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朋友,这是我的一封信,关于回家,关于稳定,关于流水与命运。
阿宏,你好。
九月返乡,驶入嘉陵江大桥时,车窗外阴雨连绵,江水涌动着,远处发黄的植物在雨中静默,像凝固的油画。和年少时无数次在路上不同,这一次,这些熟悉的景象并未带来新的感受,我仍然昏昏沉沉。直到驶过大桥,将车窗打开一条缝,潮湿而新鲜的、属于秋天的气味瞬间涌入,我才忽然清醒。秋雨一到,年尾就在眼前了。心底随即涌起一股空空荡荡的怅然——不知何时起,时间似乎越来越湍急,许多事物还未开始就在消散了。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回家。决定回家是因为前段时间婆婆一通忽然的来电。我们许久不联系,她不认字,也不太会用手机,我因此有些意外,以为老家出了什么事。没想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今晚吃什么?我正在书桌前加班,吃着楼下打包的牛肉面。婆婆说,明天是你生日了,提醒你该吃点好的。我才想起,明天就是我二十五岁生日了。又想起,上一次回老家,还是去年春节。我家里人都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因此这句话的分量也许不轻,谁知道老太太犹豫了多久,才从本子上翻出我的电话,按下拨号键。我问,是不是在家无聊啦?她扭捏着,只说,年纪大了,今年没种谷子,看别人忙来忙去,心里不舒服。又说,家门口的树都黄啦。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心中瞬间低落了下来。我便知道,是该回去看看了。
那段时间工作忙碌,几乎无暇顾及其他,但这种低落仍在难得闲暇时隐隐发作。低落时我总喜欢望着步履不停的车流和行人发呆,想一些关于成长的问题。其实没什么好想的,因为不但得不出答案,很多事还会越想越不值,但人总得向前走,既然在向前走,成长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所以许多困惑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像一次次推上山顶,又一次次滚落的石头。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我们渐渐不再那么勇敢,也不再那么自由,而是转过身,跳进人的河流,像羊群,像蚂蚁,在日复一日里拥挤着,蹒跚着,生怕自己掉了队。正因如此,回家好像也成了一件难事,因为在“大人”的世界里,总惦记着回家似乎也意味着,你没有能力和勇气好好地打起精神奔向未来。成都到南充,不过三百多公里,高铁一小时,开车两小时,这么短的距离,仍被各种理由拉长,工作太忙回不了家,日子太累不想奔忙,或者生活太精彩,故乡那些正在衰亡的人事早已被悄然淡忘。三百多公里,就能隔出两个世界,这头忙着生,那头忙着死。这种难以抗拒的变化,实在有些不好接受。
返乡的另一件事,关于房子。生日过后,父亲愈发频繁地催促我买房,几乎每天一个电话。自取消限购以来,成都的房价的确降得让人心痒,我从小一个人飘来荡去地长大,没房没地,户口本上只有自己,这两年也还算顺利,父亲希望我趁此机会安家立业,过上正常的生活。我无法理解他口中的“正常”,因此我们在此事上矛盾颇多。我说成都虽好,但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他说随便买哪里都行,总之要安稳下来;我说不想安稳,无论在哪儿,我心底都没有认同,他说那就早日结婚早日生子,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会离婚呢?他就不说话了。每次争吵到最后,他的结束语总是一句叹息:你不够懂事也不够聪明。好像足够“懂事”和足够“聪明”才是正常的。尽管我觉得人没必要那么懂事,也不需要那么聪明,但在父亲的动员后,伯父一家也加入了游说,最后我终于还是妥协了,决定回老家时顺便带走户口本。
至于理由,当然是我能理解他,和他们。在风里飘荡过的人,才会渴望踏实地走在大地上,哪怕大地也有随时崩裂的风险。我和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人。安定与不安定只是选择,仅仅为了这种一致,我也无法因为观念的不同而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我家除我以外的所有人,一生都在和房子打交道。父亲是七零后,十六岁便独自离家,先后经历过两个家庭,辗转过十多座城市,从木匠做起,渐渐精通了和房子相关的所有手艺。嘉陵江水永不停歇,将一代又一代青年送往陌生世界,数十年的漂泊,故乡于他而言早已是遥远的风声,唯一能让他感到踏实的,只能是房子,能矗立十年、百年,能收容他身在异乡时无数不安与眼泪的遥远的房子。大伯和两位堂哥同样如此。大伯年轻时晃荡了几年,后来成为浩浩荡荡奔赴珠三角的民工中的一员,十几年后,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陆续走上他的老路,一家四口挤在工地宿舍,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一起沉默。大哥少年时也爱读书,即便生活在工地上,也有许多细腻的感受。有好多夜晚,他独自在黑漆漆的工地上行走,看着钢筋水泥,幻想高楼落成以后,谁会住进这里,会拥有怎样的生活;他有时感到自己与水泥融为一体,身上带着洗不净的气味,但水泥落了地便生了根,他却不知何去何从;有时难眠,在广东的宿舍里,他却听见嘉陵江的水声。十年前,父亲与大伯用半生积蓄,共同在镇上的老房子对面修建了一栋楼,整整五层高,六个门面,足够住几代人。落成那天,家里杀猪庆祝,请了很多客人,所有人都喝醉了,他们用粗犷的声音推杯换盏,笑着笑着就哭了,哭完后又接着笑,直到烂醉如泥。
这栋楼修好已经十年了,但至今仍然空置着。心结圆满并未改变什么。父亲还在漂泊,大伯一家还在远方的工地卖命,我也离开了家乡。除了短暂的春节,偌大的房子里常年只有婆婆日渐老迈的孤独的身影。所以我常常想,漂泊无依、没有心安之地的感受,和父亲口中所谓的“不正常”,也许跟家庭、跟房子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命运,一群人的命运。
婆婆大概是家里唯一不被这种心绪困扰的人。她从小被家里嫌弃,十几岁经人介绍草草嫁来这里,爷爷彼时也是家中最瘦小的儿子,不得重视,两人成婚不久便被迫分家出去了。他们分得一座四面漏风的泥瓦房和几块薄田,就此在山里扎下根。她喜欢香味,爷爷就在房子周围种下许多无用但鲜艳的花草,后来日子艰难时,为了填饱肚子,她又亲手把那些鲜艳的生命摘下,煮沸,和爷爷一起咽进肚子里。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讨生活,爷爷出远门学艺,她没有怨言,仍然相信未来,相信双手能改变生活,独自在那座泥瓦房里照顾年幼的伯父和刚出生的父亲,那是她生命中最辛苦最快乐的时光,房子里扫不尽的泥土与灰尘都焕发着光彩。学得木匠手艺的爷爷没让她失望,回乡几年后,便带她从山里搬到了镇上,泥瓦房也终于成了水泥房。两人相互陪伴,养育两个儿子成人,再目送他们头也不回地奔向新世界。爷爷患病后,她重新种起花草,似乎并不为变化与告别感到悲伤。父亲的新房落成那年,也是爷爷去世那年。她从集市上背回一株不知什么树苗,在房门口种下。此后十年,树渐渐长高,人渐渐走远,她独守故乡,经营着田地、空房子和那棵树,身影渐渐佝偻,头顶渐渐花白,夜里只能对着爷爷的遗照说话,但仍鼓励我们,人就是要走出去的,在外踏踏实实生活,踏踏实实向前走,实在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去年春天,她患急性阑尾炎,手术后,我回家照顾了她一段日子。我们在江边散步,看着江水,看着她越来越佝偻的瘦小背影,我心中有些恐惧:如果她不在了,他们还能回哪儿呢?我这样讲,她却表现得很豁达,说,我不在了,墓碑也还在,人是有根的。我问她,为什么你这么舍得?她说,世上哪有圆满,不舍得就会累呀,再说,不管落大雨,还是闹大旱,水总要往前流的。我很少认同那里是我的故乡,但后来常常想起这些话,想起她苍老的脸上的从容微笑。我想只要她还在,也许我的确还有一个能回去的地方。我不怀念困苦和贫穷,我只是羡慕她身上的笃定,对生命的笃定。这是我们都曾拥有过的东西。
这次回家后,我陪着婆婆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她带我收菜,但我太久不做饭,背着背篼,握着镰刀,实在是认不出该割哪一种。她笑我,你们以后回来,连地都不会种了,该怎么办。我也跟着尴尬地笑笑。我和她讲了关于房子的事,她却和他们持相反看法,宽慰我,不想买就不买,这么大的房子,一间屋住几年也够你住一辈子了,反正总是要回来的。她似乎坚信我们会回来。我只能沉默。我没法告诉她,大伯,父亲,大哥,二哥,还有我,我们千辛万苦走出去,就是为了不再回来。
吃过晚饭,我们穿过小镇,走向嘉陵江边。小镇的道路和十年前一样坑坑洼洼,树木和十年前一样安静茂盛,房子门前还贴着和十年前一样的春联,除了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空荡的街道,似乎一切没变。婆婆一脸轻松走在前面,得意地和其他老人打招呼,他们回应婆婆,看见身后的我,语气里透着羡慕,大概是孩子们很久都没回家了。慢慢走到江边,晚霞也铺满了天空。几场秋雨洗净了江岸的植物,流水清澈,缓慢而平静地将一片黄叶送往下游,岸边的农民迎着晚霞、扛着锄头,结伴走在田埂上。有人唱起歌,声音在山里回荡着,其他人听见,开怀大笑。婆婆坐在石头上休息,也笑。水边飘着植物的清香,我静静望着浩荡的嘉陵江,想起和父亲的争执,似乎明白了成都少的那一点说不清的东西是什么。
是流水。
是“我”和“我们”。
有大江大河的城市,通常都有种仁慈宽厚的气质。在水边,你总能放下千丝万缕的庸常和琐碎,视野随着奔流的水花变得开阔,能用心看见一些在生活里用眼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我”,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也比如“我们”,当这个具体的人,变成一滴水珠,随着流水的方向奔流而去,命运里的种种困境,似乎也跟着变得温和。于是,你会获得一种原谅一切、重新上路的勇气,而你原谅的一切里,也包括那个平凡且认真的自己。这种看见,让人感到清醒和安心。
离开家的许多年里,我是逆着流水的方向行走的,也就是说,我抗拒成长,抗拒这种温和与和解。十五岁时,我是江岸边骑车飞驰的身影,我在风里嗅着江水和草木的气味,拧紧油门,试图和家庭破碎、无处可去的痛苦对抗,哪怕摔落山崖,哪怕消失在路上。十七岁,我在街头游荡,巧合地在县城江边发现一处躲避人群的宝地。我在那座需要走很多小路才能抵达的山顶见过许多季节,春天是彩色,夏天是浓绿,秋天是枯黄,冬天是灰白,植物在流淌的时间里不停地盛放又衰亡,流水却永不停歇。山下偶尔有写生和约会的人来,但从没人发现我。我只有风声,江水也只有风声,对岸就是城市,我们都是看客。它和我一起沉默着,一起挣扎在关于生死的困惑里。二十岁,在他乡的湖水边,我和女孩安静地走着,慢慢牵了手,湖边的树林发了嫩芽,又落了黄叶,我们依然那样安静地走着,又慢慢松开了手。后来我便独自去,不愿接受成长,也不愿腐烂,便常常盯着湖水,不止一次地想走入其中。二十四岁,我已经在不少的城市的水边行走过,但无论哪里,总能使我安心。我也许柔软了一些,在水边伫立时,会想着“我”和“我们”,想着过去的对抗是不是根本没有意义。但我终究还是在生活里和看不见的敌人对抗,流水从未停止过,十五岁在江边飞驰的身影也从未消失。
除了我以外,生活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在顺流而下,走在父亲口中那条“正确”的路上。两位堂哥出走的脚步并没有因为老家那房子的落成而停止。一代人从山里到乡镇,下一代人就要从乡镇到城市,似乎是注定的命运。流水总是漫长、平静、生生不息的。房地产泡沫盛极时,他们掏空家底并借下不少外债,先后以最高价购入城里的房产,成功地“走了出去”,尽管他们仍要背井离乡随工地漂泊,一年住不了几次。他们的三十年贷款,也仍需他们在工地上卖命为别人建房子来还清。流水般奋力逃离故乡的结果是,不到三年,疫情来临,他们失去工作,房价接着暴跌,仅是尚未偿还的利息,就已经超过房产现在的价值。镇上那栋楼落成时,醉酒的大伯扯着嗓子对我们三人说,走不出去是没有出息,走出去,就是你们的命。在这一刻也像烈日下的流水一样蒸发掉了。
离家前,我把那栋空楼打扫了一遍。我以为它会落满灰尘,但没有,婆婆把它照顾得很好,就像曾经养育子孙一样。地面的灰尘很少,但在婆婆的身体不好打扫的角落,我还是发现许多密布的蛛网。我停在那些蛛网前,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中不免悲哀。翌日清晨,出发回成都,婆婆站在那棵树下送别,黄叶在风里摇摇欲坠。我说,我走了啊。她只是微笑,像从前送别他们一样。车子穿过荒凉的小镇,穿过田野和国道,我想象着我离开后的场景。婆婆会去煮碗面,打扫落叶,打扫一尘不染的房间,和遗照上的爷爷讲几句话,然后上山走一走,走到江边,她会坐在那块石头上长久地沉默。夜里回家后,她打开收音机,听着听不懂的戏曲,只为了不那么寂静,空荡荡的房子里仍会结满不被她发现的蛛网,她的生命也渐渐结满不被我们发现的蛛网。她会想念我们。而我们——我们过着什么生活呢?在工地,高楼,公路,厂房,在平原,深谷,高原,在被欲望和不安驱使的人潮里,我们沉默地低下头,假装坚定地走在各自的路上,偶尔抬头看看天空,想清醒一些,偶尔逼着自己赶路,甚至不敢清醒——何尝不是在结满蛛网呢?我们也会想念她,就像想念一个墓碑上的名字。于是我们只好一边想念,一边告别。
我想着这些,沿嘉陵江岸行驶,看着和十五岁那年一样的风景,却似乎少了横冲直撞的勇气。我心里有好多困惑,甚至不敢去细想——如果哪一条路都无法抵达心安之地,那这条路的意义和最后的终点,到底是什么呢?
在县城,我去了从前躲避人群的山顶。那里位置的确很好,那座山已经修成景点,但仍然把那片空地留了出来,因为江景一览无余。游客很少,大都是退休的老人和约会的中学生。我走了几圈,站了一会儿,嘉陵江水依然沉默着。我有些无聊,准备离开时,才在空地外发现一个瘦弱的身影。那男孩穿着和我从前一样的高中校服,独自站在角落,静静望着江水,神色平静,不知在想什么。也许他心里涌动着更澎湃的事物,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和江水一样,只是看客。他看着江水和人群,看着对岸的城市和山野,但他看不到一个年长一些的平凡且落寞的青年如何看向他,如何看向从他的方向迎面而来的上游的风。
离开县城,再次驶过嘉陵江大桥,我脑海里仍是那个男孩的身影。他也许高二,或者高三?他一定有好多没被消耗的勇气。返程时阳光普照,桥下的嘉陵江水声滔滔,我渐渐想起另一个男孩。三年前在小说里写过一个情节:在他乡,一个失意少年走在树荫浓密的公园里,被湍急的河水吸引,水中似乎有一双眼或一种声音,正隐隐发出召唤,他无处可去,便勇敢地走入了水中,像电影里一样,成为一条自由的鱼,他逆流而上,去了更宽广、更纯粹、更真实的世界。事实上,这个少年不但没死成,还在双脚踏入水流中的一瞬间清醒了,并且好好地活到如今,得以在此刻写下这些文字。那个瞬间不知是幸运还是遗憾,总之是如此漫长,如此珍贵。
在时间的另一端,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少年走入水中,但并未沉下去,而是被流水缓缓托住,水面摇晃着,将他带向更远处。漂浮着的少年顺流而下,心中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多么漫长的旅途,这漫长的旅途中,会有多少漫长的瞬间,那些漫长的瞬间里,又藏有多少漫长的不安和幸福。但他不会害怕,而是温和地接受,然后温和地走下去,就像他曾经所恐惧的一样。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心安,或者疲倦、麻木。但我知道,他终究会醒来,终究还会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上。
因为流水的命运是注定的。
流水的命运,就是落入漫无边际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