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500多年前诞生起，西方文明曾经历过无数场危机，其中最危险的时刻当数波斯大军入侵，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最近的西方学者总是有意低估当年波斯造成的威胁。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古代东方，尤其是所谓的波斯帝国，军事水平极为低下，这种误解其实与事实相去甚远。东方的伟大帝国都是通过战争建立并维持的。倘若帝国军队英勇善战，作战风格严酷，那么它就能成为该地区当之无愧的霸主。新兴力量推翻统治民族的军事力量，战败一方迅速衰落，新的民族和帝国便接管统治大权。公元前6 世纪，伟大的征服者居鲁士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波斯帝国。自公元前559 年开始，之后的几十年间，居鲁士的波斯大军横扫所有障碍，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其版图从印度河北部一直延伸至埃及。之后两百年内，波斯军队统治着一片国土面积与罗马帝国巅峰时期相当的辽阔地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反复重击之下，波斯才最终走向倾覆。
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波斯只遭遇了两次重大的军事挫败。第一次是与占据亚洲南部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对战之时。波斯的敌人没有任何城池，也没有防御所需的充裕财富，他们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撤退至广袤的内陆土地。这里原本就是不毛之地，斯基泰人一边撤退一边不忘烧毁所有东西，波斯军队在漫无边际的荒野里费力追逐着神出鬼没、拒绝应战的敌人，身心俱疲而又一无所获。波斯人为避免全军覆没的结局，只好撤兵回国，结果一路上却遭到斯基泰人不间断的凶残袭击。
第二次军事挫败便是波斯入侵希腊的战争，这与同斯基泰人的战争大相径庭。波斯皇帝们认为，希腊城邦执拗倔强，在波斯大军面前，希腊人必定誓死防卫城池，守护自己的尊贵，绝不可能弃城而逃，因此攻下希腊可谓如同瓮中捉鳖轻而易举。而且，波斯人看到希腊城邦在永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中耗费了大部分精力，认定这些城邦不太可能放下彼此间的仇恨与怀疑，建立长久的联盟，对抗共同的敌人。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初，即便希腊城邦团结一致，也未必能够阻挡波斯“大帝”的征战步伐，那些零零散散的城邦在波斯军队面前更是不值一提。波斯皇帝在进行如此一番分析的过程中，犯下了两个致命错误。首先，波斯军队的确令人闻风丧胆，但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一众希腊城邦随时都能做好团结协作、抵御入侵者的准备。另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短兵相接之时，任一希腊城邦军队的作战能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波斯总共向希腊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雅典在马拉松大败波斯军队，波斯的第一次征战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80 年的入侵规模更为宏大，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的英勇牺牲让这场征战功昭后世，使其成了最为人所熟知的侵略战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10年前雅典在马拉松进行的英雄般的抗争，为希腊人注入了勇气和决心，后来他们才敢于抵挡波斯的第二次入侵。雅典重装步兵在马拉松平原上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他们所面对的波斯大军距离自家城池只有几十英里。雅典指挥官发现，赶来救援的斯巴达人虽在急速行军，他们却没有时间继续等待，而其他任何城邦此时不会断然伸出援手。于是，指挥官向重装步兵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不出两小时，波斯大军溃败，乱作一团的幸存者们匆忙登船逃走。
马拉松战役之后2500年间，一直有个谜团等待解开：雅典军队是否由一群毫无作战经验的乡野之夫拼凑而成？在面临波斯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雅典为能够召集起来的所有农民和小商人披上重装步兵的盔甲，将他们送上了战场，这是真的吗？如果的确如此，雅典在马拉松的得胜堪称奇迹。事实上，雅典人有勇气与波斯开战就已经是个奇迹了，甚至可以说这是疯狂之举。本书将会阐明，有了斯巴达人前来马拉松援助，雅典军队会更有胜算，但他们的重装步兵绝非业余军队。雅典军队在马拉松战役前曾与斯巴达军队正面对峙，其威严之势令斯巴达人也怕上三分。
雅典从不可战胜的波斯手中赢得胜利，这让其他希腊城邦尤为震惊，想必波斯人同样感到不可思议。马拉松战役的胜果激励了所有希腊城邦，在面对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入侵时，他们挺直腰杆，以强大的信心勇敢对抗。马拉松的胜利也让波斯帝国境内的被奴役国看到了挣脱束缚的希望。事实证明，原来波斯军队并不是真的不可战胜。马拉松战役之后不久，埃及便发动起义，波斯出动大军才成功将其镇压。埃及的反叛，帝国内部与日俱增的动荡不安，这些让波斯大帝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让人们一直以马拉松战役作为评判标准。埃及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在无意中为希腊人赢得了准备应对第二次波斯入侵的时间。
如若雅典重装步兵战败于马拉松，波斯自然也就没有发动第二次入侵的必要了。波斯人势必会摧毁雅典，然后，获得援兵，在第二年一路征服其他希腊城邦，或迫使其不战而降，屈从于波斯统治。假如雅典覆灭，希腊其他城邦并入波斯帝国版图，西方文明便是真的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因此，爱德华·克里西爵士1854年撰写《15场世界经典战役》时，以马拉松战役作为开篇之战也就不难理解了。该著作问世150 多年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冲突和战乱改变了世界格局，但其结论依然成立——任何战争，对于西方文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或决定性作用，都不及2500 年前的马拉松战役。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希波战争，尤其是马拉松战役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希波战争代表着新生的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首次重大冲突。希波战争决定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随后的2500多年间，这种差异一直都是文化冲突的核心。
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特色能够得以保存，马拉松战役取胜对这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学习军事史的学生对于马拉松战役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关于这场战争爆发同时代以及前后时期的历史事件均有详细的史料记载，这在古代战争中实属首例。为我们提供第一手资源的希罗多德，常被尊称为“历史之父”，也常被贬为“谎言之父”。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整体来看，他对于马拉松战役的描述是精准无误的。不过，希罗多德本人也承认，他将主要笔墨放在了叙述希腊人的“伟大”功绩（而不是记录所有相关细节）上。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段文字，重在回顾战争的高潮阶段，这也导致古代历史学家像家庭小作坊主生产千奇百怪的商品那样，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对希罗多德所述内容的所谓独到见解。
若将希罗多德的作品看作带有一定偏见的新闻进行研究，结论会比较可靠，可惜太多古典学者都视其为历史书籍。这些人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希罗多德是以向希腊听众诵读作品谋生，听众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必须取悦这些人，所以希罗多德鲜少诵读会激怒希腊听众的真相。希罗多德很像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十分珍视他的信息来源。那些对他友善的人，就会得到溢美之词；那些躲避他的人则会发现，自家先人在历史上的地位遭到狠狠践踏。希罗多德有时也会捏造对话，为故事增加真实性和吸引力。此外，那些将研究希罗多德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多是伟大的古典学者，他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战争，鲜有人对军事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或相当的了解。因此，多年来他们发表了大量质疑战争本质和特性的观点，尤其是针对马拉松战役。
对于所有历史学家来说，资料来源就是一切，而希罗多德的作品是有关希波战争最重要的史料。从古至今，人们就希罗多德的可信度撰写了大量论述和书籍，最早的便是普鲁塔克的《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历史学家在评判希罗多德的可信度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同时期其他史料严重匮乏，无法拿来与希罗多德的作品进行比对。毫无疑问的是，希罗多德有时会口出荒诞之言，对于这些话自然不能认真看待。不过，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书中对希波战争的主要阶段，尤其是那些导致马拉松战役爆发的历史事件的记叙是十分可信的。从这一时期的现存证据来看，希罗多德的描述与真相是吻合的。波斯的贝希斯敦铭文以及《巴比伦编年史》都佐证了他对波斯历史事件记载的准确性。新的考古发现也证实，希罗多德所撰史书中的主要内容是精准的。
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在研究希罗多德的作品时需要谨慎，在看待其他唯一来源时也应该如此，也需要尊重“历史之父”对于一些特定历史事件的记载和评论。但很多历史学家不会听从这样的劝告。他们在寻找希罗多德史书之外的其他资料时，得到大多都是马拉松战役发生百年之后，为波斯帝国效力的希腊人克特西亚斯的记叙。19世纪的许多著名古典历史学家极为看重克特西亚斯的版本。然而，通过对与他同时代的波斯资料进行解读，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叙述者。即便如此，依然有众多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引用他的记载。A. R.伯恩斯这样说过：“在有关波斯战争的现代作品中，克特西亚斯的名字仍然经常出现在脚注中，这令人感到十分痛心。”对此，我也必须承认错误。我在这本书中也引用了克特西亚斯的作品，不过我是本着极尽谨慎的态度，引用了少量内容。
很多次要资料来源也能为马拉松战役提供补充信息，不过对于它们的使用也得小心谨慎。比如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编年史家康涅利乌斯·尼波斯，他可能有机会读到过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埃弗罗斯的作品。他去世1000 年后，拜占庭帝国学者编纂的《苏达辞书》复述了他的记叙，证明波斯马匹确实抵达了马拉松，战争爆发时它们正在远处吃草。几代史学家都曾引用过他的论述。不过，尼波斯的故事写于战役发生 500 年后，复述该故事的《苏达辞书》距离原作者的时间间隔还远大于我们同拜占庭帝国的时间间隔，对于它的真实性恐怕也需要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普鲁塔克也是一样。他撰写了两位参加马拉松战役的雅典将军阿里斯提得斯及地米斯托克利的传记，这些传记同样著于马拉松战役的数百年后。他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一样，其作品都受到克特西亚斯的不准确资料的影响。对于希罗多德未曾提及的事件，历史学家们还是要从这些资料中梳理出有用的信息，因为他们创作时用到的一些资源早已遗失于历史长河，导致当代历史学家无处可寻。
古典学者的伟大著作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要想准确重现一场历史学家们无从知晓细节的战役，需要对军事史、战争本质以及近身搏斗的残酷性有着深入了解。此外，深入了解波斯和希腊军事体系发展，以及对双方发动战争有着深刻影响的国力等各方面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将马拉松战役置于当时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这场战争会取得这样的结果。
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对于一群匆忙拼凑起来的乡巴佬击败身经百战的波斯大军深感不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悬殊的伤亡结果——波斯6400人，雅典不足200 人——列为历史不解之谜之一。事实上，真正令人惊叹的不是希腊人获胜，而是波斯军居然有人能够活着离开马拉松平原。
这里必须要讨论一个军事史学家们至今仍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确切的并且优于其他文化的西方战争方式？拉开这场争辩的美国当代军事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1953—）认为，马拉松战役第一次向世人表明，东西方的战争方式有着明显差异。汉森教授（至少在这个主题上他很有发言权）已经放弃同各位知识分子继续争论下去，但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强烈质疑，称“西方战争方式”根本就不存在，它优于其他战争方式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本书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错了，并将继续汉森教授已经放弃的争辩。我也无法认同汉森教授书中的某些内容，但对于他的核心观点是完全赞同的。
撰写本书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对于学术研究和亲身经历经验的融合能够激发新一轮关于马拉松战役，乃至整个古代军事史的辩论。书中没有对希波战争盖棺论定，我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对它下任何定论。或许未来会有重大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现在的证据，但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只能使用现有的有限资源。我认为，研究马拉松战役的同仁们遇到的共同问题在于，几代历史学家都在错误地使用或解读证据，战役的真相已经不得而知了，我在书中所呈现的也只是我自己对于证据的解读。我真心期待它将会激起广泛的严肃辩论，我也很乐意加入这些辩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