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阅读 | 红裙子

母亲问我要一条红裙子。

“还在的吧？那次在北京给你买的，你要不穿就给我咯，放皱了放臭了浪费，哥蒂尼的咧！”

噢，是那一条，有五年了。那年我刚到北京。是端午节还是个什么节日，总之是个雨季，不冷。当时我还和陌生人合租在一套狭小公寓里，要穿过防盗门背后长长漆黑的走廊，经过分别做房地产、翻译和保险业的室友，才能走到底部我自己的房间。

母亲和我挤在同一张床上的第三个早晨，我被雨声吵醒，一睁眼就看见她站在门口，肩头浇漓着雨水，手里提着用塑胶袋包裹的纸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地局促。

她用纸巾擦干手，兴奋地拎出来，一条浓郁的深红色绸面连衣裙，中袖，长度齐膝。

哪有人大早上去买衣服？有几家店还开着？我哭笑不得，暂且顾不上对那件浮夸款式的嫌弃。她却先一步开口堵住我的埋怨：工作了，好歹穿点正式的，看你衣柜里那些学生样式的，像什么样子？

“小声点。”我用哑音不大好意思地提醒她，“隔壁住的翻译每天都晚上工作。”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听得见一墙之隔关灯的声音。

“做翻译的都要和人合租。”母亲发出湿漉漉的诧异。

“不管做什么，一个外地年轻人在这里都只能合租。”

“那读清华北大的都要合租？”母亲的眼睛鼓了鼓。

“美国回来的都要合租！”我感到好笑，立时没了困意。起半身，从床头抽一张纸递给她，想让她擦擦头发和肩头的雨滴，她却在眼睑下方狠狠抹了一下。

她如何能理解，文化行业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对世界运行逻辑的认知停留在二十年前，她可以用一纸没毕业的大专学历在银行找到工作的年代。只管铆足劲干，剩下的交给时间，或者交给他们那一代人信奉但并不了解的命运。她屡次把我忘在家里一整晚，从婴儿时期我就知道，睡着后饥饿感就不太强烈，黑暗中的魔鬼不如饥饿可怕。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痴迷恐怖片。

她辍学是因为怀了我。这是七岁那年她母亲告诉我的。那个记仇与记恩一样牢固的老人，在她临终的床前把所有人轰出去，握住我的手腕骨，用气声向我透露她将你们的结婚证剪碎后藏到了哪一层衣柜夹缝里。

“喂，听见没有，记到起嘛。”此刻，她提点我。我正忙着赶一篇新年档的影评，陷在一部剧情乏味但因主演是流量明星而票房高涨的电影里。好几个春节都这样，泡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影院里几天，一晃眼这个年就兵荒马乱地过去了，留下一地寂寞硝烟。无暇也无胆去细想，脑子胀胀的，只好随口应了她几个“嗯、嗯”。

她没有再讲，转身去厨房接杯水。咕噜噜的烧水声溢出来。我觉得奇怪，她从前从来不专门烧开水喝的，即便是在大冬天。她只爱在晚上吃点水果啊牛奶啊，有时还要煮面条当宵夜。闲不下来是我和她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下班后的夜晚塞给她过多闲暇，只好让嘴上不闲。不宵夜点什么，好像这个夜晚就荒芜可怖。这也导致这几年她的腰围越来越粗，脖子和脸都快连起来了，四肢倒仍然纤细着。

这几天在家，有时候我不经意瞥见她，竟仿佛恍惚看见了她初为人母的时候。

于是，当她神色忧虑地同我又强调了一遍那条裙子时，我忍不住提醒，“你穿不下的。”我睨着她罩在肥大睡裙底下呼之欲出的肚子，明明和我一样平坦却要买个低胸装，这是审美的代沟。

“人家腰带是可调节的，我记到的。”她为自己辩护。

“五六年的旧衣服拿来做什麽？”我捏着眉心，“我重新给你买一条。”

我不知道她？总嫌没衣服穿，次次逛街却又都空手而返，不是嫌“款式过时”，就是嫌“折扣力度还不如没有”。我亲眼看见她说买就真的买回来一条，就只有在北京那一回。

“你千万别买。”她真正急迫起来，“我才不要你在网上买那些，质量差，又贵。买了我也不要的，上次你给我买那件毛衣都没穿过，起球。”

我实在不记得自己给她买过裙子。“那去商场买吧。”于是我提议，就去“天虹商场”，在一座不大不小的三线城市，商店没那么容易倒闭，多数像老人一样苍白而遒劲地活着。十岁那年，母亲让我在那里挑一件喜欢的，我看中一件牛仔背带裤，水洗蓝，没有任何图案和花纹。她却嫌太老土，我也坚持不要她挑选的那件黄色泡泡袖，最后我们什么也没买。

从那一天起，我自认为开始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其核心基准就是站在我母亲的反面。她喜欢浅色的窗帘，而我永远厌恶阳光透进来的感觉。她给所有木头家具盖上一层难看的薄丝，只要我回来，它们必然会被掀走。

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审美，而根本上在于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二者没有根本区别，审美包括的东西自然不止生活，但生活方式隶属于一个人的审美。在这方面，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

对了，当然还包括关于爱情的审美。她——噢，她哪里懂什么爱情，其实所有爱情都是自以为是的。那个可怜女人大概自以为爱情曾经发生过一瞬间，是在她二十岁那年，她在省城教育学院念大专，一个男生坚持给她写诗。多年后我在家中那壁顶天花板的橱柜上看见那些诗句，发表在一些野鸡文学刊物上。我母亲说，你瞧瞧，文采也是可以遗传的，幸好你当年没学理科，写文章适合你。

我“呸”一声，告诉她，在爱情里，诗是最粗俗的东西。她不信。我要信给她看。从初中开始有男生往我抽屉里塞情书，从爱情电影和歌词里东拼西凑进来的条条句句，我看一眼就厌恶地甩去了垃圾桶。所有巧言令色都使我感到泛恶，那些求偶的漂亮词语就像嘴角留下的口水一样，沿着发笑的弧度。光是看一眼那文字，我几乎就已经看见了他们将来结婚后对着妻子百般厌恶的脸孔，厌恶或者回避，背后都藏着电视和新闻里常见的那种，懦弱的暴力。

当然后来我也给别人写过情话，因为心总是拧巴着，总不那么露骨的。但从没寄出去过，不寄出去就不会被践踏。后来我知道，懦弱也是一份遗传。

可在我看来，母亲比我还懦弱呢，她的懦弱在于缩回自己的想象与记忆里。离婚后，她不肯拆掉书房那壁顶满天花板的书橱，怕麻烦是其次，她心里残留的那点可怜的念想是主要。我像当年撕烂男生们的纸条那样把它们撕下来，告诉母亲，你以为这些是写给你的？告诉你，这些都是写给男人的。不是给其他女人，而是写给男人的。

我就是要撕毁她那点见不得人的念想，就像十八岁那年她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攥在手里，泪眼婆娑地威胁我说，如果我非要去北京那么大老远，要么她给我撕了，要么我再也不要回来。

当时，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她，静静地、心安理得地看着她，我知道她不会撕的，她做不出真正意义上具有毁灭性的事。

此刻，她露出意外的表情。我从来没在她面前主动提出过要去逛街。前几年，偶尔得闲，有时候我陪她走在街上，路边随便一家服装店都能把她吸引进去，东戳戳西捻捻，然后下定决心似地，摆摆头又催着我出来了。后来我干脆不进去，就在门口等她装模作样地挑拣然后空手而归。如果是在商场里，我就会和那些等待女友的男人们坐在一起，一个百无聊赖的女儿在等待她的母亲，我们之间则隔了无数个百无聊赖的男人。

念大学后，我还是每年照常回来。因为无处可去，我不会和一个人谈恋爱谈到回家那一步。

在家的时间总是需要捱的，即便有工作为伴，环境里涨出来的许多聒噪也使我不能忽视我身处家中这个事实。母亲每天早起，买菜，烧水，拖地，噼里啪啦从客厅到卧室里，她依然不语，但噪音足以将我从混沌或者噩梦中拽起来进入到另一个不可逃脱的噩梦。

她迟早会开口：“要么就不起，要么一爬起来就对着电脑。”

我从床上弹起来，“那早上不用来工作用来干什么？”

“我不喜欢吃。不晓得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早中晚餐上有什么意义！”我沙哑地咆哮起来。

她没听见，她在厕所里冲洗拖布，水声哗哗倾倒淹没我的声音。屋子里复归平静，我的睡意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不大信弗洛伊德那一套，但那老家伙有一点说得没错：人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关键不在于有意识后的成年，而在于出生早期。小时候我不曾熟悉我母亲的怀抱，长大后便很难再与她躺在同一张床上。我总觉得她身上的气味陌生。早些年总是兜着一股塑胶与油墨的味道，她在柯达胶卷店上班，老吓唬我，“每天都有交警拿车祸现场照片过来洗，全是肠肠肚肚的血水。”我从未怀疑过她说的是假的，但我并不害怕。我怕的从来都不是那些东西，她永远不知道我的惧和爱，也正如我不知道她的。

我们之间，真真假假的话语，和长长短短的时间一样，总是面目难辨。

我爬起来，打开桌面上半合的电脑，七零八碎的文稿昭示着在家工作的不可能性。我仰在那张还是小学时保留下来的蓝白漆的书桌椅上，烈日的强光穿过藕色窗帘布泄进来，晃得人昏昏欲睡。母亲喜欢阳光，坚持把家里所有窗帘大剌剌地敞开，为了贪婪地猎取更多阳光，她把每间卧室双层窗帘的遮光层都拆掉了。我不在家的日子，她总是如此。

这些年，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我痴迷写作，哪怕是毫无意义，毫无益处的文字，没有太多朋友，讨厌旅游和聚会。实在无话可说的日子，我宁肯躺在沙发上发呆，任由胡思乱想惩罚我心甘情愿的闲暇。

而我母亲恰好相反，她在那家陈旧而稳定的水电局待到人老珠黄后，生活必然随着物质条件的丰富而充实，心却随着岁月增长越来越贫瘠。

那天她又问我，“你做记者做到哪个时候啊？记者往上面是什么？”

是什么，我也不晓得。我跟她讲了不晓得多少次，“何况，我一点也不想当管理者。”

她发愁地看着我：“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我无数次为她这种忧虑无话可说，“不结婚以后怎么办呢？”“没有小孩以后怎么办呢？”我跳着脚叫她回头看看自己，再决定有没有资格在婚姻和生育方面给我提出建议。

她喑哑了，蓄势待发，最后却调试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娇笑：“还是没到年龄，等等看，你总会遇到那个人的。”

都怪冬天，如果待在一个屋子里，我们其实很难与彼此拉开距离，因为家里唯一的电炉在客厅。离开火炉子一米外，任何地方，钻心彻骨的湿冷都会入侵。夏季的爽快又让这座西南小城自鸣得意，家家户户以不安空调为某种地域自豪。

初二那年会考是在冬天，我裹得层层叠叠坐在四面透风的化学考场里，冻得头皮发麻，手指脚趾梆硬，卷面上的有机物几乎冻成了无机物。那两个小时让我开始憎恶时间，莫名其妙地给自己下了决心：绝不要时间倒流，无论发生什么，向前走。

如果要问现在的我，阻碍我回家的最主要理由，必定包含冬天的寒冷。

考完试，我回到家，家里没开火，犹如冰窖，从天花板到地板缝隙都透着刺骨的阴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我是听见而非看见，主卧卫生间里，水流声，还有喘息声。声调和频率上的差序告诉我，那交叠的喘息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两个人的。那股深浅，如溺水般灌进我的鼻息里。

我是嗅到而非听到，干燥的冬日也弥漫着一股梅雨季的腥润气味。我感到呼吸困难，一偏头意识到客厅里的鱼缸许久没换水，也许久没投食了。

家里有只金鱼缸，体积不小，到我十三岁那年的胸部。母亲的一个朋友弃置后送给她的，母亲那样喜欢阳光的一个人，偏偏把鱼缸安放在客厅最黝黯的角落，插上电灯，绿的黄的紫的灯光在水中打散，七八只小鱼立刻四散，斑斓的鱼尾随波摇摆，惊吓于是转化成悦目的景观。

关掉那些灯管，鱼缸便成为我最好的掩护器。我将自己缩在那一团黑暗背后，水里那些小家伙很配合地为我打了掩护，它们没有搅动水花，而是如同死去那样埋伏着，窥伺着，和我一起胆战心惊地窥伺着这秘密的动响。

那两个人从厕所走出来时也没开灯，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紧闭双眼，认为这样自己就不会被看见，在一种莫名的紧张驱使下掩耳盗铃。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我仍然听得见。单从物理上而言，慌乱的我还做不到真正的耳目塞听。或许也可能是不想，我不想却实实在在听见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以后还是我去你那。”

跟着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也不想来你这，闷。”

“朱玲喜欢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又不拉，晃得人生痛。”朱玲是我母亲的名字。

另一个又说：“她啥子话你都听。”

“就是为了不听她说话。”

谈话声随着关门声和钥匙串的碰杯从这个冰窖中消失，我双腿发麻，不得不继续蹲在原地，打开鱼缸的灯管，那几条会动的装饰物立刻再次欢快地飞舞起来，仿佛刚刚的沉默是受我胁迫。这让我很沮丧，不知道有什么好欢快的，它们丝毫不知道它们的命运注定受人耻笑。可也没什么好伤心的，会考十分简单，寒冷让我的头脑更锐利。

我和我母亲不一样，我常常忘记这个家里本来是还有一个男人的，本来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她则一面习惯这种清宁，以免非要去期待些什么，那股子期待让她早衰，让她自怜自艾，面目可憎。

后来他们真正离婚那天，我母亲在打给她自己母亲的电话里啼哭，外婆对她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朱玲以为我听不见她的哭声。主卧卧室门从来关不严，我透过房门缝隙厌恶地听着，觉得烦躁且多余。我并不同情她，她应该为丈夫的出轨对象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感到更加悲伤吗？在成年前的我看来，二者并无本质差别，无论哪一种情况，她应当拥有的情绪都是愤怒而非悲伤，因此，我鄙夷她的怯懦。

二十岁，从金融系转到文学系那年寒假，我回家来，和她对骂。在她如天塌下来那般攻击我脑子被狗吃了的时候，我依样画瓢地攻击她脑子被男人吃了。家里就这么大点儿，很多画面我都看见过，比如当他向她伸手要钱的时候，她脸上浮现出一种悲伤的胜利感。

“你那是廉价的自尊心，你甘愿廉价！”我第一次把心里话说出来，以前，我认为她听不懂，也不想懂。

“再廉价也是生你的人！”她指的是他而不是她。

“他生个屁，他就爽那一下，都还是装的。”

然后她毫不犹豫挥手给了我一巴掌，那是她第一次对我展现出暴力的可能性，我感到惊诧而新奇。原来她体内是有暴力能量的。那天，她穿着一件低胸的鲜红色睡裙。

我是真的讨厌红色的裙子。

它总归在我们之间的意义有了一个微妙的变调。我确信，我母亲想要穿上它，绝不仅是忽然的念起，也不单是为了节俭。她必然有着一些其他的企图。

一次，或许不止那一次，她忽然讲：“你爸人不是坏的。”

望见我发白的脸色，她才如梦初醒，“忘了他吧。”她建议我，事实是她自己忘不掉，而更深切的事实是，她不仅仅是忘不掉，而且忘记了自己为何忘不掉。那时，现实发生了一些新的变故。她前夫已经入狱三年了，罪名是诈骗还是非法集资一点也不重要，总之是个罪名，只要是罪名，她就可以把自己婚姻上的不幸归因于那些与婚姻本身无关的罪行。

“他就是遭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害的。”她坚称，不，坚信。

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向她解释，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早已放弃了在大是大非上说服她，堆积下来的怨气，互相发泄在那些狭隘的琐事之上。比如前两年小区设置了快递驿站，早上八点前，晚上九点过后就不再接受取件。如果要求送货上门，至少会耽误三五天才会给送上来。我不想去那里取，一些几块十几块的小东西干脆不要了。母亲却坚持找我要单号，她愿意去排长队领。在我看来，她这种挥霍时间的做法，与她为了等一次超市折扣开号，不惜清晨四五点起床去排长队是一样的，与她等待一段凋零婚姻的第二春是一样的。

好在我们都彼此有了把柄，如果她试图说服我去相亲，我也会试图说服她去相亲。

我们步行去商场，这座城市几年前说要修地铁，到处被挖得乱七八糟。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初中地理老师就讲过，这座城市地下全是溶洞，修不了地铁是天意。这些年却凭空被凿开许多丑陋的坑洼，多年进度不见涨，却非要大贴横幅宣告响应绿色城建的城建计划。

过年的清寂掩盖了商场的冷清，朱玲倒是兴致高涨，和十几年前一样，路过一家就要溜进去，笑着接受几句导购对她的年龄和身材的毫无理由的赞扬。不过，得承认，她看上去的确比同龄人年轻，这些年她胖了些，反而撑开了一些皱纹，捞起小腿肚边上的裙摆，显出一股可掬的憨态。

我看着店员低头为她比试腰围，她在布衾下微微扭动的腰间肉，内心忽然拨起一根琴弦似的凌厉振动。对的，琴弦，我不喜欢那种紧绷且冰凉的乐器。

小学三年级，母亲终于攒够钱买了一台古筝放家里，托熟人找了个老师报班，儿童班五十块钱一节，只能我去上。但我不久后就发现了自己对这项乐器的厌烦，它发出的故作优雅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想要撬开空心木箱子往里面吐口水。练到小学毕业，我开始住校，便顺理成章地弃掷它了。那把棺材一样的木盒子被放在主卧窗帘背后的阴暗角落，有时候我周五放学早回家，就听见那角落里戛然而止的闷响。

她捋了捋自己，从房间里走出来，若无其事地问我吃饭没有。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她忽然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母亲身份，我开门回家时，就闻到复杂的油烹和菜香味，她从羼杂其中的焦糊味里露出个脸来，用颇有成就感的语气叫我洗手准备吃饭。

太多时候，她努力把日子过成一家三口的样子。那是我成长年代最常见的家庭组合，她没有别的范式可以参考。做饭和吃饭的时候，她都穿着那条蓝底花纹的围裙，遮住腹间布料的油污，就像佯装碗里的饭菜可口一样，佯装自己是个家庭幸福的主妇。

我每年回来，那把古筝都以一种洁如新的面貌藏在绒棉布底下，木纹发亮，琴弦泛黑，却依然光滑。

后来我离家，每年回来一次，发现厨房里不见那条围裙，连悬挂围裙的钩子也不见了。砖墙光秃可鉴人，半点油渍都没有，像那些美容院里刚打完水光针的女人的脸，紧绷得吓人。

母亲也丢掉了她那些看起来像家庭主妇的衣服，穿得越来越幼稚，终于有一个年龄，所有衣服在她身上都显得滑稽了。那些艳丽的红，闪着金光的裙边，假缎面桃花纹，都把她那张蜡黄的脸衬如铜像。她的床头柜上堆起越来越多化妆品，廉价的，或是偶尔在什么人的推荐下买的兰蔻、神仙水，连塑胶包装都积了灰，却依然死死咬在开口。无论是化妆品、衣服还是食物，越贵的她越舍不得开封，长长久久地搁置，直到过时、过期。

也是在这两年，她的吊带睡裙越来越多，大多丝绸的，缎面的，滑腻腻地捞在肩头，勾勒出小腹的圆浑形状。她端一盘惨白的哈密瓜走进书房，轻轻放在我和我的电脑边上，这次不等她开口，我主动问：“是不是耍朋友了哦？”

这个问题前两年也总是被提起，不过是她问我而不是我问她。明面上是问句，但本质上表达的是一种企盼。从二十岁奔向三十岁的这几年，我身上愈发显出对她所携带的特质的筛选与留传，被留下来的是对自己的工作近乎强迫的专注和热情，被筛选掉的则是对爱情的期待。她看在眼里，欣喜渐渐被数个春秋催熟成担忧。“你老了怎么办？一直一个人？”她讲出这种反经验主义的话，我都懒得反驳。

后来我们接到过几次派出所的电话，再后来变成监狱，问我们要不要给我父亲送过冬的衣服。我母亲这才从某种苍白的记忆里抽身出来，一阵浇漓似的，从此再也不提这档子事。

如今，我的问题倒让她无比羞赧，她扔下手里正在看的那条包臀裙，面色涨红地白我一眼，“撒子对象？你不要乱讲。”

我故意气她一气，“你那些巾巾吊吊的睡裙穿给哪个看？”

她换了一副好笑又好气的腔调，“我给我个人看！”

“你不是那种人。”我用一副战胜者的语气冷笑道。

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习惯性忽视那些他人向她发出的攻击，具体方法是“那你觉得哪件好看？帮我选一件。”她站在一排粉白色系的衣架边上，朝我挤挤眼。我顺手从自己身后的蓝灰色系架子上取出一件西装背心，示意给她。

她果真看一眼便“啧”一声，“太老气”，露出嫌弃的表情。她不算有弹性的嘴巴和眼睛皱起来，差些把旁边还在为她比试肩宽的店员吓一跳，以为这个刚刚总是喜笑颜开的中年女人忽然产生了某种突兀的不满，于是从我母亲脸上消失的笑立刻跑到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去了。“天天看人家脸色你以为容易？”这是我母亲曾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我出生前和出生后的一些年内，她换过几份工作，其中不少都是服务行业，超市收银员，胶卷店前台。对人微笑渐渐被训练成她最擅长的事，以至于多年后当我父亲腆着脸向她要钱，或者在失败后恼羞成怒地往她脸上甩一巴掌，她也只是后知后觉地调试出一个苦笑，好像这一切都只是小孩玩闹，笑一笑就过去了嘛，“一笑解千愁”，这是她父亲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其实她记错了，我外公说的是“一醉泯恩仇”，那个一辈子几乎没有经历过太多风浪和考验的教书先生，在晚年如痴如醉地迷恋上了酒精，没多久喝光了家底，喝瘦了几个孩子，独独喝不走老婆。我和我母亲都在某些层面固执地相信，婚姻关系是会遗传的。只不过，直至如今，她始终意识不到自己的相信。

“要不是因为你，我哪有动力走到现在？”我母亲半是幸福半是埋怨地同我讲这种话，发出那种廉价的对男人撒娇式的声音。

我忍无可忍，冲她大喊大叫，“你就不能为自己而活吗？”我受够了，我们多年未见，她却固执地将我的照片设为手机屏保，这带给我一种逼仄的情绪。她的生活太苍白枯竭，我倒巴不得她再经历一个男人，或许她会看见他的真面目，继而看清自己的真面目。

她的麻木是迟钝带来的。大多数人反过来：迟钝是由于麻木带来的。

这些年，我靠写作、分手和性爱来抵挡这种麻木，这两种快感实际上属于同一种，它未必关于心灵，但一定来自大脑里某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号召。早在高考结束那年夏天，我就兴高采烈地催促这个孩子长大。和我当时的男友，在毕业旅行的旅馆小房间里，和很多人一样失败，屡败屡试。很多人过分看重这个，我却觉得那是一个女性一生中为数不多能感受公平的时刻，我们都笨拙，都充满幻想，都怀着某种稚嫩的仪式感。

不过，从那次过后，我发现自己对他立刻丧失了兴趣。后来很多年，我渐渐明白，本质上，我对任何同龄男性的心灵都难以产生兴趣。就像写作一样，没有任何代价的幻想，是我的精神领袖。

一次，母亲问我，“上次那个和你一起去采访的，是你耍的朋友？”我回想了一会儿，告诉她，是，但早就分开了。她不可思议地鼓圆眼睛望着我，“那你和他一起去了外地！”

我作出胜利者的表情，有信心她组织不好自己的语言，真正困扰她的，她永远没法说出口。因此，面对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我永远可以占据上风，气定神闲。怎么说呢，人生中有那么多可以自己寻求的快乐，她却永远无从感获。她今年五十好几了。

记忆中只有一次，外婆走的那天，从殡仪馆回家的公交车上，她头一回向我讲述了她在童年时代一次离家出走的经历。

十岁那年，她的二哥要去城市里念大学，我母亲当时也渴望念大学，于是悄悄跟了去。二哥进了考场，她迷了路，却忽然不想回家了，她说，是“永永远远不想回家了”，于是流连在城市里，“那里的学校有大门，中学大门比楼房还高。”我母亲同我回忆，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城市里的学校，她做梦有一天能走进这样的校门上学。可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身无分文，饿极了，只好原路返回。到家已是第二天凌晨，母亲在门口等着她。天亮后，我外公把她打了一顿，差点脱一层皮。她这么告诉我。

“这不叫离家出走。”我说，“你只是迷路了而已。”

“这就是离家出走。”周围无人，她却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语气少有地坚定，“我本来可以不回去的，人，怎么样都能活，一旦有了欲望，人生里好大好大一片就都空白了。”后来她别说大学，甚至连大专都没考上，读了个中专，“不是读书那块料。”她笑着为自己辩解。念中专的时候，认识了我父亲。

也许是悲伤的缘故，因为她提到了记忆里的外婆。当时我并未听得太清和太懂她讲了些什么东西，我闻到深夜泥土与雨水的味道，那股过分浓烈，今后多年来让我靠着嗅觉认出乡愁的土地的味道。

那趟已是末班车，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仿佛孤独地踏进无人之境，被讲出来的话语都将在抵达目的地之前烟消云散。

我们必然地，再一次从商场空手而归。我母亲在几家冷清的货架上拨来拨去好几件，嘴上说都没有她给我买的那件红裙子好看，双眼自动屏蔽那些朝她掷来的睥睨的目光，毫无意外地，她都看不上。

一离开商场就下起瓢泼大雨，回到家，两人都已浑身湿透，她让我先去洗澡。

“卫生巾家里有么？”我站在门内，敲浴室的门。

说来不怕你笑话，其实我们从未谈过生理上的事，母女在这方面未必是最亲近的人。我的初潮完全无师自通，由于晚熟，我的女性经验也基本全部来源于同龄人。第一次来临前，我早已从物理与心理上做了许久准备。书上说的、电视上演的、人们口耳相传的那种激动、恐慌或是尴尬都没有出现。那天，母亲加班。我复习月考。我是背着她从女孩变成女人的。

没想到第一次主动在她面前谈及我们为数不多的共同身份特征，竟是在她五十几岁，而我渐近三十岁。我们依然隔着一道浴室门，小时候最近的距离我们也隔着一道门。我曾经听别的女性朋友讲，她们在经历青春期的时候，她们的妈妈偶尔会借送浴巾或衣服的契机忽然推开门，想看看她们的女孩变成了什么样子。其实就是一种检查，一个母亲对脱离于自己体内十几年的另一具躯体的检查，瞧瞧那胸部，那屁股，那逐渐长出草丛的荒原，都令她们感到一股心满意足的奇妙。有时候女孩和母亲会爆发争吵，前者对着后者惊恐而愤怒地大叫，可那惊恐里必然羼杂些许羞意。残忍的是，那份羞赧恰是她们的母亲想要看到的，反正看都看了，当妈的不能看看从自己子宫里出来的人儿？匆匆关掉门就是，粗暴地阻断问责和尴尬的发酵。

当时听到这些，我感到惶惑不已。母爱是这样粗暴且带有攻击性的？我母亲从不会擅自在我洗澡时推开浴室门，是因为她害怕我也和她吵起来吗？绝不是因为她更懂礼貌。

此刻，能隔绝我们的也只有那道磨砂玻璃门而已。水蒸气在阒寂的浴室里渐渐凉下来，我感到寒意沿着脚板心升起，这是一个死胡同，别无他法，我只能硬着头皮，用喊的又问了一次。

“有没有卫生巾？”

隔了好几秒，玻璃隔板那头才传来我母亲如梦初醒的声音：“噢，家里没有。我去楼下帮你买点。”

我出来时，她在厨房里煮面，糟辣椒油的气味，咕噜作响，热雾混合着似是在轻哼的歌声。当我发出的动静靠近，那轻哼又消失了。

茶几上放着一包黑色塑料袋包的卫生巾。

我母亲就站在厨房灶台边上吃完了那碗面，然后她去洗。

我忘了皮筋在浴室里，轻轻敲门请她帮我递出来。我听见水声先停止，过了几秒，她才窸开一条缝隙，微微探个头出来，面色在水汽的蒸腾下鼓胀发红。

“红裙子你记到啊，不要又搞忘了。”她忽然想起这茬子事，仿佛刚刚洗澡的时候一直在想。

水温想必太烫了，她浑身的皮肤都像初生的婴儿那样，涨着热腾腾的玫红。

我仿佛看见她已经穿上了那件红裙子，确实，小了，腰腹的肉嫌挤，胸部却空落落，像一株火苗，下摆聚拢，火舌散开，映红了脸庞。