历史规律的存在，而且甚至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这是不足取的”。1983年，在由红旗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主编的《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就有多位史学工作者撰文强调“对研究历史来说，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格忠于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历史事实”。“历史事实”问题之所以引起争鸣，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我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从逻辑—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历史事实”。我认为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有关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历史事实”属于历史认识范畴，包含三个层次：“事件—事实”层次，即客观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的事件；“史料—事实”层次，即包含在史料中的有关客观现实中事件的信息；“史学事实”（或“历史意识—事实”）层次，指通过科学地分析史料中的信息而获得的对历史过程客观事件的科学观念，并且这些观念成为历史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三个层次说明了历史认识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这要求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历史研究。

黄畅：您一直主张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指导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推崇马克思主义在“人”的问题上的深刻洞见，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陈启能：我一直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本人，对“人”的问题有着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人”的研究也密不可分。西方国家对“人”的研究开展较早，尤其对“人格”（personality）的研究更是有着丰富的学说和理论。苏联学界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研究，苏联解体后，对“人”的研究也更受重视。中国史学界对“人”的研究还是不够，缺少结合历史实际的对“人”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我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中，‘人’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就是指社会化的人或人的社会化。”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历史观对人的论断有了翔实论证。第一，马克思把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在科学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说明人的社会化。第二，马克思把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生产的社会化相联系，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关系“物化”形成“人的独立性”，同时也造成“个性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消灭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又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005年，我在《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一文中指出，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要作辩证的、全面的理解，要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既要把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动作用联系起来理解，也要对这个论断中的“人”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我在2005年《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胜利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座谈会上以此文与蒋大椿等同仁进行交流，并获得了座谈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黄畅：您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还持续倡导文明研究。请您谈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过程及该中心所做的工作。

陈启能：世纪之交，中央为了扩大对外交流，希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文明研究中心，为党中央了解世界不同文明提供智力支持，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阐释“文明”概念与研究文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于1999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中心主任是汝信，我是三位副主任之一，中心成员有来自院内不同研究所的三十余人。中心的具体任务是团结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世界文明及相关问题研究，包括组织各类学术会议、开展学术讨论、举办讲座、接待国外学者、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建议等。中心自成立以来共举办了六届“世界文明论坛”学术研讨会。如，第五届学术研讨会是2011年9月3—5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会议主题是“世界文明与世界秩序”。除“世界文明论坛”学术研讨会外，中心还举行过其他形式的研讨会，如2018年11月22日上午，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世界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研究出版方面，中心完成了承担的课题《世界文明大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12卷，分别是《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加拿大文明》《斯拉夫文明》《西欧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黑人文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与此相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文明图库》12卷，分别是《儒家之光》《伊斯兰的历程》《走进黑非洲》《犹太之旅》《年轻的美利坚》《樱花之国》《印度揽胜》《美丽的加拿大》《斯拉夫—东正教的风貌》《西欧大观》《西亚北非探源》《神奇的拉丁美洲》。中心还有一个大课题是《世界文明与中国》（共八卷）。我承担其中《文明起源研究》一卷的写作任务。

在借鉴吸收、摒弃批判国外关于文明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契机，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是中国学界的迫切任务。

黄畅：您对从事世界史研究或史学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陈启能：如果决定以世界史或史学理论为专业，则必须坚定，一生不可动摇，这是首要条件，如果做不到，宜尽早改行。真正能长期乃至终生坚持，就必须靠加强对世界史的理解，培养对它的兴趣，提高研究能力，否则是很难做到的。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世界史学科面很广，个人的具体专业还要根据条件和需要细化。这事不必太急，但一定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

如果决定以世界史为专业，还有一个必要条件：掌握一门外语。这里的所谓“掌握”，就是必须做到“会读”“会写”“会说”“会听”。这四“会”必须全部做到，其中的关键是“会听”。因为“读”“写”“说”这三“会”中的主体都是学习者自身，他（她）是否做到这三“会”很难落实。“会听”的主体不是学习者，而是外界的说话者。学习者是否掌握这门语言，他自己说了不算数，必须由对方确认是否听懂来衡量。一般来说，如果学习者能正确地听懂这段对话，读、写、说应该也不成问题。所以“听”是关键，对“听者”来说，他会听到什么内容，他是不知道的，是被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掌握”的外语水平才会如实地表现出来。我想起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当时的一二年级中国留学生除要参加专门的俄语学习外，还可参加一门其他外语的学习。当时，我们五个中国留学生参加了德语的学习，历史系专门安排了一位德语老师为我们五人讲课。这位老师德语口语很好，但她按照当时苏联大学普遍采用的外语学习方法，只让我们阅读，不训练听、说、写。这种方法不仅用于我们中国留学生，对苏联本国学生也是这样。这样做的本意是，苏联的大学生学外语，只需要能阅读外语书即可，因为这样在写论文时就可运用外语资料。实际上，任何一门外语，如果没有达到“四会”，就不算掌握。我听说苏联有关方面后来也承认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了检讨并加以修正。

最后，一定要谨记坚持脚踏实地，为时代做学问、为人民书写历史。全面发展中国史学研究，尤其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好几代人的奋力拼搏才能实现。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要时刻谨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现在，我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做研究，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一名史学工作者，是一名世界史研究人员，要始终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力。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