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老炮儿》放映以后，网络上有许多谈“老炮儿”来历和含义的。有朋友知道我从小在南城的胡同里长大，追问老北京“江湖”事，就此磨叨几句。
旧时，“江湖”泛指四方各地，也有说它泛指“民间”。
昔日有“江湖行当”之说，分为八大类，也称“八行”、“八门”，即：巾、皮、彩、挂、平、聊、调、团。巾门，包括卜卦算命、相面测字、画符念咒、看风水等；皮门，是行医卖药行当，其人俗称“江湖郎中”；彩门，又称“抹子门”，包括戏法、魔术、杂技、马戏、杂耍等；挂门，又称“瓜子”、“瓜子生意”、“挂子行”，包括耍抢弄棒、摔跤、打拳等；平门，包括评书、相声、单弦、大鼓等行当；聊门，即梨园行（戏曲）；调门，包括裱糊、画匠、杠房、吹鼓手等行当；团门，包括卖唱、乞丐、歌妓等行当。
旧时“江湖”，还有“三教九流之说”。这“九流”，亦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之分。
自古以来，“流氓”都是市井上一个具有黑恶势力性质的寄生群体。流氓，原指无业游民，后来专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人们将放刁、撒赖、做事施下流手段、调戏妇女等恶劣行为称为“耍流氓”。市井无赖的典型人物，是《水浒传》中讹赖青面兽杨志宝刀的牛二。
市井流氓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惰民”。隋唐时代，流氓被称为“市井凶豪”、“闲子”、“妙客”；宋元时期，称其为“捣子”、“无徒”、“白魄”、“破落户”；明清时期，称其为“市虎”、“光棍”。
现当代，对于流氓的称呼各地亦有不同。在北京，对这些人一般称“流氓”、“地痞”、“痞子”，或者合称“地痞流氓”；旧时，也有老北京将专门骗取钱财的坏人或流氓集团称为“拆白党”的。天津，称之为“混混儿”；上海，称“白相人”；苏州，叫“赖皮”；杭州，叫“地棍”。无论叫什么，市井流氓大多会不择手段操纵或私设牙行，或勾结官府，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危害百姓。
市井无赖，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经常胡搅蛮缠，放刁撒泼，被称作“无赖”、“赖子”，此外还有俗称“小偷”的市井窃贼，老北京胡同“江湖”中将其称为“拂爷”。“拂”，意“轻轻擦过”，老北京取其意称“小偷”，口语音为“佛”，因此，人们多将“拂爷”误写为“佛爷”。
旧时北平（北京）天桥一带，独霸一方的流氓有“五虎”、“四霸”等。四霸之一的“南霸天”孙振山，是天桥丹桂戏院老板，为日伪时期天桥公平市场里长，欺男霸女，作恶多端，另有“镇天桥”、“活阎王”、“官五舅”、“刀伤孙五”之外号；“北霸天”刘祥亭，为天桥吉祥戏院老板，在日伪时期曾任“天桥自治会”会长，十足的恶霸汉奸；“东霸天”张八，本名张德泉，盘踞天桥东侧菜市一带，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西霸天富德成，外号“富六”，长期把持天桥西侧地皮，敲诈勒索，勾结日本，出卖华工，人称“伏地皇上”。
有文说，北京有一条胡同叫“炮局”，而胡同里有市公安局的治安处，专管小偷、流氓打架等，由此，“炮局”成了“公安局”、“拘留所”的代名词，而“老炮儿”，就是“老进炮局的人”。但我小时候听大孩子或大人说，“炮局”并非泛指公安局或拘留所，而是特指东直门内“炮局胡同”的原市公安局预审处或拘留所。那时候，胡同里有人犯了事但还没被判刑，人们就说进了“炮局”，指的就是东直门那边的。
炮局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北部，东西走向，西端南折；东起东直门北小街，西至柏林胡同。此地在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建东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炮局，即制造火炮的地方。当年的东四旗炮局，西临柏林寺，其东不远有履亲王府；后来亲王府荒废，其近处建东正教教堂，炮局废弃，其地成为军械及废炮的储存所，“炮局胡同”也由此得名。
清末，炮局改建为监狱，延至民国、日伪时期及抗战胜利后。当年，别号“炮局”的监狱戒备森严，四周围墙中修筑碉堡七座。由此可见，将“老进炮局的人”称为“老炮儿”并不准确，或者说是一种误解。当然，有人就这么叫也无妨，只是它不是地道的老北京叫法。
老北京的市井胡同里，没有“老炮儿”一词，而有“老泡儿”之语。我们可以查一下《北京土语辞典》，“老泡儿”即“男妓”，年少者称为“泡儿孩子”。
“文革”前，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北京南城的胡同里，“老泡儿”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词语，其中有老混混的意思，也有老流氓的成分，但似乎又让人闹不清这种人的身份和来历，反正不是正经人，可能就是个坑蒙拐骗者。一般来说，这种人年龄应该在30岁以上，或者更大，多少有着过去的混迹名声，特别是往往认识某一地方的“老大”。由于“老大”的面子，很少有人去招惹他，或让他下不了台，但他毕竟是“过了岗”的，算不得真正的某一帮伙里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四霸天”那样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被人民政府铲除了。北京的市井胡同里呈现着安宁祥和的气氛。
5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外城东部胡同里的学龄前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在胡同里玩耍，不会担心有人欺负。那时候，胡同里根本见不到汽车，疯跑疯闹也不会出“交通事故”。白天里，宅院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院内的家家户户不管屋里有没有人都不上锁。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歌厅、酒吧，没有儿童游乐园，连话匣子（收音机）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我们玩的无非是弹玻璃球、拍洋画儿、扇三角；花费不多的是玩蛐蛐儿，秋虫叫时可以在院子里的犄角旮旯儿或到城外的乡野去捉。
上小学或初中时，星期日的胡同里，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儿，说笑，追逐，青春勃发。再大一些的孩子也不甘寂寞，他们更喜欢拉帮结伙，四处闲逛。也许是防身健体吧，一些大孩子在胡同宽绰的地方用拳套练拳（那时叫“玩拳”），或者穿上褡裢撂跤。小孩子听邻居家的大孩子讲哪儿哪儿有“九龙一凤”等等，不免大惊小怪，又听大孩子管警察叫“雷子”，管派出所或者公安局叫“局子”，有人被抓了就是“进局子了”，都觉着真是新鲜。
邻居家，有两个年长于我的大孩子，一个玩拳好，一个擅撂跤。有一天傍晚，我随他俩到不远的金鱼池（当年也一个水面较大的池，里边真的有好多金色的俩尾儿或三尾儿的鱼）去遛弯。池岸边迎面走来一个瘦高个儿男子，十八九或者二十郎当岁。走近了就上下打量，邻居孩子说了：“照什么照？”对方说：“你们哪儿的？”邻居说：“怎么着？练练啊？”于是俩人就玩起拳来。眼见那人脸上挨了几拳，停了下来。那人说：“哥们儿玩得不错……”就在这时候，呼啦来了六七个人，一下子把我们那邻居围了起来。显然是前边那人一伙的，有人问“怎么回事儿？”旁边一位手拿一块砖头就向邻居头上拍过去。邻居眼尖，一侧脸躲了过去。眼看就要有一场混战，那伙人的大哥来了。一见面，邻居孩子和大哥认识，架也就戛然而止了。
大哥和邻居靠着金鱼池的水泥栏杆聊天叙旧。事后，邻居孩子说，那帮小子真他妈手黑！这我才知道，我这位邻居从前也是在市井胡同里玩的，可在家门口却从不显山露水。后来听邻居说，在外边玩的人，都讲究规矩。陌生的半大小子在街头相遇，相照，看着不顺眼，就有了茬呗儿，那就得用玩拳或撂跤来解决。
撂跤讲究“三跤两胜”，玩完拳没人判点儿，但心里有数。于是“不打不相识”，一方“认栽”，说“服了”，就可以握手言和。也有“茬架”的，事先约好地点、时间，双方都可以找人，多少不限。双方人马按时在约定地点相汇，但经常是经过谈判或中间人说合，不动拳脚棍棒双方便化干戈为玉帛。
当然也有不讲规矩的，虽然不动刀叉，但却使用“飞轮”（影片《老炮儿》打架的场面中，有一人在手上套了一个金属的轮状东西，应该就是“飞轮”）。这种东西，能将对手划伤（花了），却很少使人重伤或致人死亡。不过这已经超出胡同的“江湖”之道，并不会得到赞许。这种人当然是横主儿，却常常是很快栽进局子里。
胡同“江湖”大哥之下有一帮小兄弟，再以下跑腿儿的被叫做“碎催”。那时候，他们把交女朋友叫“带圈子”。胡同小青年的口头语不仅是鲁迅先生说的那个“国骂”，还有一个是旧时传下来的纯属“京骂”的“丫”。有人常常是顺口而出：“你丫如何如何……”近年来，网络上竟然发帖，说这“丫”是北京话里的“昵称”！其实，这里的“丫”是“丫挺的”的缩音或缩写，其义为“丫头养的”，有“野种”或“来路不正”的意思。
那时候，女同胞的口头语常带“德性”。这是一个意思很微妙的词汇。听了男人带有调戏意味的话，一句“德性”，可以是怒斥，也可以是意味深长的回应。“瞧你这副德性”或“散什么德性”是说“没德性”和“缺德”的，但不同的语气就会有不同的内涵。男女都说的一句叫做“缺了八辈子德”或者“缺德带冒烟儿”则另当别论。胡同男的粗话，则是“揍性”和“操性”。
1966年“文革”以后，北京街头、胡同里的“江湖”人物，不管老的少的，或被抓或被打或逃亡躲避。一时间，胡同及市井“江湖”完全被新兴的“红卫兵”占领主宰。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影响下，红卫兵不仅对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实行了批斗、抄家，还在街头市井中实行严查严管——不许束长辫子，不许留大背头，不许穿尖皮鞋……于是胡同和市井中里又有了新的“江湖人物”、“江湖语言”和“江湖故事”。
当年的红卫兵，身穿绿军装，头戴没有红五星的绿军帽，胳膊上戴“红卫兵”袖标。特殊点的“老兵”，身穿和头戴的往往是洗得发白的军装军帽。此后，更为特殊的春秋冬装出现——红袖标足有一尺宽，但上边无字；头上戴羊剪绒帽子；身上穿绿军呢制服，外披绿呢或蓝呢军大衣；脚蹬黑色牛皮“将校靴”。那时若有能亮出“日本军刀”的，必然是其有一定身份的父辈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中的缴获及特准留下的纪念品。
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深入进行，一些“好汉”忽然发现一夜之间自己的老子变成了“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也从理论上跌入了他们自己曾经认定的“混蛋”深渊。于是有了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事件，有了取消“联动”指令，有了社会性的围剿（普通市民并不知道“联动”是什么，但被传为残暴的凶徒，令人有谈虎色变之感）。
伴随着各单位（包括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实施，大批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还有一部分参军入伍。虽然“文革”还在进行，但社会（平民百姓中）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上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曾经被禁止的娱乐活动死灰复燃，比如打扑克、下象棋。当时，北京（包括工厂、机关、学校）流行用扑克牌玩六个人玩的“敲三家”、多人玩的“争上游”、四人玩的“升级”。这时候，市井胡同和北京大院（部委和军队大院）中出现了特殊的青少年群体。
由于“文革”造成了社会群体的隔阂和分裂，青少年也在邻居、同学中寻找社会处境相近、趣味相近的结为朋友或伙伴，并形成常来常往的群帮。这其中，有各个大院的子弟帮，有市井胡同的平民子弟帮（两帮中都包括因各种原因未上山下乡的学生和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及“病退”返京的“知青”）。“文革”后上映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表现的就是大院子弟群伙的生活场景。目前在网络盛传的“小混蛋”的传奇故事，是当年胡同里平民子弟群伙和大院子弟群伙发生冲突的描述和演义。
北京的“大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包括“军队大院”、“部委大院”及“院校大院”等。之所以称“大院”，是因为它占地很大且有围墙和大门，内里有宿舍楼群或排房，有商店、食堂、医务所、礼堂、幼儿园、花园，有的还有小学校，甚至附属中学，形成生活设施齐全的“小社会”。但在大院居住生活的不全是高级干部或学者教授及其家属，也有一般行政干部、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勤杂人员。即使是领导干部，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工农家庭的。
王朔以小说《顽主》成名。我以为，“顽主”是他为北京话创造的一个特殊的词汇，这将使他在北京话的语言史上留下一笔。在老北京土语中，或说在老北京的胡同语言中，原本没有“顽主”一词。旧时市井胡同里，人们将游手好闲，出入各种场所，又浑不懔、玩世不恭的人称为“玩儿主”或“玩闹”、“小玩闹”。虽然“玩儿主”有不正经人的含义，但似乎又不能与“流氓”完全画等号。由于“顽”与“玩”音近而字义通，因此将“玩儿主”写成“顽主”似乎恰到好处。
事实证明，这个代用词已经成为几十年社会公认的流行语。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的北京社会青年形成了两类都可以称为“顽主”的人或群体，一类由某些平民子弟组成，一类由某些大院子弟组成。我们说，是否“顽主”，应该由其社会行为来判断，而不是由家庭属性来划分。
以“老炮儿”替代“老泡儿”，大概也是一种可能。
直到清代，“北京话”才基本定型。
许多人，包括年轻的北京人在内，以为说话带个“丫”或讲粗话就是老北京话，实在是一种误传误解。北京话，实际上分两大类，一类是“京韵京白”的“北京官话”，一类是流行于南城（外城）的“北京土语”。
古都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因此“北京话”是一种吸收了多种语言和方言词语的“方言”。北京话，经历了周秦古幽州语、唐代幽州语、辽金幽燕语、元大都话、明北京话的演变，直到清代，“北京话”才基本定型。不过清廷下令北京内城为八旗驻地，汉官汉民一律迁居外城，从而造成了内外城的语言（特别是语音）差异。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北京外城，属于北京土语区，其基础方言是融汇了大都话、江淮话、山西话等方言成分的明代北京话。
内城语，是“汉八旗”所讲辽东话（也有人叫其为“沈阳话”）的演变。辽东话则是幽燕语的变种，在吸收了满语等成分以后，它又在北京内城融会了部分明代北京话，逐渐形成了北京内城“旗人话”，再演变为“北京官话”。如果想听地道的老北京“旗人话”，现在可以在河北遵化清东陵附近的马兰峪听到。那里，生活着清代守护东陵的八旗官兵的后代。
这内外城的语言区别，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还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内移外迁，原先的那种内外城的语音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乃至不见了。郊区县也是这样，只有原来不属于北京语音系统的平谷话、马坊话、门头沟的斋堂话及延庆永宁一带的语音才与北京话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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