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成都的冬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特别阴冷，太阳总是躲躲闪闪不出来。成都飞机厂一度热火朝天的5079飞航式导弹仿制，开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下马的风1960年底开始刮，直至1961年中宣告正式停止工作。我就是因为要上当时十分神秘的5079,1960年初被调成都飞机厂任第二设计科科长的。春节以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飞机自行设计的岗位，坐火车第一天到厂，住下招待所，晚上即被毛庆勤同志拉到厂模线室处理问题，投入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导弹仿制洪流之中。现在本厂的弹体零件已做出90%以上，外厂的发动机、自动驾驶仪、地面发射架等重要配套都差不多了的时候，眼看快要到手的东西，付诸流水了。党的事业本无个人的得失可言，但两年之内，主管过的东风107被挤掉下马了，一度参与过的东风 113,听说也不行了，现在又碰上5079动荡，心里总像压了块“配重”似的。听二机部一局主管5079的乔广振同志讲，型号投资花下去两亿多，多可惜 啊。
成飞厂虽然还在基建阶段，但总要有产品可干，航空工业局给厂里下达了测绘仿制歼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叫东风104号机)的任务。
歼5甲1964年底定型，同时宣告成飞厂建成，真是双喜临门。这话至今，已整整二十年了。
在历史的长河里，二十年，真是弹指一挥间，但用一个人的有效时间算，却几乎是大半辈子了。这中间夹进了一个十年动乱，我们这一代人，统统被缩短了等效寿命，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今天已戴起了老花镜，而当年宣告喜临门的厂长马诚斋等多位同志，已 经相继成了古人。道路是曲折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成 飞厂成长了。漫步在昔日的泥巴路今天已绿树成荫的大道上，感受成飞厂今天正在迸发的青春活力，难道不应该出自内心的怀念当年为建设成飞厂一草一木，为新厂出飞机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的人们吗?
歼5甲的任务，1959年已给过沈阳飞机厂，没有图纸资料，给了一架苏制米格-17Ⅱ中样机。沈飞厂想利用歼5的制造基础，动手用样机作参考，修改歼5,后来发现小的改动，改不出全天候飞机来，就中止了这项工作。
但是空军迫切需要这种低空夜航飞机。1960年中，当时海峡形势紧张，美蒋飞机经常于夜间低空入侵我领空，我军急需夜间歼击机。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又悍然中止一切合同撤退专家，逼得我们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
经过陆续派人去沈飞摸情况，对歼5甲任务已经大致有个谱之后，1961年5月杜向光厂长传达薛少卿副部长的意见：成飞厂中心工作是基本建设，先基建后生产，但要积极自力更生搞歼5甲越快越好，不能动摇。厂里据此敲响了歼5甲仿制第一关——测绘设计的锣鼓。
组织歼5甲测绘设计，可以用“两大难关一颗红心”八个大字来概括。两大难关，一是设计队伍弱，二是生活困难，这些，都靠的是绝大多数同志有一颗团结一致为国争气的赤胆忠心。
二
首先是组织设计队伍。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管飞机的第一设计科和管导弹的第二设计科合并，成立单独的党支部，配专职支书，并且陆续从全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即使如此，也只凑起百余人，其中1961年当年刚出学校的大中专毕业生占一半，从老厂调来有过一个以上机种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不满30人，搞过设计工作的更少了，全设计科平均年龄24岁。1958年开始建设的成飞厂的基本干部和骨干工人队伍是从老厂南昌飞机厂输送来的，但是南飞看到了自行设计和设计队伍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该厂已形成的强5设计队伍，原则上不按比例输送设计干部，所以成飞厂当时的设计队伍即使在厂内比，也特别弱。部、局上级当时受苏联设计影响建成飞厂的主导思想是建成一个仿制厂沈飞厂的复制厂，生产所需的设计图纸资料都从国外拿来经过沈飞厂仿制再转来成飞厂即可，用不到什么设计队伍和手段。所以在工厂初步设计中设计性试验手段一点也没有。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全厂有二台电动计算机，规定一台是模线室的，一台是计划科的，很明显，设计部门只要有几支描图笔即可。这种“深度近视”所造成的后果，理所当然地为工厂领导人所察觉，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空军要求自力更生测绘仿制歼5甲以后。所以集中全厂能适应的技术人员到设计科，工厂还是下了很大决心和功夫的。
除了自己集中力量以外，还请求了外援。这样，后来南航有二批师生共57人，于1961年8月至11月来参加过测绘。特别是航空研究六院沈阳飞机设计所派出了胡除生、方宝瑞、吴逢光、高雪仙等31位有经验的同志，在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间，来帮助测绘，起了很大的传授和推动作用。
测绘设计队伍，可以说是边组织边测绘边成长起来的。测绘队伍最高潮时达220人。为了有效的搞好测绘设计，航空工业局任命我为歼5甲的主任设计师，集中测绘中的技术指挥权。这办法多少受五院搞导弹那一套的影响。开始是在北京时张金波处长提出来的建议这个头衔，有一长制味道，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是我的一大罪状，枪打出头鸟吧，这是后话了。当时干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科的领导有毛庆勤、马岱芹、彭仁颖，连我共4人。队伍集中起来以后，很多事都得从头做起。开始是组织学习基本的业务知识，从文件制度、制图规范，到飞机标准、工艺指导文件生产说明书，消化歼5图纸；统一对测绘工作的思想认识、统一测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些事还要经过不断的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和深化。特别是图纸测绘出来进行了强度计算以后，由于不可避免的错误甚多，经过了两次质量复查，把大量错差消灭在零件试制之前，不仅避免了浪费，也是使设计要符合实际和设计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刚离开学校分配到工厂，放下行李，就加入了测绘设计的行列，独立负责一 部分工作，是困难，也未毕不是最好的锻炼机会。至于已毕业一两年的熊永质、王寅恭、范筱芳、朱雄杰、李宗俊、张得三、陈孝彬、陆英育以及从南昌调来的黎忠显、沈泳源、王维翰、方鸿禧等同志都已是测绘中的骨干技术力量 了。人，就是在这种压力比较高的环境 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三
歼5甲测绘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我们还债的困难时期。
我们的广大设计人员，在繁重的测绘任务中，咬紧牙关，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忍受生活上的艰难。当时技术人员和 城市居民是一个粮食定量，每月定量23 斤还节约2斤，实际21斤，有一段时间，副食蔬菜几乎是没有的。特别是大食 堂，还要承受食堂里的流失，据当时调查，每月实际能吃到19斤已算不错。最 困难的时候，除了定量的一块蒸饭以外，就是一小撮用油炒了一下的盐巴当菜吃，极少有机会在自由市场里花一元 钱买到一个鸡蛋或一斤红苕(白薯)。没 有人算过每天摄入了多少大卡，但肯定会令人吃惊的。我们的党领导下的广大 知识分子，有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啊，他们无所畏惧地在自己的脚下踏出一条 新的小路来。
沈阳飞机设计所31位同志来支援四测绘，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是用了几斤生胡罗卜招待 的。他们回去前一 起吃了一顿饭，是各自出粮票、定量 发饭的，一点点“大 方”一下的余地也没有。生胡罗卜招待的联欢会，我想在航空工业的发展 史上，恐怕是空前 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了。但是主客双方 的情绪是十分热烈的，谁都理解这胡罗卜也来之不易啊。何况是大家都认为 能在歼5甲测绘上，共同作些贡献，是飞机设计人员应尽的职责，生活困难算得了什么?
测绘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没有办公室，大部分只好搬到空气十分流通的大厂房里。测绘高潮的时候，正是生活困难高潮的时候，1961年的冬天，真是饥寒交迫。我们有的设计员，拿了纸笔和工具爬到飞机上去，没力气爬下来了，有一位设计员竟然昏倒在飞机旁这些，大家都没有一点怨言。工作需要晚上加班，都自觉的去了，尤其当干部的，每晚开会或加班自不待言，星期日不加班需要通知明天放假才不去，没有人想到要什么额外的报酬，没有人想到要表扬，脑子里只有为祖国争气一个愿望。我常常每晚十一二点回家，就吃几个生胡罗卜或煮一小碟红苕叶子，对付一下肚子作夜宵，这比住在独身宿舍吃大食堂的年轻技术人员已好多了。
为了共同度过困难，厂里号召各单位自己开些荒地种点什么,自己补助一下，但客观上这只对工作不忙的单位有好处，像设计科工作忙的单位，只好看着人家吃，困为有点力气要使到工作上去，谁也不愿把工作放下。回想起当年的这股子傻劲，一种无私境界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今还会油然而生。
飞机的测绘，硬是在队伍弱、生活苦的两大困难的夹缝中，奇迹般地迅速前进。
航空工业局并没有明文给我们规定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的原则，但这条原则上下完全一致。客观上有歼6(当时叫东风102)“一刀两断”的历史教训，也有沈飞厂曾经打算用歼5改型但未搞下去的借鉴。但对我们成飞厂讲，更重 要的是我们是支新的设计队伍和试制队 伍，只能用样机来统一千军万马的行动，只能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在图纸测绘出来以后，摸清了后机身以及后煤油箱等与歼5的差异，才能在1962年9月由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为首的工 作组帮助下，决定后机身及后煤油箱等改用歼5图纸，从而可以更好的利用歼5工艺装备。最后经过批准，共有37项部件，大至机翼、后机身，小至销钩作动筒，借用歼5图纸。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成飞厂利用歼5工装和沈飞厂利用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歼5仿制时，有不少苏联专家，不强调产品图纸、工艺资料、工装和实物的绝对相符，成飞厂拿来后，没有沈飞厂仿制歼5的实际经历，要弄清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批判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离开了当时的具体条件说话是方便的。当然，一个成熟的飞机设计师，不愿意受什么样机的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我们的专业组长一级骨干自己都没有真的设计过一个零件、国家又规定限期出飞机，因此必须一次试成的情况下，能有这种自由吗?
测绘设计要完成测绘飞机的任务，但在长远意义上，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支具有良好作风的设计队伍，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就养成一种严格、认真、准确、谨慎的作风，知道自己这一字一笔下去的分量和担子有多重，然后更多的自由才会到来。
测绘有两架样机(苏制米格-17πφ),一架0807号已经沈飞厂分解过，1961年3月运到成飞厂；一架1019号，是直接自部队飞来的，测绘完了后，恢复装起来在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了摸底试飞后，还给部队了。
测绘工作自1961年8月样机吊上平台作全机外形测绘开始，到1962年10月全部技术条件和强度计算报千等发出，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与歼5不同的零件有50%。由于米格-17πφ飞机和米格-17φ(歼5)都是由米格-17发展出来的，中间还有米格-17n,所以米格-17nφ 和米格-17φ除了前机身加粗，加装全雷达等主要差别之外，在结构、系统上大同小异之处甚多，直接改用37项歼5部件之后，歼5甲和米格-17πφ在局部构造上已不完全相同。
图纸投入试制后，设计人员继续经受试生产的考验，除了向各车间派出服务代表外，还由彭仁颖同志代表设计科去参加生产长为首的集体办公，随时解决设计问题。因为是自己测绘的，很多问题都要找设计拍板，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来工厂的习惯。针对当时厂里的情况，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宁吃三分亏，不扯一分皮”的口号，扯皮往往是由于不想多做工作多负责任引起的，当然也有技术水平低，心中没有把握的问题。这口号有点近乎傻气，但是回想起来，当时设计科的科风的确是很好的，设计科当时年年是全厂两个先进科室之一。
首批试制的飞机，用的是沈飞厂歼5的机翼。01架全机静力试验是运到沈飞厂去做的。静力试验时还有一个插曲。飞机运出去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说飞机犹如破汽车一般，强度肯定不行。一时厂领导都有些惊慌失措，悲观的气氛笼罩着全厂，直至领队去参加试验的毛庆勤同志发电报报捷才舒了一口气。
02架试飞是把飞机运到西安闫良去飞的。按上级批准的试飞提纲，共飞10个课目，16个起落，1964年11月11日首飞，11月29日飞完。19天之内，飞 了10个飞行日，新机定型试飞这样快，是少有的。领导重视，组织得好，各方 协作。厂里由总工程师晋川同志带队去 的，郝太华、吴有昌、程荣生三位试飞员试飞，首飞上天是副大队长吴有昌试 飞，大队长郝太华指挥。12月初返回成 都，12月5日开始国家鉴定，12月14日在成都进行了飞行表演，15日开了全 厂性的飞机定型大会，航定委主任曹里 怀同志宣布我国第一个测绘仿制机型歼5甲试制成功了。成飞厂也同时建成了。
五
歼5甲原定总产量150架，后因Pπ—5雷达进度跟不上，不少飞机只好装配出厂，等雷达生产出来后再去加装。空军等不及，最后生产到124架就停产了，这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时候的事了。
国产歼5甲飞机在部队长期使用中，一直被部队称赞为质量很好的飞机，质量稳定，很少有故障。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军工产品质量第一有关，当然也与成飞厂全厂上下兢兢业业，对工厂第一个批生产机种在质量上精益术精的努力分不开的，在厂领导里，总工程师晋川同志是有功劳的。
十几年以后，1979年中，一位空军领导机关的同志随空军首长来厂，视察我们总装车间，当看到歼教5飞机的时候，曾问过我：“现在恢复生产一些歼5甲可能不可能？小型化的645雷达(Pπ—5改型)生产没有问题了。”可见部队的同志，对当年国产歼5甲飞机始终怀着好感。曾经为它出过一把力的成飞厂职工，应该引以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